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音乐教育的危机与转机

一、高等音乐教育的危机

近年来，音乐人才的结构性矛盾深深困扰着音乐行业的领导者与组织者：中小学音乐教师招聘中，几十个应聘者争报一个职位，可是校长们和音乐教研组老师们竟然挑不出一个满意者，问其原因？他们无奈地说，这些毕业生的专业太强了；音乐学院招聘新教师，同样是几十个甚至上百个应聘者争报一个职位，系主任们和考核组的教授们竟然也挑不出一个满意者，问其原因，他们无奈地说，他们的专业太强了，可我们是高等院校不是乐团和歌舞团呀；交响乐团或民族乐团招聘演奏员时，也是几十个应聘者争报一个职位，团长们和演奏家们也抱怨招不到满意的演奏员，问其原由，竟然是他们的技术太强了；甚至在文化部门的音乐干部招聘是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难道专业强、技术强不正是用人单位最看重的吗？实际上，在专业强、技术强的背后缺乏必要的相关文化素养和思想理论的支撑，宛如一根根细细长长的脱离了土壤的豆芽菜，好看而不堪用。大部分音乐教育专业的毕业生要么只会唱歌，要么只会演奏某乐器，难以适应中小学音乐课堂教学和文艺节目编导的实际需要；音乐学院的专业音乐教师不仅需要较高的歌唱和演奏技术，同时也需要较强的音乐作品的理解和分析能力，而后者恰恰是应聘者较为欠缺的地方；乐团和歌舞团虽然需要技术强的专业表演人才，但同时也需要应聘者具备一般的总谱视奏、声部合作能力，而后者又恰恰是音乐表演专业毕业生的弱项。音乐人才的结构性矛盾致使大批音乐专业的本科生、研究生难以就业，同时许多用人单位又招不到可堪使用的音乐人才，究其根本原因在于我国高等音乐教育出现了“该学音乐的没有来，不该学音乐的却来了”的乱象，音乐人才的结构性矛盾将我国高等音乐教育的危机暴露得一览无遗。

“该学音乐专业的学生”是谁？就是那些以音乐特长生的身份增加50至80分，进入211级别的重点高校非音乐专业的学生。这部分学生上学之前就已经接受过较为严格的专业音乐训练，专业基础良好而且在社会音乐教育的业余器乐考级中有的能够达到最高的级别。这些学生有良好的舞台经验和对艺术的理解。他们对音乐有很浓厚的兴趣，而且文化课成绩优秀。这部分考生最终没有选择学习适合自己学习的专业的原因是，家长或孩子受到“理老大，文老二，艺术是小毛虾”之观点的影响。认为有了艺术的特长再加上家教育部关于符合学校艺术特长生招生要求的考生，可在高考中享受适当的降分录取优惠，考好的大学是不成问题的，问及为什么不考音乐专业时，有的考生认为自己较高的文化课成绩去读只需要很低的文化课分数的音乐专业“太可惜了”。

这部分考生进入重点高校后，因为以艺术特长生的特长测试合格后要与所上的学校签订协议，每周要保障4到5天规定时间的演出排练任务，成为学校参加各类音乐比赛的“运动员”；为学校挣得荣誉，为学校的窗口教育贡献力量。实际成为了学校乐团或合唱团的“苦力”，因为种种现实原因他们入学后无法接受更为系统性的音乐教育。自己的音乐特长并没有得到指导性和持续性的发展。

而“不该学音乐专业的学生”则是因为凭自己的文化课充其量只能上专科院校，有的学生分数倒挂，上三本都没有指望，只有考音乐了，因为音乐要的文化分数低。音乐基础不好的学生家长也会急功近利地练习考上音乐类的大学，因此专业基础也比较薄弱。

二、高等音乐教育的危机的转化平台

与高等音乐教育深陷危机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普通中小学教育和普通高校非专业音乐教育。20世纪中国学校音乐教育是在音乐专业教学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课程体系，音乐专业原本是为了培养音乐表演、音乐创作、音乐教育工作者而设立的课程教学体系，《基本乐理》和《视唱练耳》是音乐专业的专业基础课程。中国学校音乐教育肇始于20世纪初期新式学堂开设的“乐歌”课，“乐歌”课的教学目的就是通过学唱具有振兴中华、救亡图存内容的乐歌，实现唤醒民众、振奋民族精神。学堂乐歌是集体性的歌唱，学唱乐歌首先要学会识谱，学习识谱又必须首先学习基本乐理。音乐专业的专业基础课程和“学堂乐歌”的教学传统构建了学校音乐教育的课程教学体系，这个课程体系的教学内容就是以识谱为核心的乐理与视唱教学，教学目的就是培养学生自主学唱具有特定的思想道德倾向歌曲的能力，这个课程教学体系后来也被称为专业本位课程教学体系。这个已经实施了近一个世纪的音乐课程教学体系已难以适应社会发展的新需要，21世纪的学校音乐教育课程改革就是针对这个课程教学体系的改革，改革的思路就是打破专业课程教学体系，而建立音乐学科教育新体系。这个新的体系不再是以“识谱”而是以“审美”为核心价值的学科教育体系。普通中小学音乐教育的迅猛发展，对音乐教师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放大了高等音乐教育的危机。当然，普通学校音乐的这场改革既深化了高等音乐教育的危机，同时也为高等音乐教育的转机提供了转折的平台。

普通中小学音乐课的课程改革助推了普通高校音乐通识课程教学的改革，音乐的“审美教育”观一时成为普通高校音乐教育的共识。如冯兰芳教授撰写的文集《普通高校音乐教育》（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出版）较完整地记载了普通高校音乐通识课程实施审美教育的探索、实践过程。在文集收录的《对音乐欣赏教学的一点看法》一文中提出“音乐欣赏课，重要的是教师应教会学生怎样去听音乐，使学生了解音乐的一般表现手段，启发学生在欣赏音乐时把音乐的表现手法同实际生活和人生的意义联系起来，使学生在欣赏音乐中得到较多的美的享受和精神上的有益影响。”在《普通高校音乐欣赏课》一文中提出：“音乐欣赏课要给人精神上的愉悦与理性满足，使学生在接受知识的同时受到良好的教育，并在审美、情感、气质等方面得到陶冶，成为品格高尚、具有高尚审美情趣的人。”把育人因素放在音乐审美教育之中，也是冯老师坚持一贯的音乐教育思想，并在《音乐欣赏应重视审美四个要素之间的关系》提出“培养大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是大学生学习音乐的重要目的之一”的观点，认为普通高校音乐审美教育必须做到“把审美的四个要素――感知、想象、情感、理解相互渗透，有机地结合，做到你中用我，我中有你，才能使大学生在音乐审美的过程中达到和谐的状态，让他们获得真正的审美教育。”冯老师在《学校艺术实践中的审美教育》这篇论文中，还提出了一个音乐审美教育的新命题，那就是音乐审美教育不应仅是单纯、被动的音乐聆听，应在演唱和演奏的音乐表演实践中提升音乐审美感受。进一步明确了普通高等学校音乐教育不同于专业音乐教育的质的规定性，认为普通高等学校音乐教育的“课程特点不仅要有音乐方面的知识，还要有历史、文学、美学及其他人文学科的知识，不同风格的音乐要从不同的文化角度分析理解。”在《要重视艺术教育在素质教育中的作用》一文中，冯老师论证了“艺术教育是实施美育的主要内容和途径”的命题，通过对140名首都大学生的调查，证明了当今大学生出现的种种思想状况，“与他们目前所喜好的音乐的思想内容是相关的”，认为“儿时的艺术教育对儿童时期的素质的初步形成起到了良好的作用”；进而提出“美育是高等教育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在《谈审美教育》提出：“如果到了大学审美教育的目标还是以陶冶情操为主，那可能就违背了审美的规律”。认为各个年龄阶段应接受不同的审美教育，特别指出，当下的音乐审美教育，“一部分教材或多或少忽略了审美的培养规律和学生的年龄结构、心理特点，我们的传统教材赋予孩子太多的教育内容，如传承传统文化、精深的音乐知识等，过高的目标使教材填入更多的、不太符合青少年的知识与内容，这也许正是学生喜欢音乐而不喜欢音乐课的原因。”

2007年，杭州师范大学音乐学院进一步提出了在普通高校音乐教育中，对大学生实施“四个一”的艺术素质量化标准，所谓“四个一”指的是：每一位大学生至少应在会唱一首歌，跳一个舞，演奏一样乐器，写一笔好字，画一幅画，能扮演一个角色中六项中挑选四项，并将“四个一标准”制度化，作为杭州师范大学毕业生的标准之一。首都师范大学关于普通高校“审美”教育的理论和杭州师范大学艺术实践的量化标准受到东北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华南师范大学等高校专家们高度的赞赏，他们认为“普通高校音乐教育的清晰的艺术实践目标，补充了普通高校“美育是高等教育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的实践量化标准。对正在处于探索期的普通高校艺术教育的发展起到了示范作用，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与现实意义。”

在普通高校音乐通识课教学由专业本位课程教学向学科审美教育转型的同时，另一个更大的浪潮冲击着高等院校的专业教学和学科教育，这个更大的浪潮就是让人迅不及防的“知识爆炸”的冲击波几乎动摇了普通高校传统的专业教学体系，迫使传统专业教学向学科教育的模式转化。“知识爆炸”是20世纪60年代，美国社会学家唐纳德・哈尔特（Donald J・Hart）出版的一本名叫《知识爆炸》（The explosion knowledge）的书指的是知识增长速度之快和容量之大的意思。据统计，以公元1世纪知识基数为1，到1750 年增长了1倍；而从1750年至1900年，这150年又增长1倍；1900至1950年，增长1倍需要50年；50至60年代，每增长1倍需要10年；70至80年代，每增长1倍需要7年；从1993至2003年，人类知识总量较过去翻一番；2011至2020年内，知识将增长4倍。知识和技术以几何数集的速度增殖，对高等教育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力，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新专业体系，甚至没等学生毕业就已经落后于社会的职业需要了，高校的专业教学远远跟不上社会的职业变化和发展，于是重视学科教育，淡化专业教学的高校教育转型也就悄然兴起了。

三、高等音乐教育的转机

专业副修在其他学科教学中本是常规教学模式，但是由于音乐专业有着比较苛刻的专业准入条件，所以音乐专业副修一直难以推行。但是，“音乐特长生”这个中国特有的时代宠儿为音乐专业副修提供了充足的生源储备。

冯兰芳教授建立的“音乐专业副修”指的是非音乐专业的大学生学习音乐，他们有独立的音乐课程体系，经过考试合格者获得音乐专业本科学历，其目的是通过学习音乐，对他们原先所学专业有所促进，为我国培养音乐与科技、音乐与人文等方面的交叉学科创新人才。关于音乐学副修学科的课程设置，冯兰芳教授在她的文集里这样记录：“音乐学副修专业的学生在学习期间，循序渐进地学习视唱乐理、和声、合唱指挥、中外音乐史、音乐鉴赏、器乐、即兴伴奏等音乐课程，掌握音乐的一些基本理论与技能。它的教学目的、办学模式不同于专业音乐院校，不同于中小学教育，也不仅是把音乐教育作为作为普通高校提高学生审美能力和陶冶情操的手段等，它有相对独立的、系统的音乐课程与艺术实践的各种活动，并以音乐为载体，拓宽文化，注重音乐对创造性思维与智力的开发，塑造高尚人格、促进身心健康，增强人文修养，提高合作交往能力和倡导、促进艺术与科学相结合，拓展交叉学科的研究，并培育科学创新精神。”在另一篇《音乐学副修专业是培养“艺术与科学相结合的高素质创新人才”的办学模式》里，冯兰芳教授论证了音乐学副修专业教育的宗旨与培养目标是：以培养科学与艺术相结合的高素质创新人才培养为宗旨，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研究艺术与人、艺术与科学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明确了音乐学副修专业五大课程群：1.技术理论课程。2.史论课程。3.音乐哲学课程。4.多学科交叉课程（为音乐学副修专业主课的核心课程）。5.创新型艺术实践五个层面的课程。音乐专业副修专业教育的学科理念、课程设置与实践、摆脱了对高师传统的课程体系的依赖，有了自己的核心课程体系。

音乐学副修专业学生来自不同的专业，拥有不同的学术思维。副修音乐专业学生学科属性各异，对同一个问题有着不同的学术思考。这些学生在一起讨论又能够碰撞出不同的学术火花。多学科专业的背景和不同思维方式融合在一起，产生强大的学术力量。遵循这种学科交融理念进行办学，及时总结办学方式，办学方法以及办学效应，自然就会形成各自的办学特色了。因此，确立音乐学副修专业教育是以培养科学与艺术相结合的高素质创新人才培养为宗旨和培养目标。

音乐学副修具有多方面的意义，首先在音乐学副修专业学习的过程中，对大学生本科所学专业有所促进，如计算机专业的学生钢琴虽然弹得程度不够深，但是能够开发出计算机“如何学习钢琴键盘”的软件，美术专业的学生学习了音乐能够写出《法海寺壁画中的音乐元素》等学术文章等。二是音乐学副修专业的学生交叉学科的背景受到用人单位的青睐，使他们在就业方面占有了相对的优势，出现了教师的“双重岗位”（如毕业既可以教自己所学的如物理、地理等专业又能教音乐）的复合型创新人才。也有的学生因为交叉学科的知识的丰富，学术视野的开阔被国家重要文化部门录用等的实例。三是为音乐学培养专门的音乐的交叉学科的人才，如心理学专业的学生学习音乐心理学，教育专业的学生学习音乐教育，计算机专业的学生学习音乐科技等。

最为重要的是为“该学习音乐的音乐的特长生”提供了继续学习音乐的机会，解决了音乐副修的生源问题，这部分学生在上大学前已经具备一定的音乐技能的训练和艺术实践。文化知识结构合理，专业知识相对稳固，经过音乐学副修专业的培养，使他们能够成为我国“音乐与科技，音乐与人文”的交叉学科的高级研究人才。高校的审美教育促进了学生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他们人生精神境界的高远的追求成就了他们的人生。

现在虽然不能说高等音乐教育的希望在音乐专业副修，但音乐专业副修至少为深陷危机的高等音乐教育改革与发展提出以下参考意见：

第一，高等音乐专业教育的招生不能只看专业，也要看综合文化素质，降低文化课录取分数线无异于饮鸩止渴。

第二，高等教育跨专业甚至多专业学习不是神话而是可以实现的事实。

第三，双学士学位甚至比硕士学位更符合“知识爆炸”时代的需要。

第四，音乐专业副修对“音乐特长生”有显著的创新人才培养意x，但对没有“音乐特长生”的一般高校而言，要慎重推行音乐专业副修。

第五，走出高等音乐教育危机的出路在改革，高等音乐教育改革不应是单项的孤立的改革，而应是包括招生制度改革在内的综合性的全面改革。

田耀农 杭州师范学院音乐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