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与权力:一个社会经济学角度的观察和思考

[关键词]权力；女性；性别差异

[摘要]女性获得解放来自政府政策的支持与自身对其生育行为的控制，接受更多教育是女性获得权力的有效途径。传统的权力部门是企业和政府部门，通过研究女性高管和女性政府官员，本文对男女在权力部门中的性别差异进行了梳理。研究发现：在企业中，女性能进入企业高管的比例远低于男性，但现存企业女性高管比例和企业价值正相关；女性高管在企业决策方面也和男性存在着显著的不同；而女性政府官员则对于腐败的容忍度更低。

[中图分类号]D4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13）05-0080-10

一、导言

大量社会学、心理学和经济学的研究表明，女性和男性之间的性别差异显著存在，除了表现在消费、投资，而且还表现在劳动力市场上的性别工资差距以及雇佣差异等等。事实上，全世界范围内女性的收入都低于男性。在欧盟，这个差距大概是15%，而在英国，这个差距为17%，美国的性别收入差距为23%。更有甚者，根据联合国的报告，这个差距在发展中国家会更大：在亚洲，这个差异大约为35%，而在非洲大约为46%，在拉丁美洲，该差异会达到51%。而且这种差距无所不在，其差异由多个内在因素导致。比如，行业差异、职业差异以及职位差异都会导致性别收入差异。一项研究发现，当女性走上企业高层后，其性别收入差距会变得更大，男女高管的性别收入差异甚至能达到30%。

这一系列数据说明，性别歧视不容忽视，而如何对其进行经验检验，从贝克尔（Becker，1957）和阿罗（Arrow，1973）的研究开始，主要集中在两个群体的收入不平等上，但很少有研究考虑到雇佣过程中的歧视行为。然而，事实上，很多领域和职业都被揭示存在基于性别差异的工作雇佣过程差异。比如说，戈尔丁和罗斯（Goldin and Rouse，2000）通过研究交响乐团的招聘发现，当在主考人和应聘者之间拉一道帘子，从而采取“盲听”的方法，可以有效减少对于女性音乐家的性别歧视。当然，这从另一面也说明了雇佣过程的确存在着性别歧视。

更进一步地，性别差异还表现在包括风险、竞争以及社会偏好等各个方面，从而影响到人们的决策，进而影响到人们的效用函数，并最终影响其福利状态。研究发现，女性难以和男性以相同的路径抵达其帕累托最优。戈尔丁（Codlin，2004）的研究也表明，女性有工作但是没有职业，女性选择去职场工作更多地是为了生存而非进一步发展。

然而，即便如此，我们也能看到，众多成功女性走上历史舞台，进入包括政治、学术以及企业经营等传统的男性领域，而且取得了不菲的成就。那么，对这些女性而言，性别差异是否依然存在？通过研究这些有权力的女性其成功路径和福利后果，可以进一步探究阻碍女性发展的障碍及瓶颈。而且，上述研究并没有深入探讨这些差异的表现是否是女性和男性自主选择的结果。或者说，如果女性愿意追求和男性在面对选择时相同的结果，现行制度环境是否提供给女性拥有和男性同样的抵达其目的的路径。继而，我们想知道，究竟是什么赋予女性权力，而当拥有了更多发展自身的权力时，女性是否和男性有着同样的表现？怀着这样的疑问，本文梳理了社会经济学方面的相关文献，期冀能够得到更为稳健的研究结论。

本文其余部分的安排如下：第二节从避孕药的发明和政府政策两个层面梳理了女性获取权力的来源；第三节基于企业中的女性，综述了当女性拥有权力时，和男性在企业中存在哪些显著差异；第四节则从腐败这个社会问题出发，厘清了女性和男性在面临腐败时的性别差异；第五节则在总结全文的基础上给出了现有研究的不足及以后的研究方向。

二、什么赋予女性权力：一个历史视角

要想知道究竟是什么赋予女性权力，我们必须从历史的视角来看待女性是如何获取发展自身的权力的，进而得到一个思路更为清晰的研究脉络。

首先，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来度量女性的发展。通常意义上，度量女性发展的指标包括以下几项：接受大学教育的比例、职业等级、劳动参与率、初婚年龄等等。如果用这些指标来衡量，研究发现，即便女性和男性的不平等依然存在，但是女性也以比男性更快的增长速度在发展。戈尔丁等人（Goldin et al，2006）的研究也发现，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到70年代早期，女性与男性相比，包括收人及受教育程度在内的各项指标，其比率以起初很慢后来则很快的速度增长。比如说，1960年，完成本科教育的男女比例为1.60：1，在读的男女比例为1.55：1，然而，到了2003年，这个比例变成了1：1.35和1：1.30。不仅如此，女性不单单选择接受更多教育，其接受教育的方式也发生了显著变化。第一，女性在中学开始接受更多的包括数学等自然科学的教育。第二，在大学，众多女性开始选择和男同学同样的专业。第三，受教育程度和职业的联系更加紧密，女性开始不仅仅只有工作，而且开始拥有属于自己的职业。袁晓燕（2012）用中国的数据也得出了这一结论。

这一现象背后的逻辑非常清楚，一个人谋求发展，最重要的路径之一是进入高收入行业，而更高收入的职业总是与其专业技能紧密相连，所以当年轻女性期待拥有更高的社会参与率及社会认同度，她们就会去提高自己的受教育程度，进而改变她们大学的课程和专业。而且，职业的期许会激励女性选择更晚的初次婚育年龄。研究发现，女性选择更晚初婚年龄对其职业发展更为有利。当然，这一结论的一个潜在前提就是女性可以自主选择自己的婚育年龄。是什么给予女性这样的自主选择权呢？戈尔丁和卡茨（Goldin and Katz，2002；2008）发现，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到70年代早期，女性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山谷到山峰的转变（the valley t0 the summit）。而这些转变集中在那些20世纪40年代出生的女性身上。为什么变化会出现在这个年龄段的女性身上呢？因为20世纪60年代初期，在食物和医药管理委员会的许可下，口服避孕药在已婚妇女中开始广泛使用，到20世纪60年代末期，未婚女性也有权利使用口服避孕药。而这恰逢40年代出生女性的生育阶段。口服避孕药的出现，使得女性可以自由控制自己的生育行为，进而降低其在婚姻方面的成本，而且将避孕的主动权更多控制在自己手里，最终使得女性可以合理规划自己的人生。相关数据表明，20世纪70年代的女性，其受教育程度及劳动参与率都显著提高，最终表现出性别工资差异的逐渐减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