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本地化翻译相关问题的研究

一.Cyborg translation

现阶段的翻译实践迥异于传统意义上的翻译实践，传统的纸笔模式已逐渐被键盘网络模式所取代。根据人机交互程度，可分为三种笔译实践模式：人译（human translation）、电脑辅助翻译（computer-aid translation）以及机器翻译（machine translation）。机器翻译现阶段只能小范围地应用于某些严格控制的文本，而在翻译市场中，纯粹的人译几乎难以想象，有违成本效益（cost-effectiveness）的原则。因而，电脑辅助翻译是现阶段的主流翻译模式。这种人机合作的模式与cyborg（汉语多用“赛博格”指代）有颇多相似之处。Cyborg这个词就是神经控制装置（Cybernetic device）与有机体（organism）的混写。cyborg是能够“自我调节的人机系统”（self-regulating man-machine system），它既拥有机械装置运作精确、寿命长久的特点，也具备人类的一切特质，比如感觉、感情以及思维。因而，美国著名翻译理论家Douglas Robinson在其“Cyborg Translation”一文中介绍了科幻小说中的机器翻译并总结其特点，进而首次提出了cyborg translation的概念。他认为有必要将研究视域从上述三种翻译实践模式转移到cyborg translation，并提出了“all translators are cyborgs”的论点。笔者认同Douglas Robinson的观点，现欲从这一角度深入研究本地化翻译。

二.Cyborg和Hypercyborg

本地化最早是指软件或网页的语言被翻译为产品使用地语言的过程，现在泛指“将一个产品按特点国家/地区或语言市场的需要进行加工，使之满足特定市场上的用户对语言和文化的特殊要求的生产活动”。本地化有时被认为是一种特殊的翻译，要考虑到翻译文本所用的地方或者区域的文化。然而对于本地化公司而言，翻译只是本地化的一部分，因为本地化的流程中还涉及了文件准备与转换、译前处理、译后处理、软件编译与测试、桌面排版、多媒体工程等工作。在此过程中需要借助各种软件，需要在软件的范畴内进行工作，离开了这些工具没办法本地化，这就是本地化翻译与普通翻译的区别。

现阶段的本地化译员可视作典型的cyborg，因为译员离开电脑便不能实现正常的翻译功能。他们是一种人机合体或者有机体与机器的杂合，人类的意识和记忆系统与计算机整合起来，多人的智慧和记忆以本地化翻译中的记忆库和术语库的形式保存下来，从而借由人工科技来增加或强化了生物体的能力。与一般的翻译活动稍有不同，本地化译者更具“dehumanized”的特点，机器翻译的理想是机器变成人，而本地化翻译则意图将人变成机器，操作守则则是本地化翻译中的范式和项目管理者的规定。此外相比较一般的翻译实践活动，本地化翻译更加系统化，译者、管理人员、其它工作人员以及计算机形成一个复杂的有机系统。Douglas Robinson曾将cyborg分为几类，包括了：protocyborg（原始cyborg），neocyborg（新型cyborg），hypercyborg（超级cyborg），retrocyborg（复古cyborg），pseudoretrocyborg（伪复古cyborg）等等。其中hypercyborg据Robinson意为“a cyborg embodiment that is layered or cobbled together into a larger cyborg whole”，即由不同本体拼凑组合成更大的超级cyborg，本地化团队是本地化译者、软件人员、编辑测试人员、以及计算机网络等多要素组合起来的，其中的本地化翻译团队则变成了由各个部件组成、分开难以独立的超级cyborg。

三.本地化翻译哲学文化象征

本地化译者以及翻译团队的这种杂合性以及“非人”化，据美国后现代女性主义理论学家Donna Haraway的“A Cyborg Manifesto：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alist Feminism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Cy

borg宣言：20世纪晚期的科学、技术及社会主义女性主义》）一文，cyborg象征着对于自然与人文之间界线的突破。哈洛维认为cyborg的出现打破了以下疆界：人类与动物、人类-动物与机器、物质与非物质，因而具有混杂性和流动性。再看看本地化，其本质上是以计算机网络为载体，多人协作下突破语言和空间因素传播思想。本地化过程中，创造主体不再单一，不仅涉及到多人，也涉及到其它人工产物，通信技术（而非一般意义上论及cyborg时涉及的生物技术）成为重构译者身体的关键工具。这些工具体现和强化了全世界译者的新的社会关系，本地化团队可以“组装”，“变形”，在虚拟空间中无限延展。在这个非固定的人机合体中，谁是主谁为辅已经不清晰了，什么是思想什么是身体也难以分辨，灵与肉的二元对立已被消融。哈洛维认为cyborg对以往科技文化系统中存在的各种二元对立关系进行了颠覆，由此可见，cyborg不仅改变了人类的生活形态，也改变着哲学思维。本地化翻译也不仅突破了传统的单人纸笔翻译模式，属于翻译合作模式的范畴，在此本地化译者的主体性与传统的翻译模式就表现出了很大的区别。那么，独立的主体性与合作翻译的一致性目标便可能存在矛盾，我们应如何调和这种矛盾以达到一致性的目的呢？

针对此问题，对本地化翻译中的译者的讨论就不应囿于主体性，而应立足于主体间性。主体间性源自于哈贝马斯的交往哲学，按照哲学上的解释，意指“人作为主体在对象化的活动方式中与他者的相关性和关联性。”简而言之，主体和主体之间的交往中会形成一种内在的主体间关系。同理，在翻译活动中，译者与同样作为翻译主体的原作者和读者之间将建立相互关系。交往中的双方或多方都是平等的主体，即原作者、译者、读者等之间是一种平等的地位关系，而非此前传统意义上的主从关系，在此过程中“自我不是起主导作用的，他只有通过他者来认识自我，他通过掌握主导地位的经验来认识自身。”他们相互独立、相互承认、相互尊重，相互协商。原作者主体性的存在不必排斥译者的主体性，译者主体性的确立也不必否认原作者的主体性，双方应该以正确的心态来正视对方的存在，并且建立一种平等的对话关系。而在本地化翻译过程中，翻译主体还涉及到了计算机网络、软件工程师等，各主体与文本进行多方对话并形成文本意义。如在软件本地化的实施进程中需要信息交流，不仅包括了本地化服务商内部各小组成员的内部交流，也包括了本地化项目管理人员与软件开发商之间的外部交流，以及本地化用户的反馈交流。

四.本地化翻译之思考

本地化翻译是翻译研究的新兴范畴，现有研究多集中于技术层面，少有研究探及本地化翻译表象下的哲学文化隐喻，本文将之类比于cyborg并呈现了其多元混杂的特征。不过，这些特性也存在潜在问题。首先，机器的进场导致了译者的隐形，由“合译”到“合一”的过程中，各个主体之间进行互动、沟通、妥协，译者的主体性被最大限度地压制。因此，本地化翻译在实践中更适合商业翻译，不太适用于对理解、审美和表达要求比较高的文学翻译。同时，本地化与翻译之间的关系亦众说纷纭，如Esselink认为翻译是本地化过程中的一部分工作，而通常来说，软件和网站的翻译就是本地化，又不仅仅是翻译。因此，本地化翻译和译者面临着本体不清和失去自我的风险。其次，机器化特性过重导致本地化翻译的流水线化，为达到风格的一致，对翻译的规范性要求比较苛刻，其术语与文本都难避克隆主义之嫌，这意味着译者不仅要遵循locale的范式，同时还需服从各种术语库和记忆库。但过于模式化转换和复制使得“影响的焦虑”变弱，能动性、创造性和多样性被扼杀，如翻译记忆软件中给出的full match的错误，Pym发现很少有译者去进行改动，从而译者沦为译匠，本地化成为“汉化”。由上述讨论可知，正在发展中的本地化翻译要实现良性发展，并在翻译学科中占据愈加重要的作用，译者和翻译理论家们应深思这些风险和问题。

（作者单位：湖南女子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