数字建筑中的虚拟性浅析

数字技术的兴起正从根本上转变着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建筑这个与人类生存方式和状态直接相关的领域也不可避免地融入了新的发展趋势。数字技术对建筑设计领域的影响并不仅限于计算机辅助设计软件最实效和工具主义的应用，更为本质的变革在于数字设计的理论和手段正在向建筑设计的核心过程发起冲击。

把数字技术应用于建筑创作过程中而关键性地影响到建筑成果的建筑被称为数字建筑(刘育东, 2002)。数字建筑的创作在近几年中发展迅速，许多建筑师都开始脱离将数字技术作为表现手段的阶段，向更进一步的数字设计、数字建造、数字综合等领域开始深入的研究和实践。在设计理论和策略领域，数字建筑的现实与虚拟双重特征常常引起建筑师对建筑本质以及建筑设计过程的深刻思考。本文尝试通过虚拟性的两个层次来分析数字建筑中的虚拟性问题。

1虚拟性

虚拟性(virtuality)源自于拉丁语“virtus”、“virtualis”，本意为具有可产生某种效果的内在力量、功能、品德等。虚拟的含义存在双重特征，一方面是“虚构的”，非实体的；而另一方面又具有实际功效，对实体和存在产生影响。这种双重的含义使得虚拟性在两个层次上与数字建筑的紧密联系。

第一个层次可以简单的描述为实际存在的非物质化。这层意义来自于虚拟现实和赛博空间。对于数字建筑来说，这种虚拟即是其与生俱来的数字性。建筑形态系统是在0和1构成的数字环境里运作的，当我们看到形态发生变化时，其实只是存储器上的数据发生了调整。在虚拟环境中，实际存在、抽象存在、以及人的感知通过媒介转化为信息相互混合作用，于是虚拟性又转化成媒介性、信息性。

第二层次来自哲学理论中存在论和经验论的探讨，来自于对传统哲学中抽象的同一性的批判，并对当代数字建筑设计策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一层次的虚拟性经过德勒兹、马苏米(Brian Massumi)等人的发展，已经成为当今诸多前卫建筑师探讨设计可能性的热门话题之一，虚拟性的概念和变化、事件、折叠、图示、拓扑等设计哲学关键词的密切关联使其在以复杂科学为基础的数字建筑领域中呈现出十分丰富的内涵。

2基于信息和媒介的虚拟性

现代信息技术引以为傲之处在于创造出了过去从未有过的非实体化，非物质化，却可感知可进入的虚拟空间。今天，对实在空间的体验利用虚拟空间来增加自身的实在性，以感知更多的事件。信息时代的主要媒介――多媒体――虽然在部分地模拟和表现现实环境，但它自身对虚拟信息的承载和传播也创造了新的未知环境，成为数字建筑与虚拟空间关联的桥梁。一方面互联网络和多媒体数字设备给建筑设计带来了观念上的巨大变革，互联网时代的建筑正在融合数字技术，进化为技术的综合体。于是建筑的设计过程与诸多媒介发生关联。另一方面很多虚拟媒介都成为数字建筑的组成要素，甚至建筑本身的结构、维护体，都具备了虚拟媒介的特征，例如“超表皮”、“像素建筑”，等等。

数字设计的先锋性人物史蒂芬・佩雷拉(Stephen Perella)是“超表皮”的提出者。他曾引用日本建筑师Toyo Ito的话来强调虚拟媒介对建筑空间的影响：

随着新媒体形式不断增殖并流入城市和建筑空间，这些空间越来越流动化和影像化。建筑学成了一种新身体观念的阐释，这种观念重叠和杂交了两种既有同时性又具两分性的身体。首先是“作为基本机械装置的物质的身体”，然后是“另一种由循环流动的电子信息构成的身体”[1]。

佩雷拉提出了“超”的存在尺度，试图通过“超表皮”(hypersurface)的概念模糊即使是解构思潮也没有化解掉的某些文化中的二分关系，例如图/底、内部/外部、结构/装饰、真实/虚拟，等[2]。表达日常文化符号的媒体或图像要素与表达形式逻辑的拓扑要素相融合，语言性与物质性相融合，并消隐了相对的关系。在佩雷拉的超表皮启发下，许多建筑师将从多媒体影像中吸收的数字符号和拓扑建筑表皮或表皮装置融为一体，促进了虚拟媒介与建筑的结合(图1)。

由库克(Peter Cook)主持设计的“The Kunsthaus Graz”文化中心即是像素化媒介表皮的例子。在BLOB形态 [3]的建筑覆盖着所谓的大像素多媒体表皮(the BIX media facade)。在这个建筑中，外部形式的法则被消解，取而代之的是建筑的虚拟媒介性质(图2)。

基于信息和媒介的虚拟性可以说是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通过虚拟媒介共同呈现的一种特征。这一层次的虚拟性的内在机制是数字系统的算法和规则，通过虚拟媒介解译和可视化作用于感知和想象，并接受信息的反馈和互动。然而虚拟性通过虚拟媒介的转译从某种程度上看是直接的、信息化了的，虽然存在自主性(或者自组织性)，但在创造性上并没有体现出根本的优势。换句话说，虚拟性还需要另一种呈现方式，就是下文将要讨论的基于差异和变化的虚拟性。

3基于差异和变化的虚拟性

传统形态设计策略中的形式被看作建筑的起始和终结，是形式支撑起设计。建筑师被视为自治的创造主体，他们从柏拉图的先验的抽象空间中提取形式，并巧妙地将这些形式呈现在现实中。而在数字建筑策略中，建筑的起始不再是形式而是变形，形式只在最后固定。形式不再从构想中呈现，而是从过程中涌现，从运动中派生，从“自身的虚拟性”中被激发出来。建筑师的英雄主义情结被大大削弱，建筑师成了连续形变过程的探测者，成了形态发生的催化剂。这种设计策略受益于数字技术，并结合了德勒兹哲学等思想领域的新成果，从而进一步深化了对建筑自主性的批判。

德勒兹的折叠概念常被用于数字建筑形态的阐述，然而折叠的内涵并非某种可视化形象所能概括，它只是德勒兹哲学引入建筑设计领域的诸多环节之一。对于数字建筑而言，更核心的话题不是创造新的形式，而是从设计过程中揭露潜在虚拟性，发掘建筑与人的感知、行为的潜在关联，探索实际中隐含的差异多样性的复杂状态。

虚拟性策略借用“超经验论”(superior empiricism: Deleuze)来分析建筑空间的感知和体验，认为我们习惯性感知实际上并不具有明确的边界和恒定量，而不过是虚拟世界中的经验向知觉层面的折入和折回，是一种不断重复而又不断差异的变化过程。“经验并不在我们之中，而是我们从经验中涌现”(Brian Massumi, 1998)。在这种经验论的支持下，空间和运动的关系需要反转，一如形式和光的关系。光之混合(the brightness confound)包裹了形式，借助形式又包裹了空间，于是所有事物都成了运动。这就是数字建筑中变化和动态胜于空间的经验论基础。加拿大批评家马苏米在论述这种经验论与建筑的关系时谈到：

初识感(如深度和形体)和第二感(颜色和光线)的严格区分是站不住脚的。由于感知是一种表面关联映现出的复杂性的复合体，因此更有用的区分是拓扑化(切断与连续；边界和过渡；向外折叠与向内折叠)和过程化(飘飞或稳定；运动或静止；更新或惯常；功能的或事件的)[4]。

马苏米认为对于建筑而言，色彩和形体一样都是光之混合的效应，而感知所应传达的是潜在的变化和事件。所谓潜在的变化和事件即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的相互折叠和转译。在具体操作这些抽象的哲学概念时，一些建筑师利用“图示”(diagram)来解析和转译虚拟力的联系。图示概念在虚拟性层面上并不直接作用于可见形式，而是作用于建筑或建筑设计程序的认知形式。例如格雷格・林恩把数字技术归为抽象机器(abstract machine) ，而抽象机器的显现则通过图示来完成，而形式只是这些“机器”运作和装配的产物(Greg Lynn, 1999)。

虚拟性是探讨数字建筑形态设计策略饶有趣味的一环。借助虚拟性，利用数字工具进行建筑创作的方式得以摆脱“新机械论”的阴影，并使整个设计策略系统从科学、技术、哲学几个方面相互印证和协调。基于信息和媒介的虚拟性展示了一个由数字技术带来的并行现实，数字建筑因此得到沟通和传达信息的非物质化“窗口”。基于差异和变化的虚拟性则提供了从一个更广阔的领域去感知物质化和非物质化现实背后的虚拟世界的方式。

对数字建筑虚拟性的探讨并不会将建筑设计引入难以操控的抽象境地。数字建筑的发展出路是朝向差异和多元的，而非朝向某种僵化的设计程序。在数字技术所营造的虚拟背景下，从虚拟性中探索不断变化和发展的建筑与人的潜在关联，未必不是建筑学革新的一种有效方式。

参考文献

[1] Greg Lynn. Animate Form. New York: Princeton Architectural Press, 1999

[2] Neil Leach, David Turnbull, Chris Williams. Digital Tectonics. Wiley-Academy, 2004

[3] Brian Massumi. Sensing the Virtual, Building the Insensible. Stephen Perrella (Ed.). Hypersurface Architecture. Architectural Design, Vol.68, No.5/6, London, May-June 1998

[4] James Williams. Deleuze's Ontology and Creativity: Becoming in Architecture. Pli 9 (2000), 20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