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独者心灵的荒原
时间：2022-09-05 02:16:46
《求乞者》《影的告别》都写于1924年9月24日，又一同发表于12月8日《语丝》周刊第四期上，说二者是姊妹篇，并不为过，两首散文诗在表现手法和情感表达上惊人地相似。
一
可以肯定地说，这首诗创作的最根本的动因，是“兄弟失和”。但鲁迅绝没有将诗的全部内涵停留在家庭背景的层面，而是借此深入地思索并探讨了更为深刻严峻的社会问题，揭示了造成鲁迅思想苦闷彷徨的原因。
作为周家的长子，鲁迅倾尽心力维护家庭的和睦，这是毋庸置疑的。鲁迅在谈到自己回国的原因时说，因为“几个人”需要我经济上的“救助”，所以便回乡谋生计。回国后，鲁迅不仅每月要支付母亲和三弟建人的花销，还要从杭州每月汇六十大洋给东京的周作人，这可是一笔不小的款项。到北京后，将八道湾的房子修整一新，鲁迅把最好的房子让给了母亲住，兄弟住，而自己却住在外面最昏暗阴冷的偏房内，仅有一个木板搭起的小床；还将自己每月不少于三百大洋的薪俸交给周作人的日本太太羽太信子。周建人回忆说：“在绍兴，是由我母亲当家，到北京后，就由周作人之妻当家。”俞芳在《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一文中提到，鲁老太太曾对人说：“因为她（羽太信子）排场太大，用钱没有计划，常常弄得家里入不敷出，要向别人去借。”许广平也回忆，鲁迅曾对她说：“我总以为不计较自己，总该家庭和睦了吧，在八道湾的时候，我的薪水，全部交给二太太，连同周作人的在内，每月约有六百元，然而大小病都要请日本医生来，过日子又不节约，所以总是不够用，要四处向朋友借。有时候借到手连忙持回家，就看见医生的汽车从家里开出来了，我就想：我用黄包车运来，怎敌得过用汽车运走的呢？”
“兄弟失和”的根本原因大体上是经济问题，至于更直接的原因，兄弟二人都缄口不语，留下了一个难解的谜。鲁迅1924年6月11日日记中这样写道：“……下午往八道湾宅取书及什器，比进西厢，启孟及其妻突出骂詈殴打，又以电话招重九及张凤举，徐耀辰来，其妻向之述我罪状，多秽语，凡捏造未圆处，则启孟救正之，然终取书器而出。”此后鲁迅就没有再回到过八道湾。连母亲也曾感叹：“八道湾只剩下一个中国人了。”
曾经的“兄弟怡怡”，而后却反目成仇，参商不见。这首散文诗的起始两节就为我们奠定了一个阴沉、凄冷、萧瑟、孤寂的背景：
我顺着剥落的高墙走路，踏着松的灰土。另外有几个人，各自走路。微风起来，露在墙头的高树的枝条带着还未干枯的叶子在我头上摇动。
微风起来，四面都是灰土。
这里“微风”下“剥落的高墙”、“松的灰土”、“高树的枝条”、“干枯的叶子”构成了诗歌的自然风貌和基本意象。它既是当时社会背景的写照，也是“兄弟失和”后诗人悲苦心境的体现。如果以此来喻指一个家庭，那么这个家庭已经分崩离析；如果喻指一个社会，那么这个社会已经腐朽衰颓，行将败落。这种背景意义，既与当时的社会背景吻合，又与鲁迅当时的家庭状况一致。全文中“有几个人，各自走路”和“微风起来，四面都是灰土”各重复了四次，如果单计“灰土”，共计使用了八次。“另外有几个人，各自走路”写出了人与人之间的隔阂和冷漠：其一暗示兄弟冷漠；其二暗示社会冷酷；“微风起来，四面都是灰土”写出了笼罩在社会与人心灵上的雾霾，使人感到窒息。
这种感受是鲁迅在“五四”落潮之后精神上存在的一个荒原期的直接反映，是曾经的激情过后的一个疲惫期。
二
关于这首散文诗的行文思路，作者借“我走路”，“几个人，各自走路”，“微风起来”“四面都是灰土”等内容构成了散文诗的层次要素。根据这些要素可将这首18节散文诗分为两大部分。现在我们分析文本：
第一部分（1―8）：“我”对求乞者态度：烦腻和憎恶。
这一部分可分为两节：1―4自然段为第一节，5―8为第二节。由于诗的这两节在内容上有相当的一致性，这里就不再分而述之。
散文诗所描写的自然环境是阴沉昏暗的，象征着社会的冷酷隔膜。孩子作为求乞者，就出现于这样的背景之中。两节诗写孩子求乞，“也穿着夹衣，也不见得悲戚”，前一节是“拦着磕头，追着哀呼”，尚有求乞者的样子；后一节“但是哑的，摊开手，装着手势”，已全无求乞者的诚意，完全是装腔作势的骗子。这个形象是有蕴含的，许广平在《略谈鲁迅先生的笔名》中回忆鲁迅曾亲口告诉她“宴之敖者”的含义：“宴从宀（家），从日，从女；敖从出，从放；我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逐出的。”这里的“求乞者”直接代指周作人及羽太信子之流。鲁迅以长兄的身份，呵护备至地关爱兄弟，最终却落得个被赶出门的结局，多么使人心痛啊！这也就是有的学者不解，鲁迅曾发出“救救孩子！”的疾呼，而如今却以如此冷漠的态度对待求乞的孩子的原因。但鲁迅的思考绝不会仅仅止于家庭的纠纷，而是将这种欺骗广而大之到中国社会病态丑陋的现实。在《灯下漫笔》中鲁迅尖锐地指出：“只要一翻孩子所读的《鉴略》，――还嫌烦重，则看《历代纪元编》，就知道‘三千余年古国古’的中华，历来所闹的就不过是这一个小玩艺。”这里“小玩艺”就指中国社会之丑陋的思想意识――“瞒和骗”。正是这种丑陋的思想意识，愚弄麻痹着人们的思想，混淆视听，颠倒黑白。其实细想一下，这类现象，即使今天的中国又何尝少呢？
有了这样的认识，我们自然可以理解“我”对求乞者的态度：“我厌恶他的声调，态度”，“我烦厌他这追着哀呼”，“我憎恶他这手势”，我不但不会给予他布施，甚至连同情之心也没有，我能给予他的只有“烦腻，疑心，憎恶”，这是鲁迅先生的自我批判，带着深刻教训的个人反思。鲁迅先生曾经无私地帮助青年，他认为青年必将胜于老年，明天必将胜过今天。多年后他痛切地说：“我懂得青年也会变猴子，变虫豸，这是后来的事情。”（唐《琐忆》）这又是鲁迅对进化论思想的否定。《铸剑》中借宴之敖之口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仗义、同情，那些东西，先前曾经干净过，现在却成了放鬼债的资本。”艾略特在《荒原》的结尾借雷霆之口，对宗教寄予了全部的希望，奉劝人们施舍，同情，克制，然而在相同的意象背景之下，鲁迅却表达了截然相反的态度：“我但居布施者之上，给予烦腻，疑心，憎恶。”可以说，这又是鲁迅思想上的一种超越。
这一部分仍分为两节：9―12自然段为第一节，13―18自然段为第二节。两节诗的联系也很密切。
环境依旧如开头，“剥落的高墙”已经变为“倒败的泥墙”，“断砖迭在墙缺口”，还能够看到墙里面什么都没有，描绘出了一幅更加荒凉残破的景象；“另外有几个人各自走路”，人心还是依旧冷漠。如果说“孩子”的求乞，求乞获得的是物质的施与，而“我”的求乞，希望得到什么呢？诗歌自然而然地将思考引导到精神的层面，即鲁迅先生自我思想的探究和剖析。
在《北京通信》中，鲁迅曾说：“我自己也正站在歧路上，――或者，说得较有希望些，站在十字路口。”站在歧路上的鲁迅苦闷彷徨，也曾有我不知道风在向哪一个方向吹，路该向哪一个方向走的感慨。“我想着我将用什么方法求乞：发声，用怎样声调？装哑，用怎样手势？ ……”这里连用两个疑问，表明“我”绝不装腔作势地求乞，也不愿“得到自居于布施之上者的烦腻，疑心，憎恶”。鲁迅以为“布施”“布施之心”，同样也不过是用来麻痹和愚弄人民的“小玩艺”――“瞒和骗”。在稍后1925年写的《忽然想到（十一）》中鲁迅先生大声疾呼：
人必须从此有记性，观四向而听八方，将先前一切自欺欺人的希望之谈全都扫除，将无论是谁的自欺欺人的假面全都撕掉，将无论是谁的自欺欺人的手段全都排斥，总而言之，就是将华夏传统的所有小巧的玩艺儿全都放掉，倒去屈尊学学枪击我们的洋鬼子，这才可望有新的希望的萌芽。
如果说前面的部分都是“破”，是批判，那么诗的最后一节，就是正面立论，是在简洁明了地阐明诗人的观点：
我将用无所为和沉默求乞！ ……
我至少将得到虚无。
对照上文所引用的《忽然想到（十一）》的话，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历来的封建统治者及其走狗文人用所谓的“希望”来麻醉人民，让人们忍着吧，你将来“总会好起来的”（《野草・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或者用“假面”或“手段”来愚弄人民，致使整个民族成了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在《记念刘和珍君》一文中，鲁迅先生曾说：“惨象，已使我目不忍视；流言，尤使我耳不忍闻。我懂得衰亡民族之所以默无声息的缘由了。”这里“惨象”和“流言”是造成中华民族“默无声息的缘由”，而“流言”自当包含着封建文化之“瞒和骗”。而“我将用无所为和沉默求乞……”“无所为”就是“无为”；“沉默”，即暂时找不到出路或方向的一种沉思，包含着对现实，对人生的不满和愤怒的无言抗争，也就是鲁迅式的“绝望中的反抗”。
“我将用无所为和沉默求乞……我至少将得到虚无。”与写于同一天的《影的告别》中的“你还想我的赠品。我能献你甚么呢？无已，则仍是黑暗和虚空而已”，“只有我被黑暗沉没，那世界全属于我自己”所表达的意思基本一致。一方面表现了自我内心的苦闷彷徨，另一方面也说明“黑暗和虚无”乃是自我思想的一种真实的存在状态。鲁迅先生不会回避痛苦，不会逃避不幸，在虚假的希望和真实的虚无之间，他宁可选择后者。
最后我们来看这首散文诗的结尾：
微风起来，四面都是灰土。另外有几个人各自走路。
灰土，灰土，……
…………
灰土……
这四行诗在结构上照应了开篇，内容上与开头相比简化了许多，但在“灰土”这个意象上却又做了强化和突出。四行诗有一行是完全的省略句，共用了四个省略号，省略的内容也还是“灰土”。意象的重复，凸显了一派昏暗迷蒙，笼罩一切的荒凉景象。然而作者笔下的景物描写绝不是孤立的自然之景，而是借此描写了自我内心的荒凉之境之感：孤寂，凄冷，空旷，渺远，断然没有边际、出路的……
确实，鲁迅笔下的景物描写，不是精工细描的，而是一种粗线条的勾勒，他的用意也不在于给我们描绘客观准确的外部世界，而是着意描绘一个能让读者感受得到、体会得出的诗人自我的内心世界――荒原般的心灵世界。而荒原般的心灵世界更能表现鲁迅内心的苦闷和彷徨，更能揭示“兄弟失和”和“五四”落潮给鲁迅思想带来的精神空虚和压抑。
[作者通联：北京八十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