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与关怀

时间:2022-08-31 04:12:12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2-7661(2014)12

在鲁迅的文学创作中,对“国民性的弊端”的描写占了很大的比重。鲁迅带着复杂又难言的心境,描绘了一个个底层民众的形象。而鲁迅对待底层人民的态度,是批判与关怀共存的。下面,将从具体的作品来分析鲁迅对底层民众的批判与关怀。

柏杨说:“中国人是一个受伤很深的民族,没有培养出赞美和欣赏别人的能力,却发展成斗自或阿谀别人的两极化动物。更由于在酱缸里酱得太久,思想和判断以及视野都受到酱缸的污染,很难跳出酱缸的范畴。”①鲁迅笔下底层人民所表现出的“国民性”,并不是他写作时的年代才表现出来,而是经历了几千年的酱缸生活浸染出的劣根。他在《自序》里如是说道,他创作的一个原因是要暴露旧社会的病根,催人留心,设法加以疗治。而旧社会的病,主要是病在国民。而鲁迅对底层民众的态度,可总结为批判与关怀并存。

一、激烈且不留情面的批判

鲁迅认为中国底层人民的一大特点就是愚昧、麻木不仁,具有看客心理。在小说《药》中,鲁迅刻画了华老栓这一底层小市民形象。革命者夏瑜的牺牲,只是让人们鉴赏了一次“杀人的胜举”,增添了茶馆中的谈资而已。更令人悲愤的是,贫民华老栓竟用蘸着革命者鲜血的馒头,为自己的孩子治病。

华老栓愚蠢地相信人血馒头能治痨病,居然让孩子把革命者的鲜血当“药”吃,而且对革命者这样冷漠无情,对刽子手康大叔反倒毕恭毕敬。茶馆里的一伙人对革命者宣传革命,“感到气愤”;对革命者挨牢头的打,幸灾乐祸;对革命者叹息牢头不觉悟,并且都“恍然大悟”,纷纷胡说“疯了”,革命者被杀害,人们“潮水一般”地去看热闹。这些都充分说明群众毫无觉悟,麻木不仁。

他在《娜拉走后怎样》中谈到,“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牺牲上场,如果显得慷慨,他们就看到了悲壮剧;如果显得觳觫,他们就看了滑稽剧。”还是在《药》中,我们可以看到鲁迅对华老栓围观杀人时的描写:“华老栓也向那边看,却只见一堆人的后背;须项都伸得很长,仿佛许多鸭,被无形的手捏住了似的,向上提着。”他与众多看客一起,表现出对杀人这一盛举的浓厚兴趣。其麻木与畸形的灵魂,令鲁迅痛心。

鲁迅认为底层民众的另一大特点就是卑怯与自我欺骗。这一点在《阿Q正传》里表现得淋漓尽致。自我欺骗在其中的表现就是阿Q的精神胜利法。阿Q是个普通的小农,质朴又略带狡猾。闲人嘲弄他,富人剥削他。他受到赵太爷、假洋鬼子、秀才及其他人的欺侮,挨过赵太爷的巴掌、假洋鬼子的哭丧棒和秀才的大竹杠。阿Q不以自己的自轻自贱为耻,反而沾沾自喜,“他觉得他是第一个能够‘自轻自贱’的人,‘状元’不也是第一吗?”阿Q在受尽屈辱与剥削的生活中艰难度日,却不用实际的斗争取得尊严, 而在虚幻的精神胜利法中打发日子。如此等等,鲁迅在描写阿Q不幸生活的同时, 也表达哀其不幸、 怒其不争的情感。

第三个特点便是底层人民的奴性,这是由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决定的。少年时的闰土是一个朴实、健康、活泼、机灵、勇敢的农村少年的形象。中年闰土却成了一个神情麻木、寡言少语的人。“只是觉得苦,却又形容不出。”在《故乡》中,闰土受饥荒、苛税、官绅之苦,简直像一个木偶人了。后来见到儿时伙伴的迅哥儿,他竟恭敬地叫了一声“老爷”,还说儿时的“哥弟称呼”不成“规矩”,并把这种等级名分思想灌输给他儿子。“他回过头去说,‘水生,给老爷磕头。’便拖出躲在背后的孩子来,这正是一个廿年前的闰土,只是黄瘦些,颈子上没有银圈罢了。"这是第五个孩子,没有见过世面,躲躲闪闪……’”

鲁迅对闰土贫穷的生活感到不幸,更为他身上的奴性感到悲哀。从他身上看到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前途的黑暗,苦于救国无人,救其心更重要。

二、愤懑又带有希望的关怀

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说:“自然,做起小说来,总不免自己有些主见的。例如,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 ‘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他又在《〈呐喊〉自序》中说:“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

“事实上,鲁迅始终是把对国民性的揭露批判,同对国民进行思想启蒙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也就是说,他揭露批判国民性的目的在于改造国民性,为的是使人民能够觉醒,能够成为真正的“自为”的革命力量。有了这一层次的认识,我们就不难理解,鲁迅为什么在深恶痛绝激烈抨击民众的种种劣根性的同时,又充分肯定了民众的优点,指出了民众伟大的历史作用,塑造了觉醒了的民众群体形象;我们又会明白,鲁迅民众观当中的这两个对立的方面,其实也包含着统一。”③

既然改变国民精神是第一要务,而善于改变精神的则是文艺,于是,抱着如此明确的“改造国民性”的启蒙主义的目的,鲁迅走上了思想探索和文学创作的战斗道路,呼唤着底层民众的“觉醒”。

其实显而易见的是,若不是鲁迅对底层民众的悲剧饱含着同情与悲愤,他也不会对民众的状态痛心疾首;若不死鲁迅对底层民众的深切关怀,他也不会为之呐喊,为之彷徨。因此,鲁迅对待底层民众的态度,是批判与关怀并存的。

参考文献:

[1] 《丑陋的中国人》柏杨.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

[2] 《鲁迅先生二三事・〈药〉》孙伏园

[3] 《鲁迅的民众观》尹康庄《鲁迅研究月刊》200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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