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财经期刊编辑思想比较

“传播总是在一个具体的社会环境和生产场合结构当中的一种行为的整合。没有一个信息本身能够脱离信息传播者和信息接受者共处的具体环境所产生的社会结构。”①由于媒介生存的政治体制、经济环境的不同,中美两国财经期刊的编辑思想当然也会有所差异。本文遵循先理论假设、后论证分析的研究范式,以《财富》《中国经济周刊》(以下简称《周刊》)的金融危机报道为例,从两刊具体的报道形式、报道侧重点等方面的差异出发,分析不同的基本国情和媒介功能定位对两刊编辑思想的影响。

一、 《周刊》和《财富》经济危机报道的基本概况

报道规模

本文对2008年9月~2009年2月这一时段的《财富》和《周刊》(12期,共24本)进行了统计。2008年9月,随着美国第4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公司宣布申请破产保护,美国的经济危机程度越来越深,《周刊》和《财富》对经济危机的报道比重也开始加大。这一时段中,《中国经济周刊》有关经济危机报道总量为78篇,平均每期近6.5篇,还专门开设了“关注金融危机”这一栏目,以加强对危机的报道。同时《周刊》加强了评论的报道,其固定栏目“中国经济时评”每一期的评论内容均与经济危机有关。

《财富》的经济危机报道总量达106篇,平均每期9.6篇。《财富》开设了3个专题栏目,它们分别是“Bailing out America”(美国财政援助)、“ The economy in crisis(经济危机) ”、“investing in crisis”(投资危机),从不同角度对经济危机进行全方位的报道。《财富》较大的报道规模与新闻的接近性、地域性有关,因为美国处于这场金融风暴的中心地带。中国只是受这场危机的影响,其关注程度和报道规模自然会略有差别。

报道种类

从报道涉及的层面来看,《周刊》的宏观报道较多,《财富》的微观报道较多。以封面报道和评论两个栏目为例,《周刊》涉及宏观层面的危机报道有15篇,微观报道3篇,分别占其危机报道总量的44%和8%。报道中有大量的来自于官方、政府层面的政策信息,如《中国应该冷静对待国际金融危机》(2008年第43期)、《谨防积极财政的“挤出效应”》(2008年第41期)等,报道的方向性、指导性较强。

《财富》的宏观报道只有2篇,微观报道达到10篇,分别占总量的9%和47%。《财富》的微观报道大多从普通受众、个体的角度来报道经济危机,细节描写较多,贴近性强。如《通用汽车与我》(2008, 158卷第11期)、《失业新人》(2009年159 卷第3期)、《谁为政府援助政策买单》(2008年158卷第9期)等。其中,《谁为政府援助政策买单》这篇报道选取了一户被称为“亨利一族”的中产人家为报道切入点,全面细致地展现危机期间推行的税收政策对他们生活的影响。“亨利一族”是英文单词“High Earners Not Rich Yet”(高薪但非富者)的首字母缩写。

报道内容

危机原因分析、危机造成的影响、危机的应对措施是两刊危机报道内容方面的共同议题,但侧重点各有不同。统计中发现,《周刊》的编辑思想更侧重危机造成的影响和危机应对措施的报道,危机原因的报道很少,个别的原因分析只是穿插在其它报道中。例如,《美国需要怎样的变革》(2008年第43期)一文谈到,“美国经济今日之困的根源在于其国内寅吃卯粮的财政政策和消费习惯”。这个原因分析比较宏观、笼统。

《财富》这三方面的报道比重几乎均等,而且对危机原因的分析采取“就事论事”的原则,根据不同的企业对象逐步解剖,这样的分析相对微观、细致一些。《Fannie, Freddie, Ben, and Alan》(2008年158卷第6期),认为美联储的低利率导致了“两房”( Fannie-Freddie )的崩溃,继而引发了全美国的金融危机。《通用汽车与我》(2008年158卷第11期),认为正是通用汽车墨守成规的企业个性,造成了通用的。《不要责怪证监会》( 2009年159卷第1 期)的分析更为精巧:你如果稍过线几英寸,便有可能被逮住,因为(证监会)的监管就是干这个的。可是,你如果过线太远,跑到另一个场地上去打球,结果又将如何?言外之意,麦道夫们的骗术太离谱,超过了监管的范围。这是对美国证监会善意的嘲讽,但也隐含着对其监管责任的开脱。

内容的差异还体现在对危机应对措施的报道上。《财富》报道的应对措施主要集中在稳定金融信贷市场这个议题上。《保尔森的保卫战》(2008年158卷第6期),以长达9页的篇幅报道了前任财政部长保尔森金融危机期间美国政府的一系列举措,保尔森在文中称之为firefighter(救火队员);《AIG的冒险事业》(2008年158 卷第7期),报道了美国国际集团的生死存活过程。最终,美国政府为了稳定金融市场,发放了高达850亿元的贷款,买下AIG80%的股份。同时,为了平衡纳税人与华尔街之间的利益,《财富》的一篇评论文章采用了一幅漫画的方式――《奥巴马走钢丝》,形象地传达出奥巴马政府的左右为难。

《周刊》的危机对策主要体现在拉动内需和增强企业创新两方面。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把经济危机视为一次可利用的机遇,正所谓“顺风使舵,借力用劲”。从这个角度来讲,经济危机促进了中国企业的创新进程。《周刊》对这方面的报道很多:《油税费改革机不可失》(2008年第46期)、《中国企业参股欧美实体公司正当时》(2008年第45期)、《碳交易的中国机遇》《 新能源在金融危机中崛起》(2009年第1期)等等。

此外,《周刊》还就美国的一些救市措施以解读、评论。《美国接管“两房”给中国带来什么》(2008年第35期)、《美元注水》(2009年第9期)等文章,分析了美国的应对措施实质是将美元转化为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外汇结余,然后再利用其它行业收回这些流动性资金,这是“用砖头回收美元”的逻辑。

二、 简要分析

从以上相关数据和报道案例中可以看到,经济危机中两刊报道重点、报道内容和报道规模的差异,实际是各自编辑思想差异的体现,而编辑思想又同各自的基本国情和媒介功能定位有着必然联系。

“一份专门为工商业企业界服务的刊物。”(《财富》的创办人卢斯语)多年来,《财富》一直秉承当年创刊时确定下来的基本定位,时刻关注美国工商企业界的发展变化,以代表美国工商业的利益自居。同《福布斯》一样,被称为“资本主义的得力传声筒”。透过《财富》的报道,我们可以看到美国政府的危机对策基本上是“救”和“补”两个字。这样的报道策略和原则同美国的基本国情密切相关。因为美国的虚拟经济分量很重,经济危机主要发生在金融行业,政府当务之急必然是消化金融行业的不良资产,稳定资本市场。美国在经济危机中推行就业、贸易壁垒等方面政策体现着美国利益至上的原则,仍然有单边主义、孤立主义的痕迹。而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实体经济(特别是出口企业)受危机影响最大,银行等金融市场状况良好,因而《周刊》报道的危机对策主要集中在拉动内需和增强企业创新两方面。

“没有哪个国家的(媒介)能够摆脱官方控制;所不同的则是来自于准许范围内的自治程度的差异。商业形式中,新闻媒介内容反映广告商及其商业伙伴的思想观点,这些人常常本身就是新闻媒介的所有者和出版商。”②就中美财经期刊来说,无论是官方媒体还是商业媒体,其编辑思想都要受特定的社会控制因素影响,这也是中西方媒体的共同之处,只不过控制的表现方式、程度不同而已。

作为《人民日报》的子刊,《周刊》的媒介功能定位于“中国经济现状的理性观察者,中国经济变革的积极推动者,中国经济崛起的历史记录者”。这样的编辑思想定位会把某一个经济问题放在全社会整个民族、整个国家的范畴里去考量。力求宣传报道与中央对经济工作的总体部署相统一。这当然得益于《周刊》所依托的母体――《人民日报》这一高端权威媒体,它所汇集的一流人才和政治家办报的优秀传统。例如,在美国经济危机不断加深,逐渐波及中国、影响中国经济发展进程。关键时刻,《周刊》根据中央的精神,审时度势,鼓舞士气:在2009年第5期,及时编发了时评《“一号文件”提速县域经济》。同时,《周刊》的媒介定位和编辑思想直接影响到写作方式,它能够从大局出发,高屋建瓴,冲破一时一事的局限,在新闻报道的形式上自然体现为宏观报道。这也是样本统计结果中《周刊》的宏观报道比重较大的根本原因。

注释

① 陈卫星:《传播的观念》,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83页

② [美]J,赫伯特・阿特休尔著 ,黄煜 裘志康译:《权力的媒介》,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287页

(作者系中国传媒大学2007级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