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制度变迁空间效应的研究

摘要：笔者采取空间计量方法，并结合各地区的制度指标，印证了FDI促进制度变迁具有空间溢出性的特点。研究表明，FDI对我国制度变迁具有促进作用，FDI对制度的影响存在空间溢出效应，空间溢出效应对制度变迁的贡献率逐年递增且呈发散趋势，空间制度溢出效应在各省域间呈现区域性的特点。

关键词：空间计量 ； 制度溢出； 制度变迁；外商直接投资

基金项目：天津市教委人文社会科学重大项目（2011ZD028）。

作者简介：张炜（1984-），女，天津人，天津商业大学经济学院讲师，博士，主要从事外商直接投资与转型经济研究。

中图分类号：F019；F06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096（2013）04-0016-05收稿日期：2012-06-20

改革开放以来，外资不仅可以给欠发达地区带来资本和技术，还通过制度溢出效应带动了相关地区内资企业的发展。近年来我国对外资溢出效应的研究大多局限在技术溢出层面，这些研究加深了我们对FDI溢出效应的理解，但却忽视FDI对制度影响过程中的空间溢出性特点。本文在考虑到我国具体空间制度溢出性的基础上分析了FDI对我国各省域制度变迁的空间影响。

一、文献综述

在FDI促进制度变迁方面， Victor等（2000）通过研究中国的汽车制造业发现FDI以跨国公司的形式已经融入到我国的制度环境中并且影响着制度的变革。Haskel等 （2007） 指出，外资溢出不仅存在于行业内与行业间还会按地区路径发生，某一地区的外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不仅会影响本地区，也可能会影响周边以至地理距离更远的其他地区。

在国外学者对FDI空间溢出性问题研究的基础上，我国学者也逐渐开始研究FDI对制度的影响与FDI和制度空间溢出性的特点。康继军等（2009）等学者分析并证明了制度作为促进经济增长的显著变量具有空间效应，各地区市场化进程存在制度溢出效应。钟昌标（2010）对FDI的空间性进行了分析认为外资在某一地区的投资不仅刺激和提升了本地区生产率绩效，同时也间接带动了其他地区生产率的改进，FDI具有空间溢出性的特点。

通过对国内外学者研究脉络的梳理看出，FDI的进入可以促进东道国制度变迁，同时FDI与制度都具有空间溢出性。但是却忽略了在FDI促进制度变迁的过程中同样存在空间溢出性的特点。本文在分析FDI对制度的促进作用的空间溢出性上得出：FDI在具有正向溢出性的前提下，不仅对我国制度变迁具有促进作用，而且这种促进性还存在空间溢出性，同时溢出性呈现出区域性与聚集性的特点。

二、经济模型以及数据来源

在FDI促进我国制度变迁传导机制过程中，本文拟采用空间计量方法来衡量一个地区对周边地区的影响效果。空间相关存在两种模型：空间滞后模型与空间误差模型。本文选取空间滞后模型即一个地区制度的变迁成为解释相邻地区制度变迁模型中的一个自变量，并引入空间滞后模型前后误差对比来确定其空间溢出性，从而估计FDI与制度空间溢出性在多大程度上促进我国制度变迁。

1.经济模型

2. 变量说明及数据来源

本文因变量FDI由外商投资额表示，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该数据提供了各省市历年来以美元衡量的外商投资额。同时，在研究制度层面中，国内外学者多采用市场化进程指标来反映经济体制转型变迁的质量。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樊纲 等，2010）进行年度追踪，对中国1997年以来各地区的市场化进程进行测度，给出了较为完整的各地区市场化相对指数。这一指标体系的样本空间至今统计了1997年～2007年数据。正如樊纲等指出，市场化指标的价值在于可将其作为制度变量来解释制度变迁在中国经济绩效改进中的作用。因此本文的被解释变量制度指标来自于《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2009年度报告》。

三、 回归结果分析

本文以中国30个省域为研究对象（不包括），根据各地区1997年～2007年间的利用外资情况对制度变迁的影响进行了空间回归分析。

表1分别列示了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 OLS）与空间滞后模型（SLM）的估计结果（见下页）。同时空间计量经济学模型SLM 和SEM 的选择通过Moran’s I检验、 两个拉格朗日乘数来判断。 从表1中可以看出OLS 估计模型的拟合优度为0.98588，F值为3412.35，模型整体通过了5%水平的显著性检验，其中Jarque Bera统计量拒绝了随机变量服从正态分布的零假设，BreuschPagan检验接受无异方差的零假设。但是Moran’s I（误差）检验表明经典回归误差的空间依赖性（相关性）较明显（通过10%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因此模型中应考虑加入空间效应。为了区分是内生的空间滞后（SLM）还是空间误差自相关（SEM），Anselin（1988）提出如下判别标准：如果在空间依赖性的检验中发现，LMLAG 较之LMERR 在统计上更加显著，且RLMLAG 显著而RLMERR不显著，则可以判断适合的模型是空间滞后模型；相反，如果LMERR 比LMLAG 在统计上更加显著，且RLMERR显著而RLMLAG 不显著，则可以判定适合的模型是空间误差模型。在本文中根据拉格朗日乘数误差和滞后及其稳健性检验表明，LMLAG、RLMLAG通过了5%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但是LMERR、RLMERR均未通过10%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 从这4个统计值看，SLM 比SEM优一些。本文给出了利用极大似然估计（ML）参数估计SLM模型的结果（见表1）。

将OLS估计结果与SLM估计结果相比较发现，在SLM模型中模型的拟合优度有所提高，R2由原来的0.985697提高到0.986961。对数的似然函数值由未考虑空间效应的156.474提高到空间滞后模型中的160.018。同时AIC与SC的值都有所降低。检验结果证实了SLM模型要比OLS模型好，可见基于OLS 的经典线性回归模型由于遗漏了空间误差自相关性，因而不够恰当。同时也证实了各地区的外资对我国制度变迁的影响具有空间效应，制度存在溢出性， 在研究FDI对制度变迁贡献时应该引入空间差异性和空间依赖性对经典的线性模型进行修正。在模型参数方面α1的系数为正与预计相一致，说明FDI对我国制度具有正相关关系，且弹性系数达到了15.8%。可见外资的流入对我国制度变迁具有重要贡献。空间滞后项的系数ρ为正且显著与预计相一致，说明各省市的制度溢出效应为互补关系，一个地区的制度变迁会通过制度溢出效应带动相邻地区的制度进步。

因此本文运用空间滞后模型（SLM）对各省域制度指标进行估计，从表1的空间滞后模型回归系数0.150679可以得出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制度变迁影响著为正，将系数带入表达式得出其贡献率见表2 （FDI对制度变迁的贡献）；并且依据空间效应滞后模型空间溢出效应对制度变迁贡献系数0.00945172显著为正，同时将系数带入表达式估计结果见表2（空间溢出对制度变迁的贡献）。表2包括了1998年～2001年、2002年～2004年、2005年～2007年和2008年～2009年4个年段中，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制度变迁的贡献以及FDI促进制度空间溢出对制度变迁的贡献。从数据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到以下三点结论：

1. FDI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影响着我国制度变迁，贡献率逐年递增

从表2中数据可以看出（见下页），近年来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制度变迁的贡献逐年加大。1998到2001年间FDI对制度贡献水平整体偏低，但2005年到2007年间FDI对制度贡献水平大幅提高，2008年至2009年间FDI对制度贡献水平持续增长，基本达到对各个省域都产生了较强的促进作用。从趋势可以预计，在未来FDI还将以其特殊的制度安排形式进一步推进我国制度变迁。

跨国公司以其所有权优势在收益最大化原则的驱动下成为参与制度变迁的重要动力。同时如果没有外资作为外生力量，任由各社会内部的自生自发力量和秩序在那里生长与发育，一个社会可能会像诺思所说的那样，由于受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和“锁入效应”的影响，而使演化在很长的时间内处于制度低效状态。我国作为后发国，外资在未进入之前低效率制度安排可能长期存在。旧有行动集团在既得利益下，按照集体行动的逻辑达成一致，使公众对低效、过剩的制度无能为力。

FDI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外资企业作为一种利益集团进入后，打破了原有的制度均衡，并产生相应的竞争机制。迫使旧有利益集团改革僵化体制，产生有效制度安排，以此促进我国制度变迁。同时，开放经济中人们的制度需求远远大于实际的制度供给，这就要求不断的制度创新。我国作为转型国家，制度的创新机制还不完善，制度的创新伴随着巨大的成本与风险。因此制度供给缓慢，不能满足人们日趋强烈的制度需求。外商直接投资进入后，带来新的成熟制度模式，弥补了制度缺口，促进了我国制度变迁。

2. FDI对制度的影响存在空间溢出效应，空间溢出效应对制度变迁的贡献率逐年递增且呈发散态势

在1998年～2001年期间总体平均贡献率为1.56，2002年～2004期间总体平均贡献率达到2.05，2005年～2007年间总体平均贡献率达到2.99，到2008年～2009年间总体贡献率达到3.36。从表2可以看出，基本每个省域FDI都对其制度的变迁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各省域制度空间溢出效应对制度变迁的贡献率逐年递增。

3. 制度溢出效应在各省域间呈现区域性的特点

随着FDI对我国各省域间制度变迁的促进作用不断加强，制度溢出的空间性与区域性也逐渐显现。制度溢出区域性主要分为以下几大块：东北部经济圈、环渤海经济圈、沿海经济圈、长江流域经济圈、黄河流域经济圈、内地经济圈和由广东向内地延伸经济圈。地区性制度溢出效应成聚集和梯次过度趋势，并且总体呈现由沿海向内地、由南部向北部、由东部向西部的制度溢出扩散。宏观层面，各地政府作为经济发展的引导者，出台一系列政策促进FDI的制度溢出，并且改变原有僵化、陈旧的制度体制，进行市场化导向的改革。相邻地区政府间由于晋升绩效的激励，相互学习共同促进，产生区域性的制度溢出。微观层面，外商的直接投资使得在同一产业链条上的供应商和客户不断聚集，制度相互影响，一旦此地区的产业与FDI形成规模，市场、金融、法制、投资环境都会得到相应的改善。同时也会进一步促进制度环境的优化并带动当地内资企业的发展。这种制度外溢效应往往为构成各地区制度发展差距的主要原因之一。

四、结论及意义

外商直接投资作为一种制度安排促进着我国制度的变迁。一是FDI对我国制度变迁具有促进作用。二是FDI对制度的影响存在溢出效应，空间制度溢出效应对制度变迁的贡献率逐年递增且呈发散趋势。三是空间制度溢出效应在各省域间呈现区域性的特点。

本文的意义在于外资不但促进了本地区制度模式的变迁还通过溢出效应影响到了周边地区的制度模式，所以应当重视空间性对经济模型的估计偏差的修正，这对未来模型估计提供了重要的借鉴意义。同时，随着外资体制的深化，相信先进的经济体制与发展模式会逐渐扩散到欠发达地区，带动经济的整体增长。所以我国中央在实施地方外资政策上也要考虑到这些相关因素的正向促进作用。最后，我国应逐步改善投资环境，使得FDI充分发挥对各制度变量的促进作用。可以预计在未来外商直接投资作为我国市场经济的组成部分会进一步促进我国制度的完善，带动我国制度的变迁。

参考文献：

樊纲， 王小鲁.2010.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2009 年度报告 [R].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康继军， 王 卫， 傅蕴英.2009.中国各地区市场化进程区位分布的空间效应研究 [J].统计研究（5）：21-25.

钟昌标.2010.外商直接投资地区间溢出效应研究 [J]. 经济研究（1）： 15-19.

ANSELIN L. 1988. Spatial econometrics： methods and models [M]. Dordrecht：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HASKEL J E， PEREIRA S C， SLAUGHTER M J.2007. Does in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boost the productivity of domestic firms？[J].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89（3）： 482-496.

LOPEZ B. 2004. Regional externalities and growth：evidence from european regions [J]. Journal of Regional Science， 44 （3）： 43-73.

VICTOR F S， WEI D. 2000. Restructuring and spatial change of China’s auto industry under institutional reform and globalization [J].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90 （4）： 653-673.

（编校：育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