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无政府状态下国际制度的自我实施机制

摘要本文分析了国际无政府状态下国际制度的实施机制问题，认为新制度经济学隐含着国家或政府存在的假定，而在国际或全球层次上不存在凌驾于民族国家之上的政府机构，是一种国际无政府状态，这就决定了国际制度只能是自我实施的。国际制度的自我实施有三种机制：一是国家间的长期多次重复博弈；二是国家相互依赖的加深；三是霸权国家发挥准政府作用。

关键词国际无政府状态 国际制度 自我实施

中图分类号：D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08）02-0041-45

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是为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而人为设定的一些制约”；它包括非正式约束（道德约束、禁忌、习惯、传统和行为准则）和正式约束（宪法、法令、产权）。[1] 新制度经济学家研究制度的一个基本出发点是国家或政府的存在，特别是正式约束的建立、实施，都是靠国家或政府的强制力执行的，即第三方实施机制。

国际制度就是在国际或全球范围内决定国家之间相互关系的规则，主要有国家之间的行为规范、国家之间签订的契约或合同、国家之间签署的协议或合约以及国际法等。在国际范围内，发生相互交往的主体是国家，而按照现代民族国家的原则，国家之上不存在类似各国政府的超国家组织，那么国际制度的实施机制就不可能有第三方实施，至少不像各国家的正式制度那样可以强制实施。本文正是基于这一判断，研究国际无政府状态下国际制度的实施机制问题，认为国际无政府状态下不可能存在等同于国内正式制度那样的正式制度，最多只能是一种“准”正式制度，它们主要依靠各国家的自我实施。国际制度的自我实施主要依赖三种机制：一是国家之间的多次重复博弈；二是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三是霸权国家的存在，存在一个准第三方实施者。

一、国际无政府状态下，国际制度是自我实施的

（一）新制度经济学暗含着政府或国家的存在

20世纪60年代之后兴起的新制度经济学暗含的一个假定就是政府或国家的存在。道格拉斯•诺思将制度分为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和实施机制三个部分。所谓正式制度，是指人们有意识创造的一系列政策法则，包括政治规则、经济规则和契约以及由这一系列的规则构成的一种等级结构，从宪法到成文法和不成文法，到特殊的细则，最后到个别契约，他们共同约束着人们的行为。非正式制度是人们在长期交往中无意识形成的，主要包括价值信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风俗习惯、意识形态等。实施机制则是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执行的制度或措施，包括实施的方式、实施中的奖惩机制等。从制度构成可以看出，至少正式制度必须以国家或政府的存在为前提，因为没有国家或政府也就无所谓宪法、法律、政策等。

新制度经济学特别强调的另一个概念――权利或产权，也表明了其暗含着国家或政府存在的假定。新制度经济学认为，所有的制度都是界定权利或者产权的，如果人们之间不存在冲突，没有权利和产权界定的需要，也就不需要制度的存在；同时，所有的权利或产权都是依靠制度来界定或保护的，要么是通过正式制度，要么是非正式制度，但从根本上来说主要是依靠正式制度，因为在国家或政府产生之前，人们的产权和权利是不能够受到完全保护的，这时候的权利或产权最多只能是一种“萌芽”状态或者是一种“准”权利。

无论是契约论的国家观，还是暴力冲突论的国家观，其实都强调国家的产生是为了界定和保护产权的。契约论强调人们之间存在共同利益，达成一个契约，都放弃自己的部分权利，形成国家，建立政府，并且通过国家或政府来更好地保护自己的权利。暴力冲突论强调人们之间的利益冲突，国家或政府的产生是为了调和人们之间的利益冲突，而这种调和背后实际上就是界定并保护人们的产权或权利。

（二）在全球或国际层次上的无政府状态

在全球或国际范围内，虽然存在各种各样的国际组织，如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WTO）、国际货币基金（IMF）、世界银行、世界卫生组织等，但这些国际组织并非各国家共同建立的政府，更没有类似各国家政府的特征或职能。

第一，国际组织没有武力、暴力机构，更谈不上垄断暴力的合法使用。在任何民族国家，政府是合法暴力的垄断者。其统治的基础就是这种垄断地位。在人们通过让渡部分权利形成国家的同时，就赋予了国家的这种垄断地位。这使得任何国家的臣民都无法跟所在国家对抗。这也成为国家实施或能够实施正式制度的依据或根源。而任何的国际组织都没有暴力机构，联合国的维和部队，也只不过是个别国家或地区出现冲突或纠纷时，其他国家临时组建的，其建制、士兵、指挥官等都有严格的国籍性，都隶属于某个国家的政府。

第二，国际组织没有税收和稳定的收入来源。由于国际组织没有暴力机构，显然不可能有税收，因为税收同样依靠暴力的合法使用，否则征税人员不可能征缴到税收。国际组织主要依靠国家缴纳的会费，可能是各国家均摊，可能是各国家认缴，也可能是按照各国家的某些经济指标分担。但这依靠各国家的自觉遵守和缴纳，而没有强制性，因为即使有国家不缴，这些国际组织除了催缴或谴责之外毫无办法。这就使得国际组织不可能有稳定的收入来源。

第三，不同国际组织之间的地位平等，没有形成类似各国家政府中的科层制。国际组织是通过国家之间的谈判并签署一定的条约形成的，各国际组织之间可能形成的目标、职能都不完全一致，但这些国际组织基本上是地位平等的。比如，相对综合性的联合国并不比其他的职能性国际组织，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地位更高。

第四，不同国际组织的目标有时候相互冲突，至少不完全一致。

因此，国家之间通过谈判或签署协议、条约形成的国际组织，并非凌驾于国家之上的政府，国际或全球范围内是一种无政府状态。米尔斯海默在《大国政治的悲剧》中很形象地称之为“911困境”，即任何国家在受到侵犯时，没有可以向其求助的中央权威。[2]

（三）国际无政府状态下，国际制度是自我实施的

前面提到，制度分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是自我实施的，不需要第三方的强制实施；而正式制度的建立和实施都是以国家或政府的存在为前提的。在国际或全球层次的无政府状态下，国际制度就不可能像正式制度那样由国家或政府建立和强制实施或保证实施。因此，国际制度即便是国家正式签署或达成的，也最多只能是一种准正式制度，并且主要是依靠自我实施。

除了非正式制度外，国家之间签署的条约、合约、协议以及契约等是正式签署的文件，但这些文件的谈判、签署依靠国家的自愿，而非强制。在关系各国家利益的问题上，国家之间通过某种已经存在的平台进行谈判，这本身是一种自愿行为。各国家在谈判中充分表达自己的观点、意见，最后通过某个协议、协定，并签署，这也是国家的自愿行为。因此，国际制度的建立是国家自我实施的。

在国际制度达成之后，国际制度的执行依靠国家的自我实施。一是不存在凌驾于国家之上的政府；二是国际组织执行国际制度的合法性不足；三是任何国家也无法强制其他国家实施。国际制度是得到实施还是得不到实施或者得到遵守还是得不到不遵守，都依靠各个国家的自愿选择。因为任何国家被强制实施或遵守国际制度，就构成了对这个国家的侵犯，何况还不存在这样一个实施强制的主体。

二、国际制度自我实施的三种机制

虽然在国际或全球层次是无政府状态，但大多数的国际制度还是得到了有效实施。那么，国际制度的自我实施依靠什么机制？大体来说，主要有三种。一是国家之间的长期重复博弈使得任何国家违反国际制度的收益不足以补偿其成本；二是国家相互依赖背景下的相互制衡；三是大国充当准第三方实施者。

（一）国家之间的长期重复博弈

国家的存在是长期的，虽然各国家的政府或统治者可能经常变换。在国家之间的一次博弈中，虽然采取不合作策略是最优的（即不合作的收益大于合作的收益），但在长期重复博弈中却未必如此。如果在长期重复博弈中，合作的收益大于不合作的收益，国家就可能采取合作策略。我们采用囚徒困境，来说明这一点。表1给出了囚徒困境的一般表述。[3]

其中，T代表对方合作（合作表示遵守国际制度，不合作表示不遵守国际制度）而己方不合作时的收益，S代表对方不合作而己方合作时的收益，R代表双方合作时的收益，P代表双方不合作时的收益。R、S、T、P存在如下关系：2R>T+S>2P，T>R>P>S。在这个一般化表述中，纳什均衡的结果同样为双方都不合作，收益分别为P。

在一个多次重复博弈的囚徒困境中，博弈双方都会考虑未来见面（对合作的报答及对不合作的报复）的可能性。如果它们的战略都是投桃报李或以牙还牙，那么情况就不一样了。现将每个国家的损益总值记为V，采取合作（不合作）战略记作C（D），永远合作（不合作）记作ALLC（ALLD），w为折现率，即把未来的收益贴现为现值的比率，0

（1）当两个国家都采取合作态度时：

V（ALLC）=R+wR+w2R+……+wnR=R（1+w+w2+……wn）=R/（1─w）

（2）当两个国家都采取不合作态度时：

V（ALLD）=T+wP+w2P+……WnP=T+wP（1+w+w2+……+wn）=T+wP/（1─w）

（3）当两个国家都采取投桃报李、以牙还牙战略时：

V（ALLD&C）=T+wS+w2T+w3S+……=（T+wS）（1+w2+w4+……）=（T+wS）/（1─w2）

在这三种情况下，要使第一种情况出现，即在无限多次博弈中突破囚徒困境，就需要使V（ALLC）> V（ALLD），且V（ALLC）> V（ALLD&C），即

R/（1─w）> T+wP/（1─w2）且R/（1─w）>（T+wS）/（1─w2）

解这两个不等式，我们就可以得出：

w>（T─R）/（T─P）且w>（T─R）/（R─S）。

当这两个条件满足时，两个国家就可以走出囚徒困境，达成合作。

这一分析表明，如果国家之间是长期重复博弈的，尽管一次违反国际制度的收益超过了遵守国际制度的收益，但如果国家之间是长期重复博弈的，长期遵守国际制度的收益要大于不遵守国际制度。最终的结果就是各国家都遵守国际制度。

（二）国家相互依赖背景下的相互制衡

在全球化背景下，国家之间的交往更加密切，相互依赖程度不断加深。这种相互依赖使得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在不依赖其他国家的情况可以长期稳定发展，即便是世界上经济实力、军事实力和政治势力最强大的美国，也对其他国家形成了依赖。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不仅体现国家之间的贸易、投资等迅速增长上，而且体现在任何一个国家长期稳定的经济增长离不开与其他国家的各种交往上――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的交易与交流。国家相互依赖的程度越深，对对方的依赖越大，国家之间的相互制衡就越大，也就越需要国际制度保证双方的交往，国际制度的遵守也才越有可能。一是国家之间的交往――包括各种交易――依赖于双方的合作，依赖于对国际制度的遵守。没有共同遵守的规则或制度，也就无法进行交易，无法达成合作。二是一个国家对国际制度的遵守是一种声誉机制。不同国家之间在交往时，要考虑自己能否从中获得收益，而预期能够从中获得收益依赖于对方能否按照共同的规则行事，制度就降低了国家之间交往的不确定性。对于一个经常违反国际制度或违约的国家，可能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愿意与其交往，除非另一个国家比起更强大，也不按国际制度行事。

（三）霸权国家充当准第三方实施者

基欧汉认为，“由单一国家控制的权力的霸权结构，最有利于强有力国际机制的发展，其规则相对精确，并且能够得到很好地遵守。……可以预期，霸权结构的衰落将会导致相应国际经济机制效力的下降。”[4] 他进而将其划分归纳为两个命题：（1）世界政治中的秩序是由一个主导国家创立的；（2）国际秩序的维持需要霸权国家的持续存在。[5]

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虽然不存在世界“政府”，但国家之间的经济实力、政治实力和军事实力存在重大差别，这就导致国家之间实力的不对称和大国与小国的差别以及国家之间相互依赖的程度不同。由于小国对大国的依赖程度相对较高，大国对小国具有相对较强的控制力，此时大国就可能充当国际制度的第三方实施主体，类似于一个国家的政府。而它们的这种行为也具有自我实施的性质。一方面，它们充当第三方实施者是自愿的，原因在于它们在国际制度的实施中获得的收益大于为此付出的成本，而一旦它们实施国际制度的收益小于不实施，那么它们可能就会放弃实施。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英国充当国际货币体系金本位制的主导者，英镑和黄金自由兑换，而随着其经济实力的相对下降，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它就不愿也不能再充当这种角色了。再比如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美国，美元与黄金自由兑换，而随着欧洲和日本在20世纪50、60年代的迅速发展，美国的相对世界地位有所下降，到1971年的时候，美国放弃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核心――黄金与美元的兑换关系。另一方面，它们充当制度的制定者和实施者，特别是当其他国家发生国际制度实施的冲突或者有些国家违反国际制度的时候，对违反国进行制裁或者干涉。

霸权国家制定的国际制度之所以能够被其他国家接受，[6] 因为：第一，国际交往需要国际制度，霸权国家与其他国家或者其他国家之间的相互交往也都需要规则；第二，霸权国家的权威，比如，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进行贸易，发达国家在进口和出口时都处于相对垄断地位，一个发展中国家不接受其制定的规则或标准，其他国家也会接受，这就使得发展中国家不得不接受其制定的规则；第三，霸权国家的侵略或潜在军事威胁。

三、结束语及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奥兰•扬认为，在当前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下，虽然没有一个强制执行国际制度的凌驾于各国家之上的机构，但各个国家还是基本上能够遵守国际制度的。主要原因包括：（1）透明度提高。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对任何一个国家的行为都越来越容易监督；（2）国际制度社会选择机制的健全度提高，降低了其虚弱性和脆弱性，从而提高了其约束力；（3）国际制度的修改越来越困难，大大降低了任何一个国家试图改变国际制度的努力；（4）政府能力的提高，表现为在其管辖权限范围内实施制度安排的能力提高；（5）权力分配。一般说来，权力分配越对称，建立一种制度就越困难；但是制度一旦建成，其效力也就会大大提高。目前，在国际层次上，国家权力的分配越来越均衡，霸权的地位不断受到挑战，这为国际制度的执行创立了一个相互制衡机制，提高了其效力；（6）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度不断提高；（7）智识秩序，也即思想、认知能力的提高增强了国际制度的有效性。[7]

这七个方面的归根到底还是国际制度的自我实施，是各国家意识到遵守国际制度的收益大于不遵守国际制度，或者说，各国家违反国际制度的成本不断增加，而遵守国际制度的收益却不断提高。但是，一旦成本或收益的结构或影响因素发生变化，国际制度还能否得到有效实施或执行就需要进一步分析了。因此，国际制度的有效自我实施关键在于各个国家在遵守和违反国际制度中的成本与收益比较。

注释：

[1][美]道格拉斯•诺思著，刘守英等译：《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2][美]约翰•米尔斯海默著，唐小松等译：《大国政治的悲剧》，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5页。

[3][美]阿克塞尔罗德：《合作的演进》，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4]Robert O. Keohane, “The Theory of Hegemonic Stability and Changes i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gimes, 1967-1977”, in Ole R. Holsti, Randolph M. Siverson and Alexander L. George eds., Changes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pp.131-162.

[5][美]罗伯特•基欧汉著，苏长和等译：《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6页。

[6]张宇燕、李增刚：《国际经济政治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7][美]奥兰•扬：“国际制度的有效性：棘手案例与关键因素”，载[美]詹姆斯•N•罗西瑙主编，张胜军等译：《没有政府的治理》，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86-224页。

（作者简介：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中心副教授，博士，济南，250100）

收稿日期：2008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