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早期筹备宇航员训练始末

我国载人飞船神舟五号、神舟六号的升空和嫦娥二号成功发射，不仅显现了综合国力的提高，同时也显现了航天技术已经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这标志着我国已经踏入世界航天俱乐部的大门，也证明了我国经过几代人的探索和不懈的努力，终于有了自己的航天机构和宇航人员。但关于它的起步和历史，却鲜为人所知，曾经担任“宇航员训练筹备组”组长、空军某军原副军长薛伦，为我们解开了我国早期筹备训练宇航员的秘密经过。

一

20世纪60年代初，我国在开展“两弹一星”研制的同时，主席就曾说，我们也要搞载人飞航。我国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之前，国家就着手建立发展我国自己的宇航工程。1968年，我国就组建了507所（现航空医学研究所），专门研究宇航员的“生命保障系统”；508所负责研制宇航员的救生保障；国防部第五研究院负责载人飞船的总体设计；七机部负责飞航运载火箭系统。

据薛伦所知，我国在1970年初，就由国防科委507所黄志平、空军司令部军训部副处长彭功阁、空军航空医学研究所所长郭儒茂等6人，组成一个“秘密小组”，郭儒茂任组长，还给他们配备一架专机。小组成员主要到歼击航空兵部队，从有经验的飞行员中挑选宇航员。经过半年多时间的选拔，从1919名飞行员中筛选出200余名预备对象。这些人于1970年下半年，分批到北京空军总医院和507所进行宇航员身体检查和在离心机上载荷能力的检测。经过反复检查，有19名飞行员符合宇航员选拔标准。

当时，挑选宇航员的要求条件非常高，除严格政治条件外，飞行技术要好，战斗机上飞行时间要长，身体条件要求更为苛刻，要求飞行员在离心机上必须具有长时间12个载荷的耐力，才算合格。因此，飞行员在离心机上检查时，要承受极大的痛苦，这一点比国外挑选宇航员的条件苛刻得多。其中有两名飞行员，在离心机长时间大载荷检测时，肺被压穿。

为什么我们的宇航员要求这么大的载荷呢？这是由于我国所处的地理位置和周边环境以及地面技术保障等条件决定的。考虑到载人飞船返回地面时，降落地点的安全问题，只有四川盆地的一些小范围可供选择作为降落的条件。其次，我国当时在境外没有测控台站，“远望1号”海上测控船当时尚在建造之中，载人飞船在返回过程中，只有到达我国地面测控台站时，才能下达下降返回地面的指令。因而从开始下降至着陆的这段距离相对较短，载人飞船返回地面时，飞船减速进入大气层时的下降曲线比较陡，这样下降时的载荷必然增大，而且持续时间长。这完全是根据我国当时的实际情况，采取的一项不得已而为之的措施。

二

宇航员人数虽然不多，但组织训练机构比较复杂，涉及的面比较广。宇航员不论驾驶飞船的模拟训练，体验失重飞行，还是保持飞行技术等，涉及到多方面高科技知识和许多科研机构，以及各项保障的诸多问题。这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不是几个人、一两个单位能办到的事，它必须有一套完整、科学的组织机构，相互配合、协调一致，共同努力，才能得以实现。俗话说，“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何况是宇航员要遨游太空！

507所虽然对宇航员训练做了许多工作，但其设想似乎简单了些，他们认为只要有十几个人保证飞行，让宇航员体验一下失重状态的感觉即可，而载人飞船的操纵，全靠自动控制系统来完成。他们不太了解空中飞行经验，对宇航员完成宇航飞行的意义和作用。苏联、美国挑选宇航员，特别注意飞行员在战斗机上的飞行时间、飞行技术和心理素质；美国开始选拔宇航员是从试飞员中选拔，这都是有科学道理的。苏联挑选宇航员一般要求飞行时间1000―1500小时，美国要求飞行时间更多些。我们要求飞行时间800小时以上。人们还记得，美国阿波罗―13号宇宙飞船在太空发生机械故障，当时地面指挥机构非常紧张，认为凶多吉少。然而这样重大的故障，由于宇航员具有丰富的飞行经验，准确判断出了故障的所在，并沉着果断地处置，化险为夷，利用“登月舱”成功返回地面。在此关键时刻，可以看出宇航员飞行经验的重要意义所在。

开始，国防科委曾准备自己搞宇航员训练，1970年计划用歼教―5飞机改装成失重飞机，进行失重飞行训练。1971年4月，中央军委在一次会议上研究宇航员训练问题，认为空军有丰富的飞行训练经验，决定宇航员训练还是由空军负责。中央批准了这一方案。

鉴于上述一系列准备情况和我国当时的科学技术水平，国防科委向中央呈报了《关于发展中国宇航事业的请示》，1970年7月14日，主席在报告上批示：同意。

三

1971年5月12日，空军以绝密电报，紧急命令：空24师师长薛伦、空34师副师长李振军、空军航空医学研究所所长郭儒茂、空军第13航校副校长刘树志、空42师团参谋长徐培根、北空军训处飞行技术检查员李瑞祥、空3军训练处参谋邹永利等7名干部，务必于5月14日到空军报到。5月15日，空军司令部、空军政治部领导召集大家开会，宣布成立“宇航员训练筹备组”，指定薛伦为组长，李振军负责政治思想工作，要求他们立即着手筹备宇航局或宇航员训练基地，尽快开展宇航员训练。这一重大决策，不仅标志着我国科技发展的水平，也表现了中国人民勇于攀登技术高峰的志气和决心。当他们接到这项艰巨而光荣的任务时，大家内心感到无比的激动和高兴！

这项工作十分保密，当时是以批示时间为代号，故称空军“714”办公室。他们暂时住空军学院，行政上归空军司令部直接领导，几个人一部电话，就开始办公了。“714”办公室虽然住在空军学院，但是连学院领导也不知道他们究竟是干什么的，许多事情，至今鲜为人知。

“714”办公室的任务是负责宇航员训练，当时空军决定宇航员务必在1971年11月集中，并开展训练。同时他们得知，预计1973年底，计划用东风―5号火箭，发射“曙光1号”载人飞船，飞船可载两名宇航员。宇航员训练，其时间之紧迫，任务之复杂，可想而知。

四

当时薛伦等人想：如果载人宇航飞船制造出来了，而我们的宇航员还没有训练出来，岂不是耽误了大事！宇航员训练是一件十分复杂的事，半年时间要组建这样一个训练机构，谈何容易！时间实在是太短了！但是大家二话没说，决心以“只争朝夕”的精神，努力完成上级给予的光荣任务。

虽然他们有组织飞行训练的经验，但搞宇航员训练却是门外汉，需要努力学习；而这项任务是关系国家和民族威望的大事，时间如此紧迫，必须奋发图强地工作。否则，难以完成这项使命。

因此，他们抓紧一切时间，搜集有关资料和学习宇航知识，熟悉与宇航有关的情况。他们首先着重抓紧解决宇航员训练机构的设置和组成，初步设想，包括机关、宇航员、飞机地面维护人员、外场各类保障人员等，需要500―600人；宇航员保持飞行技术训练场地的选择，初步定为正在建设中的四川西昌机场，并到现场进行了考察调研；宇航员“失重”训练用的飞机，建议用“三叉戟”飞机或图―124飞机改装……

当薛伦等人到国防科委五院下属的507所和508所以及其他研制宇宙飞船和保障宇宙航行的有关单位了解熟悉情况时，经过多年呕心沥血研究出的“宇航员飞行服”、“宇航员食品”、宇航员“生命保障系统”以及其他有关的宇航产品，都展示在他们眼前，让他们深受鼓舞，这是在中国宇航战线上许多默默无闻的英雄辛勤劳动的结果。研究人员说：“有些产品已经研制了第二代，甚至开始更新产品的研究，但是，我们研究的这些产品，究竟是否适用，效果如何，未经过实践检验，你们来对我们的产品的研制是个促进，争取中国宇航员早日飞向太空。”

他们还到北京航空学院、北京师范大学等有关院校聘请专家，准备给宇航员讲授有关地球物理等方面的知识。他们还计划于1971年9月14日到紫金山天文台参观学习，聘请老师给宇航员上课，讲授天文知识。

正当他们夜以继日地工作，有组织、有计划地按照设想抓各项工作的落实、并取得初步成效时，“天有不测风云”，1971年9月13日，发生了叛逃事件。空军是九一三事件“重灾区”，忙于揭发批判反革命集团罪行，宇航员训练被搁置。1971年11月中旬，空军宣布“宇航训练筹备组”解散，刚刚起步的我国宇航员训练就这样“胎死腹中”。时过多年，每每想起这些，薛伦都遗憾至极！

薛伦深有感触地说：“好在1992年国家又重新启动宇航工程，并取得了3艘无人飞船升空，杨利伟乘坐的“神舟五号”和聂海胜、费俊龙乘坐的“神舟六号”飞船先后顺利升空、遨游太空，安全返回地面的光辉成果，着实弥补了我多年的遗憾，了却了我们这一代曾为航空事业奋斗过的老航天人的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