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交流下国产影片的冲突与融合

[摘 要]影视媒体跨国传播已经成为历史趋势与时代潮流，在经济全球化的带动下，信息也呈现出了高速传播的发展趋势，影视媒体在跨文化交流中所占的分量也越来越重。时代的进步为电影产业提供了更多机遇，但是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怎样才能将专属于中国电影的“东方主义”延续下去，并且发扬光大，是将理论付诸实践的关键所在，也是新世纪处于全球化语境下，中国民族电影发展道路上最严峻的和无法回避的重要选择。

[关键词]国产电影；东方主义；跨文化交流

电影的民族性，从根本上来讲就是如何在银幕上体现民族文化的问题。首先，只有民族的才可能是世界的；其次，着眼于历史，斟酌于当下，电影也需要进行深刻的自我反思，并学会运用现代意识对传统东方文明进行观照与超越。

一、传统与现代的冲撞

作为一种历史使命，中华民族必须让现代文化扎根于传统文化的土壤，并茁壮成长。海峡两岸和香港的电影不足以真实地反映这一成果，所以更需要借助国产电影来实现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与超越，实现审美价值与文化价值的提高。

武侠电影《蝶变》是导演徐克的处女作，其中蕴含了浓郁的民族性且完全符合商业性的各种要求。而且从文化角度分析，武侠电影能够充分体现“东方主义”意蕴，区分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间的差异，捋清现代文化和传统文化间的界限，同时还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现代科技与古代神话间的矛盾。导演许鞍华在这方面的成绩尤为突出，她自小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却在上大学时选择了英国文学专业，随后又留学英国进修电影学。经历过时代的变迁，被中西文化熏陶后的许鞍华更能感知跨文化交流中的冲突，并能赋予电影宏观的背景文化。为了尽量凸显中华民族的艺术文化特色，许导通常会细致入微地描写人伦亲情和传统伦理道德观，所以其作品的人文价值颇高，艺术感染力极强。

站在反思历史和民族文化的角度，中国的“第五代”导演在电影创作中加入了更多的忧患意识和反叛意识，电影人自此开始正面审视现实，理性挖掘民族文化。受成长与生活经历的影响，“第五代”导演本身就具备浓厚的民族文化底蕴，但却接受着现代文化的洗礼，两种意识在相互碰撞后开始慢慢产生融合，进而形成了一种别具一格的创作风格，所以他们对审美的追求便与前人有很大的不同。张艺谋与陈凯歌堪称这一代导演的代表，他们身上流露出极强的自觉性，不但懂得反思民族传统文化，更敢于引进西方先进的外来文化，用电影作品完成对新旧文化间矛盾的调和与展示。

20世纪80年代的导演界可谓人才辈出，他们没有被战争的硝烟波及，且赶上了改革发展的大好时期，形成了一套独立性极强的主体意识思维。所以，诞生于这个时期的电影不但佳作颇多，而且艺术个性鲜明，充分体现了独属于这个年代的审美标准。另外，从多部优秀电影中笔者发现，很多新锐导演在这个时候大展身手，不仅在创作水平上赶超前人，而且令同时代人都望其项背，这就是跨文化交流促成的超越意识，是国产电影向前迈进的重要里程碑。

在进行电影创作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或多或少地加入自己的成长经历，致使很多影片都充斥着浓郁的个人色彩，例如童年回忆、生活经验和情感历程等。《童年往事》《风柜来的人》和《恋恋风尘》是侯孝贤的三部得意之作，更是他的“成人仪式三部曲”。《童年往事》细致刻画了一家三代人的变化，里面有年轻人前卫时尚的现代化思想，有父母一代守旧的焦虑与彷徨，还有老一辈祖母牢不可破的思想情愫，真实地再现了侯孝贤的人生经历，堪称一部经典的自传体电影。而影片《恋恋风尘》更是取材于真实故事，只是在经过艺术处理后变得更具生活意义。类似这样的影片不在少数，其中《东东的假期》也十分经典，里面一一讲述了朱天文儿时所发生的故事和生活的细节，从中流露出的强烈的主体意识已经成为“新电影运动”的重要目标。

生长在历史夹缝中的“第五代”导演都具备一种与生俱来的反思觉悟和主体意识。他们所处的时期是特殊的，虽然没有经历战争的苦难，但却体验着生活的不易。一场突如其来的“”给这一代人留下了无法抹去的创伤。在经历这场“小浩劫”的时候，“第四代”导演已经处于成熟期，可“第五代”导演却是在满身伤痕之后才变得成熟，所以同样的烙印在他们身上留下的痕迹要更加深。因此，“第五代”能够站得更高，看得更远，从历史反思的角度进行电影艺术的创作，电影《黄土地》便是最好的见证，而《红高粱》则上升到一种更加超脱的状态。其实，无论经历过怎样的艰辛境遇，都不应该放弃希望，都应该以超强的生命意识披荆斩棘勇往直前。改革开放，西方文化的大量涌入，为这些电影人提供了更强大的精神支持，为他们的自我意识发展保驾护航，成就了一代极具探索和创新精神的导演。

二、跨文化国产电影的多元化融合

回顾世界电影的百年历史，其与生俱来的两种属性即电影是文化性和商业性的统一体，同时具备审美价值和商品价值，且集娱乐性和艺术性于一身。时代的浪潮推动文化与社会同时转型，国产电影要想取得更高的成就必须充分认识到自己的审美功能和社会功能，避免落入商品化的俗套当中。但这并不意味着电影创作就要完全固守陈规，摒弃所有商业属性和娱乐功能。电影创作是要以资金投入为前提，以票房收益为基础目的的，如果将其比喻成一只在天空中飞翔的雄鹰，那么艺术性与商业性就是它的一对翅膀，缺一不可。纵观近百年的电影史，里面不乏优秀的作品，但却无法将其单纯地称为娱乐片或艺术片。原因就在于，任何一部经典名片都是艺术与审美的高度统一，不但具备极强的观赏性，而且娱乐效果显著。

国产电影的起步较晚，且经历过一段艰辛的探索期，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开始小有所成，这一点十分值得欣慰。商业性与艺术性的良好融合在陈可辛的电影中有非常突出的表现，《甜蜜蜜》和《金枝玉叶》等作品的相继上映更成为新兴电影崛起的一个重要开端。与此同时，很多资历深厚的导演也开始觉醒，例如，李安在充分感受到中西文化间的差异后开始进行自我调整，然后推出了“家庭伦理三部曲”。最开始上映的《推手》并没有博得美国观众的好感，票房收益自然平平。因此，在进行《喜宴》的创作时，他便更注意对其商业性的突出，尽量让中国独特的东方文化披上娱乐性的外衣。同时，为了迎合西方观众的口味，李安导演还特邀夏慕斯总裁参与剧本的修改与完善。在如此用心的准备之下，《喜宴》终于打破之前的困境，赢得了来自于海外观众的热烈掌声，这就说明，中西方文化的融合能够帮助电影达到更高的艺术境界。

与台湾、香港的电影相比，内地电影的发展速度则略显缓慢，且仍处于文化转型的动荡期。内容粗糙、平淡无奇已经成为部分内地电影的通病，所以其不但没有足够忠实的“粉丝”，而且业绩惨淡。据不完全统计，2000年左右，我国内地电影市场一度呈现出下滑的趋势，很多大型的电影院常年处于亏损的状态之中。这就给电影人敲响了警钟，只有娱乐性与艺术性达到高度统一，才能解决当前国产电影的发展困境，才能在世界市场上大展拳脚。

从上述分析中可知，虽然李安导演成长于“东方主义”的肥沃土壤，但却能悉心接受来自于西方文化的精髓，所以他的作品堪称跨文化交流背景下中西文化融合的产物。虽然李安导演慢慢将创作重心转移到打开国外市场上，但他却有意识地在自己的作品中表现中国文化的奇观，例如中国书法、太极推手和烹调艺术等。聚焦于国际性的电影主题，李安导演发现“家庭”问题是一个亘古不变的核心，而以“东方主义”为情感基调创作的“家庭”类电影便成为体现中西文化矛盾的最佳载体，从不同的故事情节中完成对两种文化的相互渗透和消解。经济与文化的全球化趋势，令交流的范围不断扩大，而李安导演在创作题材上的选择则显得尤其符合当代人的心理诉求，所以这样不但能够在国内站稳脚跟，更可以从世界舞台上寻得一席之地。而且，李安导演尤其擅长使用电影语言让故事情境变得戏剧化，并将其作为整部影片架构的支撑点，又不乏幽默与温情的存在，这便是其作品的魅力所在。

20世纪90年代以后，越来越多的中国导演开始将眼光投向好莱坞，其中不乏成功之人。港台导演吴宇森就是他们中间比较抢眼的一位，他的代表作品有《变脸》《终极标靶》和《断箭》等。《变脸》是一部十分杰出的动作片，不但赢得了良好的口碑，而且创造了非常好的票房业绩，同时令好莱坞认识到中国电影人的实力。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曾经有位记者向他询问进驻好莱坞的捷径是什么，怎样才能更好地融合中西方文化，吴宇森则给出了如下回复：“只有对当地文化和思想行为进行深入的了解，才可以创作出一部能够获得普遍好评的国际性电影。但我在进行电影创作的时候只单纯地追求与我们的相同之处，与地方和民族属性毫无关系。换言之，无论是生活在内地、香港还是台湾，我们都是中国人，都具有民族精神，都坚持‘东方主义’。而就西方而言，他们的文化主流与东方有很大的差异，但却也懂得‘仁义’二字，只不过换了一种形式来表现‘乐于助人’的品质。因为中国人多内敛含蓄，而外国人则更加奔放豪爽。”再度审视影片《变脸》 ，则可发现里面的相通点便是“家庭观念”。而吴宇森导演话中之意便是在提醒中国电影人进行电影创作的过程中应该在民族性与国际性的相互融合上多下工夫。

三、结 语

科技的高速发展，令电影的拍摄技巧越来越精湛，画面也呈现出奇观化的特点。目前，电影艺术正处于大变革的前夜，加之文化的全球化趋势，令其迈向多元化发展的道路。首先，审美观上的多元化表现尤为突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蒙太奇式的电影美学；与它并驾齐驱的还有纪实性电影美学，代表人物有克拉考尔与巴赞；而综合美学也具有相当深远的历史，这一点从布里安・汉德逊的电影便能看出。不管是理论还是实践，电影美学观须与高科技同步发展，国产电影当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怎样才能更好地融合传统美学与现代电影思维，解决跨文化交流中的障碍，已经成为当下最热门的课题。其次，电影制作的多元化现象。好莱坞电影擅长将壮观的画面展现在观众面前，其制作成本之大可想而知，但传统的国产电影则刚好相反，其比较侧重于低成本的小制作。因此，在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国产电影首先要向好莱坞学习，从大制作角度出发，同时还要兼顾小成本的投入，做到真正意义上的融合。此外，内地与香港、台湾之间也要加强交流，制造更多合作的机会，这是电影产业发展的必然趋势。不同制作理念、技术标准和文化价值观相互碰撞，自然会迸发出更加绚丽多彩的火花。这是一场深刻的电影改革，是对传统“东方主义”的一种挑战，所产生的影响也必然是深远的。强强联合将不再是一句口号，以世界为范围的电影合作会越来越频繁，当然挑战与机遇永远都是并存的。

新世纪的到来，令创作中国电影的主题变得越来越个性化、风格化。作为一门艺术，电影诞生于艺术家之手，是人类创造力与审美意识的结晶。无论是内地，还是香港、台湾，对于电影的创新从未停止过，并从艺术表现手法、影视语言、摄影技术、表演风格等多方面展开系统的研究与探索，可谓艺术之火，生生不息。换言之，创新是艺术生命源源不断的动力，无创新便无艺术可言。这就促使中国电影人在继承“东方主义”的同时，合理借鉴西方现代主义文化，向着“赶超前人、超越自己”的目标不懈努力，并在创作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越走越宽。笔者相信，中国电影将在中西方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中有所收益，并且“茁壮成长”。

[参考文献]

[1]张兵.叶锦添“新东方主义”电影美术意象构成[J].电影文学，2013（15）.

[2]蔡圣勤，周新.李安电影中的东方主义[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04）.

[3]朱骅.传统文化・东方主义・中国电影――再谈电影《红高粱》[J].社科纵横，2006（10）.

[4]赵祥辉.新殖民时期的东方主义――《与狼共舞》电影文本分析[J].电影文学，2007（14）.

[5]余佳丽.论全球化时代对中国电影“自我东方化”的批评及对策[J].当代电影，2007（06）.

[作者简介]付晓（1983― ），女，山东东营人，硕士，中国石油大学（华东）讲师。主要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刘洋（1983― ），女，河北沧州人，硕士，河北医科大学外语教学部讲师。主要研究方向：大学英语教学、翻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