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民社会缺失原因初探

摘 要：当前，中国公民社会正逐渐形成，有关如何构建有中国特色公民社会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构建中国特色公民社会首先要研究中国公民社会缺失的原因，才能对症下药。由于经济、政治、文化及社会的种种原因，我国在历史上、建国后都没有公民社会形成的社会基础，因此，构建中国公民社会应该在以上几方面进行积极探索。

关键词：公民社会；经济；政治；文化

中图分类号：D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3-0060-03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公民社会理论在中国学术界得到广泛关注，一批学者开始对公民社会理论进行研究、介绍。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中国是否可以构建中国特色的公民社会。要搞清楚这个问题，我们就有必要界定什么样的社会才是公民社会，我国为什么没有形成公民社会。只有把这两个问题研究清楚了，才能够谈得上如何构建的问题。本文将重点研究历史上中国为什么没有形成公民社会。

一、公民社会概念界定

公民社会是个舶来品，来源于英文“Civil Society”，既可译为市民社会，又可译为公民社会，还可译为民间社会，还有人认为可以译作文明社会、市民组织等。从其不同的翻译情况看，各国学者对公民社会并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 “公民社会”这一概念来自于西方，在西方的历史演变过程中“公民社会”概念也在不断的演化，对它的理解也就形成了不同的看法。西方发达国家现在已经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公民社会，但每个国家又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当然，各个国家公民社会外在表现形式的不同并不能说明它实质内容的区别。事实上剥去各国公民社会的外在不同形式，人们对公民社会的基本特征却有共识，这就使我们可以大致把握公民社会的实质。首先，从公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看，公民社会是“私人领域”，它是相对独立于以“公共领域”为核心的政治国家的社会生活领域，没有这种相对独立性，就没有公民社会。其次，从公民社会的构成要素看，主要是各种非政府组织、社团组织、利益团体、志愿性社团等。换言之，公民社会主要由大量的民间组织（非政府组织）所构成。第三，从公民社会的文化价值看，它有一整套价值理念和规范，主要是尊崇民主与法治的原则，追求个体性、多元性、公开性、开放性、参与性，等等。大概把握了公民社会的实质内容，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探讨我国公民社会缺失的原因。

二、中国公民社会缺失的原因

由上述公民社会的特征和实质看，在中国古代，社会一直湮没于国家，就是具有浓厚民间色彩的 “宗族社会”也在强大国家的管控下日渐式微。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特殊的国际、国内环境及党的治国方略的影响，造成中国这种“强国家、弱社会”的原因是什么呢？笔者将从文化、经济和政治三个方面分两个时段，即清末前和新中国成立后至1980年间进行分析。

（一）清末以前政治国家涵盖公民社会

1.传统伦理文化的影响

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儒家伦理文化一直占据着最主要的位置，其核心是“亲亲、尊尊”。本属于伦理道德的“亲亲、尊尊”一旦与封建王权相结合就成为禁锢中华民族的封建礼教，从而成为中国封建专制统治的哲学思想。

先秦时期，儒家的伦理哲学在“礼崩乐坏”的情况下出于济世救民的良好愿望，希望社会能够回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上下有别，等级有序”的状态。到了汉代，封建统治者出于政治统治的需要，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策略，使儒家文化巧妙的与政治伦理相结合，从而使调整伦理血缘关系的道德规范演变为一种“治民、驭民”之术，并被具体化、模式化为“三纲五常”。从此，“三纲五常”成为维护封建社会秩序和政治制度的“教义”。历代封建统治者用这种“正统”的道德标尺去衡量自己的“臣民”，并且将这种道德要求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凡是违反“三纲五常”的行为都将受到严厉的惩罚。同时，通过长期说教、灌输，使这种政治伦理观念被一般民众所接受。到宋明时期，这种伦理纲常进一步被抽象成为宇宙精神或神圣法则，形成哲学之“道”或“理”，宣扬“存天理，灭人欲”成为“破心中贼”的思想工具。

“亲亲、尊尊”本来是良好的道德要求，一旦被封建王权所利用就走向了它的反面。在王权政治化了的道德约束下，使家庭之“亲亲”演变为国家之“尊尊”，“亲亲孝（父）为首，尊尊忠（君）为首”，孝和忠融为一体，忠君等同于孝父。国民至此被儿化、奴化，使落后的皇权专制制度、思想绵延两千多年，现代意义上的民主、平等思想难以在形成。

2.小农经济的影响

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一直保持着一种超稳定的社会结构，这期间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种生产方式是以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的分散为前提的。它既排斥生产资料的积聚，也排斥协作，排斥同一生产过程内部的分工，排斥社会对自然的统治和支配，排斥社会生产力的自由发展。”[1]因此，这种落后的、生产规模过小的、生产单位小而分散的生产方式，扩大再生产几乎是不可能，没有分工协作，亦即排斥“劳动的社会形式” [2] 。其二，这种生产方式使社会个体依附于土地、家庭，社会流动性很小（人员、商品流动）。因此，国人被牢牢的束缚在土地上，安土重迁，离开土地则失去了生存的保障，每一个社会个体只有依附于家庭、家族乃至国家才能生存。其三，这种生产方式注重生产生活经验、尊重和服从家长权威，因此，每个人的一生基本上都有家长支配、安排，基本没有独立的财产权，甚至连婚姻生活也由家长决定。在小农经济的影响下，人们过着简单的农耕生活，按照父辈的经验和指导，“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只为温饱而辛勤劳作，因此创新性的思想都难以在期间产生。国人的思想日渐保守、商品经济发展愈发迟滞，作为经济中心的城市也难以形成。

在自给自足小农经济的影响下，历代封建统治者的政治理想、政治构思均以一个小农家庭为蓝本，以家为国之本，以治家之道治理国家，以“黎民不饥不寒”的极低经济生活水平为“王道”的实现，以财富的均平享有、利益均沾为政治的原则。

3.家国同构的宗法等级制和皇权专制的影响

从西周始，我国逐渐形成以家庭、家族为核心的宗法社会，这种家国同构的社会结构一直延续到清末。父权主宰着家庭、族权掌控着家族，皇权控制着国家，皇帝犹如严父，依此类推，每一个行政区域的政府首领都是该区域的家长。黑格尔曾经揭示过中国古代社会中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中国人把自己看作是属于他们家庭的，而他们又是国家的儿女，他们在家庭之内，他们不是人格，因为他们在里面生活的那个团结的单位，乃是血统关系和天然义务。在国家之内，他们一样缺少独立的人格，因为国家内大家长的关系最为显著，皇帝犹如严父，为政府的基础，治理国家的一切部门。”[3]从“大家”到“小家”都由家长权威进行统治、管理，任何一个有违“家长”意志的人都将被社会所排斥。在小农经济和儒家伦理文化的影响下，这种家父权进一步得到强化。皇权与父权在此情形下相互支持，相互融合，共同维系着封建的专制统治。个人的自由和权利隐没于皇权之中，形成“普遍奴隶制”。

总之，两千多年来在以“亲亲、尊尊”为核心的儒家文化、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和家国同构的宗法社会结构及皇权专制的共同作用下，古代中国形成了典型的“东方专制主义”。这种专制主义导致了国家与社会、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界线的模糊；导致了国家统领社会，公共领域涵盖私人领域；导致了中国“社会”的虚弱、私人权利的丧失。也使得具有现代意义的自由、民主、平等、权利保护及权力制约、法律至上等等观念难以在中国产生。公民社会也就无从谈起。

辛亥革命废除了中国的帝制，标志着中国封建专制统治的结束。此后，商品经济飞速发展、新文化运动蓬勃兴起，各种民间组织及政党组织在中国社会舞台上力量初显，公民社会开始显现。但是，这一社会发展进程很快就被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的革命运动所打断。

（二）新中国成立后政治国家统领公民社会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下文相同），国家对文化、经济、政治及社会各个领域实行统一管理，对经济以及大部分社会资源进行全面垄断，通过单位制将全社会的人、才、物纳入行政管理体系，并使政治、经济、文化高度意识形态化。公民社会在政治国家的强力管制下几近消亡。

1.一元文化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初期，党提出在文化领域贯彻“双百”方针，一度时期繁荣了文学艺术创作，激发了人们的思想热情，但是在上世纪50年代后期，这种局面被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所打断。由于党对知识分子的错误认识及对部分知识分子在“双百”过程中的批评建议认识不足，犯了反右扩大化的错误，把知识分子当作了阶级敌人，认为他们是需要不断改造的对象，由此在思想文化领域进行一元化要求和管理，并通过不间断的政治运动和政治斗争整合人们的思想与行为，久而久之，人们从思维方式到行为方式、生活方式乃至语言、穿着都高度一体化、单一化了[4]。从“反右”直至“”结束，文化被高度意识形态化。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和文化领域极力排“资”、斗“私”，多元文化被“革命的、红色的”阶级斗争一元文化所取代。同时，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被政治意识形态化。在此情形下，自由的思想难以表达，独立的人格难以形成，民众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受到遏制。

2.计划经济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按照苏联模式实行计划经济，其实质上是一种统制经济，并与全能主义政治相配合。初期，这种模式发挥了集中全国人力、物力、财力的优势，使我国经济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长足发展。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1958年形势大好的时候，犯了严重的“左”的错误，不仅没有沿着新中国成立初的总路线走，反而违背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高举“三面红旗”，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全国掀起了“”和“”高潮。同时，由于中苏关系恶化、国家又确立了“超英赶美”的发展目标。在此背景下，国家进一步加强了对经济社会各领域的管理和控制，对社会资源实行高度垄断，对经济生活进行直接干预，对整个国家的生产、流通、分配与消费实行严格的指令性计划。各级各类企业完全成为政府的派生物和附属物，基本上没有生产经营的自。民营企业被彻底铲除，民间经济几乎消失殆尽[5]。由此，国家权力主导社会资源配置，多元、自由、独立的经济主体不复存在，以产权明晰、市场配置资源、价值规律支配为特征的自由经济机制无法形成，直接摧毁了公民社会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实际上把公民社会从根子上铲除掉了。

3.权力集中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特殊的国内、国际环境，党为了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不得不在政治上实行高度的集权。同时，为了肃清反革命势力、特务以及社会主义的破坏分子，党继续沿用了战争时期的“革命”手段，而革命是无须民主和法治的，也必然是的。“”时期，政治领域强化，强调阶级斗争，民主和法治遭到肆意的践踏，立法权、司法权形同虚设，行政权统一于全党及各地方革命委员会。这种高度集权的体制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等难以发挥应有的效用，人民个体的权利难以得到保障，各种民间（社团）组织难以发展。在此情形下，人民的政治参与权、知情权等受到遏制，利益诉求难以保障。整个社会生活被高度政治化、行政化，社会各个子的运作全部由政府权力支配。社会的自组织能力极其低下，民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监督缺乏必要的组织形式，政府与社会缺乏一种双向信息沟通渠道，直接导致民众与政府的疏离和对立。在此情形下，社会个体的权利湮没于强大的国家权力之下。

4.单位体制的影响

中国的单位具有极强的控制力、组织力和统筹管理能力。如果把也算作单位的话，社会的每一个个体几乎都生活在“单位”里。这种单位体制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影响深远。国家通过单位制度实行劳动就业的统包统配制度、集体福利待遇制度、各种利益分配制度和调控人员流动的制度。公民所在的单位决定了他们的职业、身份、消费能力、价值观念、人生经历、行为方式乃至社会地位的高低。此外，单位还是中国通往权力之路的入场券[5]。同时，“单位制是国家控制、分配资源的一种制度，也是形成一元化社会结构的一种主要制度。”[6]国家通过“单位制度”进行政治、经济与社会管理，通过单位对全社会的人、财、物进行统一分配。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个体终其一生必须依附于各自的单位，离开单位便意味着失去生存条件。在单位制度下，个人只能被动地听从国家安排，个人的自由发展受到限制，严重地束缚了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得整个社会发展动力不足。

总之，国家在思想意识形态及文化领域里保持“一元”、 在经济领域里实行“计划”、在政治领域里高度“集权”，又通过“单位”束缚了公民，因此，导致了强大的国家本位、权力经济，意识形态文化。传统的国家与社会高度一体化的社会结构不仅未能消除，反而被强化。在这种情形下，公民社会是难以形成的。

三、结语

要改变中国公民社会进程的历史命运，我们就必须对造成这种情形的原因进行深刻的分析。通过上述的研究分析，表明要构建中国特色公民社会必须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四个方面进行全方位改革。具体来说，就是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文化多元化及社会自治化。

市场经济使公民打破血缘限制和地域界限，在市场中进行广泛的商业往来。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指挥下，各种社会资源会得到合理配置并且具有明显的流动性、开放性和竞争性特征。而这种流动性、开放性和竞争性又直接影响了公民的政治生活。在政治统治中，国家权力不再象征集权和专断，每个社会个体会根据自己的利益和兴趣积极参与国家、社会事务的管理，会根据自己的需要、利益组建各种社会组织，多元化、自主化的社会组织自然形成了对国家权力的分割与消解，使“权威在某种程度上是凭借授予别人以权威或市场机制来维持统治”[7]。在这种抑制国家权力，保护公民权利的过程中，社会权利和国家权力的力量渐趋平衡，从而使社会成员的自由、权利得到扩展，政治生活更具民主色彩。公民社会中政治生活的民主化也将促使文化的多元化、大众化，也将出现融合公民社会各阶层意愿的多样的价值观。这种多元的价值观代表着“民众意愿”，即“民意”或“公意”，它天生被赋予一种浓厚的价值评判和理性追求，强烈地淡化甚至置换了国家意志在思想领域的影响。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多元文化和自治社会一起将直接催生公民社会。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830.

[2]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910.

[3]黑格尔.历史哲学[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6.127.

[4]孙立平，李强，沈原.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中近期趋势与隐患[J].战略与管理，1998，（5）.

[5]杨晓民，周翼虎.中国单位制度[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22.

[6]林毅夫.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M].上海：上海三联店，1994：142-143.

[7]李建华，徐刚.法治社会的形成与道德地位的变化[J].常德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