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音乐中的礼序观念

摘要：中国的礼乐制度在长达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中一直沿用，虽然在不同时代有所更改和损益，但这只是形式上的，在其本质精神上却没丝毫的变化。它作为一种国家推行的典章制度 和观念模式，其作用已远远超出单纯政治的范围。礼乐教化成了中国民族文化承传过程中固定的形式。

关键词：先秦；礼序；儒家学派；乐记

中图分类号：I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1）20-0082-02

先秦时期，我国社会制度有很大变化，它经历了奴隶制社会从鼎盛到衰落，并逐渐过渡到封建社会。在文化上也经历了以礼为中心的文化由发展到衰微。春秋末期在“礼崩乐坏”的局面中，“无物而不在礼”的一元文化被一元文化被生动的、活泼的多元文化所代替，出现了一个诸子百家争鸣的时代。百家争鸣的各家学派对社会的各种问题、各种文化与政治现象展开了社会性的大辩论。其中较为突出的是以“儒”、“墨”、“道”三家为代表的争论，他们的思想逐渐成为先秦时期的主流音乐思想。先秦音乐思想主要是围绕着音乐的社会功能展开争论，其中儒家学派注重音乐与政治的关系，践行“礼乐治国”的理想。

一、“礼”在中国古代的作用

“礼序”指礼仪的次序得以实现。《礼记・礼运》:“故圣人参于天地，并于鬼神，以治政也；处其所存，礼之序也。”孙希旦集解:“故君必正身立于无过之地，而与天地合其德，与鬼神合其吉凶，然后礼序而民治也。”又:“故圣王修义之柄p礼之序，以治人情。”孙希旦集解:“礼者，所行有节而不可乱，故言序。”后以“礼序”泛指礼仪制度。

在中国文明史上，礼序从它有历史记载的时候开始，就以相当完备的形式呈现于世人面前。在目前发现的中国最早的文字――殷墟甲骨卜辞中，就有许多关于祀典及其祭法的名称。先秦时期，礼仪制度就已经发展到相当完备的程度。在内容上，礼始终以上下伦理的尊卑等级规定着社会制度的基本标准；在形式上，礼以它特殊的象征方式规定着各种典礼仪式的过程。先秦时期礼仪制度的完备程度最突出的表现，就在这一点。

礼仪是统治阶级内部的行为规范，只对贵族讲礼仪，不对庶人讲礼仪。所以《曲礼上》说：“礼不下庶人。”《汉书・礼乐志》说：“周监于二代，礼文尤具。事为之制，曲为之防。故称礼经三百，威仪三千。”这三百和三千之礼仪，大部分亡失了。其总的精神是“名为不同，礼亦异数”。天子有天子所遵守之礼仪，诸侯有诸侯所遵守之礼仪，大夫有大夫所遵守之礼仪，士有士所遵守之礼仪。因此礼仪和等级是分不开的，即所谓“自上以下，隆杀以两，礼也。”如宗庙为“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士一庙。”乐舞规模大小为“天子用八（八八六十四人），诸侯用六（六六三十六人），大夫四（四四十六人），士二（二二四人）”。周人十分重视一个人的礼仪，如《诗.{风.相鼠》说：“人而无礼，胡不遄（速）死？”“人而无仪，不死何为？”他们的理想境界是达到“礼仪卒度（尽和）”。礼仪的作用是维持和加强统治阶级内部的秩序和团结，《经解》中有段话对此种作用说得很清楚。西周盛世“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它的作用确实发挥出来了。但后来天子无权，诸侯大夫都不遵守周礼。如鲁国季氏“八俏舞于庭”，就是以大夫而用天子之礼。礼，当初虽不为庶人而设，但后来也下到了庶人。与此同时刑也上到大夫。礼与刑法的关系是“礼禁将然之前，法禁已然之后”。礼必以乐为伴，刑必与政相随。称为礼、乐、刑、政。所以《礼记.乐记》说:“礼以道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西周时期正式形成的这套统治办法，在维护和巩固奴隶主阶级的政权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对后世也有重要作用。

二、先秦时期的礼乐制度

中国古代的“乐”并非单指音乐，而是包括音乐、舞蹈、诗歌等早期表演艺术的总称，即“诗、乐、舞”三位一体。在古代，凡重大的礼典仪式都少不了一个重要的项目――“乐”。如果说礼表达的是人们虔诚恭敬的心情，那么乐就是这种心情所借以表达的外表仪容。“礼以道其志，乐以和其声”。上古先圣在制礼的同时，把乐也放在与其同等重要的位置上。“礼”与“乐”二者结合，构成了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一个特殊范畴。

《礼记・乐记》对礼与乐的共同文化根源做了明确地阐述：“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想亲，异者相敬。乐胜则流，礼胜则离。合情饰貌者，礼乐之事也。礼义立，则贵贱等矣；乐文同，则上下和矣。”“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和，故百物不失；节，故祀天祭地。明则有礼乐，幽则有鬼神，如此则四海之内合敬同爱矣。”“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乐由天作，礼以地制。”“明于天地，然后能兴礼乐也。”礼的本质是区别上下贵贱的尊卑等级；乐的精神则是调合各种等级泪别之间的关系。等级分明则人们各有所敬，关系和顺则人们相亲相爱，礼乐俱备则天下大治。这种本于天地的礼乐关系中，蕴含了中国上古人道主义的基本特征，即：既有严格的等级尊卑，又有相互之间的亲和。这种关系作为一种观念出发点，在中国古代的政治思想中一直占着统治地位。而这种统治思想之所以能够得以长期延续，则又得归根于礼乐的教化。从对人的行为的节制作用来看，礼是一种外在的规定，它按照上下等级次序规定人们所应旅行的社会义务，限制人们活动的可行范围。乐则通过艺术的形式，把这种礼的规定变成人们出自内心的自觉意识。因为乐本来就是人的情感表达方式。

中国的礼乐制度在长达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中一直沿用，虽然在不同时代有所更改和损益，但这只是形式上的，在其本质精神上却没丝毫的变化。它作为一种国家推行的典章制度 和观念模式，其作用已远远超出单纯政治的范围。礼乐教化成了中国民族文化承传过程中固定的形式。

三、《乐记》中的礼乐思想

春秋末期开始形成儒家学派，其创始者是孔（公元前551~479年）。他积极提倡音乐，一生不断进行音乐艺术实践----弹琴、击筑、鼓瑟、唱歌，并把音乐作为“六艺”之一加以传授。孔子注意到音乐对人能够产生精神上的影响，所以具有教育的作用，他说：“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把礼、乐不同的作用清楚地区别开。孔子更看重音乐的功利性，他从教育学观点出发，基本上继承了西周以来的礼乐思想，把音乐当成认识和改造社会的重要手段。这使他的礼乐观具有保守的一面，但他对礼乐的重要性却又强调到超过等级制所允许的范围。

儒家学派音乐思想的著作是《乐记》，这是一部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的著作，系统论述了儒家的礼乐思想。提出所谓“乐统同，礼辫异。”乐的特点是“和”，目的在于“和同”，即通过音乐歌舞的演奏，使不同的人在情感上相融。礼的特点是“异”，目的在于“辫异”，即通过各种不同的具体的文饰等规定，把贵贱，上下，亲疏等界限区别开来。《乐记》认为“同则相亲，异则相敬”，相敬则不争，相亲则不怨，不争不怨，天下安宁。这就是礼乐结合的目的，也是礼乐思想的中心。礼主敬，是一定理智的表现；乐主爱，是一定情感的表现。礼乐的结合，即情理的统一。情受理的制约，引导和提高，而成为一种中和的情感。这正是儒家的音乐主张，从孔子时就产生了。这种礼乐思想还引出儒家重视音乐社会作用的主张。即“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这里，乐已经成为统治人民的一种手段。于是，就有了“乐与政通”的理论概括。所谓“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乐记》的这些认识突出了理与情、政治与艺术的主导关系，它成为儒家音乐思想的主干，深刻地影响着整个封建社会音乐思想的发展。

四、关于礼序（礼仪制度）的一些看法

今天，当人们把礼当作一种日常生活中的基本文明行为的时候，或许并没有想到它的历史，没有想到它在中国这个特殊的文明国家的历史上所起到的特殊作用，没有想到它至今保留在中国民族的整体精神和中国现实政治中的潜在而又巨大的影响。

礼之所以产生，完全是出于文明发展的需要。荀子说：“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荀子的观点无疑从根本上把握了礼的实在意义。礼是用来制约人的行为的。它调节者人的主观欲求和客观现实之间的矛盾，使二者之间达到一种能够维持人类社会存在的平衡状态。这就是说，礼一开始就是应社会稳态结构的需求而产生的。

中国民族精神以其特有的姿态展现于世，在它以相当稳定的形式延续了许多世纪之后，人们开始从各方面考察其内在的文化基因。笔者认为，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应当归结为“礼”的精神。中国礼仪制度的完备和礼乐教化的深入，这一点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所未有的。

礼的精神在中国古代社会制度和社会意识的各个方面、各个层次中，都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其强烈和持久的程度远远超过了西方民族的宗教感情。礼乐教化的深入，使礼变成了中国民族的一种自觉意识，甚至进入了潜意识之中。中国民族精神，就是一种礼的精神。

总之，中国的民族精神，不论是高层的意识形态，还是深层的社会心理；不论是上层的王公贵族，还是下层的平民百姓，都以礼的精神为其最普遍、最显著的特征。在中国，各个社会阶层都要自己的礼，人人都必须把自己的行为限制在礼所允许的范围内，各种观念形态也都围绕着礼这一核心来展开、运行。这是由中国宗法制的社会关系所决定的，同时也是由中国礼仪制度和礼乐教化本身的完备程度所造成的。因此，我们认为中国民族是一个礼的民族，中国民族精神是礼的精神。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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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柳肃.礼的精神[M].吉林教育出版社，1990.

[3]陈智勇.先秦社会文化丛论[M]中州古籍出版社，2005.

[4]张廷锡.新编先秦史纲要[M].江西人民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