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学校学生论文范文
时间：2023-02-25 12:12:44
高等学校学生论文范文第1篇
司法实践中“授权组织”理论的争议关于高校被诉的行政主体地位实践困惑最早出现于1996年，当年田某某诉北京科技大学退学案中，法官运用“法律法规授权组织”理论解决了高校行政诉讼被告资格。当年，《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刊登了该判例，并指出目前我国某些被法律赋予一定行政管理职权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与管理相对人之间不存在平等的民事关系，而是特殊的行政管理关系，他们之间因管理行为而发生的争议，不是民事诉讼而是行政诉讼。之后，各地法院陆续按此法理认定了高校的行政诉讼被告资格。但对“法律法规授权组织理论”的运用，学界一直争论不已。马怀德教授认为行政诉讼采用这一概念有内在缺陷，只能是权宜之计，因为没有解决法律法规为什么授权、何种情况下授权、对谁授权等基本问题。还有观点认为，此定义与国家职能向社会转移、行政民主化的发展趋势相一致，但存在许多不完善的地方。首先，从现有法律规定中无法找到所授之权是行政权而非其他权力的理由。《教育法》第28条规定，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享有“拒绝任何组织和个人对教育教学活动非法干涉”的权力，民法规定公民的民事权利有排他性，宪法规定审判和检察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司法权，任何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干涉。由此可见，排除干扰权可以是民事权利，也可以是司法权力，并不是教育机构独有的行政权。其次，对立法机关授权的认定要求过高。由于受行政诉讼内容的专业性和复杂性、行使职权方式、工作人员素质、会议时间等因素的限制，立法机关不可能及时将层出不穷的新事物管理权都以法律法规的形式授予。“授权组织”理论无法得到普遍认同，这种描述性的概念不能解释高等学校等非政府组织为什么具有行政主体身份。深入研究发现，这一问题最终属于对组织职能性质的判断问题。发达国家高校有悠久历史，其法学理论和法律制度比较完善，值得借鉴。
二、公共行政理论对高校行政主体地位的诠释
（一）两大法系国家公立高校的法律地位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国家其公立高校的法律地位认定普遍采用公共行政理论。该理论认为，具有公共职能的组织含有公权力因子，代替政府承担某些专业性很强的事务，具有行政权能，享有行政主体法律地位。两大法系国家用“公务法人”概念界定了公立高校的法律地位，高校作为“公务法人”，不同于一般的行政组织，它以公务为基础对中央集权进行限制和分权，既是民事主体，也具有行政主体法律地位。公务法人兼有私法人和公法人的特点，是国家行政主体为了完成特定的行政职能设定的服务性机构，有别于“正式作出决策并发号施令之科层式行政机关”。公务法人具有独立法律人格，享有一定公共权力，能够独立承担法律责任。它与相对人之间既存在民事法律关系（私法关系），也具有行政法律关系（公法关系）。公务法人有若干种类，高等学校只是类型之一，校生关系可以借鉴为公务法人与相对人之间的关系。
（二）普通高等学校的公务法人地位笔者认为，我国高等学校与两大法系国家的公立高等学校类似，是依法成立、专门行使教育行政职能的公共管理组织，承担了高等教育的公共职能，含有公权力因子，具有特定的行政权能，除民事主体法律地位外，还具有行政主体法律地位。高等学校行使教育行政权和公共管理权时，具有行政主体资格，与学生之间是行政法律关系。《教育法》第28条规定，高校拥有招生权，学籍管理、奖励、处分权，颁发学业证书权，聘任教师及其奖励、处分权等，这些权力具有明显的单方意志性和强制性，属于教育行政权力，接受行政司法审查。苏林琴指出，高等学校作为“公务法人”，在履行公务权利提供教育服务的过程中与学生之间的关系包括行政法律关系和民事法律关系，但主要表现为前者，还论述了这种关系在学籍管理、教学管理、宿舍管理领域存在的限度和可行性。将学校定义为公务法人，并区分公务法人与其相对人之间不同种类的法律关系，以此界定学校与学生的关系，将会很好地解决把学校作为事业单位法人的若干困扰。普通高校依公法设立，承担公共职能，拥有一定的行政权限，行使一定的公权力。这种法律地位既满足了国家履行高等教育职能的需要，保证了高校的公益性，又有利于高校自治，保持一定程度的精神自由，避免行政上过于僵化的手续和官僚习气，也容易得到社会的赞助，还有助于司法机关对高校进行必要的监督等。这种观点是高等教育自由科学发展的迫切需要，也是我国理论界研究的主流。
三、高校学生教育管理行政行为界定
（一）行政司法诉讼行为的判定标准高校既是民事主体又是行政主体，许多情况下学生教育管理的公共职能与高校为自身存在和发展而履行的职能混杂在一起。如何界定高校行为是行政行为，还是内部管理行为？在判断高校行为性质前，首先确定应当适用的法律，排除高校依民事法律规范作出的民事行为。高校《合同法》行为不管对相对人的权益造成多大影响，也只能是民事行为，不能视为行政行为。如，因学费、住宿费和教材费的收缴而分别建立起来的服务与消费合同关系、租赁合同关系及委托关系。“非依民事法律规范作出”是甄别行政行为和内部管理行为的前提。在此基础上，高校行使涉及学生受教育权及其他基本权利的重要事项时，受行政诉讼司法审查；除此之外，高校拥有内部裁量权，不受行政诉讼审查，确保办学自的实现。具体界定标准有两条，同时具备这两项条件，方能认定高校在行使这些事项的职权时具有行政主体地位。首先，高校行为损及相对人的基本权利。涉及基本权利的事项学校内部规则无权予以限制或剥夺，只能由法律规定，且这类法律一般属于行政法律规范或来自其授权或委托，所以高校的这类行为属于行政行为。如，高校在行使涉及学生受教育权，涉及校生关系产生、变更和消灭的学籍管理，因纪律处分影响到文凭和学位证书发放时应受行政诉讼司法审查。其次，高校行为对相对人的权益产生重大影响。衡量标准不以仅对某个学生的影响程度为考量，这种影响带有普遍性、基础性和深远性，即“三性”的判断标准。如高校对学生的记过处分，对有的学生可能影响重大，对有的学生影响不那么严重，不具备“三性”要件，不视为重大影响。关于这方面最好出台相关的司法解释予以规制。如，台湾地区规定“改变学生身份并损及其受教管理与评价-41-育的机会，属于对宪法中的受教育权有重大影响，发生纠纷时应进行行政诉讼。”这个条件是区分高校内部管理行为和行政行为的主要界限。
（二）高校司法审查行政行为学校作为行政主体是执行教育行政法规的“准行政机关”，教育行政部门的部分管理职权授予学校行使。在法律授权范围内，高校以自己的名义实施相应的行政行为，如入学审批、学籍管理、考试、学位授予、纪律处分、颁发毕业证书等。司法介入高校学生教育管理的纠纷主要包括学籍处理类行为、学历学位管理行为、招生考录类行为。学籍处理类行为。根据《普通高校学生管理规定》，学籍管理事项有多种，但只有“学籍的取得和丧失”与宪法中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最相关，受司法审查监督的行为包括取消学籍、针对违纪学生的勒令退学和开除学籍处分、取消入学资格。学历学位证书管理类行为。学历学位证书的取得与否直接关系到学生将来的就业、社会评价和未来的发展，对学生影响重大。《教育法》规定受教育者有权在学业成绩和品行上得到公正评价、学业合格后获得相应学历证书和学位证书。高校做出的取消申请学位资格、不颁发学历证书、不予补办学业证书，以及宣布学业证书或学位证书无效的行为，须接受行政司法审查。招生考录类行为。我国普通高校招生主要有三种模式，一是教育行政部门与普通高校分工合作模式；二是教育行政部门宏观管理，普通高校高度自主模式；三是普通高校市场化运作模式。第三种模式主要采取合同形式进行，属于民事法律关系调整的范畴。前两种招生行为中的录取、不予录取或退回招生对象、限制研究生报考资格、拒查研究生入学考试成绩等行为须接受行政司法审查。
（三）高校内部管理行为厘定高校依法享有办学自，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保证教育教学质量，维护受教育者的合法权益。实现这一教育目标和成果，法律赋予学校为保证其机构目标实现对内部事务进行处置的“自由裁量权”。高校在行使与学生受教育权及其他基本权利无关的非重要性事项时拥有内部裁量权，不受行政诉讼审查。高校是由学校、教师和学生共同组成的“法律共同体”，学生不仅作为公民身份存在，同时也具备“共同体”成员资格。在学校内部，具备“共同体”成员资格的学生与取得教育行政管理权的学校之间是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高校根据需要制定内部规则对成员进行管理，这时两者之间的关系并不平等，其权利义务也不对等，学生在认可或服从这种管理权的前提下，一般不能对管理行为提出异议。虽然有些项目也存在一定的提供服务、支付费用的关系，但是它仍不同于普通民事关系，即并不因为相对方交纳了必要费用就可以不服从管理。高校依照教育法律法规对学生实施教育行政管理，两者之间产生的纠纷客观上推动着高等教育管理制度改革和教育法治化进程。法律不仅应规定高校享有哪些权力，还应当明确行使该项权力的相应法定形式、不当行使权力时的制裁以及高校自受到非法干预时的救济途径。尽管实践中高校行政管理领域的教育纠纷已有接受司法审查的先例，但尚未在法律中得到明确。高校行政主体法律地位的实质性解决亟需相关立法的完善，以方便司法实践的运用，更好地推动依法治校进程。只有明确高校的行政主体法律地位，才能确立高校行政管理的权力、义务和责任的实质归属，为学生和高校提供合法的权利救济。
高等学校学生论文范文第2篇
美国司法节制原则的主要内涵与审判实务
司法节制原则，是美国法院传统上对于学术案件采取的一贯态度。所谓“司法节制”，是指高等学校的学术决定往往被法院给予高度尊重。如果不是恣意或变幻不定的处罚，法院一般不愿改变关于入学、评分、学位要求和其他纯学术事务的决定。[1]
布朗（Brown）是加利福尼亚大学的硕士研究生，其学位论文最初被由三人组成的论文委员会所批准。他随后增加了“致谢”部分，并冠之于“不谢”，且运用不敬的语言，攻击某些行政人员和组织。当他意欲把论文提交给大学图书馆时，此部分被发现了，其学位论文被返回给了委员会。委员会随之认为该部分不符合学术出版物所要求的专业标准，要求该生删掉攻击部分的内容，才会被授予学位。布朗提起了诉讼，认为大学拒绝授予学位侵犯了他的宪法权利。初审法院同意被告简易判决的提议后，布朗就本案向第九上诉法院提出上诉。上诉法院认为1988年最高法院的黑兹尔伍德学区诉库尔迈耶（Kuhlmeier）案有着指导意义。本案中，布朗被交给了完成学位论文的学术任务，并被提供了完成学位论文的合理标准。要求删掉学位论文的“不谢”部分，是论文委员会出于正当的教育目的，去教育布朗什么是学位论文格式的专业规范。原告还指控道，校方拒绝授予学位时，没有事先举行听证，侵犯了他的第十四修正案规定的程序性正当权利。然而，上诉法院认为，校方的行为性质上属于真正的“学术性”，而不是惩戒性。只要推迟授予学位的决议是“仔细且审慎的”，并不要求举行听证。[2]
虽然法院尊重高等学校的学术决定，但这种尊重有其限度，高等学校在拒绝授予学位时不能有恣意或是恶意的行为。在坦纳（Tanner）诉伊利诺斯大学董事会案中，坦纳完成了学位论文，并通过了综合考试，却被通知两者都不被接受，因为他的学位论文委员会从来没有被大学正式承认。坦纳请求法院强制令，命令伊利诺斯大学授予他学位。虽然他的诉求被下级法院驳回了，但上诉法院裁决认为，按照坦纳诉状的说法，他已提供了足够的证据，证明大学有恣意和变幻不定的行为。[3]
由此可见，美国的司法节制原则，是从法院的角度来考量司法与学术案件的关系，讲的是司法一般应保持一种谨慎的立场，尊重高等学校的学术决定，只有在滥用裁量权的案件中，如恣意或变幻不定，司法才会代表学生的利益予以介入。
司法节制原则对于我国学位授予诉讼的启示
对于我国的学位授予诉讼，行使审判权的法院同样应坚持司法节制立场，实行有限审查，尊重高等学校的判断余地，其正当性主要体现在如下五个方面：
一是公共政策的正当考虑。当教育机构向其学生颁发学位证书时，实际上是在向社会证明，该生具备了他就读的教育机构所要求的全部知识和技能。然而，为了使社会能完全信任由学术机构颁发的证书，确保这些证书的有关决定留给专业教育者作出正当判断则是必要的，教师处于判断如何帮助学生完成学业的最好位置，必须有必要的裁量权以保持课程和学位的完整。[4]事实上，从社会的观点来看，如果法院放弃节制做法，而开始要求教育机构向那些实际上不合格的人授予学位，那么这些证书的价值将会受到严重削弱。[5]
二是学术评价的普遍正当性。虽然有关学位授予的诉讼此起彼伏，但是这些争议相对于高等学校做出的学术评价来讲仍然只是属于少数。学位评定是教师做出的专业判断，教师受过的训练使其处于更适合做出这种判断的位置上。不可否认，在高等学校，教师做出的对于学生的学术评价大部分是真诚的、善意的，且是相当的客观准确；不过，由于有的教师的偏见或粗心，也出现了少部分评价不准确、不公平的情形；因此，一般情况下，但并不总是，不可能由第三方如法官去判断做出何种学术评价，去判断什么是准确的评价。
三是法院负担过重的担忧。法院尊重教育判断的另一理由在于，他们担心可能出现对于教育判断不满的学生会掀起高等学校的诉讼狂潮。正像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鲍威尔（Powell）法官在戈斯（Goss）诉洛佩兹（Lopez）案的异议中所清楚表达的，“人们可能只是猜测，若是赋予每个学生在法庭上质疑老师的任何判断的权力，公立教育会混乱到何种程度，而且我们有理由认为这样做会侵犯州政府授予的教育权力。由于州立法机关把控制大学的权力主要是交给了当地的大学管理委员会，因此法院拒绝干涉立法政策。”[6]
四是法官自身的专业局限性。学术判断，从根本上具有主观性和评价性，缺乏严格的规则、指南或纯粹的经验数据。[7]对于学生的学术判断不同于司法和行政机关传统上举行完全听证的事实调查程序，不符合司法或行政的程序化裁决方式。而教育过程天生不具有对立性。相反，它强调师生关系的延续性，作为教师必须承担多种角色——教育者、指导者、朋友，有时是父母。[8]因此法院没有能力对学术判断做出判决。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密歇根大学董事会诉尤因（Ewing）案中重申：“当法官被要求审查一个纯学术决定的实质内容时，他们应当对教师的专业判断表现出高度的尊重。很清楚，除非专业判断是如此地实质违背了可接受的学术规范，以致于表明负责人或委员会事实上没有作出专业的判断，否则法官不会这个判断。”[9]与此同时，许多法院还认为教育问题无法开庭审理。
五是维护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在学位授予中，教师的学位评定权既体现了大学自治权，又体现了个人的学术自由权。这是在于，教师不是以个人的名义，而是受高等学校的委托，作为答辩委员会委员，基于其专业背景和学术能力，对于学位论文是否符合学位法律法规以及学位授予细则的要求而做出的判断，因此其评价结论的行为效果归属于高等学校，是高等学校对于学位申请人做出的学术评价，而不是教师个人对于学位申请人的学术评价。与此同时，对于教师而言，在学位评定中对于学位论文的学术水平，需不受干扰地自主做出评价结论，因此，也是在行使作为个人基本权利的学术自由权。
学位授予诉讼中坚持司法节制并不意味着受教育者不能就学位授予案件向法院提讼，也不意味着有关学位授予的问题完全免除司法审查。即是说，有限审查不是不审查，因此学位授予案件可以进入法院的大门；这种节制不是讲的审查范围，不是讲的法院能不能进行审查的问题，而是讲的审查强度，讲的是法院怎样进行审查的问题。但是法院的审查是有限审查，是只进行形式和程序的合法性审查，并不进行实质内容的合法性审查。法院的尊重态度主要体现在学位授予决定的实质部分，也就是说法院不能代替高等学校做出学术判断，不能以法官的判断代替教师的判断，而高等学校于此享有判断余地，免除司法审查。对于学位授予决定的法律问题、程序问题，法院对于高等学校不再采取尊重的态度，并且法官可以以自己的判断代替教师的判断，而高等学校于此不再享有判断余地，不能免除司法审查。
结语
高等学校是决定谁能获得学位的唯一裁决者。不同高等学校的学位意味着不同的荣誉。如果法院适用统一的标准来评判学术成绩，高等学校学位的个性就会减弱。而且如果作弊者和说谎者的不诚实行为未受到制止的话，那么把他们推向社会的代价是巨大的，且远远超出高等学校的控制范围。实际上，学术评价要求的是一种累积信息的内行评价，不适合司法或行政的程序性裁决方式，高等学校更适合对学生的表现做出判断。[10]因此，司法以维护学术自由为由对于学位授予行为采取尊重立场，具有一定的正当性，但是这种尊重应是有限的尊重，而不应当是绝对的尊重，无论是学术自由还是大学自治都不能创造出一个法外空间，学位授予领域不应成为法治国下的一个隙裂。
因此，关于司法介入与学术自由、大学自治的关系，要避免出现两种认识误区。一是司法权完全凌驾于学术自由，无视学术发展的自身规律，以司法判决代替学术判断。二是司法权以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为借口，对于有关学术事项的学生与高等学校间的争议置之不理，怠于行使司法监督职能，不能对于相对人的权利予以充分救济。[11]司法介入高等学校，涉及司法权与大学自治权的关系。司法介入高等学校，也并不意味着法院简单地以自己的判断代替高等学校的判断，不是侵越高等学校的职能，而是侧重从法律的角度，以保护受教育者权利为中心，同时监督高等学校依法行使权力，保障学术自由。不过，由于高等学校因自治而具有的特殊性使司法的审查并不是全面的，而是具有一定的限度，即是尊重高等学校的判断余地，只进行形式和程序的合法性审查，并不进行实质内容的合法性审查。
司法介入和学术自由、大学自治的关系，并不仅仅关涉到高等学校和司法的关系，毕竟司法介入有受案范围的限制，而且司法本身具有自身的局限性。高等学校和受教育者之间的学位授予纠纷，不是单纯的法律问题，不能单单依靠司法救济手段，还应完善校内申诉、教育仲裁、行政复议等多种制度，畅通救济渠道，始能既保证高等学校的学术自由、大学自治，又能实现司法的依法监督，还能维护受教育者的合法权益。
参考文献：
[1]K.B. Melear. The contractual relationship between student and institution：disciplinary，academic，and consumer contexts， Journal of College and University Law， 193（2003）.
[2] The University of Alabama in Huntsville．A Matter of Degree[EB/OL].http：//www.uah.edu/legal/pdf_files/a_matter_of_degree.pdf，2011-03-21．
[3]Tanner v. Board of Trustees of the University of Illinois， 363 N.E.2d 208， 209，210 （Ill. Ct. App. 1977）.
[4]Bruner v. Peterson， 944 P.2d 43，48 （Alaska 1997）.
[5]Olsson v. Board of Higher Education of the City of New York， 402 N.E.2d 11503（N.Y. 1980）.
[6]419 U.S. 565， 95 S. Ct. 729 （1975）.
[7]Johnson v. Cuyahoga County Cmty. Coll.， 489 N.E. 2d 1088， 1090 （Ohio Ct. Comm. Pl. 1985）.
[8]Board of Curators of the Univ. of Mo. v. Horowitz， 435 U.S. 78， 90， 98 S. Ct. 948， 955 （1978）.
[9]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v. Ewing， 474 U.S. 214， 225 （1985）.
[10]Carol J.Perkins.Sylvester V. Texas southern university：an exception to the rule of judicial deference to academic decisions[J]．Journal of College and University Law，1998，（25）：422-423， 433.
[11]周志宏．学术自由与大学法［M].台北：蔚理法律出版社．1989.94-177．
高等学校学生论文范文第3篇
第一，取消毕业论文不符合高等教育本质、目的和规律的要求。我国本科学制一般为四年，学生必须根据课程计划，有计划、有步骤地完成课程学习任务和毕业论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第三条，高等学校本科学生完成教学计划的各项要求，经审核准予毕业，其课程学习和毕业论文（毕业设计与其它实践环节）的成绩，表明确已较好地掌握本门学科的基础理论、专门知识和基本技能，并且有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或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初步能力的，授予学士学位。
第二，重视毕业论文适应了高等学校对学生进行学术训练，全面提高学生素质的客观需要。随着社会发展和高等教育“扩招”，高等学校应该建立多种人才培养模式，以适应多层次和多种类型的社会需要。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之一是实现学术性与职业性的有机结合。学术与职业的关系在课程和教学上主要表现为基础与应用的关系或理论学习与实践应用的关系。历史上不同国家的高等教育在处理这一关系时往往受到当时社会改革的影响而偏于一方。从当前的情况看，两者趋向于有机结合，除重视学术性教育的高校外，以职业性教育为重点的高校也逐渐重视理论学习和科学研究的训练，加强毕业论文（毕业设计或其它毕业实践环节）的管理工作。
第三，正确认识毕业论文的教育教学价值，加强与改进本科毕业论文的各项管理工作。可以说，本科毕业论文是高校学生在本科学习阶段的最后一次综合性的学习成果的全面检查，是对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的训练与检测，也是对高校本科教育教学工作成效的“检阅”。学生在处理就业和撰写毕业论文的关系的活动中，培养了学习能力、适应能力、创新与实践能力、顽强的意志力、责任心和科学精神等智力与非智力因素。本科毕业论文既为学生升学提供了重要参考依据，也为高校提供了重要的教育教学资源和教育教学改革的重要参考信息。
第四，大学生的就业问题，全社会都应关心和协同努力。学校的就业指导和生涯设计应从一年级就开始，不能只放在毕业前进行；学校与用人部门和单位共同建立面向所有学生的常规的开放的信息系统；用人单位要了解和配合学校毕业论文阶段的要求，忽视和放弃这一环节的训练，最终对谁都是不利的。而围绕毕业设计到用人单位的第一线调研、实习，当然要提倡，需研究合适的运行机制。
高等学校学生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 大学毕业生 高等学校 就业创业指导
中图分类号：G647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00/ki.kjdkz.2016.05.088
Abstract The education function of college graduates employment guidance work gets the college graduates employment guidance work would be a standardized， scientific and systematic system. And the current employment guidance is not good enough. At the same time， the process of the employment guidance is of lack of overall consideration.
Key words university graduates； university； employment guidance
1 学科研究不深
一些高等学校没有把就业创业指导课程纳入到整个教学体系中。大多高等学校也没有对就业创业指导课程内容及开展形式进行深入研究，仅仅针对大学毕业生展开突击性质的培训，忽视了对低年级大学毕业生就业创业指导的展开，无法对大学毕业生就业形成有效的宏观指导。
一些高等学校的就业创业指导教育课程，往往以选修课的形式出现，这便无形中给大学毕业生发出了“就业创业指导教育不如专业教育重要”的信号。而且我们知道，就业创业指导工作开展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能够提高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竞争水平，而不仅仅是为了追求一个高就业率。而大多数高等学校存在忽视就业创业指导工作全程化要求、单纯盲目追求高就业率问题的直观体现，就业创业指导观念功利化现象严重。
大多数高等学校都开设有就业创业指导课程，但很少有高等学校像国外那样将就业创业指导课程看作是一门学科来研究。不少高等学校对就业创业指导课程的观念上还存在着一些误区，他们对就业创业指导课程开设的意义认识不清，也因此对其难以给予太多的重视。这自然不利于就业创业指导课程发挥出其在大学毕业生就业过程明灯般的指导作用。
部分高等学校就业创业指导观念落后，在就业创业指导过程中单单重视管理功能，却忽视就业创业指导教育的根本指导意义，即教育和服务功能。面向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创业指导工作，还做得不够细致到满足个性化要求。
就业创业指导教育要想对大学毕业生起到实质性的效果，就必须要有系统、科学的就业创业指导教材作基础。高等学校在开展大学毕业生就业创业指导过程中，大都没有相对规范的材，所采用的教材普遍是自编、参编以及翻译教材，在内容上过分强调就业技巧和就业政策。上课教师常常拿一些从网上下载的文章、统计数据等材料便去授课，致使大学毕业生就业创业指导方面的材料种类繁多，良莠不齐。
2 课程时间较短
就业创业指导课程的学习，与专业课程的学习的确有一定的区别。教师在授课时只需要对重点内容进行深入浅出的引导和启发，大多数内容大学毕业生可以课后自学，但现有授课时间很难在完成指定的教学任务。课堂上对大学毕业生的引导和启发只能浅尝辄止，无法进行深入的引导和启蒙，无法达到预期的教学效果。
由于受到开设时间和课时的限制，就业创业指导课程的教学内容往往被压缩、删减，至关重要的实践环节也被取消，教师在授课时也只能给大学毕业生讲授就业政策、就业技巧，常以“考研辅导”、“专家讲座”、“职业生涯大赛”等形式来作为补充。
就业创业指导课程的授课对象不应仅局限于大四学生，这样会忽视进行全程化就业教育指导的要求，更没有建立起全程化、规范性、系统性的就业创业指导体系。高等学校的就业创业指导课程临近毕业时才开课，开课的时间太晚，应该在大一时就开始，一直贯穿大学的整个学习生涯。就业创业指导的全程化不仅仅是教育管理者对课程的反思，也是大学毕业生乃至全体大学生的诉求。就业创业指导的教育应从新生开始，实现教学的全程化、全员化，贯穿整个大学的学习生涯。
3 教学内容单薄
大多数高等学校的就业创业指导课程在课程内容设计上，缺乏系统性和科学性，就业创业指导形式单一乏味，缺乏对大学毕业生进行就业观、职业价值观、成功创业等方面的教育。关于择业技巧指导、理论性指导的理论较少。有些高等学校的就业创业指导课程，俨然成为了应试性的指导和对付面试的针对性指导。这样过度强调就业的技巧，忽视对大学毕业生的职业素养培育，过度重视面试和包装的针对性，直接导致部分大学毕业生采取欺骗性的手段攫取机会实现就业。
就业创业指导课程教授的重点，停留在针对毕业班大学毕业生讲解就业政策、分析就业形势、收集需求信息等表层工作，这些仅能帮助解决大学毕业生在初次就业中暂时碰到的问题，无法达到持久有效的教育效果。讲课的过程采取传统“填鸭式”的老师讲、大学毕业生听的形式，忽视多种形式相结合的途径，如个别咨询、专题讲座、社会实践、就业指导课等。
高等学校就业创业指导课程质量不高，教学目的不明确，这些现实存在的不足，直接导致了大学生对就业创业指导课程的轻视，失去了对职业教育的学习兴趣，大部分大学毕业生的学习重点仍然是放在专业课、外语和计算机等课程上的。很多大学毕业生始终把就业创业指导课程认为是思想政治课、形式教育课。就业创业指导课程的课堂也变成了“自习课”，成为大学毕业生逃课的首选目标。
4 师资力量不足
就业创业指导涉及教育学、人才学、心理学、人际关系等多门学科，需要一只高水平专业化的就业创业指导队伍作为就业创业指导工作开展的基础支撑。就业创业指导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再加上高等学校专业设置和教育体制政策机制等方面的原因，大多数高等学校在就业创业指导师资队伍的建设上仍存在诸多不足。
从事大学毕业生就业创业指导工作的人员由于人事制度改革的问题，流动性很大，积累一定经验和有理论思考的工作人员可能由于轮岗调离原先的工作岗位，这便造成了资深的就业创业指导工作人员流失，便直接影响到了就业创业指导课程的教育效果。就业创业指导不仅需要相应的理论研究，更需要实践经验的积累，初次从事就业创业指导工作的老师，在进行就业创业指导教育时的教学效果，明显不如长期进行就业创业指导工作老师的教学效果好。
虽然大多数高等学校成立了大学毕业生就业创业指导中心，并将就业创业指导课程纳入正常的教学管理范畴，但就业创业指导队伍专业化水平较低，就业创业指导工作的进行大多是由各学院的部书记或辅导员担任，他们大多缺乏必须的专业化知识理论背景，以及正规的就业创业指导培训经验，虽然相对的具有一定的实践经验，但仍然无法实现就业创业指导工作的专家化、职业化。在指导工作开展时的内容和方式上也相对比较单一，同时随意性较大，无法满足大学毕业生就业的多样化个性需求。因而导致就业创业指导工作开展缺乏针对性，实际指导效果无法达到预期程度。
5 信息化水平不高
高等学校对大学毕业生就业创业指导工作信息化建设缺乏足够的认识，许多高等学校把大学毕业生就业创业指导工作的信息化建设当作就业信息、就业政策法规的实时传递和以及相对应的网上招聘和手续办理的阶段。这种认知就使得许多大学毕业生就业创业指导工作人员，在进行大学毕业生就业创业指导工作信息化建设时，缺乏必要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直接导致了工作效率的低下。大学毕业生就业创业指导工作信息化建设不仅是介绍社会职业的发展现状，还包括大学毕业生就业所需求的职业测评、网上咨询服务以及信息服务系统建设等方面。
而部分高等学校所提供的就业信息化服务依然相对缺乏，使得国内大学毕业生得到的就业创业指导工作的服务层次和水平都相对较低。许多高等学校在就业创业指导工作的信息化建设上缺乏明确的建设目的，在建设中往往只是简单地把大学毕业生就业创业指导工作与信息化物理建设的硬件投入相联系，忽视了大学毕业生就业创业指导工作中，至关重要的专业技术人才的培养和信息化建设的软件投入，在这种错误认知指导下的信息化建设效果自然不明显。
部分高等学校把就业创业指导工作的信息化建设看成简单的形式化过程，因此在信息化建设工程中单纯地建设表面工程，并没有依据高等学校的自身情况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来进行信息化建设，从而导致就业创业指导工作信息化建设的功能难以得到充分的发挥，造成了高等学校在人力、财力、物力上极大的浪费。有些高等学校在就业创业指导工作的信息化建设的过程中耗费巨大的财力和物力，一味追求硬件设备上的高配置，但与这些硬件设备在购入时的高投入相对的却是再投入实践后极低的使用率。高等学校在进行就业创业指导工作时并没有发挥出这些高配置硬件设备的功效，从而造成了投入与产出间的失衡，即资源上的浪费。高等学校在信息化物理建设上的高投入还会造成其在信息化建设中系统和软件的开发与更新的资金匮乏，更加阻碍了高等学校就业创业指导工作的信息化建设的完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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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学校学生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 高等学校 行政主体 正当程序 法律地位 法律责任
近年来，随着一系列与大学有关的案件的出现，如张旺诉东南大学不依法履行法定职责附带行政赔偿案[2]、北京联合大学建材轻工学院诉北京市宣武区物价检查所违法行政处罚案[3]、齐凯利诉北京科技大学人身损害赔偿案[4]，以及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的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拒绝颁发毕业证书、学位证书案[5]和刘燕文诉北京大学拒绝颁发博士毕业证书案[6]及刘燕文诉北京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案[7]，高等学校在法庭上频频出现，其中属于被告方的情形居多，但也有属于原告方的情形（如前述北京联合大学建材轻工学院诉北京市宣武区物价检查所违法行政处罚案），而这一系列案件的出现，从不同的侧面引发了人们对我国高等教育制度、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司法实践中一些问题的思考与探讨。我们认为，以上案件虽然各自具有不同的特点，但毋庸置疑，高等学校的法律地位问题始终是萦绕上述各案的一个重要问题。高等学校究竟是一个何种性质的法律主体？它具有哪些权利和义务？它在多大范围和程度上行使法律、法规甚或规章授予的行政职权或公共管理职权？它与学生、教师的关系如何？对于高等学校的管理行为，法院是否有或者是否应有司法审查权，如果有，其审查范围和方式如何？这一系列的问题，既与个案密切相关，同时又将直接影响今后如何处理与高等学校相关的案件。因此，本文将围绕高等学校的法律地位问题，结合相关案例，从不同的方面展开论述。
在我们进行论述之前，必须要明确的一个问题是：高等学校在社会生活中所扮演角色的多重性，即高等学校所具有的多重身份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8]（以下简称《教育法》）第31条第1款规定：“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具备法人条件，自批准设立或登记注册之日起取得法人资格。”《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9]（以下简称《高等教育法》）第30条规定：“高等学校自批准设立之日起取得法人资格。高等学校的校长为高等学校的法定代表人。”因此，高等学校具有法人资格，是独立的法律主体，这一点并无争议。而我们所要讨论的问题的焦点在于：社会生活中角色的多重性决定了高等学校在不同方面具有不同的法律身份，因而各自具有相应的权利（权力）和义务，对其不同性质的行为主体所作出的行为亦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在此，我们主要以行政法和民法为研究视角，拟从三个方面对高等学校的法律地位进行分析，即：作为行政主体的高等学校，作为行政相对方（或称行政相对人，下同）的高等学校，和作为民事主体的高等学校。其中，第一方面为本文分析的重点。
一、 作为行政主体的高等学校
行政主体是指依法享有并行使国家行政权力，履行行政职责，并能独立承担由此产生的相应法律责任的行政机关或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很显然，高等学校不属于行政机关，那么，它是否属于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呢？《教育法》第28条规定：“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行使下列权利：（一）按照章程自主管理；（二）组织实施教育教学活动；（三）招收学生或者其他受教育者；（四）对受教育者进行学籍管理，实施奖励或者处分；（五）对受教育者颁发相应的学业证书；（六）聘任教师及其他职工，实施奖励或者处分；（七）管理、使用本单位的设施和经费；（八）拒绝任何组织和个人对教育活动的非法干涉；（九）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权利。……”在这里，虽然法律条文中并没有区分“权利”和“权力”，但我们可以注意到，其中第3项规定的招生权，第4项规定的学籍管理、奖励、处分权，第5项规定的颁发学业证书权，第6项规定的聘任教师及奖励、处分权等，具有明显的单方意志性和强制性，符合行政权力的主要特征，[10]因而在性质上应当属于行政权力或公共管理权力。我们可以据此断定，高等学校经由国家法律的授权，行使国家行政权力或公共管理权力，且如前文所述，其具有法人资格，能够独立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因此，高等学校具有行政主体地位。下面，我们将结合相关的案例，对此加以阐述。
（一）从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案看高等学校的行政主体地位
我们首先聚焦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案[11]，在判决书中，法院明确指出了高等学校具有行政主体地位——“在我国目前情况下，某些事业单位、社会团体，虽然不具有行政机关的资格，但是法律赋予它行使一定的行政管理职权。这些单位、团体与管理相对人之间不存在平等的民事关系，而是特殊的行政管理关系。他们之间因管理行为而发生的争议，不是民事诉讼，而是行政诉讼。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25条所指的被告是行政机关，但是为了维护管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监督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依法行使国家赋予的行政管理职权，将其列为行政诉讼的被告，适用行政诉讼法来解决他们与管理相对人之间的行政争议，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12]判决书中，法院还引用了有关的法律、法规，进一步指出了对于因高等学校行使行政权力引起的争议，可以适用行政诉讼法予以解决，即：《教育法》第20条规定：“国家实行学业证书制度。经国家批准设立或者认可的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按照国家规定，颁发学历证书或者其他学业证书。”第22条规定：“国家实行学位制度。学位授予单位依法对达到一定学术水平或者专业技术水平的人员授予相应的学位，颁发学位证书。”《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13]（以下简称《学位条例》）第8条规定：“学士学位，由国务院授权[14]的高等学校授予。”因此，法院认为：“本案被告北京科技大学是从事高等教育事业的法人，原告田永诉请其颁发毕业证、学位证，正是由于其代表国家行使对受教育者颁发学业证书、学位证书的行政权力时引起的行政争议，可以适用行政诉讼法予以解决。”[15]
这里我们还应当注意到的是从1999年1月1日起施行的《高等教育法》中的相关规定。其中第20条第1款规定：“接受高等学历教育的学生，由所在高等学校或者经批准承担研究生教育任务的科学研究机构根据其修业年限、学业成绩等，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发给相应的学历证书或者其他学业证书。”第22条规定：“国家实行学位制度。学位分为学士、硕士和博士。公民通过接受高等教育或者自学，其学业水平达到国家规定的学位标准，可以向学位授予单位申请授予相应的学位。”此外，《学位条例》第8条规定：“学士学位，由国务院授权的高等学校授予；硕士学位、博士学位，由国务院授权的高等学校和科学研究机构授予。授予学位的高等学校和科学研究机构及其可以授予学位的学科名单，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提出，经国务院批准公布。”
综上所述，作为行政主体的高等学校，属于行政主体中的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而高等学校所实施的各种行为中，哪些属于行使行政职权的行为，目前法律对此并无明文规定。我们认为，根据行为的特征、性质、对学生（或教师）的权利义务影响程度，以及结合相关的司法判例，学校对学生作出的开除、勒令退学的处分， 不予颁发相应的学业证书、学位证书的决定，以及其他一些严重影响学生（或教师）权益的行为，均应纳入行政行为的范畴。[16]这样便于保护相对方的合法权益，为相对方提供相应的救济。此外，只有将上述行为纳入行政行为的范畴，人民法院才能对高等学校的这些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有利于对行政主体行使权力的行为进行必要的司法监督，此种解释也符合行政诉讼法的立法精神和行政法的发展趋势。
（二）刘燕文诉北京大学及刘燕文诉北京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案带来的思考
人民法院在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一案中确立的高等学校具有行政主体资格的原则，在其后的刘燕文诉北京大学案[17]中，得以坚持。在一审判决书中，法院认为：“根据我国法律规定，高等学校对受教育者有进行学籍管理等权力，有代表国家对受教育者颁发相应的学业证书、学位证书的职责。高等学校作为公共教育机构，虽然不是法律意义上的行政机关，但是其对受教育者进行颁发学业证书与学位证书等的权力是国家法律所授予的，其在教育活动中的管理行为是单方面作出的，无须受教育者的同意。根据《教育法》第28条、第29条的规定，学校作为教育者享有按照章程自主管理的权利，行使对受教育者颁发相应的学业证书的权利，同时还有义务保护受教育者的合法权益，并依法接受监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25条第4项的规定，由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所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该组织是被告。北京大学作为国家批准成立的高等院校，在法律、法规授权的情况下，负有代表国家对受教育者颁发相应的学业证书的权力，北京大学在依法行使这一法律授权时，其作出的单方面的管理行为，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可以提起行政诉讼的具体行政行为。”[18]在这里，法院仍然是将高等学校作为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来看待的。
当然，在刘燕文诉北京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一案中，与行政主体资格密切相关的一个问题则是：北京大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是否是行政诉讼的适格被告？即是说，北京大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是否为行政主体，它是否具有独立的法律人格？一审法院认为：“北京大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第9条的规定，设立北京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北京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第10条第2款的规定，依法行使对论文答辩委员会报请授予博士学位的决议作出是否批准的决定权，这一权力专由该学位评定委员会享有，故该学位评定委员会是法律授权的组织，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25条第4项的规定，具有行政诉讼的被告主体资格。北京大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第11条的规定，只有在校学位委员会作出授予博士学位决定后，才能发给学位获得者（笔者认为应为“学位申请者”）相应的学位证书，校学位委员会作出的是否授予博士学位的决定，将直接影响到刘燕文能否获得北京大学的博士学位证书，故北京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应当确定为本案的适格被告。”[19]而对此，被告方的委托人则有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北京大学是学位授予单位，北京大学具备法定的主体资格，学位评定委员会只是北京大学专司审查、批准是否授予博士学位决定职能的法定机构，不能成为最后颁发博士学位证书的主体。尽管学校和学位评定委员会有紧密的联系，但二者毕竟不是同一主体，是种属关系。虽然北京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是法律授权专门行使某项职权的机构，但不是一般行政法意义上所讲的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只是法律规定的学位授予单位内部一种相对独立的特定机构而已。最终还得由北京大学根据校学位评定委员会的投票结果作出不授予刘燕文博士学位的决定。所以，该诉讼中校学位委员会不具有适格的被告身份。”[20]那么，北京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是否具有被告资格呢？我们需要看一看《学位条例》中的有关规定。其第10条第2款规定，作出是否批准授予博士学位的决议的权力“专由该学位评定委员会享有”。第11条规定：“学位授予单位，在学位评定委员会作出授予学位的决议后，发给学位获得者相应的学位证书”。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学位授予行为的最终形成，是以学位授予单位而非学位评定委员会颁发相应证书为标志的，而校学位评定委员会更类似于一个独立法人内部设立的工作机构，其本身并不是一个具有独立法律人格的行政主体。因此，将北京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作为被告，似乎并不十分妥当。
此外，因为该案涉及学位授予这一学术性较强的行为，也有学者认为不属于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围。比如，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的王利明教授就认为：学术的评价属于高等院校的自，海淀区法院受理此案妨碍了高校的自，国外也没有法院受理的先例。法院不能做力所不能及的事情，如果作了也是无法执行的，那是司法资源的浪费，因为学术问题太复杂，法院的受理代替了一种学术评价。[21]武汉大学法学院的 陈杭生教授亦认为，海淀区法院受理此案是违法办事。因为“第一、《行政诉讼法》明确规定的受案范围，并不包括有关授予学位问题的争议……”。北京科技大学的刘国权教授认为，也许现行的法律是有缺陷的，但应通过法律程序去修改，在它没有修改之前，司法机关不应超越法律的范围办案。[22]当然，更多的学者在肯定法院可以介入或应当介入的同时，对司法审查的范围和方式表示了关注。例如，清华大学的张卫平教授认为：哪些争议应当通过司法途径解决，必须考量各种因素，包括救济的成本、救济的时间消耗、对司法机关的压力、对管理机构或行政机构的信赖等等。不宜所有程序审查全部交给司法机关判断，比较妥当的处理是分流。即当国家教育行政管理机构取消没有授予权的单位所授予的学位时，被授予人可以最终诉请至司法途径。而其他有关学位的纠纷或权利救济应限制在行政手段和内部机制内，无需通过司法途径。[23]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何海波认为：虽然赞成“更多的大学自治，更少的行政管理”的主张，但同时认为，司法对学位评定的审查仍是必不可少的。在现代法制国家里，法院是公民权利的救济者和公共权力的监督者，不能因为学位评定贴有“学术”的标签就排除法院的审查。当然，由于学位评定的高度专业性，法院应当节制审查方法，仅仅作形式审查，而不去评判论文水平。司法审查不是要代替专家的判断，而是为专家的行为划定一个最外部的界线。何海波进一步以刘燕文诉北大案为例，指出怕法院干预学术的担心是多余的。海淀区法院撤销被告不授予学位的决定不是因为认为刘燕文论文达到了博士学位水准，而是由于程序上的原因。法院没有责令被告给刘燕文发学位证书，只是要求被告重新讨论并作出决定。[24]我们认为，鉴于是否取得学位与学位申请者将来的就业、收入及社会评价息息相关，学位授予行为是涉及申请者重大权益的行为，加之目前的《学位条例》中对学位申请者并无相应的救济规定[25]，因此，司法审查进入学位授予领域，便于更好地保障学位申请者的合法权益，有其现实的必要性。我们建议“根据学位争议的特点，以法律明确规定由相对独立的学位争议仲裁委员会或类似机构先行处理，当事人不服处理决定者，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这样既注意到了学位争议的特性，设置必要的先行处理程序，又考虑到了司法审查机关（人民法院）的必要而适度的介入。‘必要’是指法院的最终裁判权，‘适度’则是指法院审查的内容与程序的有限性，即只作程序性或形式审查，而不对学位论文的水准高低作实质性评价。”[26]
（三）作为行政主体的高等学校所拥有的自由裁量权
行政主体在一定的范围内拥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这也正是行政权不同于立法权、司法权的地方。[27]而作为行政主体的高等学校，因其主要活动是从事教学、研究工作，必然要求营造出一个较为宽松的学术环境，所以在自由裁量权方面，应作较少限制，即是说，高等学校宜拥有比一般行政机关或法律、法规授权组织更大的自。但是，高等学校的自由裁量权到底应当有多大？法律是否应当就一些基本的问题划出一条底线，且又该划在哪里？下面，我们将结合刘燕文诉北京大学案，作一简要的分析。
在刘燕文诉北京大学案中，原被告双方围绕毕业证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而争论的焦点则在于原国家教委1995年2月颁布的《研究生学籍管理规定》及北京大学1995年5月制定的《北京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实施细则》）中的相关规定。原国家教委颁布的《研究生学籍管理规定》第33条规定，颁发博士毕业证书的条件是：“研究生按培养计划的规定，完成课程学习和必修环节，成绩合格，完成毕业（学位）论文并通过答辩，准予毕业并发给毕业证书。”《北京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实施细则》第21条第2款规定：“博士学位研究生完成培养计划规定的全部学习任务，成绩合格，并通过论文答辩，由所在院（系、所、中心）将全部博士学位报批材料送学位办公室审核，经学位评定委员会讨论通过后，按规定发给博士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我们不难看出，这里的关键问题即是：如何理解教委规章中的“完成毕业（学位）论文并通过答辩，准予毕业并发给毕业证书”？即是说，“通过答辩”是仅仅指论文通过答辩委员会的答辩，还是包括须经校学位评定委员会系分委会和校学位评定委员会批准？本案中，北京大学制定的《实施细则》应是对教委规章的细化，而不得与规章相抵触。而就前述二者的相关规定来看，我们很难断言《实施细则》与教委的规章直接抵触，较准确的表述应为：北京大学制定了比教委规章更细致、更严格的规则。但是，这里还需要注意到《实施细则》第21条第3款的规定，即：“硕士生和博士生完成培养方案和培养计划规定的全部学习任务，学习期满，毕业（学位）论文提交答辩但未获通过者，发给结业证书。未完成毕业论文者，作肄业处理。学位论文答辩未获通过者，经答辩委员会同意，硕士生可在一年内修改论文重新申请答辩一次，博士生可在两年内重新申请答辩一次。答辩通过者，补发学位证书，但不换发毕业证书。如答辩仍未通过，则不再补行答辩。”从这一款的规定来看，尤其是其中关于学位论文答辩未获通过者，经答辩委员会同意可以在一定期间内重新答辩的规定，似乎已经表明：论文是否通过答辩，其标志为是否通过答辩委员会的答辩，而不涉及其他标准。我们可以认为，北京大学制定的《实施细则》中，实际并没有涉及论文已在答辩委员会获得通过，但在学位评定委员会系分委员会或校学位评定委员会上遭到否决后是否应予颁发毕业证书的情形，即是说，该《实施细则》的规定本身有欠周密。因为此种情形下实际上存在两种可能性：若按《实施细则》第21条第2款规定，对通过答辩作所谓严格理解，则不能获得毕业证书；若按第21条第3款的规定对通过答辩作通常理解，从该条款排除的角度看，不属于发放肄业证和结业证的，就应当获得毕业证书。而在北京大学的一审答辩和二审上诉状中，均提出其不予颁发博士毕业证书是以该《实施细则》第21条第2款为依据。其实，北京大学以该《实施细则》为依据对刘燕文作出颁发结业证书而不颁发毕业证书的决定，似乎也缺乏足够的说服力。因为存在上述所讲的第二种可能性。这里存在一个合理解释与合理适用《实施细则》的问题。现在，我们假设北京大学制定的《实施细则》本身逻辑严密，而只是制定出了比教委规章中更高、更严格的标准，那么，北京大学又是否有权这样做呢？或者说，北京大学在行使自由裁量权时，是否也应遵循相应的规则或者受到相应的限制呢？
这里必须要提到的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关于做好博士研究生学位授予工作的通知》（（84）学位字013号）（以下简称《013号通知》）中的规定。其第4条第1款规定：“……对某些经答辩委员会通过的论文，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后认为不合格的，也可以作出两年内修改论文重新答辩一次的决定。但对这类情况，应从严掌握。”从这一条规定来看，学位评定委员会对于某些经答辩委员会通过的论文，有权加以否决，也有权作出两年内修改论文重新答辩一次的决定，但对此，“应从严掌握”。对于这里的“从严掌握”似乎也存在两种不同的理解。第一种是：对已经答辩委员会通过的论文，而又由学位评定委员会加以否决的做法应当“从严掌握”，不得轻易实施。即是说，对经答辩委员会通过的论文，学位评定委员会不能轻易否决。第二种是：学位评定委员会应当严格把关，对于那些即使经答辩委员会通过的论文，也要“从严掌握”，不轻易批准通过。到底哪一种理解更为合理呢？无论是从学位评定委员会的组成人员还是从其在审核一篇论文所花费的时间来看，我们认为，第一种理解更为合理。毕竟，如果鼓励学位评定委员会对经答辩委员会通过的论文经常予以否决，则一方面忽略了答辩委员会的作用，另一方面，学位评定委员会，尤其是由不同学科专家组成的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在经过短时间审议后就否决掉一篇论文的做法本身就存在着一定的不合理性。从这一规定出发，我们还注意到的一点是：对于经答辩委员会通过而被学位评定委员会认为不合格的论文，学位评定委员会“也可以作出两年内修改论文，重新答辩一次的决定”，这是否意味着是对学位评定委员会行使否决权这一自由裁量权时的一个指导性或倾向性规定呢？即是说，我们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对于经答辩委员会通过的论文，学位评定委员会不能轻易否决；而即便学位评定委员会认为论文不合格，通常也应当作出两年内修改论文重新答辩一次的决定。当然，学位评定委员会“也可以不”作出上述决定， 它的确具有该项权力。但从这一规定本身，以及从有效保障学位申请者的合法权益的角度出发，我们认为，这一规定实际上是对学位评定委员会自由裁量权的行使作了一个指导，或者说，作了一个不太明显的限制，但其核心，仍然是要求学位评定委员会在行使相应的否决权时应当慎重，这一点从该条第2款中有关的程序性规定中也可看出来。[28]因此，我们认为，在刘燕文诉北京大学案中，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在半天时间内审议了29篇论文，其中对刘燕文的论文进行了否决，且也未作出两年内修改论文重新答辩一次的决定，则该种做法与《013号通知》所要求的慎重态度是不完全吻合的。
接下来，我们再回到刚才的问题：北京大学是否有权制定在《实施细则》中制定出比教委规章中更高、更严格的标准呢？我们先来看一看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案。本案中，海淀区法院认为：教育者在对受教育者实施管理中，虽然有相应的教育自，但不得违背国家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田永在补考时虽然携带写有与考试有关内容的纸条，其行为尚未达到考试作弊的程度，应属于违反考场纪律。北京科技大学可以根据本校的规定对田永违反考场纪律的行为进行处理，但是这种处理应当符合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国家教育委员会1990年1月20日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12条规定：“凡擅自缺考或作弊者，该课程成绩以零分计，不准正常补考，如确实有悔改表现的，经教务部门批准，在毕业前可给一次补考机会。考试作弊的，应予以纪律处分。”第29条规定应予退学的十种情形中，没有不遵守考场纪律或者考试作弊应予退学的规定。北京科技大学的“068号通知”，不仅扩大了认定“考试作弊”的范围，而且对“考试作弊”的处理方法明显重于《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12条的规定，也与第29条规定的退学条件相抵触，应属无效。[29]在这里，法院明确指出，比规章作出更重的，即更不利于学生的处理方法的规定无效。
当然，这两个案例最明显的一个区别是：在刘燕文诉北京大学案中，学校制定的是学业方面的更严格的标准，而在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案中，学校规定的则是更重的处理（处分）方法。应当说，学校无权对学生作出比相关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更重的处分。但就学业方面的要求而言，各个学校本身就存在差异，并且各校为其声誉、生源及学校将来的发展着想，在学业方面作出一些特殊的要求，似乎也无可非议。但是这里引发的另一个问题是：学校提高对学生在学业方面的要求，实际上仍然是对于学生的一种“不利”规定，因此，学校不能无限制地提高其要求，否则，极可能造成对学生权益的严重侵犯。我们认为，学校有权在学业方面制定出比法律、法规、规章中规定的更严格的标准，但对其超出或提高的程度应有所限制，也就是说，法律对于学校的行为应设定一条底线，超出这条底线，学校的相关规定即为无效，而至于这条底线应当如何去设定，则是另一个需要深入研究和探讨的问题。
目前，我国实行的是国家学位制度和国家学业证书制度，国家在学校教育中起着主导作用，高校的自存在着较大的限制。但随着我国教育水平的提高和国际交往的日益增多，建立大学学位制度的呼声越来越高。[30]清华大学的于安教授认为：应当降低直接行政管制，将国家行政学位制度变为授予单位的学位制度，将国家的职能转变为制定基本规则、保证平等竞争条件和监督规则的实施。国家制定并监督实施学位授予的统一的基本标准系统，有关单位根据达到这些基本标准系统的程序获得学位授予权。在非计划性市场人才需求的激励下形成能够真实反映授予单位教育培养水平的有差别的学位，依靠市场来促进授予单位培养水平的提高并淘汰落伍者和滥竽充数者。[31] 清华大学的王保树教授也认为：今后学校授予的应当是大学学位而不是国家学位。各校在招生时出题不同，培养不同，水平差别很大，如果统一授予国家学位就掩盖了差异。同时大学学位可以促进学校之间、教师之间的竞争，有利于提高各个高等院校的教学和科研水平。确立大学学位以后，教育行政部门的工作职能即转变为制定标准、审定标准、加强监督等宏观管理方式。[32]中国政法大学的马怀德教授则认为：行政机关不应直接对学位申请者发证，而是要确立最低标准，允许各个学校在最低标准上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制定更高的标准。国家通过制定法律确立申请学位者必须经过的基本程序。在学位发放上必须淡化行政色彩，行政机关对学校应该是监督而不是直接管理。学校应该有充分的自。[33] 总之，大学学位制度的建立将加大高校的自，并将极大地促进高校的健康蓬勃发展。
但是，我们必须注意的一个问题是：无论是实行国家学位制度还是大学学位制度，对于高等学校的相关行为，尤其是涉及学生、教师重大利益的行为，都应当建立适当而有效的监督机制和救济机制。国家在减少对高等学校直接行政管理的同时，应当加大对其宏观管理和法律制约。在国家学位制度下，高校的自小；在大学学位制度下，高校的自大。但无论自大小，法律、法规都应当为高校相关权力的行使划定基本界限，为相对方设置相应的救济机制，使得高校在行使权力时，一方面有相当的自主的空间，另一方面也不得偏离法律的轨道。
我们再回过头来讨论刘燕文诉北京大学案提出的问题：高等学校是否有权制定比法律、法规、规章更严格的规则？我们认为，首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中应当明确规定对哪些事项高等学校不得再制定规则，对哪些事项高等学校可以制定更高标准或更严标准的规则，且应当规定出此类更高或更严的标准不得超过的一定底线；其次，高等学校制定的规则必须清晰、明确，不得同法律、法规、规章相抵触，不得违背法律、法规、规章的原则和精神，不得违反正当程序；最后，高等学校若制定了更高标准的规则，应当有相应的救济途径。下面，我们将从这三方面入手，对前面提出的问题作一个简要的分析：目前法律并没有明文禁止高等学校就学籍管理、学历证书及学位证书的发放方面制定实施细则，相反却授权高等学校包括有学位授予权的单位制定相应的实施细则，因而北京大学有权制定相应的实施细则。北京大学制定的《实施细则》内容较为清晰、明确，也并未与教委的规章抵触。但我们必须要注意到的是：一方面，对于这个比规章有更高标准的规则，学校并没有提供相应的救济机制；另一方面，按照《实施细则》第21条第2款，博士毕业证书与博士学位论文是否被最终审核通过直接挂钩，也可以说，未获得博士学位证书者不能获得博士毕业证书，而要获得博士学位证书，则既需通过答辩委员会答辩，还需经学位评定委员会系分委会和校学位评定委员会批准通过。而由不同学科的专家组成的校学位评定委员会以无记名投票方式在较短时间内来决定博士论文是否达到相应水准的做法，无论是在实体上还是程序上，都是一个争议颇大的问题。[34]因此，本案中，《实施细则》第21条第2款中规定了更高标准的规则，既缺少合理的程序来支撑，又欠缺切实有效的机制提供救济，就目前而言，其虽然在合法性方面并无太大瑕疵，但在合理性方面则存在严重的不足。而随着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这样的“合理性”问题将更多地转化为“合法性”问题，以期得到一个更为清楚、圆满的解决。
（四）作为行政主体的高等学校对正当程序的遵守
我国目前尚未有统一的《行政程序法》，但正当程序问题一再成为人们，尤其是法学家们关注的焦点，或者，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学者们越来越意识到正当合理的程序在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方面的重要作用。在司法实践中，法院也试图通过判例（姑且称之为“判例”，其实只能之称为判决）逐渐确立一个正当程序的原则。下面，我们将结合相关案例来进行论述。
在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案中，一审法院认为：“……按退学处理，涉及到被处理者的受教育权利，从充分保障当事人权益的原则出发，作出处理决定的单位应当将处理决定直接向被处理者本人宣布、送达，允许被处理者本人提出申辩意见。北京科技大学没有照此原则办理，忽视当事人的申辩权利，这样的行政管理行为不具有合法性。”[35]
同样的观点，在刘燕文诉北京大学案中，也有类似的表述：“……因校学位委员会作出不予授予学位的决定，涉及到学位申请者能否获得相应学位证书的权利，校学位委员会在作出否定决议前应当告知学位申请者，听取学位申请者的申辩意见；在作出不批准授予博士学位的决定后，从充分保障学位申请者的合法权益原则出发，校学位委员会应将此决定向本人送达或宣布。本案被告校学位委员会在作出不批准授予刘燕文博士学位前，未听取刘燕文的申辩意见；在作出决定之后，也未将决定向刘燕文实际送达，影响了刘燕文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诉或提讼权利的行使，该决定应予撤销。北京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应当对是否批准授予刘燕文博士学位的决议，依法定程序审查后重新作出决定”。[36]当然，该案中，是否可以认定北京大学未将决定向刘燕文实际送达，是一个让人质疑的问题，因为原告手中拥有北京大学颁发的结业证书是一个不争的事实。[37]但一审法院的判决对于正当程序原则[38]在司法实践中的应用，进而在行政法领域中的确立，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此外，这里还需要提到的是《013号通知》中的规定，如前所述，其第4条中规定了对经答辩委员会通过而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后认为不合格的论文，可以作出两年内修改论文、重新答辩一次的决定，并作出了相应的程序性规定。在刘燕文诉北京大学案中，校学位评定委员会是否严格遵守了《013号通知》所规定的程序，也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即是说，校学位评定委员会的行为无论是在自由裁量权的行使方面，还是在正当程序的遵守方面，都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瑕疵。（有关自由裁量权的行使问题，参见本文第一部分第三个问题：作为行政主体的高等学校所拥有的自由裁量权。）
我们认为，在教育行政管理领域引入正当程序原则势在必行，其既能为学生合法权益提供切实有效的保障，也能保障高校管理的顺利进行。具体来说，包括通知、送达、听取申辩、告知权利、举行公开、公正的听证等一系列程序。而其中的每一项程序又有许多具体的要求，尤其是听证程序，包括主持人员与调查人员分离、与申请听证者有利害关系的主持人员的回避、对听证会制作听证记录、决定不得依据未经听证会质证的证据作出等多项要求。当然，对于不同的事项，具体的程序要求又有所不同。例如，可以将听证程序作正式与非正式的区分，前者所耗时日较多，要求较为严格，适用于较重大的事项；而后者所耗时日较少，形式较为灵活，适用于非重大的事项或称一般事项。总而言之，正当程序原则的确立，必将极大地完善教育领域的相关制度，使之更为公正、合理。
（五）作为行政主体的高等学校是否应承担相应的行政赔偿责任
在明确了高等学校所具有的行政主体地位之后，随之而来的另一个问题是：在高等学校违法行使行政权力，侵犯了相对方的合法权益时，它是否也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呢？《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以下简称《国家赔偿法》）中，虽然没有明确规定高等学校可以成为赔偿义务机关。但其第7条第3款规定：“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在行使授予的行政权力时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被授权的组织为赔偿义务机关。”如前所述，高等学校作为行政主体属于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因此，高等学校在行使行政权力时如果侵犯了相对方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依法应当承当相应的行政赔偿责任。下面，我们将结合两个案例进行论述。
在张旺诉东南大学不依法履行法定职责附带行政赔偿案[39]中，由于法院认定被告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合法，因而判决驳回原告包括请求赔偿在内的三项诉讼请求。该案具体案情是：1992年8月，原告张旺被东南大学土木工程系工业与民用建筑专业录取，经复查后取得该校学籍。之后，张旺向学校党组织递交党员组织关系的有关材料时，被校方发现诸多疑点，遂展开调查。经查证，东南大学认为，张旺为报考大学，编造学籍，在户籍问题上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获取高考资格，违反了《普通高等学校招生暂行条例》等规定。东南大学根据国家教委《关于扩大普通高等学校录取新生工作权限的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第5条第4款和《普通高等学校招生管理处罚暂行规定》第8条第1项之规定，于1994年11月14日作出了[1994]408号关于取消张旺东南大学学籍的决定。之后，东南大学向张旺及其父母宣布了该规定，并派人向张旺父亲的单位送达了该决定。张旺不服，遂向法院提讼，请求法院依法撤销东南大学[1994]408号关于取消张旺东南大学学籍的决定，请求法院判决东南大学向其颁发毕业证书并赔偿三年的经济损失计人民币65000元。一审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张旺在参加内蒙古自治区1992年高考的报考过程中，采取舞弊手段，编造其在清水河县第一中学的高中阶段档案、政治思想品德考核表等材料，该行为错误。东南大学所作出的[1994]408号关于取消张旺东南大学学籍的决定合法，且向原告及其父母宣布、送达，程序亦合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53条第1款，参照国家教委《普通高等学校招生管理处罚暂行规定》第6条、第38条，《普通高等学校招生暂行条例》第16条第1款、第33条，《关于扩大普通高等学校录取新生工作权限的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第5条第4款之规定，作出判决：驳回原告张旺的三项诉讼请求。[40]本案中，虽然法院判决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东南大学不必承担行政赔偿责任，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该案实际将东南大学置于一个应当为自己“违法”（这里只是一个假定的“违法”）行使行政权力的行为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行政主体的地位，只是在本案中，由于东南大学所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有效，因而不存在行政赔偿的问题。因此，作为行政主体的高等学校，如果违法行使行政权力，给相对方造成损害，必然承担赔偿责任，这是毫无疑义的。
高等学校承担行政赔偿责任中存在的一个问题是，根据《国家赔偿法》第3条和第4条的规定，赔偿义务机关仅对侵犯相对方人身权和财产权的行为承担赔偿责任，而与高等学校行使权力有关的争议中，尤其是其中有关招生、颁发毕业证、学位证的争议中，受到侵犯的往往不是或不仅仅是通常意义上的人身权和财产权，而更多的是“侵犯”了相对方的受教育权或对相对方将来的就业、收入、社会评价产生重大不利影响。那么，在上述的情形下，高等学校是否应当承担行政赔偿责任呢？
我们再来看一看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案的情况。一审法院在判决书中有这样的表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3条、第4条规定的行政赔偿范围，只包括违法行政行为对受害人人身权或财产权造成的实际侵害。目前，国家对大学生毕业分配实行双向选择的就业政策，并非学生毕业后就能找到工作，获得收入。因此，被告北京科技大学拒绝颁发证书的行为，只是使原告田永丧失了与同学同期就业的机会，并未对田永的人身权和财产权造成实际损害。故田永以北京科技大学未按时颁发毕业证书致使其既得利益受到损害为由提出的赔偿经济损失主张，不能成立。”[41]
从以上判决可以看出，法院认为被告北京科技大学拒绝颁发毕业证书的行为，只是使原告田永失去了“与同学同期就业的机会”，并未对田永的人身权和财产权造成“实际损害”。但是，事实上，一个未取得毕业证的学生，必将在就业市场上处于极大的劣势，虽然取得毕业证的学生未必就能找到工作，但不能因此抹煞拒绝颁发毕业证书的行为对相对方权益造成的极大侵害。同时，也不能轻易断言这种损害不是“实际损害”，因为损害显然是客观存在的，正如前所述，能否取得毕业证、学位证，实际上将直接影响学生的就业、收入和社会评价。因此，在此种情况下，如果作为相对方的学生不能得到赔偿，既有欠公允，也不利于督促高等学校依法行使权力。当然，如果将其纳入侵犯人身权、财产权的范畴而加以赔偿，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计算赔偿金额？采用何种标准？是由法官自由裁量，还是规定一个相对具体的标准？不可否认，这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需要作深入的研究，但无论如何，高等学校对其违法拒绝颁发毕业证书、学位证书的行为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必将逐渐成为一种共识。
二、作为行政相对方的高等学校
高等学校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的另一重要角色是作为接受各有关行政主体监督、管理的行政相对方。在此种情形下，如果发生争议，高等学校是以复议申请人或原告的身份进入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下面，我们仍然结合案例进行阐述。
在北京联合大学建材轻工学院诉北京市宣武区物价检查所违法行政处罚案[42]中，1990年8月以后，北京联合大学建材轻工学院（以下简称建材轻工学院）在收取1990年度该院所属夜大学工科新生学费时，根据1990年4月12日国家教委、国家物价局、财政部（1990）038号文件《关于修订普通高等学校举办函授和夜大学收费办法的通知》（以下简称“038号文件”）的规定，将北京市物价局审订的夜大学学生每生每学年408元的收费标准，提高到460元。同年11月，北京市宣武区物价检查所（以下简称物价所）在依法对建材轻工学院收取学费标准进行检查时，认为建材轻工学院按新标准收取夜大新生69人的学费，共超收3780元，违反了1985年3月28日教育部、财政部（85）教计字30号文件《关于中央部门部属高等学校举办函授和夜大学实行收费的通知》（以下简称“030文件”）的规定，属于价格违法行为。1991年2月6日，区物价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管理条例》[43]第20条第3项和国家物价局《关于价格违法行为的处罚规定》第5条第五项、第9条、第10条第四项的规定，作出没收建材轻工学院非法所得3780元的处罚决定。建材轻工学院不服，于1991年2月20日向北京市物价检查所提出复议申请。北京市物价检查所经复议后认为，区物价所对建材轻工学院的处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依据充分，程序合法”，于1991年4月18日作出复议决定，维持宣武区物价所的处罚决定。建材轻工学院对此复议决定不服，于1991年4月30日向北京市宣武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宣武区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038号文件”明确提出，“近几年由于情况变化，原收费标准和收费办法已不能适应当前的实际需要，决定修改收费标准。从1990年开始，对新招收的函授和夜大学生按本通知规定的标准和办法收费。”该文件规定，1990年新招收的夜大理工科学生每人每年可在500元内收取，函授和夜大具体收费标准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物价财政部门制定，而北京尚无具体规定。建材轻工学院的收费未超过“038号文件”规定的标准。“030号文件”颁布在前，“038号文件”颁布在后，区物价所所适用规章错误，认定原告建材轻工学院超收的3780元为非法所得，无法律依据。据此，宣武区法院判决撤销宣武区物价所的处罚决定。
在本案中，作为原告的高等学校——建材轻工学院，与被告宣武区物价所之间是一种行政法律关系。区物价所处于行政主体的地位，而建材轻工学院则处于行政相对方的地位。区物价所行使价格监督检查的行政职权，而建材轻工学院则接受前者的管理和监督。作为行政相对方的建材轻工学院，如果认为行政主体作出的行政行为违法，有权申请行政复议和提起行政诉讼，以使自己的合法权益得到维护。而本案中，建材轻工学院正是这样做的，并且最终在诉讼中获得了法院的支持。
实际生活中，高等学校作为行政相对方，在某些相应领域要接受教育行政管理部门、环境保护部门、税务部门、城市规划部门、物价部门等诸多部门的管理、监督，而高等学校与教育行政管理部门之间的关系处于尤其重要的地位。这意味着，高等学校并非存在于一个真空之中，而是时刻处于国家的监督、管理之下，这也就进一步决定了高等学校在社会生活中必将频繁扮演行政相对方的角色。同时，另一方面，为了提高高等学校的积极性与主动性，有力地促进高等教育的良性发展，高等学校的自[44]必将进一步扩大，因此，国家对于高等学校的管理将更多地从直接转为间接，从微观管理转为宏观管理。
三、作为民事主体的高等学校
高等学校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的另一个重要角色则为民事主体的角色。《教育法》第31条第2款规定“学校及其它教育机构在民事活动中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责任。”《高等教育法》第30条第2款也规定：“高等学校在民事活动中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责任。”作为民事主体的高等学校，其对外法律关系主要表现在高等学校与不具有隶属关系的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集体经济组织、社会团体、个人之间的关系，内容较为繁杂，涉及所有权、契约及侵权损害赔偿等诸多问题。
目前，我国的高等学校中，公立高等学校占绝大多数，因而，高等学校与政府之间的产权关系就成为一个令人关注的问题。《教育法》第31条第3款规定：“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中的国有资产属于国家所有。”《高等教育法》第38条规定：“高等学校对举办者提供的财产、国家财政性资助、受捐赠财产依法自主管理和使用。高等学校不得将用于教学和科学研究活动的财产挪作他用。”因此，对于高等学校的国有资产部分，其所有权属于国家，但其占有、使用、收益权属于高等学校，不过高等学校不得将其用于教学和科研活动之外。因此，国内有学者认为，高等学校法人的独立财产权，实质上就是这种从国家所有权中分离出来的高等学校法人的占有、使用、收益和章程规定的处分权。[45]
作为民事主体的高等学校，其对学校事故的赔偿也越来越成为一个令人关注的焦点。学校事故一般可分为：因学校设施、设备、建筑物的安全问题而引发的事故；在教学活动中发生的事故；教学活动之外，因学生自身的原因而造成的事故。而与学校赔偿责任有关的则主要集中于前两者。学校事故可能构成民事侵权行为、刑事犯罪行为或者行政违法行为。其中，民事法律责任一般是由于学校（包括教师）的民事侵权行为所产生的法律责任，其主要有故意和过失两种情况。在美国，学校或教师由于过失而承担的法律责任是根据普通法关于过失的规定来确定的，大量的法院判例表明，学校及其教师犯有过失，可能比一般人承担更大的责任，因为学生由他们负责照管，其负有尽可能使学生免受伤害的责任。[46]在日本，过失行为的民事侵权责任是根据民法来追究的，而作为国家公务员的国立、公立学校校长和教职员违法，除追究民事责任，也可追究行政责任。[47]各国民法原则上都是以故意或过失作为侵权行为的成立要件，在学校事故的处理上实行严格的过失责任制。但近年来在一些国家的教育法学界，无过失责任原则有不断扩大的趋势。日本一些学者主张，为了保障学生身心健康发展的权利，对学生在校期间由于不可抗力造成的损害，应由有关系人分担，以符合公平原则。[48]而在我国，因高等学校多属公立，因此在学校事故的处理方面，由于教职人员属于国家干部，一般对负有责任的行为人主要追究其行政责任，构成犯罪的，则追究相应的刑事责任[49]，而对人身遭受伤害的学生的损害赔偿，往往由国家承担赔偿责任。但目前在司法实践中，也逐渐出现了判令高等学校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案例，下述齐凯利诉北京科技大学人身损害赔偿案即为一例。
在齐凯利诉北京科技大学人身损害赔偿案[50]中，原告诉称：1993年1月17日上午，其在北京科技大学校内训练房参加训练，当扛起一百公斤杠铃时，被脚下一块垫子碰绊，因教练与别人聊天未能给予及时人身保护，其失去重心摔倒，造成高位截瘫，生活不能自理。要求北京科技大学赔偿残疾用具费、护理费、未来治疗费等费用共计人民币107.11865万元，赔偿精神损失费人民币15万元。被告北京科技大学辩称：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此外，齐凯利训练受伤，本人主观有过失。因其将只能在保护架内使用的杠铃扛到了保护架外进行训练，在肩扛杠铃后退时，不小心被棕垫绊倒，属其全部过错。被告愿按照国家教委的有关规定给予齐凯利经济补偿，不同意赔偿。一审法院经审理后认为：齐凯利在1993年1月17日受伤后，一直与北京科技大学协商解决赔偿问题。北京科技大学曾于1993年3月25日作出一次性补助齐凯利人民币5万元的决定。1997年9月，北京科技大学收到齐凯利委托律师所寄的律师函，内容为协商解决齐凯利的赔偿问题。1998年5月26日，齐凯利诉至法院。同年8月18日，齐凯利诉北京科技大学一案立案。故认为诉讼时效期间几经中断，在双方未能协商一致的情况下，诉讼时效期间即重新计算。故齐凯利此次要求北京科技大学赔偿，未超过诉讼时效。对人身损害赔偿提起的诉讼，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本案中，齐凯利作为学生运动员，在北京科技大学校内进行体育训练，学校应为其提供安全、规范的训练环境，相关专业人员应保护其在训练中的安全。1993年1月17日，齐凯利在进入杠铃房使用杠铃做力量训练时，北京科技大学的教师（教练）理应给予充分的保护和训练指导，并应知道使用杠铃进行训练存在人身危险。但齐凯利的教练与他人说话，齐肩负杠铃摔倒时，教练未在齐身边及时保护，故对齐凯利受伤，教练负有不可推卸的职责过失责任。由于上述行为系履行职务过程中发生的，故应由北京科技大学承担民事责任。齐凯利作为国家二级运动员，长期在校从事体育运动，应知悉在进入杠铃房使用杠铃做力量训练，需征求教练的同意，方可使用杠铃的常识。作为完全行为能力的学生运动员，齐凯利应知道在没有教练保护的情况下，使用杠铃所存在的风险。故齐凯利对自身受伤具有一定的过错，应承担部分责任。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19条、第131条，判决如下：北京科技大学赔偿齐凯利残废者生活补助费人民币67518.8元、护理费人民币228984元、残疾用具费人民币7048元、必须卫生用品费人民币56796.6元、康复训练器材费用人民币441元，共计人民币360816.4元。[51]
在本案中，法院是将本案被告——北京科技大学视为一个民事主体来看待，其教师履行职务行为的后果由其所在学校来承担。我们从中不难发现，法院关于诉讼时效、对事故发生的原因分析及对相应责任的分担，包括赔偿金额的最后确定，适用的都是民法和民事诉讼法的相关法律规定。应当说，本案对于高等学校在学校事故中，如何以民事主体的身份来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作了极有意义的探索。当然，目前专门针对高等学校赔偿责任的法律、法规缺乏，今后需要加以完善，尤其是对在该领域是否要引入无过失责任制的问题，还有待进一步探讨。
总之，高等学校以民事主体的身份出现，积极参与到了各项社会活动中，也由此引发了各种各样的法律问题。高等学校作为独立的法人，在财务、基本建设、相关设施和设备的购入及管理使用方面，都拥有自己的权利。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对于与作为民事主体的高等学校相关的问题，一方面要与高等学校作为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方的情形区分开来，另一方面，也要考虑到高等学校所具有的不同于其他民事主体的特点，其中一个明显的体现即为《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中的相关规定。《教育法》在第25条第3款中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营利为目的举办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而《高等教育法》在第24条中也明确规定：“设立高等学校应当符合国家高等教育发展规划，符合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不得以营利为目的。”因此，对于作为民事主体的高等学校，在诸多方面（包括学校及教师在安全方面所负有的注意义务的程度、赔偿金的确定标准等）应作更为深入和细致的研究。
[注 释]
[1]本文所称“高等学校”实际上是指公立高等学校。在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高等学校几乎都是清一色公立的（包括国立、省立的；或者是部属的、委属的；或是省、市地方部门属的院校）；近年出现了所谓社会力量举办的高等学校或称之为民办高等学校；由于学校的举办者不同、管理方式不同，高等学校的多样化模式必将产生。为研究方便起见，本文只研究我国目前公立高等学校的法律地位。而对于公立大学和私立大学是否应加以区分，国外学者对此有各自的看法。英国行政法教授韦德认为，如果大学是依法规设立的，可以将它作为法定公共机构对待，归入行政法的范畴；如果只是依章程或私自设立的，则不属于行政法的范畴，学生针对这种大学的权利便取决于契约。（见（英）威廉 韦德：《行政法》，徐炳等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页220。）在日本，1970年后，学者们认为将公立大学与私立大学对学生的法律关系加以区别，并不合理，认为二者与学生间法律关系均属一种“在学契约关系”。（见（台）洪家殷：《从学生地位论大学法之修正》，载《大学法研讨会论文集》，台湾：东吴大学法学院，1998年，页135。）
[2]参见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1999）玄行初字第007号。详细案情见后文。
[3] 参见林准主编《行政案例选编》，北京：法律出版社，1995年，页217—218。详细案情见后文。
[4] 参见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1998）海民初字第5164号。详细案情见后文。
[5] 参见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1998）海行初字第142号，载于《最高人民法院公报》1999年第四期，页139—143。详细案情见后文。
[6] 参见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1999）海行初字第104号。详细案情见后文。
[7] 参见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1999）海行初字第103号。详细案情见后文。
[8] 1995年3月18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
[9] 1998年8月29日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审议通过，1999年1月1日施行。
[10] 关于行政权力的特征，国内学者多认为有以下几点：相对于其他国家权力而言，行政权力具有裁量性、主动性和广泛性等特点；相对于社会组织、公民个人而言，它则具有强制性、单方性和优益性等特点。参见罗豪才（主编）：《行政法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页5。
[11]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公报》1999年第4期，页139—143。本案中，北京科技大学94级本科生田永在1996年2月的一门课程的补考中，携带写有与考试有关内容的纸条，被监考老师发现。同年3月，北京科技大学根据校发（94）第068号《关于严格考试管理的紧急通知》中的规定，认定田永的行为构成考试作弊，并决定对田永按退学处理，且于4月10日填发了学籍变动通知。但是，北京科技大学没有直接向田永宣布处分决定和送达变更学籍通知，也未给田永办理退学手续。田永继续在该校以在校大学生的身份参加正常学习及学校组织的活动。其间，田永的学生证丢失，北京科技大学为其进行了补办，且北京科技大学每学年均收取田永交纳的教育费，并为其进行注册、发放大学生补助津贴，还安排田永参加了大学生实习设计。1998年6月，田永在该校学习期满，成绩全部合格，通过了毕业实习、设计及论文答辩，但此时，北京科技大学以田永不具有学籍为由，拒绝为其颁发毕业证、学位证。一审法院经审理后认为，被告北京科技大学的校发（94）068号《通知》与国家教委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相抵触，应属无效；北京科技大学未将处理决定直接向被处理者本人宣布、送达，允许被处理者本人提出申辩意见，因而其行政管理行为不具有合法性。因此，判决北京科技大学在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向田永颁发大学本科毕业证书，且履行向当地教育行政部门上报田永毕业派遣的有关手续的职责，在判决生效之日起60日内召集本校的学位评定委员会对田永的学士学位资格进行审核。一审宣判后，北京科技大学提出上诉，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维持了一审判决。
[12] 《最高人民法院公报》1999年第4期，页141。
[13] 1980年2月12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1981年1月1日起施行。
[14] 着重号为本文作者所加，下同。
[15]《 最高人民法院公报》1999年第4期，页141。
[16] 德国传统行政法曾将学生与公立学校、公务员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作为“特别权力关系”，区别于“一般权力关系”。“特别权力关系”的法律后果是：无法律保留、无基本权利的适用和无权利保护。但目前，关于一般权力关系与特别权力关系的划分在德国行政法上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特殊法律关系”。在教育关系、公务员关系等表现为紧密型持续法律关系的特殊设计的法律关系中，不仅存在基本的、涉及公民地位的决定，而且还存在大量的、日常性质的决定，其本身并不具有等同的重要性，不涉及国家与公民之间“原本的”法律关系，而只仅仅关乎机关的正常工作。因而，德国行政法学者乌利（Ule）教授从法律上将其分为基本关系与工作关系。这种划分的最重要法律后果是：与基本权利相关的决定属于行政行为，而工作关系中的命令则不属于行政行为。见（德）平特纳：《德国普通行政法》，朱林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页86—87。
[17] 参见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1999）海行初字第103号、第104号，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00）一中行终字第43号、第4 5号。本案中，北京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于1996年1月24日召开第41次会议，对29名博士学位申请者的学位论文进行全面审核。其中，对于刘燕文的博士学位论文，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应到21名，实到16名）的无记名投票结果是6票赞成，7票反对，3票弃权，赞成票未过全体成员半数。因此，校学位评定委员会作出了不授予刘燕文博士学位的决定。北京大学也据此对刘燕文不予颁发博士生毕业证书，而只颁发博士生结业证书。1999年9月24日，刘燕文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状告北京大学及北京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要求北京大学为其颁发博士研究生毕业证书，要求校学位评定委员会为其颁发博士学位证书。（一审第二次开庭时，原告改变诉讼请求，要求被告对其学位申请重新评议并作出决定。）一审法院经过审理，判决被告北京大学在判决生效后两个月内向刘燕文颁发博士研究生毕业证书，责令被告北京大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于判决生效后3个月内对是否批准授予刘燕文博士学位的决议审查后重新作出决定。此案上诉到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后，二审法院以原审法院未能查清诉讼时效问题为由，撤销原判，发回重审。目前，此案还在进一步审理中。不过到作者完成此文章之时，即2000年8月中旬，未见一审法院通知当事人重新开庭审理之迹象。
[18]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1999）海行初字第104号，页14。
[19]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1999）海行初字第103号，页17—18。
[20] 同上，页10—11。不过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上述观点是在被告委托人在一审法院第一次开庭后，第二次开庭之前，针对原告诉请被告北京大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为其颁发学位证书而提出的。在原告改变了诉讼请求后，被告方委托人没有专门为此再提出异议。不过作为学术问题，即便原告改变了诉讼请求，我们认为在刘燕文诉北京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一案中的被告是否属于适格主体，或者说是否还有其它适格被告，仍然值得进一步探讨。此外与此案相类似的适格被告问题在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案中同样存在。因为田永案中同样存在着诉求毕业证及学位证的问题，但是海淀区人民法院却采用了不同的作法，一则是一案的两个诉求处理的；二则是同一个被告——高等学校。两相比较其实可以发现均涉及此有学位授予权的高等学校的学位评定委员会的主体资格问题。
[21] 见《学位之争能否启动司法程序》，载于《检察日报》2000年1月10日第3版。
[22] 见《刘燕文诉北大一案判决引起专家学者展开激烈探讨》，载于《中国青年报》2000年1月7日第1版。
[23] 见《加快学位制度改革 切实推进学位立法——中国学位制度改革与立法研讨会记实》，载于《法制日报》2000年7月23日第3版。
[24] 同上。
[25]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中，有关学位授予争议的规定，主要有第16条：“非学位授予单位和学术团体对于授予学位的决议和决定持有不同意见时，可以向学位授予单位或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提出异议。学位授予单位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应当对提出的异议进行研究和处理。”第17条：“学位授予单位对已经授予的学位，如发现有舞弊作伪等严重违反本条例规定的情况，经学位评定委员会复议，可以撤销。”第18条：“国务院对于已经批准授予学位的单位，在确认其不能保证所授学位的学术水平时，可以停止或撤销其授予学位的资格。”而对于学位申请者本人，则无任何声明异议、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的救济规定。
[26] 见本文作者在“中国学位制度改革与立法研讨会”上的发言，载于《法制日报》2000年7月23日第3版。
[27] 当然司法机关虽居于中立与独立之地位裁判案件，亦存在一定程度的自由裁量权。在这方面有学者作过探讨，如北京大学的沈岿博士就以此为题撰写过硕士论文：《论行政诉讼中的司法自由裁量权》，载于《行政法论丛》第1卷，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年，页513—573。
[28] 该条第2款规定：“（二）学位评定委员会在作出授予博士学位或两年内修改论文重新答辩一次的建议时，应以不记名投票方式，经出席会议的三分之二或以上的成员通过。学位评定委员会，在作出授予博士学位或两年内修改论文、重新答辩一次的决定时，必须召开会议，以不记名投票方式，经全体成员过半数通过，而不能采取通讯投票的方式。”
[29] 详见《最高人民法院公报》1999年第4期，页139—143。
[30] 2000年7月8日，清华大学法学院举行了“中国学位制度改革与立法专题研讨会”，讨论的中心问题是如何构建一个既能保证学位水准，又能保证公正的制度。与会十几位专家均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具体参见《加快学位制度改革 切实推进学位立法——中国学位制度改革与立法研讨会记实》，载于《法制日报》2000年7月23日第3版。
[31] 同上。
[32] 同上。
[33] 同上。
[34] 正如原告的委托人认为，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对博士论文拥有实体的判断权，而其成员来自各个专业，实际上是让外行来判断内行，不具有基本的程序正义。详见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1999）海行初字第103号，页9。
[35] 详见《最高人民法院公报》1999年第4期，页142。
[36] 详见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1999）海行初字第103号，页19—20。
[37] 本案中，原告刘燕文提供了北京大学颁发的（96）研结证字第001号研究生结业证书，被告据此认为，原告已于1996年1月得知了被告不为其颁发博士毕业证，而向其颁发研究生结业证的决定事实。而原告认为，结业证的实际送达时间应在1996年春节后，而不是结业证上的落款日期。
[38] 虽然判决书中并未直接提到“正当程序”，而使用的是“法定程序”，但是我们认为，其实际表达了正当程序的涵义。当然，使用“法定程序”这一概念带来的一个问题是：就被告方而言，1996年1月时，既无法律、法规规定相应的程序义务，也无法院的生效判决对其加以确立，那么被告的行为应当依照怎样的“法定程序”呢？法院的判决岂不是将虚拟的“法定程序”的义务强加于被告头上，而这样的判决对于被告来说不也是不公平的吗？
[39] 见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1999）玄行初字第007号。
[40] 原告后提出上诉，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详见江苏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1999）宁行终字第89号。
[41] 见《最高人民法院公报》1999年第4期，页142。
[42] 见林准（主编）：《行政案例选编》，北京：法律出版社，1995年，页217—218。
[43] 该《条例》自1998年5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开始实施时起被废止。
[44] 高等学校的自主要是指办学自，中国人民大学的秦惠民教授认为其实际上是包含教育权和经营管理权在内的统一体。详见秦惠民：《走入教育法制的深处——论教育权的演变》，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8年，页201—205。
[45] 劳凯声（主编）：《高等教育法规概论》，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页242。
[46] 劳凯声：《教育法论》，江苏：江苏教育出版社，1993年，页232。
[47] 同上。
[48] 参见兼子仁：《学校事故救济的立法论》，载《教育基本法30年与教育法学》（日本教育法学会年报1978年第7号）第214页，有斐阁昭和53年版。转引自劳凯声：《教育法论》，江苏：江苏教育出版社，1993年，页232—233。
[49]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73条规定：“明知校舍或者教育教学设施有危险，而不采取措施，造成人员伤亡或者重大财产损失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50] 参见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1998）海民初字第5164号。
[51] 后被告北京科技大学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不过在二审判决之前，双方当事人和解，最终达成和解协议，由北京科技大学支付齐凯利50万元费用。
Analysis of the Legal status of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KEY WORDS：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 / Administrative Subject / Due Process / Legal Status / Legal Obligation
高等学校学生论文范文第6篇
一 高等学校学生质量的内涵
在当前的教育质量研究中，大多数都对教育质量的内涵进行了深入地研究与分析，但对学生质量的分析却很少，对高等学校学生质量的研究就少之又少，大部分研究将学生质量纳入到教育质量中去寻找答案。其实，这种将教育质量内涵扩大化的理解是不科学的，教育质量与学生质量是两个关系密切但又不同的概念，学生质量是个人的主体需求在学校教育及家庭、社会等因素影响下而形成的能力素质的程度或表现方式。本文所谈的高等学校学生质量是根据培养目标的要求和应达到的水平体现出来的，它涵盖着丰富的内容，不是单一地指学生学习成绩的好坏。学习成绩的高低决定学生质量的好坏，这种理解在目前还广泛存在，学习成绩虽然能体现出学生的一个方面，但也很容易误导学生，导致他们误认为只要学习成绩好就是好学生，以至于忽视其他能力的培养与锻炼，这是教育的失败，也是毕业生走向社会后难以适应工作岗位要求的根源所在。对学生质量内涵的重新审视为高等教育提出了新的发展方向，它必将促进教育的发展，使教育更加适应市场需求。
二 高等学校学生质量评价体系的内容
对高等学校学生质量评价体系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进行分析。
(一)学业方面
1 学习成绩：学生学习成绩是学生质量评价的核心内容之一。大学生的学习成绩是学生在校期间各学科学习效果的表现形式，也是大学生学习态度、学习方法、学习习惯的综合表现，更是衡量知识和能力的重要指标。有人认为重视评价学生学习成绩，就忽视了学生能力的培养，其实学生学习成绩应该仍然是评价学生质量的重要内容。知识的学习与能力的培养是同一过程的不同表现，不能分开讨论，二者不是对立的，而是相互关联的，事实上，在校期间学习知识是为了工作后更好地培养能力，而不是忽略了能力的培养。
2 学习能力：学生学习能力是学生学习知识的关键因素，也是其走向社会后必须具备的能力。高等学校的教学所传授的知识是有限的，在学生步入工作岗位后，有更多的未知世界需要学生本身运用学习能力去学习和探索。因此，在学生质量评价中，对学生学习能力的评价占据重要位置。学生学习能力包括学习态度、学习方法、学习效果等。
3 学习创新力：学习创新也是大学生必备的能力和素质，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视学生创新力的培养，在校期间如何培养学生养成良好的创新思维及突出的创新研究能力，成为高校教育者的研究方向。学生质量评价要包括学生的发明创造、撰写科技论文、创新课题开发以及获得各种竞赛奖励等。
(二)社会性方面
大学生是社会的一员，因此学生质量评价不能脱离社会性这个关键的特性。学生质量评价体系中学生的社会性能力应包括：(1)新环境的适应能力：比如其对校园环境的适应快慢、对突发事件的处理能力等；(2)人际关系的处理能力：比如学生在校期间需要独立处理同学之间的关系、师生之间的关系以及其他社会人的关系等，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直接影响大学生的个性发展；(3)生存能力：大学生应当具有生活能力，设立生活目标，并为实现自己的生活目标而努力做好各种准备；(4)自我调整能力：大学生在各种目标的实现过程中，会遇到各种挫折或者各种新问题，要有战胜挫折和解决问题的自我调整能力。
三 高等学校学生质量评价机制的改革取向
(一)由传统量化评价走向人文关怀评价
传统高等学校学生质量评价主要是科学主义的量化评价，一切以分数作为评价标准，实际是把大学生看成“储存知识”的容器，并把对大学生学习成绩的评价变成了对学生质量的评价。这种做法的结果是使学生失去了主动性，从而被动地接受知识。在高等学校学生质量评价过程中，人们往往把大学生对知识、技能的掌握量作为预期的大学生质量的主要内容，并从不可穷尽的知识、技能中挑选少量知识、技能去检测大学生的掌握水平，把大学生在这种考试中所获得的分数作为评价每个大学生的唯一指标，大学生的兴趣爱好、情感体验等常常被考试分数所束缚，压抑了学生的个性和创造性，阻碍了学生本人价值的提升和实现。大学生接受的四年本科教育，不仅仅是学习一些知识、技能的过程，还是他们情感、人格、世界观、价值观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对大学生的质量评价如果形式单一，被一些知识、技能所束缚，那么他们就很难适应工作岗位及社会对他们的要求。
目前的高等学校学生质量评价制度很少涉及人文关怀，这主要表现在既没有对大学生的人文情怀给予评价，也没有通过学生质量评价为他们提供人文关怀。精神文化活动是人的生命活动的最高形式。一方面，高等学校学生质量评价既应该注重对大学生独立探究的评价，也应该关注他们团队合作表现的评价，更应该对他们的人格品质进行考察；另一方面，高等学校学生质量评价过程应该弱化选拔和甄别功能，创设民主、平等的人文环境，使学生质量评价成为大学生实现自我教育、自我批判、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的过程，促进大学生和谐、自由和创造人格的发展。人文关怀评价的核心是确定人的主体地位，其基本观点是肯定人的完整性、独特性和历史性。高等学生质量评价应该重视学生人文素质。充满人文关怀的高等学校学生质量评价重视大学生在生活世界中的实践活动的表现和态度，并把学生质量评价作为人际之间交流、对话、交往的一种有效途径和方式，从而完成人与人间的沟通和理解。其本质是一种通过协商而形成的心理建构，反对单一古板的科学主义评价模式。评价是民主协商、主体参与的过程，应鼓励大学生积极开展自评。高等学校师生之间不是对象性的主客体关系，而是一种精神性的交往关系。师生关系只有建立在相互尊重、宽容、信任、民主和平等的基础上，才能形成师生之间的“共享”关系，不断实现大学生质量的提高与完善。
(二)由传统的知识理论评价转向个体能力评价
传统高等学校学生质量评价是以知识理论为主的评价，它以大学生书面考试成绩为依据，每学期期末用几张统一的、标准化的、概念化的、原理化的测验试卷，来检验这。学期大学生的各学习科目的学习质量，评价主体主要是各学习科目的任课教师。即使是要求大学生完成一篇毕业论文，以考察大学生的学术水平和进行科学研究的态度，也往往流于形式。大学生几乎是在文献丛中进行“闭门造车”，他们习惯了以“概念或模型的由来与界定”、“概念或模型剖析与内涵”、“概念或模型修正”、“新概念或修正模型的意义”的思路写作毕业论文。评价毕业论文的主体仍然是教师，教师们也按照这一思路给毕业论文以评价。相同的学生质量评价方式，导致了高等学校生产出相同的毕业生，而我们的社会需要不拘一格的人才，而不是相同的社会角色。当然我们不能完全把责任归于学生，因为这样的高等学校学生质量评价，只能使他们钻进文字游戏和数字游戏之中，不能体现出主体性、能动性和创造性。
注重个体能力的学生质量评价标准，是以学习过程中的表现、体验和感受为内容的评价指标。它突出了知识的生产性和情景性，属于基于“展开性目的”和“表现性目标”的形成性评价和过程性评价的范畴。注重个体能力的学生质量评价，必须贯穿于大学生的各个学习阶段和探究活动。它往往要给被评价者提供情景、现场和问题，要求大学生完成“准真实”的任务，关注大学生在完成任务时和探究过程中的经历、体验、感受、态度和人格的变化。通过评价，与大学生共同规划今后的发展走向和努力方向。因此，注重个体能力的学生质量评价，还意味着评价标准是建立在对每一个大学生的个性、特长和人格发展水平的认知基础之上的，评价标准具有差异性，是因人而异的。注重个体能力的学生质量评价，强调大学生的自身发展，强调大学生在真实社会生活和实践情景中的知识创新，强调大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当然，注重个体能力的学生学业质量评价，也不是要把知识理论排除在评价体系之外，而是强调知识对能力的意义，强调知识在生活世界中的动态发展，强调知识的科学性和人文性。
总之，高等学校学生质量评价机制改革是一项比较复杂而又长期的工作，无论采取何种评价方式方法，无论从哪些方面对大学生质量进行评价，都应该深入研究和实践，不能期望马上就建立一个大家公认的学生质量评价体系，也不能急于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学生质量评价机制，只有通过长期的研究和实践，才能建立一套对学生质量评价确实能起到作用的评价体系。因此，加强高等学校对学生质量评价体系的研究与探索，加大高等学校学生质量评价机制的改革步伐，具有时代性意义。
参考文献
[1]马陆亭，高等学校的分层与管理[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4
[2]闫祯，自主性评价：高校学生评价的一种新趋向Ⅱ]，教育理论与实践，2004(8)
[3]Edwardsallis，全面质量教育[M]，何瑞薇，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4)
高等学校学生论文范文第7篇
（一）学校重视不够
很多农学类高等学校对本科毕业论文的重视程度不够，缺乏完善的管理制度，对毕业论文设计各环节的目的要求、组织管理、工作流程和评价标准等落实力度不够，并缺乏对管理文件的宣传、讨论和运行过程的反馈，论文答辩走过场，评委提问时间短，成绩评定方法不够科学。另外，高等学校普遍存在教学经费不足的情况，专门用于毕业论文的经费很少，这样往往会造成毕业论文质量不高。如果指导教师没有科研课题和经费，就会影响到毕业论文的质量，某些专业的学生论文选题需要查找大量的文献资料，需要仪器设备和实验药品及材料，还要打印论文，很多毕业论文就是因为经费的原因，使得论文设计时不敢利用精度高的仪器和质量好的材料，从而影响了论文的创新性，造成新颖性的课题无法完全开展[6]。
（二）学生认识不足
学生对毕业论文质量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态度消极，草率从事，甚至模仿、抄袭现象也时有发生。很多学生只是到网上搜索、拼凑、剪贴，敷衍了事。许多学生因为应试教育养成的习惯，缺少独立的研究能力，对导师存在过多的依赖心理，寄希望于导师的“点拨”和最后阶段的修改，马马虎虎地拼凑学位论文，其质量也可想而知。
（三）教师精力不足
由于高等学校短时间扩招，导致招生人数激增，在校生人数巨大。高等学校教师除完成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任务外，还要指导研究生和本科生论文，部分教师负担过重，心有余而力不足。教师与学生的直接交流少，教师让研究生完全替代自己指导本科生论文写作的现象时有发生。近年来，高等学校教师年轻化步伐加快，一些新建专业大胆启用刚毕业的研究生从事教学工作，部分年轻教师教学经验不足，教师素质参差不齐，对本科生论文指导方法简单，疏于管理。此外，也有一些教师对本科生毕业论文质量放任自流，用于指导学生毕业论文的时间和精力很少，这些都不利于本科生毕业论文质量的提高。
（四）理论知识不扎实
尽管高等学校的学分制改革对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在现行的本科生教学计划中，对于学生完成的学分数有明确的要求，除完成学分多、课时多的公共基础课和专业基础课等必修课外，还要选修一些与自己专业相去甚远的课程作为素质拓展的内容课程，这势必会占用专业课程的部分课时，使得专业课程学时减少，学习不系统、不全面，导致学生对许多专业基本理论知识掌握得不扎实。也有高等学校进行课程小型化改革，人为压缩课程学时，教师为完成教学任务，对一些知识点无法进行深入讲解，如蜻蜓点水，一带而过。加之学生所选课程总数增多，学生疲于上课，课外时间不足，也无法进行复习巩固，导致学生对基础知识掌握不扎实。
（五）实践教学不完善
农学类专业一般是实践性较强、应用性突出的专业群，大量的课程实验、实习和社会实践等实践教学对锻炼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培养他们的创新精神和创业能力发挥重要作用。但由于高等学校扩招和高等教育大众化后，农业院校的实验场所不足，实验条件简陋，实践基地严重短缺，实验室的开放程度低，这些因素都制约着实践教学的开展，进而影响学生的毕业论文质量。另外，有些学校的毕业论文从大四的第二学期才开始，一方面学生面临就业压力，经常奔走于各种招聘会，参加面试，签订就业协议，很难静下心来做毕业论文。另一方面，农学类本科毕业论文受季节影响较大，实验周期较长，假若实验不成功，没有补救时间，对毕业论文质量造成不利的影响。
二、提高农学类本科毕业论文质量的主要措施
（一）强化质量意识，引起农业院校对教育质量的高度重视
各农业类院校应进一步加强质量意识，提高对毕业论文质量的重视程度，要完善毕业论文管理的规章制度，包括组织领导制度、指导教师的职责、毕业论文过程管理和检查监督制度、答辩及成绩评定等。使毕业论文的管理有章可循，职责分明，完善毕业论文质量的监督制度，主要包括组织选题与开题、撰写中期检查、成绩评定程序与评分指标体系、论文答辩成绩评定、质量分析与总结等各个环节；重视本科毕业论文工作的过程管理，建立初期、中期和后期的检查制度，并保证各项制度都能得到具体实施[7]。学校应增加毕业论文经费投入，减轻指导教师的经济压力，为毕业论文的实施提供充足的资金保障。
（二）加强积极引导，让学生从思想上重视毕业论文设计
毕业论文设计是一门综合的课程，从查阅文献、论文选题、试验方案设计、试验步骤实施、数据处理、论文撰写等每一个环节都是对学生综合能力的锻炼。要让学生认识到本科毕业论文设计的必要性、实用性和重要性，认识到它是农业院校大学生的一门能力素养必修课，是结束大学生活、顺利适应工作岗位的一次实战演习；就个人素质提高方面来讲，毕业论文设计能充分培养学生的恒心、能力、毅力和合作精神；就服务社会方面来讲，农学类专业的毕业论文能把理论与农业生产实践紧密结合，为农民的增产增收提供技术服务。
（三）强调责任意识，导师加强对毕业论文质量的指导管理
指导教师素质与本科生毕业论文质量有明显的相关性。明确导师职责，对年轻指导教师进行系统培训，提高其业务能力，增强其指导水平。加强毕业论文质量的管理，安排科研能力强，具有高度责任感和富有奉献精神的教师担任导师。实行导师小组负责制，组建老、中、青相结合的本科生毕业论文质量指导小组，使老教师带动青年教师，高级职称带动中级职称教师，提高教师对毕业论文的指导水平[8]。实行奖惩制度，对于优秀毕业论文的指导教师给予一定的表扬和奖励，而对于敷衍了事、放任自流的指导教师应予以批评教育，必要的话应该予以通报批评，后果严重的甚至取消其导师资格。同时，加强导师对农学类本科毕业论文在选题、开题、任务合同、中期检查、论文答辩等全过程的监督与管理，增强本科生毕业论文指导教师的责任意识。
（四）加强理论学习，为提高毕业论文质量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
扎实的理论知识是提高本科毕业论文质量的基础。要加强基本概念、基本原理的学习，加强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和训练，提高学生的理论水平。教学中，既要顾及知识结构的系统性、层次性和前沿性，又要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学习兴趣；既要尊重学生的理解能力和接受能力，又要给学生留有充分独立思考的空间，让学生建立系统的理论知识体系，在此基础上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为本科毕业论文设计提供扎实的理论基础。
（五）重视实践教学，提高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实践能力
大力改革实践教学的形式和内容，通过综合性、设计性和开放性实验课程的开设，发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的作用，培养学生勤于思考、积极探索和努力创新的能力。加大经费投入，切实改善实验条件[9]。充分挖掘实验室资源及其管理模式，提高资源共享和实验室开放程度，为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和论文质量的提高提供可靠保障。加强实践技能培养，改革农学类实践性教学模式，深入农业生产一线和田间地头开展实践教学，让学生在农业生产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真正做到“论文写在田间山林”。另外，鼓励学有余力的学生参加教师的科研课题，申报“大学生科技创新基金”等科研培训计划，提高学生科研素质。针对农学专业的特点，灵活安排毕业论文时间，让学生有充足的时间和精力进行毕业论文设计，这也有助于提高本科毕业论文质量。
高等学校学生论文范文第8篇
大会于10月14日上午在杭州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杭州音乐厅开幕。杜晓十教授主持并致开幕词，提出了“立足学术，畅所欲言，相互交流，和谐共进”的办会宗旨。教育部艺术教育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教育学会音乐教育专业委员会理事长、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原副司长杨瑞敏女士，浙江省音乐家协会主席兼秘书长、《中小学音乐教育》杂志社社长、主编、国家一级作曲晓其先生及杭州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院长田耀农教授先后致辞。杨瑞敏指出：全国高等学校理论作曲学会是一个学术态度严谨，学术氛围轻松，学术探讨深入，有着优良传统和凝聚力的学会，是令人尊敬的学会。在这个到处充满浮躁的社会环境下，我们能够安心在这里进行学术研讨，使人感觉到知识分子的高贵品质。田耀农在致辞中讲到：“这个学会是全国高等学校理论作曲界最具权威的学术团体，它引领了全国理论作曲专业和相关课程教学改革的方向，代表了全国高校理论作曲师生最高学术成就和创作成就。”
这次年会，就进一步深化音乐教育专业相关课程改革，进一步强化理论研究、课程教学、音乐创作与艺术实践相互促进，进一步探索研究生培养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等方面，设有四个议题：1 《全国普通高等学校音乐学(教师教育)本科专业必修课程教学指导纲要》给理论作曲教学带来的挑战与机遇；2 当前理论作曲课程面临的问题及应对方法；3 理论作曲学科科学研究的新视野与新成果；4 普通高等学校理论作曲方向研究生培养规格与培养途径。这四个议题紧扣高等院校音乐学(教师教育)的办学方向和目标，着力突出“为基础教育服务”的理念。
作为2008杭州“全国高等学校理论作曲学术委员会第八次年会”重要环节之一的获奖论文宣读大会，于10月14日下午在杭州音乐厅举行。组委会在“年会”召开之前，将全国征集的45篇论文(其中教师组25篇、研究生组20篇)中的获奖论文编订成集，分发给每一位参会人员。经过专家组严格评审，有29篇论文分别获得教师组和研究生组一、二、三等奖。虽然，此次提交的论文在数量上较上一届有所减少，但是，内容丰富，质量较高，尤其研究生论文的水平有比较显著的提高。作曲技法研究的论文有：首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王文的《斯克里亚宾晚期五首钢琴奏鸣曲和声手法研究》、杭州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田刚的《超越时空的对话――高为杰先生作品(缘梦II)分析》、河南大学艺术学院朱敬修的《社会与人生的悲歌――施尼特凯(第四弦乐四重奏)的音乐学分析》、西南大学音乐学院张友刚的《横看成岭侧成峰高低远近各不同――巴托克作品音列思维特色研究》、首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博士生檀革胜的《武满彻晚期乐队作品的和声思维研究》等等。理论作曲教学研究的论文有：广东湛江师范学院音乐学院陈旭的《论传统作曲理论学科的重构――普通高等学校作曲理论教学改革的新思路》、福建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李向京的《对(多声部音乐分析与写作)课程实施的思考》、大连大学音乐学院芝达林的《(多声部音乐分析与写作)课程教学实施方案》、四川音乐学院音乐教育系石兵的《关于高师曲式与作品分析课的教学思考》、杭州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田刚的《对课程实施的设想》等等。这些精彩纷呈的论文，显示出高校理论作曲教师的蓬勃生机和强大的教学、科研能力。
一直以来，理论研究、专业教学与艺术实践齐头并进、相互促进的理念，是高校音乐理论作曲教师的座右铭。10月14日晚，杭州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理论作曲系师生作品音乐会在杭州音乐厅举行，音乐会共上演了五首器乐和七首声乐作品。
为强化音乐教师教育的专业化要求，10月15日上午，在杭州音乐厅举行了重要的学术讲座。武汉音乐学院院长彭志敏教授在题为《重视经典名作，提高执教能力――对音乐高师人才培养的一点强调性体会》的讲座中，阐述了关于“音乐高师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音乐高师人才和社会现象之间的差异”、“音乐作品在音乐历史和现实生活中的作用与地位”三个问题。他认为人类优秀的音乐文化能够被人类世代相传，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音乐教育。中国音乐学院高为杰教授在题为《关于曲式分析教学的宗旨》的讲座中说：“对音乐进行分析，探究其内在的意义，进而获得理解的过程，是音乐分析的目标。通过对形式的分析，能够得到其内在的，精神层面的理解。”澳门理工学院艺术高等学校校长戴定澄教授专题讲座――《澳门音乐的教育与发展》，通过丰富的图片、音响资料，向我们展示了澳门的音乐教育与发展状况。
作为2008杭州“全国高等学校理论作曲学术委员会第八次年会”又一重要环节――“高校理论作曲课程改革”研讨会，于10月15日下午在小剧场举行，与会者围绕这次年会所设的四个议题广泛交流切磋，尤其就《多声部音乐分析与写作》课程教改，进行了非常深入的探讨。2007年教育部下发了《全国普通高等学校音乐学(教师教育)本科专业课程指导方案》。其中，将原来音乐类基础课程中作曲技术理论课程的基础和声学、复调音乐、曲式与作品分析及部分配器法常识中的基本教学内容，加以有机整合和拓展而建设成为一门综合性较强的作曲理论课程――《多声部音乐分析与写作》。对于在普通高等学校中音乐专业作曲基础理论课程的教学予以较大的改革，课程内容方面作了大胆而富于创新的调整，并且在教学教法、教师专业水平与修养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这次研讨会上，代表们各抒己见，畅所欲言。来自江西师范大学的邓伟民教授认为：“改革要顾及传统固有的思维以及对固有模式的固有认识，但原课程设置的不合理性还是存在的，因此在强调传统学科教学内容基础性的同时，重视音乐作品多声部结构原理的共性和多声手法运用的交融性，弱化单一学科教学内容的边缘界限，以拓展学生的知识结构。”洛阳师范学院代表认为，把课程名称改成了分析与写作，应该把分析放在更重要的位置上，强调学生对于多声部音乐作品的分析能力和在此基础上对音乐作品的鉴赏、理解能力。来自哈尔滨师范大学的张磊老师结合自己的教学实践指出：“创作是几项技术同时进行的，按多声部音乐的脉络来讲，应该是从复调开始，再一步一步走下去。”安徽师范大学张建华教授认为：“《多声部音乐分析与写作》要根据自己学校实际情况，有的学校可以完全执行，有的学校不行，办学理念不一样，实施也不一样。”又一代表说：“从教育部本身观念来说改革还是值得考虑的，但要考虑教学对象的实际情况。教育部改革思路有它的科学性，《多声部音乐分析与写作》是基础性课程，使学生能对作品进行分析和判断，学生可以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更专业的发展。然而对这突然的改革，有些教师接受起来比较困难，会有个观念的问题，因此需要一个过程。”在讨论会上，专家、学者还对《多声部音乐的分析与写作》课程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讨论，提出：学生基础起点低，学习状态欠佳。还有：分阶段、分教师上课教师之间沟通太少，从而影响课程实施的质量。
在谈到如何上好《多声部音乐的分析与写作》这门课时，代表们认为：要领会《纲要》精神，紧扣“教师教育”这一主题，强调培养学生写作、编配以适应现实需要的能力；重视培养学生通过音乐分析来认识音乐本体、理解音乐本质的能力。
闭幕式于10月16日上午召开，由中国海洋大学艺术学院院长康健东教授主持，沈阳音乐学院高虹教授宣布新一届学会委员会名单，杜晓十教授作总结并代表新任委员会向大会作出承诺：
不辜负大家的期望和信任，为我国高等学校音乐教育专业的健康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2008杭州“全国高等学校理论作曲学术委员会第八次年会”在杭州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取得了圆满成功，“全国高等学校理论作曲学术研讨会”的办会宗旨，也在这次会议的师生论文征集、学术研讨会、专家学术报告和音乐会等中得到了验证。思索这次年会的得失，探索下次年会的创新，大家表示继续以严谨的学术态度，和谐的共进精神，迎接2010安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全国高等学校理论作曲学术研讨会”的召开。
高等学校学生论文范文第9篇
为进一步学习宣传和贯彻落实中央16号文件和省委8号文件精神，深入开展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不断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经第五届研究会理事长会议研究，并报经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批准，拟于今年下半年召开全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会（下称省研究会）第六届代表大会。为做好会议的准备工作，现通知如下：
一、会议的主要内容
1、认真学习宣传和贯彻落实中央16号文件和省委8号文件精神，研究探讨高等学校深入开展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2、总结20*年以来省研究会及各高校思政研究会的工作。
3、进行省研究会换届选举。
4、研究成立“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研究分会”、“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研究分会”、“思想政治理论课研究分会”和“高职高专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分会”事宜。
5、开展学术交流。
6、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领导部署工作。
二、关于研究会换届工作
20*年省研究会第五届代表大会以来，我省高校人事变动较大，也新设立了一批高校。此次会议将进行研究会换届选举，请各校做好推荐省研究会理事工作。具体要求是：本科院校各推荐2名理事，高职、高专各推荐1名理事。理事应从学校在职从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人员中推荐，一般应具有副教授以上或相应的职称。学校分管领导、宣传部长、学工部长、思政室主任、马列室（社科部）主任、心理健康教育咨询机构负责人应优先考虑。理事是否调整，请各校根据实际情况提出建议，并统一填写《*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会理事推荐表》。各高校都是团体会员单位。
三、关于成立*省高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会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研究分会、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研究分会、高职高专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分会、思想政治理论课研究分会工作
为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拟在*省高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会下设立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研究分会、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研究分会、高职高专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分会和思想政治理论课研究分会，作为*省高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会的二级分会。各分会负责人由新一届省研究会理事会研究确定。
请各校推荐各分会理事。其中，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研究分会理事、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研究分会理事、思想政治理论课研究分会理事由省研究会理事兼任，但每人最多兼任一个分会理事。各校可根据被推荐人的学科专长推荐，并填写相应的推荐表。高职高专推荐的*省高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会理事，除可以兼任上述三个分会中一个分会的理事外，同时兼任高职高专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分会的理事。
四、材料准备
1、征文。省研究会秘书处《关于开展“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与高校德育”征文活动的通知》（教社政函〔20*〕16号）下发后，各校积极组织教师撰写论文。目前大部分高校已将论文提交我处。请尚未提交论文的高校于9月底前提交（本科院校每校2篇，专科学校每校1篇，3000－5000字），并按照通知规定的方式报送材料。研究会将组织开展论文评比，并向获奖者颁发获奖证书或奖金，出版获奖论文集。届时还将邀请获奖论文作者赴会。
2、工作总结。请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会认真总结20*年以来研究会的工作情况，分析存在的问题，并就如何进一步做好研究会的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请于10月底前将工作总结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社政处，电子信箱：********.。同时，打印140份，由与会者直接带至会上交流。
3、表格。请各高校务必于10月30日前将4份《理事推荐表》报省研究会秘书处。逾期视为放弃。
高等学校学生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工业工程 本科毕业论文质量 对策
毕业论文是学生在校期间最后一个重要的综合性实践教学环节，是实现培养目标、培养学生专业工作能力、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的重要手段。毕业论文成果的质量，是学生毕业及学位资格认定的重要依据，是专业教学质量评价的重要内容，也反映学校培养人才的质量水平。
近几年来，随着招生规模的扩大和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到来，高校生源质量有所下降。再加上工业工程专业在我国从90年代初才开始创办，师资队伍、管理水平等教学条件的不足，在某种程度上也影响到毕业论文的质量。笔者根据多年从事毕业论文指导的经验以及在师生中的相关调查，对提高工业工程专业本科毕业论文质量进行了研究与思考。
一、工业工程专业本科毕业论文存在的主要问题
1. 学科特点导致毕业论文选题较难。
工业工程具有鲜明的工程属性，国外一般把工业工程划入工程学范畴。但它又不同于一般的工程学科，它不仅要应用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而且要应用社会科学及经济管理知识，具有交叉性、拓展性、目的性、人本性、综合优化性等特点。从多年的实践来看，工业工程专业的学生在选题时绝大多数都选择撰写毕业论文，因为毕业论文主要使用理论性的文章作文献，相对容易取得，而解决实际问题的题目需要进行深入调研，花费的精力多，得到的资料少，导致论文选题难。
2. 水平较低，创新不足。
工业工程专业在我国是一个比较新的专业，很多人对它不了解，导致学生在高考填报志愿时就没有对它太多地关注，只是因为填了“服从”才学习这一专业的，所以相对来说生源的质量差一些，他们一般对指导教师的依赖程度较高。另外，工业工程专业的学生知识面较广但深度不够，往往没有自己的独特观点，对遇到的问题缺乏自己新的想法和思路，创新能力不强，容易造成论文选题缺乏新意、论文内容雷同等现象，往往是总结或重复别人的工作。在做理论性较强的题目时，论述空泛，基本概念含混笼统，甚至结论与论述脱离或与现实矛盾。做实践性较强的题目时，论述停留在表面现象或经验层面，不能深入进去，提出有价值的对策与措施。
二、影响工业工程专业本科毕业论文质量的原因分析
影响工业工程专业本科毕业论文质量的原因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 学生方面的原因
学生是学习的主体，他们自己不努力，就很难提高毕业论文的质量。从学生这个方面分析，影响毕业论文质量的主要原因有：
（1）主观上努力不够
有的学生比较重视理论学习，对实践教学环节不够重视，存在着“做好做坏都能毕业”的错误思想和突击完成毕业论文的侥幸心理［1］；另外，学生在撰写毕业论文时面临毕业，寻找就业机会需要花费时间，找到就业单位还可能会被要求在单位实习也要占用时间；还有的学生为了复习考研需要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这些都造成了毕业论文实际有效时间的缩短，最终影响毕业论文的质量。
（2）客观上能力不足
有的学生缺乏基本的论文写作能力，分不清主次，缺乏逻辑推理与分析能力，还有的学生文献查找能力不强，外语水平较差，计算机应用不够熟练，造成了论文质量的低下。
2. 教师方面的原因
教师是教学双边工作中的另一主体，学生毕业论文质量的好坏除了靠其自身努力以外，还取决于指导教师的正确指导。从教师这个方面分析，影响毕业论文质量的主要原因有：
（1）主观上重视不够
由于地方高校规模扩大，造成教师资源相对紧缺，出现了教师指导毕业论文人数过多的现象，如果再碰到一些责任心不强又不愿花太多精力的教师，学生的论文质量就可想而知了；另外，工业工程专业是个新办专业，教师很多是半路出家的，所以对这个学科改革前沿的理论和知识，教师本身也许并不太熟悉，因此很难指导出高质量的论文。
（2）客观上评价不准
教师评价体系中的一些重要的量化指标与每位教师指导毕业论文的质量很难关联，教师在指导毕业论文中所体现的敬业精神、学术道德与水平、诚信标准等也是知易行难的问题，很难体现在教师评价体系中，这也影响了教师指导毕业论文工作的时间和精力的投入。
3. 学校管理方面的原因
学校是各种政策的制定者，也是对论文质量最后把关的监管者。监管不力是影响毕业论文质量的重要因素。在现实中，每所高校基本上都制定了毕业论文的检查、考核制度，但往往执行时落实不够，要求不高，特别是近年来受就业率的影响，在毕业论文的成绩评定上会网开一面，这无形中助长了学生对毕业论文的不重视，也加大了指导教师的管理难度。
三、提高工业工程专业本科毕业论文质量的对策
为了解决以上存在的问题，结合工业工程专业自身的特点，笔者认为提高毕业论文质量的对策有：
1. 强化质量意识，提高责任意识。
做任何事最求“认真”二字，有了认真的态度，再加上较强的责任心，毕业论文质量的提高便水到渠成。高等学校要真正牢固树立质量是高等学校生命线的意识，不断提高责任意识。如果把毕业论文不合格（即没有达到合格毕业生要求）的毕业生送向社会，将会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形成恶性循环，影响学校的声誉。高等学校要做好毕业论文写作前的动员工作，使教师和学生明确毕业论文的教学与教育功能以及毕业论文的各项检查、考核制度；使学生充分认识完成毕业论文的重要性［2］，强化教师和学生的质量意识、责任意识，以良好的精神状态投入到毕业论文的写作中去。
2. 加强制度建设，形成监控体系。
一项好的制度可以起到约束和示范的作用，所以高等学校要结合对毕业论文工作的领导和管理、选题工作、对指导教师要求、对学生的要求、时间安排、监督与检查、答辩工作、评分与评优、存档等内容制定相关的制度，通过制度来规范教师和学生。当然，制度的制定只是完成了一小步，关键还要能严格遵照执行制度，学校要为执行制度提供便利条件，才能形成监控体系，促进毕业论文质量的提高。
3. 注重全过程管理，把好论文质量关。
要想让学生写出高质量的毕业论文，必须加强全过程管理，具体来说，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1）毕业实习要“沉下去”
俗话说：“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学生在撰写毕业论文时，获得的第一手资料绝大多数是从实习企业带回的。而且，工业工程的学科特点就是要与生产实践相结合，所以要求学生一定要“沉下去”。同时，还要切实做好实习单位的信息反馈工作，对那些能满足实习要求、提供资料翔实并且愿意接受学生实习、实习效果较好的单位，学校要与他们保持长期联系，请他们为学生实习提供便利条件，让学生通过认真的实习形成感性认识，为撰写毕业论好准备。
（2）毕业课题要“选得准”
毕业论文的选题要“准”，要符合人才培养目标的要求，达到综合训练的目的，设计或研究内容应有利于学生巩固、消化所学知识，有利于培养学生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在实践中，应该分三步走：第一，在大四的第一学期就由每位指导教师先确定选题的范围，教师在选题时难度要适中、工作量要饱满；第二，专业系的教师坐下来对题目初审、互相交流和沟通，认真审查选题工作量和深度是否符合学校规定，并保证连续三年时间内的选题不重复；第三，在学生实习之前就让学生根据自己的专长和兴趣在教师规定的范围内选题。这样做的好处是，选题后的学生有充分的时间熟悉课题，并且带着问题去实习，有利于资料的收集。
（3）论文撰写要“钻进去”
经过科学的选题、认真的实习、教师任务书的发放，学生头脑中对论文可能就有了理性的认识，在此基础上学生一定要“钻进去”，通过阅读大量的文献，了解专业研究现状，工业工程专业的论文尤其要结合实习企业运用所学理论对其现状进行分析，填写开题报告。在论文的撰写过程中要注意思路清晰、论点正确、论据充分，及时向指导教师请教、交流，保证学生能按计划有步骤地撰写毕业论文。
（4）论文评价要“严且准”
为了保证毕业论文成绩的客观公正，让学生认识到“一份耕耘，一份收获”，严格而且准确地评价毕业论文是一项重要的工作。论文成绩按毕业论文工作流程可分解成四部分，即平时考核、教师指导、教师评审、论文答辩。要保证论文成绩的客观性、公平性，杜绝人情分，同时，要细化评分项目，设置科学的评分标准，这样有利于形成良性循环，从而保证论文的质量。
4. 做好抽样评估，注意信息反馈。
为加大本科生毕业论文质量监控力度，不断总结经验，找出差距，进一步提高毕业论文质量，高等学校应该建立毕业论文抽样评估制度。抽样评估分二级学院自评和学校评估两阶段进行。各二级学院在毕业答辩结束后要聘请专家在答辩结束后一周内对本院学生的毕业论文进行评估，抽样比例为本学院毕业生人数的15-20%。学校评估抽取比例为毕业生总数的10%左右，学校层面的评估最好是匿名的，可以在校内组织专家评估，也可以送校外同行专家评审，从而保证评价的客观公正。评估结束后，要及时将信息反馈给各二级学院和指导教师，及时奖优罚劣，以巩固这项工作，进一步提高毕业论文质量。
总之，毕业论文是高等学校教学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工业工程专业学生提高市场适应能力的主要市场实践渠道。提高毕业论文的质量，对提高工业工程专业学生的综合能力和全面素质，增强该专业学生在就业市场的竞争力等方面均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季民，马德刚.建立毕业设计管理体系，提高毕业设计质量［J］.中国大学教育，2007，(5)：2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