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校报在传媒教育中的育人功用

笔者首次与有“台湾新闻教父”之称的郑贞铭先生交流时，郑先生就言及：新闻教育如医学教育一样，是一个耗资巨大的领域；学生新闻素养的锻造，应该有一个场所，这个场所一如医学院的附属医院，能够以良好的实务保障，持续培养学生的临战心态与作战能力。这种“附属医院”应像美国新闻教育的源头――密苏里大学那样，通过数十家学生报纸来实现新闻教育的延伸。多数情况下，这些学生报纸的采、编、印、发等环节全部由学生担任并接受学院内外的专业指导。数年间，郑先生曾多次向笔者提及学生报纸的“附属医院”功用。

无论是将1895年上海圣约翰大学《约翰声》报的创刊，还是将同在1895年创刊的天津北洋大学《北洋大学校刊》算作中国高校校报的起点，中国校报史都已走过将近120年的历程。在我国大陆的高等院校中，以校级和院级党团部门为主管甚至主办单位，并设有专职或兼职指导教师的高校校报与院报，其办报质量一般要优于“草根”学生组织的纯粹学生报纸。虽然高校校报（兼及院报，如清华大学《清新时报》、中国传媒大学《电视人》报，下同）并不能算作纯粹的学生报纸，但许多校报对学生记者的地位进行放大，例如除头版部分内容外，基本都是以学生记者或者其他在校生的文稿铺排报纸版面，使其更加接近于学生报纸；况且，相对于纯粹的学生报纸而言，校报的专业性对学子的传媒素养锻炼更为可贵。

从新闻教育内部而言，校报教育有助于学子塑造正确的新闻学习与传媒实务态度

高校校报在传媒教育中的重要育人功用，是从学生接触新闻传媒的一开始，就告知他们新闻教育甚至新闻理念不是追求高性价比式的、孤岛式的、纯技术性的、世俗式的、滞止式的状态。

第一，校报教育的功用不能体现在追求高性价比方面，而是需要全方位的成本投入

除了前文所述它要如医学教育一样提供给学子相对正规的演练场所之外，校报教育的非高性价比特征还要求老师对学生投入大量的热情。教师是青年学子心中圣洁的楷模，具有榜样、示范的作用。

第二，校报教育的功用不是“孤岛”式训练，而是“全人”式培养

校报老师平和、亲善的态度，对学生从学业、生活、到思想的全方位介入，体现为业务上悉心指导与生活中和善为友，让学生感到有知心的长者与其“伴随式成长”。同时，具有广博的知识是新闻人的基本素质：工具层面，至少需要熟练掌握中英两种语言，在新环境下“单语文盲”的问题往往会在关键节点限制新闻人提升的空间；知识层面，要具有新闻传播学、文学、社会学、历史学、法学、政治学、经济学、艺术学等领域的基本素养，兼及个别其他专业领域深度不一的涉猎。在“准新闻人”的教育阶段，校报便应提示学子告别狭窄、孤岛式的知识结构。作为课堂新闻教育与社会新闻教育的中间环节，校报既是课堂教育的延伸，又是社会教育的起始，必须达到短期教育的目标与有长期教育的目光，这是校报责任担当的重要体现。

第三，校报教育的功用不是纯技术性的训练，而是力促学子走向更深层次

新闻传播教育的理想，不仅意在使学生学会技术性操作，最重要的是要使学生善用媒体，为社会良心做见证。世界上有未经报道的事实，却没有未经涵化的新闻，主题策划、采访技巧、行文笔法、编版美饰都是新闻涵化。新闻涵化深刻影响着受众对人类环境、周遭人群、内心调适的态度。新闻技巧中蕴含着深层次的规律，需要传媒学子不能仅满足于工器技巧的浅层次掌握，更要了解新闻传播的深层次理念，由此才可以在环境的发展变化中，迸发创新思维，参与到推进传媒业发展的进程当中。

第四，校报教育的功用不能沦为世俗化训练，而应趋近理想培育

校报作为大学的报纸、大学生的报纸、大学者的报纸，必然要有上述三者的气度：大学应适度地成为象牙塔，只有将热闹的社会推出到一定距离外，才能冷静地观照社会的发展。学校教授的东西与现实的状况有距离是必然的，也是一定会产生的。如果我们认定是对的，即便它与现实不符，大学也不能妥协。校报教育终究归属学校教育，而非社会教育；如果从传媒教育的一开始未能将非功利的职业理想告知学子，那么嘈杂的现实与纯净的理想永远没有相符的可能。校报告知学子的职业理想需要学子放在心底，日后一旦有了趋近理想的机会，传媒人才不至于忘记当初的、应有的理想是怎样的。校报既是大学、大学生、大学者思想表达的场所，也是反观大学教育的材料来源，个中责任需要校报担当。

第五，校报教育的功用不能走向滞止教育，而是一种多元动态的教育过程

学院外的新闻传播实践正以三五年便是一个新的发展轮次的状态前行，学院内的新闻教育，例如校报教育，必然也需要有即时的检讨与改进。在新媒体时代，新技术、新内容、新形式不断融合，都需要校报教育不断反观传统的传媒教育。这不仅要求校报教育锻炼学生熟练使用新媒体工具进行信息检索、文稿写作、报纸编排、资料储存等工作，更需要培养学生一种新媒体时代的思维与创新能力，例如思考传统的校报纸质媒体内容如何与新媒体平台相结合。

从新闻教育外部来讲，校报教育有助于学生心智的“立本”

《论语》有言：“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令人尊敬的人生需要有令人尊敬之道，而中国千百年的世俗社会终究讲求“道不远人”，只要人们“务本”便不会远离“生道”。校报教育正是有助于学生心智的“立本”。这些“本立而道生”的方面有很多，大概任何文章都很难言尽，本文只就个人的关注点谈几点想法。相对于前述校报新闻教育的显性部分，新闻教育助人“立本”的隐性部分，其效果或许更耐久、更彻底，更能做到使受教育者知、情、意、行，德、才、学、识之间良性循环。

第一，传媒事业的特性要求传媒教育从人才培养的一开始，就必须在学子心中打下一层善意的底色

传播的基本作用，是增进人们之间的交流，这是一种关联着爱与善意的担当，而不是炮制误会、离间仇恨的恶意。由此，校报作为传媒人教育的重要起点，校报专任指导教师自身的善意、悲悯的性格，就显得尤为重要。有些校报学生记者依托报纸的背景，从接触新闻工作的一开始便学会颐指气使，或是被利益驱使。传媒人才要有对他人的同理心，有对社会的悲悯心。对他人的同理心指的是对任何人都要尊重，不能凭手中的报道权故意伤害他人，以博名利；对社会的悲悯心是指与社会同行的姿态，对社会的批评不能以泄愤心理来进行，传媒人才对高端精英价值观与普通民众价值观的弥合要做出应有的贡献。

第二，校报演习的重要实践是学生的外出采访工作，这便涉及另一个青年人“务本”的领域――与人相交

中国社会本质上是一个世俗社会，这种世俗不可做庸俗理解，在本文探讨的范畴内，这种社会提示年轻人要善于把握人与人、人与各种关系之间的拿捏。所谓“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并非提示人们做蝇营狗苟之事，而是告诫人们要以平和、真诚、朗阔、宽达、坦然、泰然的心态为人处世。作为社会媒体的模拟，高校校报正是部分承担了上述育人功用。许多高校校报的采访对象不仅涉及校内高层领导、知名学者、普通学生，也涉及校外的卓越校友、商企人士、巷陌百姓；许多校报采访的内容不仅涉及学校整体发展、教学科研、党团工作、学生生活，也会或多或少地涵纳对相关社会人士、事件与现象的报道与思考，一些校报更是将校内话题与社会话题相结合。此外，学生与校报领导、老师，以及学生记者之间的工作、学习与生活沟通，也是弥足珍贵的。对于年轻学子而言，需要校报这样一个让他们置身人际场的平台，以锻炼“洞明的学问”、“练达的文章”。

第三，高校校报的人才培养还要重点塑造学子的理悟力与判断力

我们常言“鱼”与“渔”的区别，其实，校报对学子技术性的、新闻教育内部层面的培训多是囿于“鱼”的范畴，而对学子终生理悟力与判断力的提升是“渔”的范畴。教育作为一个人日后生命朗阔与否的重要铺陈，更多地不在于学子在受教育过程中获得多少条“鱼”，而是在于告知学子一种对待世界与人生的方法与态度。牛津大学有一个900年贯之的办学理念：“这里不是教你知识的地方，而是引导你思考的所在。”日后传媒学子远离校园奔赴社会、奔赴家庭、奔赴内心之时，能否迈向高远，更多依靠的是本科阶段、校报操演时是否积累了足够的感知接触能力、判断思维能力、选择行动能力，外加踏实、坚忍、向上的心态。

当然，我国高校校报要想更好地实现传媒教育的育人功用，还需要加强和改进许多问题，例如进一步突破某些可以协商的限制，提高学生的主体性地位与创造性活力；进一步与社会媒体联合，增加学生新闻采编体验的广度与深度；进一步拓展学生的生活经历，创造条件开展学生记者赴农村、工厂、边陲等“走基层”活动；进一步加强新闻时效性，增强学生对“抢新闻”工作状态的感知；进一步协调各方利益，以提高校报针砭时弊、服务师生的水平；进一步关注新媒体时代的传播样式与规律，特别是发挥学生在新媒体环境下提高校报采编、传播水准的能动性；进一步明确并严格贯彻奖惩制度，在提高学生采编人员积极性的同时规约其失范的代价；进一步提高校报指导教师的地位，增强校报教师育人的积极性；进一步提高校报在校内外的知名度，仿效社会媒体增强品牌意识。

（作者为中国传媒大学艺术研究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