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对国内文化发展的影响

近年来,人们对文化的兴趣与日俱增,对传统文化的研究也逐渐深入。那么我国传统文化到底有什么特点呢?它对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有什么作用呢?理论界一般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特点主要是提倡积极的入世精神,具有强烈的道德色彩,注重中庸的思想方法,是一种儒学占主导地位的等级观念森严的封闭型的大陆文化等等。但我们认为这只是从一般意义来说的,只是概括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主流传统文化的特点,其实文化是一个多元的复合体,实际上在中国主流传统文化背后还有一股潜流,那就是非主流形态的文化,它虽然不占主导地位,但是它的作用不是可以忽略不记的。

为了不引起歧义,我们有必要把“文化”、“传统”、“传统文化”、“主流传统文化”、“非主流传统文化”、“当代中国文化”的含义界定清楚。当代世界关于文化的定义,据统计已有260余种之多[1],我们这里所说的“文化”是一种狭义上的文化,它是与社会政治经济活动相并列的,是人类社会活动一个独立的领域,它的核心是人类精神产品,这正如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B•泰勒所指出的“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法律、道德、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一分子所获得的任何技巧与习惯”[2]。对于“传统”的含义,正如《现代汉语大词典》所指出的“‘传统’指世代相传具有特定的社会因素,如风俗、习惯、艺术、道德、宗教等”。“传统文化”是历代相传下来的,直到现在还有一定生命力的文化,“主流传统文化”在古代中国则是一种显文化和庙堂文化,甚至在许多时候就是指被奉为官方形态的文化,而“非主流传统文化”是一种隐文化和山林文化。“当代中国文化”是指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就是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

一、遁世精神

人们普遍认为以儒学作为主导地位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基调在于提倡积极的入世精神,主张面向现实,重视人生,积极进取,刚健有为,自强不息,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国传统文化对人生采取了入世的态度,中国很少有彻底的悲观主义者。可是这种概括并不全面,其实中国传统文化也存在着遁世精神。虽然中国历史上出现了很多现实主义者,但是也有不少遁世主义者,问题在于有的人为什么对现实采取回避的态度呢?众所周知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高度集权专制的社会,最高统治者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在这种社会环境下人们缺乏人身安全保障和思想言论自由,个性受到极大的压抑,个人的才能也无法得到充分的发挥。一批官场失意的官僚为了发泄对现实的不满往往辞官不做,也有一批文人不敢和不愿问津仕途。社会政治环境的恶劣使得许多人意志消沉,无法正确面对现实,他们认为不如隐居山林,到大自然中怡然自乐,在中国历史上这样的隐士不乏其人,如晋代的陶渊明,他借写《桃花源记》表达了对现实的不满,对美好生活的追求,陶渊明在终南山从事农耕怡然自乐,吟诗作赋,开创了田园诗派,以致于后世诗词名家如李白、白居易、苏轼、陆游、辛弃疾等人在失意时都喜用陶渊明的诗篇来安慰自己。许多朝代的开国大将之所以功成名就时却激流勇退,是因为他们深知功高盖主则会落下兔死狗烹的下场。再加上宗教对古代中国也产生了重要影响,道教主张清净无为,修身养性,炼丹成仙;佛教主张清心寡欲,一切皆空,与世无争,把人的思想引导寄托在虚无缥缈的彼岸世界,这对人们的意识具有较强的消蚀作用,许多人因此看破红尘皈依佛门。在过去许多思想家在年轻时思想非常激进,到晚年却醉心佛道,思想严重退化,例如魏源、龚自珍、严复、章太炎等,这不能说不是一种有趣的现象。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农业宗法型社会,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广大农民守成思想严重,易于满足“你耕田来我织布,你挑水来我浇园”这种温情脉脉的田园生活。尽管中国古代大多数思想家具有深深的忧患意识和积极的入世精神,但是他们只是社会中为数较少的精英人物,而他们却难以唤起广大民众的忧患意识。其实文化本身就是一个复杂体,人们在强调入世精神这股主流时,遁世精神这股潜流也一直源远流长,并对当代中国同样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当代中国我们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当中,虽然许多人采取入世的态度积极参与市场竞争,但是还有一部分人一时难以适应现代社会高节奏的生活从而遭受失败因此意志消沉,苦于无法解脱而不敢面对现实。其实这种现象也不难理解,追根溯源入世精神和遁世精神正是这样奇妙地结合在同一个个体身上。现代社会环境与古代社会环境大不相同,人们基本拥有公平、公开、公正的竞争机会,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氛围逐渐形成,在现代市场经济竞争中一时失意者大可不必像古人一样一味埋怨客观环境恶劣从而一蹶不振,应该总结经验教训以更加昂扬的姿态迎接挑战。

二、“民本”思想

同志认为“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3]在中国古代社会实行专制统治,等级森严,与此相适应在文化上就是宣传等级观念形态的文化和宿命论的思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生死有命、富贵在天”等落后思想已禁锢了人们头脑两千多年。古代统治者为了巩固专制统治,就加强了思想舆论控制,甚至奉行文化专制主义从而大兴“文字狱”,不允许任何离经叛道行为的发生,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具有强烈等级观念色彩的文化,在这种思想文化氛围下为的是培养忠顺的奴仆,但是这也丝毫不能掩饰某些思想家提出一些有别于正统观念的闪光思想。孟子“民为贵,君为轻”的思想对后世影响巨大,就连封建社会最高统治者唐太宗也不得不承认君与民犹如舟与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中国历史上也出现了一些像杜甫、范仲淹之类的文人一直关心民间疾苦,他们的“民本”思想体现在“无非一念济苍生”的佳句之中。中国古代“民本”思想一直源源流长,到了明末清初则萌发了民主思想,一些思想家如顾炎武、黄宗羲对封建专制制度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批判,黄宗羲甚至大胆提出“天下之大害,君而以矣”。在近代思想解放成了政治革命的先导,经历了辛亥革命后民主自由的观念逐渐深入人心。再加上一次又一次的农民起义对封建专制统治进行了沉重的打击,提出了“均贫富、等贵贱”等耳目一新的口号,人们逐渐对君权神授的观念产生了动摇。在当代中国我们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思想与古代的“民本”思想也有某种相通之处,都体现了亲民、爱民的可贵思想,不过原先实行“民本”思想只是要缓和阶级矛盾,建立一个“圣贤明君”的统治,这与我们今天人民当家作主的思想有本质区别。在当代中国,我们要铲除传统文化中的奴性心理和等级观念,大力贯彻民主思想和平等观念,使人民群众认识到自我价值,实现自己当家作主的愿望,而不是把自身的解放寄托在现代的所谓“青天大老爷”身上。

三、重利主义

义利的关系问题是千百年来人们争论不休的问题,但在价值取向上中国传统文化重视对道德的培养,而忽视对利的追求,造成中国传统文化的义利分离。中国古代统治者一般奉行重农抑商的政策,再加上儒家始祖孔子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朱熹甚至提出要“存天理,灭人欲”,道家主张清净无为,佛家主张清心寡欲,这样使许多人羞于言利。重义轻利的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占居主导地位,但中国古代也有尚利主义者,例如墨子主张功利主义,提倡“兼相爱,交相利”,要“兴天下之利”。针对儒家只讲仁义不讲利,法家则公开讲利,认为“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宋朝的陈亮、叶适反对儒家的“仁人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而不计其功”,认为离开利讲义只是一句空话[4]。明清之际的黄宗羲针对历代统治者推行“崇本抑末”的政策,第一次提出“工商皆本”的主张。至于到了近代,由于深受西方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剥削,国家积贫积弱,封建地主阶级改革派、洋务派产生了对利的追求,提出要富国强兵。从实践来看中国历史上也出现过一批商贾巨富,也有一批有识之士提出“亦农亦商”,实际上统治者在人们追求利而不危害其统治时,也并不一味反对对利的追求。中国传统文化重义轻利的思想不利于中国社会的发展,因此在今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要大力提倡利,这是发展生产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必然选择,但是现在有的人又走向另一个极端,为了利不择手段,陷入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的泥坑。总结历史上的义利之辩,权衡其利弊,我们当代中国文化应该提倡义利统一观,以便正确引导人们的行为。

四、儒道法兼用思想

虽然从总体看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学占居主导地位,但是我们考察一下中国传统文化的演变轨迹,我们就不难发现中国文化从产生那一天起就是多元的复合体。在春秋战国时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各家各派学说都得到充分的发展,其中儒道法取得比较优势,这三家思想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秦始皇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制,重用法家。西汉初期由于生产力遭受战争的极大破坏,统治者奉行黄老学说,主张无为而治,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直至汉武帝才改弦更张,由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样儒家才一跃成为统治地位,而道家法家学说却从此成为隐学。可是儒学经过汉朝董仲舒和宋朝程颐、程颢、朱熹的两次改造已变得面目全非,汉朝以后的儒学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儒学,与其说统治者专用儒学,不如说是王霸杂用。当社会处于动乱时期,统治者就动用严刑峻法;当社会处于相对稳定时期,统治者就偏好儒家、道家学说,加强了道德说教。统治者灵活的交替运用各家学说,只不过是表面上仍然标榜施行仁政,其实是外儒内法,外圣内王。古代儒道法兼用的思想对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和治国方略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今天的文化建设应该坚持“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应该把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严格区别开来,避免运用行政手段强行干预学术问题,这样才能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古代儒家重视道德教化的作用,主张为政者要率先垂范,法家尚法崇法,强调适用法律上的平等,道家主张与民休息,禁止扰民,因此在当代中国我们应该借鉴儒道法兼用的思想,注重运用多种合理手段治理国家,这样国家才能长治久安。

五、斗争哲学

中国传统文化深受儒家中庸思想的影响把中庸看作是最高的道德标准。孔子认为“中庸之为德,其至矣乎!民鲜久矣。”在孔子的影响下,后世儒家学者大都主张根据“礼”、“中道”、“中庸”来修身养性和为人处事。尽管理论家对“中庸”的含义有多种解释,但基本肯定其积极意义在于一方面强调要把握事物度,否则“过犹不及”,另一方面强调调和,即不同因素、不同方面的合理组合,这在人类自身协调、天人协调、人与自然的协调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是这丝毫不能掩饰统治阶级内部激烈的政治斗争和不同阶级之间的激烈对抗。统治阶级宣扬的调和思想本意是要被统治阶级老老实实、规规矩矩,不许反抗,这本身就具有很大的欺骗性,因为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在根本利益上是相互冲突的,他们之间又怎能“和”呢?而且统治阶级内部为了争权夺利,并非完全按照当时所谓法定程序实现政权的平稳过渡和交接,往往互相展开残杀。农民起义和统治者内部的激烈斗争造成中国历史上朝代更换频繁,“中庸”思想在实践中变成了实实在在的“斗争哲学”。“中庸”思想过分强调调和固然有其弊端,但五四时期对它的批判似乎又走向另一个极端,强调“先破后立,不破不立”,特别是时期过分强调斗争,甚至提出“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在实践中就导致否定一切,砸烂一切,造成人际关系的过分紧张和社会的动荡不安。我们今天当代中国文化的建设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对“中庸”的思想应该采取一分为二的态度,我们要扬弃其消极思想,同时吸收其在调整人际关系、实现民族团结、稳定社会秩序方面的积极作用,而且在实践中采取有力措施确保达到这些目标。

六、开放精神

理论界不少人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大陆封闭型机制的文化,因为中国古代是一个农业宗法型的社会,小农经济导致人们守成心理严重、观念保守僵化。中国传统文化的封闭性导致中国文化无法与世界文化交流融会,以致中国的现代化是在外力的压迫下仓促的起步,而且举步为艰。但是我们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并非一直被拒之于世界文化大门之外,在雄汉盛唐时代直至明朝,中国对外基本采取开放的态度,例如汉朝印度佛学文化输入中原,近代基督教文化传入中国。虽然中国传统文化曾经一度处于世界文化中心地位,但是中国对外文化交流主要局限于中华民族内部少数民族与汉族的交流以及与日本、朝鲜、越南等周边国家的交流,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是一种输出型的文化,这样使不少中国人养成了夜郎自大的心态,以为自己什么都不缺,样样别人先进,无需向别人学习。自清朝康熙皇帝以后统治者出于防御外敌入侵的考虑以及由于统治者盲目排外的思想作怪,采取了闭关锁国的政策,这样中国与世界文化交流的大门基本上被关闭,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世界文化中心的地位也已逐渐丧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