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知语义学视角下的小句概念结构及其合成机制

摘要：与传统语义学相比，认知语义学恰当地还原了话语理解过程中的思维路径，具有更强的解释力，可以对小句层面上的诸多语言现象作出统一的解释。本文以认知语义学为视角，分析了以运动事件句、“领主属宾句”为代表的汉语小句的概念结构及其合成机制。同认知语言学的其他分支学科相比，认知语义学的研究地位仍需提高，认知语义学理论与汉语事实相结合的系统研究工作亟待加强。

关键词：认知语义学小句概念结构合成运动事件一、引言

与传统语义学对于词义及其变化历程的集中探讨不同，认知语义学更加关注语言意义的本质，主张在概念化（conceptualization）的过程中，研究语词意义是如何在语用主体的思维空间内被激发为概念网络结构的。在小句层面上，认知语义学通过对其运动事件属性的分析，提供了一个通过构拟句法成分同概念成分间的对位关系，观察其在各类句式中的投射规律，进而对小句概念结构进行再描述的全新视角。而对于“领主属宾句”等特殊构式形成理据的揭示，更凸显了概念整合等认知语义学研究手段的说明力和解释力。

本文拟从认知语义学的视角出发，观察以运动事件句、“领主属宾句”为代表的汉语小句的概念结构及其整合机制，同时讨论已有相关论著中的小句结构观问题。

二、广义运动事件与卫星动词框架型语言

Talmy认为，可将小句视为一个由若干个体事件组合而成的宏观事件（macro-event）[1](P92)，比如“我喝醉了酒”是由个体事件“我喝了酒”和“我醉了”组合而成的。Talmy将宏观事件分为五类，即“运动”（Motion）、“状态变化”（Change of State）、“时间建构”（Temporal Contouring）、“行为联系”（Action Correlating）以及“实现”（Realization），其中运动事件通常由四个概念成分组成：“凸体”（figure）、“衬体”（ground）、“路径”（path）和“运动”（motion）[1](P92～94)。“凸体”是运动（包括抽象意义上的运动）的事物，“衬体”是观察运动的参照系，为描述运动的路径与存在位置提供依据，“路径”是凸体运动的路线、方向或存在的位置，“运动”是运动事件中的运动本身。沈家煊以动结式为主要对象，采用上述认知语义学概念，将小句所代表的运动事件（motion event）用概念化视角加以透视，通过具体构建小句中的句法成分同概念成分间的对位关系，来观察其在各类句式中的投射规律，从而对小句的概念结构进行说明[2](P195～219)。与传统的句法结构分析、句法语义分析相比，概念结构分析具有明显的优越性，它提供了一个高效理解语句的全新视角，直观而清晰地勾画出了运动事件中各构成主体间的相对地位和实现关系，所建构的认知场景符合人们对运动事件的理解过程，具有心理现实性（psychological reality）。请看下例[2](P206)：

（1）a.衣服刮下了阳台。

[衣服 MOVE 下 阳台]主事件+原因[刮风]副事件

b.我把油桶滚进了仓库。

[我 AMOVE 油桶 进 仓库]主事件+原因[我滚油桶]副事件

c.我打碎了花瓶。

[我 AMOVE 花瓶 INTO 碎（状态）]主事件+原因[我打花瓶]副事件

根据Talmy对事件性质的划分[1](P92～94)，例（1a）属于“自动事件”（Nonagentive），例（1b）、（1c）属于“致动事件”（Agentive）。现将例（1）诸句的概念结构要素构成情况列表如下：

表1：

句式类别 事件性质 使事 凸体 衬体 路径

a 动趋式 自动事件 ―― 衣服 阳台 下

b “把”字句 致动事件 我 油桶 仓库 进

c 动结式 致动事件 我 花瓶 碎（状态） 进

（注：“――”表示无此项；“进”表示虽有此项，但无句法表现形式）

可以看到，这三类句式都可视作广义的运动事件，都能通过概念结构的分解得到很好的解释。即便是例（1c）也可以看成是一种抽象的运动，因为花瓶由事前的“完好”到事后的“碎”，是一个客观物体存在状态的转化过程，变化本身就是一种运动。从例（1a）、（1b）的具体运动，到例（1c）的抽象运动，实现统一的底层动因是隐喻，正是在隐喻机制的作用下，上面三类句式才能在广义运动事件的框架下，用概念结构一以贯之地加以解释。上述概念结构分析实际上包含两个互有关联的公式：

公式一：复杂事件＝主事件＋副事件

公式二：主事件角色＞副事件角色

例（1）的概念结构式已经清楚地表明了公式一的含义，公式二则标示出主事件角色的重要性和凸现程度都要高于副事件角色。值得注意的是，谓语中主要动词的地位。这些传统句法结构分析中的“核心动词”并不是概念结构的核心要素，通常只被列入副事件，作用是说明运动事件的发生方式或原因。谢信一认为如果将“刮下”“滚进”“打碎”等动结式中的结果成分认定为基本成分，就有理由把结果成分分析为谓语中心[3]。实际上，核心动词之所以无法进入主事件、无法取得与其句法结构地位相当的身份，是因为主事件所体现的是凸体相对于衬体所作的位移运动（具体的或抽象的）以及经过的路径，运动事件必然蕴含运动，“运动”这一概念当然就是自来的，不必特殊加以凸显、强调，因而表示运动（或导致运动发生）的动词的价值只在于从方式、原因等不同角度对主事件进行说明，只能作为副事件角色出现在概念结构中。对于广义运动事件而言，“运动”这一概念是恒定的常量，传统意义上的核心动词只是机动的变量，可以认为两者间存在着函数的对位关系，但这种对应并不是直接的，因为正如上文所言，许多动词本身并不凸显运动义，只在概念结构中辅助表达运动义。

另外，“主事件”和“副事件”间的关联度还须通过ICM加以验证。沈家煊指出了“递给”和“切给”句法上的对立现象[2](P53～70)，如下所示：

（2）a.我递给他一片面包。

[我 AMOVE 面包 给 他]主事件+原因[我递面包]副事件

b.∗我切给他一片面包。

∗ [我 AMOVE 面包 给 他]主事件+原因[我切面包]副事件

这两句话都能进行主、副事件的分解操作，但前一句成立，后一句不合法，这在于由ICM判定的主、副事件间的关联度不同。“递”含有“给”的意思，二者密切相关；而“切”并不意味着一定会“给”，二者没有必然联系。可见，能分解出主、副事件只是语句成立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

如果将运动事件的概念结构作为类型学参项，就会涉及汉语的类型归属问题。Talmy根据小句动词词汇化（Lexicalization）的具体表现，把世界语言分为卫星框架型语言（Satellite-framed languages）和动词框架型语言（Verb-framed languages）两类[1](P94～104)。英语是典型的卫星框架型语言，在运动事件中动词自身包含“运动”和“方式”，而概念成分“路径”则获得了单独表达的机会，如下例：

（3）The River Thames flows through London.

The rain ran off the roof.

核心动词“flows”“ran”本身就体现了“运动”及所采取的“方式”，而主要由介词（如“through”“off”）充当的卫星成分则居于核心动词之后，对运动的“路径”进行详细说明。比照例（1），不难发现这与汉语的实际表现十分趋近，如：

（4）孩子们爬上了天台。

大部队开进了县城。

前文已经说明“爬”“开”之类的核心动词只能进入副事件，用以说明运动的方式；而“路径”则由趋向补语“上”“进”表达。除去词性因素以外，“上”“进”等趋向动词完全可以担当卫星成分，因而Talmy将汉语也划归为卫星框架型语言[1](P103)。可问题是汉语的所谓卫星成分主要是由趋向动词充当的，而趋向动词还可以单独成为谓语中心，例（4）具有如下变换形式：

（5）孩子们爬上了天台。 孩子们上了天台。

大部队开进了县城。 大部队进了县城。

因此，可以认为汉语的核心语和卫星成分的区分并不明显，不属于典型的卫星框架型语言[4]。戴浩一也认为“上”“进”等趋向动词一旦单独充当谓语中心，就可以认为自身同时包含了“运动”“路径”这两个概念成分，后附“了”可以作为旁证[1](P103)。这恰恰符合动词框架型语言对于动词词汇化形式的要求。这意味着汉语同时满足了两种语言类型的认知语义特征。实际上，同此前学界对于汉语是不是作格化语言的讨论相类似，在两可的语言事实面前，经常需要对汉语作出相对明确的类型划分。表面上看，似乎可以认定“爬上”“开进”等动趋式的前一个动词包含“运动”和“方式”，后面的趋向动词包含“运动”和“路径”，二者都参与表达“运动”概念，只是具体分工有所不同。戴浩一也认为以汉语为母语的人群在语言心理上更关注事件的结果[1](P103)，这意味着在今后的研究过程中似乎可以考虑将结果成分的相对地位加以提升。但是在本质上，趋向动词既可单用，亦可合用的分布特征正是汉语鲜明的类型学特点之一，这决定了汉语的核心语和卫星成分的区分不可能像英语那样显豁，因而说汉语属于典型的卫星框架型语言也就得不到根本上的理据支撑。

三、“领主属宾句”与概念整合理论

多年来，像“王冕死了父亲”一类所谓“领主属宾句”一直是学界讨论的热点话题，看法虽多，取得的实际效果却并不理想。传统的语义语法指明了其主宾语语义上的领属关系以及相关的句法语义特点，但没有深入揭示这一特殊结构形成的底层动因。配价语法以动词为核心，争论“死”的价位、价量分合问题，意见不一。形式句法（如潘海华、韩景泉）认为“王冕死了父亲”是由“王冕的父亲死了”生成的，并用“移位”等操作规则加以解释，实施过程中矛盾之处不少，其中认为话题“王冕”作为语用概念可以从句法的基础结构生成的观念尤其不能令人信服[5]。以沈家煊为代表的语言学家运用了Fauconnier的“概念整合”理论（Conceptual Integration Theory）重新对这一问题作出了解释，认为类似“王冕死了父亲”的句式是“类推糅合”（Analogy Blending）的结果，下列推导矩阵演示了糅合的具体过程[6]：

a.王冕的某物丢了b.王冕丢了某物

x.王冕的父亲死了y.―― xb 王冕死了父亲

在同目标项y的关系上，源项b提供了y的结构形式，b结构本身也可视作一个构式，整体具有“受损”的构式义；x提供了y的意义内容和词项（“死”和“父亲”）。在类推步骤上，“ab”是“相关”关系，体现了认知上的“相关原则”；“ax”则是“类推”关系，体现了认知上的“相似原则”。这两步推导过程比较起来，显然“ax”更为重要、关键。因为“ab”只是同概念域内表达式间的变换，而“ax”的联系是建立在两个不同概念域之间，将“某物丢失”和“某人死去”这两个相似的概念关联起来。正如沈家煊所言，“王冕死了父亲”是用原因（“父亲死了”）来转指结果（“失去某物、受损”），显然，“ax”这一步骤对上述结论的贡献更大，且从实际操作来看，“ax”的类推跨度也要大于“ab”，因为“ab”所代表的“相关”关系体现的是一种更为直接的过渡。

类推源项b中的“某物”是谓词“丢”的宾语和受事，由此可以说，类推得出的y项里的“父亲”也就是宾语和受事，至少带有宾语和受事的性质。将“父亲”认定为宾语，无疑是妥当的，因为从现行语法体系的整体稳定性出发，将“父亲”认定为宾语，而非主语或其他成分当然更为稳妥，“领主属宾句”的提法就反映了这一倾向性。而把“父亲”定性为受事，也同样具有心理现实性。再看一组与“王冕死了父亲”相类的例子[6]：

（6）他飞了一只鸽子。

他烂了五筐苹果。

传达室倒了一面墙。

就第一句而言，从表面上看，说“鸽子”是受事似乎在语感上有些不好接受，后两句中的“苹果”“墙”也一样，除非说“王冕死了父亲”跟它们在部分性质上存在着不同（诸如“父亲”和“苹果”的生命度不同，抑或是“死”跟“倒”的自主性不同等等）。但实际上，既然上面类推矩阵中y项的生成途径是分别截取了b项的结构框架和x项的词项，那么就不妨认为这是一个向结构槽（slot）内添加填充项（filler）的过程，或是在函数式的对应位置添加常量的操作，既然这一操作过程发生在表层结构，就不一定非要深究其深层的语义属性。从不同结构间的关系看，“ab”是一步句式变换的过程，根据变换分析的平行性原则，发生改变的是高层次的语法关系（句式义），句式a表示“某人的某物消失不见”，句式b表示“某人失去某物、受到损失”。而在变换过程中，低层次的语法关系（名词性成分的语义角色）一般并不认为其发生了改变，如果将“父亲”认定为受事，那么“鸽子”“苹果”“墙”等同一位置上的“某物”也是如此，同样应为受事。总之，目标项y中的“父亲”所具有的受事性，无疑应是因源项b而来的。

四、结语

语言能力是人类最为重要的认知能力之一，这早已成为学界公认的事实。人们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正是由一个个具体的概念开始的；这些概念按照特定的组织规则联结成复杂的网络结构，最终形成了语言系统。认知语义学恰当地还原了人们在话语理解过程中的思维路径，与传统的语义语法分析手段相比，概念结构分析明显具有更强的解释力，它引入了一个高效理解语句的崭新视角，直观清晰地表述了小句的概念结构及其合成机制，建构的认知场景也符合人们对于小句所代表的事件的理解过程，具有心理现实性，可以对诸多语言现象作出合理的解释。

作为认知语言学的重要理论构成，认知语义学近些年来受到了广泛的关注；不过，与蓬勃发展的认知语法学研究相比，认知语义学的研究地位仍需提高。同时也应看到，目前国内对认知语义学的研究多见于外语学界，汉语学界的相关研究则稍显不足，认知语义学理论与汉语事实相结合的研究工作仍任重道远。

参考文献：

[1]束定芳.认知语义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8.

[2]沈家煊.认知与汉语语法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3]谢信一.汉语中的时间和意象[J].国外语言学，1991，（4）.

[4]沈家煊.现代汉语“动补结构”的类型学考察[J].世界汉语教

学，2003，（3）.

[5]潘海华.韩景泉.显性非宾格动词结构的句法研究[J].语言研

究，2005，（3）.

[6]沈家煊.“王冕死了父亲”的生成方式――兼说汉语“糅合”造

句[J].中国语文，2006，（4）.

(张健军辽宁大连 东北财经大学国际汉语文化学院116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