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经济的直接物质投入和市内物质消耗

摘要 本文尝试对上海经济的直接物质投入和市内物质消耗进行初步的核算和分析，目的是促进上海“十一五”期间的循环经济发展和管理。采取的核算方法主要依据是欧盟统计局的《物质流账户及指标――方法导则》，而针对地区物质流核算的难点和上海的实际，也采用了一些估算方法。对核算的结果进行分析后表明，上海的物质自给率非常低，而直接物质投入1990-2005年总体上呈现不断增长的态势，2005年达到45 564.95万 t；人均直接物质投入已经相当高，2005年为33.50 t/人（以户籍人口计），1996年后已经高于1992-1996年发达国家中的较高水平；物质投入的生态效率比较低，每吨直接物质投入产出2005年为2 009.04 元/t，2001年约为汉堡大都市区的1/5。

关键词 上海经济；直接物质投入；市内物质消耗；循环经济

中图分类号 F06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08）06-0110-06

当前,发展循环经济已经成为上海市“十一五”规划中的重点任务之一，而进行物质流核算和分析是循环经济发展和管理极为重要的基础工作，因此，本文尝试对上海经济的直接物质 投入和市内物质消耗进行初步的核算和分析，以便促进上海“十一五”期间的循环经济发展。

1 方法和数据来源

关于国家层次的物质流核算研究，目前国内外已经有大量的成果，并且欧盟统计局也已经为国家层次物质流核算了标准化的方法［1］。而地区或地方层次的物质流核算研究目前公开发表的成果还非常有限［2～6］ ，并且采取的方法也不相同。尽管有人已经对上海开展过类似研究，但由于该研究成果存在重复计算、难以验证等问题，因此本文决定采取新方法对上海再次开展物质流核算和分析。本文采取的核算方法主要依据的是欧盟统计局的《物质流账户及指标――方法导则》（以下简称《导则》），这一方面是因为该方法比较成熟，另一方面是因为这样获得的结果可以与国家层次的物质流核算研究结果相比较。但是，由于地区层次的物质流核算比国家层次的物质流核算存在较大困难，上海统计资料又具有自身的特征，因此本研究在进行上海物质流核算时不得不采用一些估算方法。

1.1 市内开采

上海市内开采的生物质项数据来源于《上海统计年鉴》（1993-2006）中“主要年份农副产品产量”和“主要年份林业生产情况”相关数据，其中包括前者的“农副产品”项下的所有项目――粮食 (包括大豆)、棉花、油料、蔬菜、西甜瓜、蚕茧、水果，“水产品”项下的“海水产品”，与后者的“林木采伐”。其他如“畜禽产品”项和“水产品”项下的“淡水产品”等均不计入。“林木采伐”是以立方米计的，把它转换成干木材重量，换算关系采用：0.4 t/m3［7］。蚕茧产量由于缺乏1993、1994与1998年的数据，采用1992-1995年和1996-1998年年平均增长插值法补齐数据。

上海市内开采的矿物仅有建筑材料中的普通粘土（用于制砖），数据来源于上海市房屋土地资源管理局制订的《上海市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00-2010年）》、上海市建筑材料行业协会新型墙体和建筑节能材料分会提供的《上海市新型墙体和建筑节能材料行业调查报告》（2004年11月）和文献［8］。但是关于普通粘土开采量的重量直接数据只有来源于《上海市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00-2010年）》的2个：1996年的915万t和1999年的435万t。获得的间接数据为来源于《上海市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00-2010年）》和文献［8］的1996、1998-2002年的实心粘土砖和新型墙材产量数据（单位均为标准砖）与来源于《上海市新型墙体和建筑节能材料行业调查报告》的实心粘土砖产量数据及其占全部墙体材料的百分比（85.17%）。这样从《上海市新型墙体和建筑节能材料行业调查报告》获得的数据可以简单地算出1991年的新型墙体材料产量为4.99亿标准砖。为了从间接数据估算出普通粘土开采重量直接数据，本研究假设生产每标准砖的实心粘土砖和新型墙体材料所需要开采的粘土为一定量，那么根据1996年和1999年直接数据和间接数据，就可以算出每标准砖实心粘土砖所需要开采的粘土为5.3 kg，每标准砖新型墙体材料所需要开采的粘土为0.8 kg。然后，再根据各年份的实心粘土砖和新型墙体材料产量，推算出其所需要开采的粘土量。即使如此，1990-2005年间还有相当数量年份的数据缺乏，这样不得不采用插值法、外推法和主观估计法。本研究中，根据1996年的普通粘土开采量为915万 t以及算得的1991年的普通粘土开采量为1 567万 t， 算出该期间年均普通粘土开采量减少130.4万 t，然后外推获得1990年的数据为1 697万 t，插值获得1992-1995年的数据。考虑到2003-2005年上海建筑业发展迅速，所需墙体材料数量巨大，即使存在技术进步和政策限制因素，普通粘土开采量也难以减少，因此该期间就简单采用2002年的数据。

1.2 进出口

作为中国的一个地区，上海的进口既包括从外国的进口，也包括从国内外省（市）的进口（本研究指从国内外省（市）调入上海的物资），还包括输入近海开采的资源。考虑到由于统计数据、时间和资金的局限，采用加总法核算上海的进口根本无法实现，因此本研究采用货物运输量估算上海的进口。

货物运输量数据来源于《上海统计年鉴》（2003、2006）的“主要年份货物运输量”。货物运输量包括进口货物运输量和出口货物运输量，这样只要能估算出进口货物运输量相对于货物运输量的比例，就可获得进口货物运输量。然后再直接把进口货物运输量当作上海进口的物质就达到了目的。本研究把港口货物吞吐量中的进港货物量与货物吞吐量的比例当作进口货物运输量与货物运输量的比例，港口货物吞吐量和进港货物量数据来源于《上海工业能源交通统计年鉴》（2005）,由于缺乏2005年数据，2005年进港比例是根据1995-2004年进港比例年均下降1.04%外推而得的。港口货物吞吐量大致等于水运、铁路和民航三种运 输方式的货物运输量，因此把进港货物量与港口货物吞吐量比例直接运用这三种运输方式的货物运输量应该不成问题。而这一比例能否同样运用于数量相当大的公路货物运输量需要进一步证明。

根据文献［9］对沪宁高速公路花桥（镇）―昆山段运输量的研究，2004年一天从花桥到昆山的运输量为101 966 t，从昆山到花桥的运输量为46 566 t。花桥镇紧靠沪宁高速公路上海出口处，因此花桥―昆山段的货物运输情况可以看作在沪宁高速公路上货物进出上海的情况，这样可算得沪宁高速公路上进出上海的货物占货物运输总量的比例分别为：0.686和0.314。而通过沪宁高速公路进出上海的货物占上海公路货物运输量的近1/5，因此沪宁高速公路货物进出比例在数量上应该比较接近于上海公路货物进出比例。把沪宁高速公路上进出上海的货物占货物运输总量的比例与2004年进港和出港货物量占港口货物吞吐量比例进行比较，可以发现两者的比例是比较接近的，仅仅相差5个百分点。所以，把进港货物量与港口货物吞吐量比例直接运用于上海公路货物运输量应该是可行的。

出口的估算方法同进口相似，即把出港货物量与港口货物吞吐量比例直接运用于上海公路货物运输量。

2 结果和分析

2.1 上海物质流核算结果

依据《导则》，并采用以上方法对上海物质流进行核算获得的结果归纳在表1。

从《上海人口与计划生育年鉴》（1999、2000、2002、2003、2005）可获得上海常住人口数据，其中缺乏的1998年数据取1997和1998年的平均数。从《上海统计年鉴》（2006）可获得上海市户籍人口数。这样，根据表1就可获得上海的人均DMI和人均DMC指标（表2）。

从《上海统计年鉴》（2006）可获得1990-2005年的GDP数据和GDP指数。根据它们就可以求出该期间以2005年不变价计的GDP。然后再根据表1，就可获得上海的物质投入生态效率指标（见表2）。

2.2 上海物质投入分析

2.2.1 绝对量指标

把生物质也计算在内的上海市内开采在1990-2005年不仅绝对量上年趋减少（见表1），占直接物质投入的比重更是从1990年的10.84%下降到2005年的2.05%。可见，上海物质自给率非常之低，经济发展严重受外来资源影响。上海市内开采占市内物质消耗的比重也从1990年的18.81%减少到2005年的4.96%。因此，上海生态赤字年趋严重。

从物质总量变化趋势看，1990-2005年上海DMI总体上呈现不断增长的态势，从1990年的20 354.49万 t，增长 到2005年的45 564.95万 t，15年间DMI增长了1.24倍，年均增长率达到5.53%。特别地，在1995年至1996年有一个大跳跃。DMC在1990-1995年总体上稳定增长，但是与DMI同样跳上1995年至1996年的台阶后，开始趋于稳定，且略有下降。导致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上海的港口效应，即周边许多地方通过上海出口，且这种出口增长快速。由于这种效应的存在，在上海循环经济管理中，用DMI指标比DMC更为合理。

2.2.2 人均指标

从人均DMI来看，无论是按户籍人口还是常住人口来计算，上海人均DMI在整个1992-2003年期间都比国家人均DMI（1995-2003年）高得多（见表3）。2003年上海以常住人口计算的人均DMI是国家的8.38倍，以户籍人口计算的人均DMI是国家的10.69倍。上海人均DMI无论是以常住人口还是以户籍人口计算，在1992-1995年与发达国家中的低水平国家（日本和美国）相当；在跳上1995年到1996年的台阶后，以常住人口计算的人均DMI基本维持稳定，与1992-1996期间的发达国家比较，处于较高的水平，高于德国，但低于最高的荷兰。可见，当前上海的人均DMI已经处于非常高的水平。但是如果与同样为重要港口城市的德国汉堡大都市区相比，上海人均DMI还是要低一些。

上海的人均DMC与人均DMI变化有所不同（见表4），在1990-1995年期间，人均DMC增 长的势头要比人均DMI大一些，但在跳上1995年至1996年的台阶后，人均DMI继续保持增长的势头，而人均DMC却开始下降。与发达国家相比，上海的人均DMC在1990-1995年低于德国、日本、荷兰、奥地利，但在1996年达到了日本和荷兰的水平，不过还是低于德国、奥地利。此后，由于上海的人均DMC持续下降，近年已经完全低于发达国家1990-1995年期间的最低水平，尤其以常住人口计算的人均DMC降幅更大， 2005年几乎回到1990-1995年的水平。如果与同样为港口城市的德国汉堡大都市区相比，上海的人均DMC变化幅度比较大，而汉堡大都市区在1992-2001年始终比较稳定。在90年代上半期，上海人均DMC与汉堡都市区相当；在90年代下半期，上海人均DMC高于汉堡大都市区；在2000-2005年上海以户籍人口计算的人均DMC继续高于汉堡大都市区，而以常住人口计算的人均DMC接近于汉堡大都市区。总的看来，上海的人均DMC比发达国家要低一些。但是要注意到前面已经提高的港口效应的作用，由于中国是一个依靠国内开采为主的国家［12］，因此通过上海港口出口促使上海DMC快速下降，而上海本市经济活动的资源消耗并未下降。

2.2.3 生态效率指标

上海物质投入的生态效率指标在1990-2005年随着[CM)] GDP快速增长变化相当大（见表2）。以GDP/DMI为例，1990-2005年期间总体上呈现增长的趋势，2005年比1990 年增长了1.5倍，年均增长率到6.3%，1990年直接物质投

入产出为803.58 元/t，2005年直接物质投入产出达到 2 009.04元/t。但是1995-2003年上海直接物质投入产出低于国家直接物质投入产出（ 见图1），与汉堡大都市区比较，差距更大（见图2），2001年上海每吨直接物质投入产出约 为汉堡大都市区的22.11%。

3 讨 论

上海市内开采的普通粘土由于数据缺乏，较多地采用了估算，其数据准确程度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在进出口核算中，把进出港货物量与港口货物吞吐量的比例直接运用于货物运输量，把由此求出的进出上海的货物运输量当作上海的进出口。这种方法与逐项加总法相比，其优点是简单方便，花费少量时间和精力就能求出原本需要大量核算工作才能获得的进出口总量，尤其是其中的外省（市）进口量。但是也有一些缺点。首先，数据准确性取决于运输量单个统计数据与对进出口比例估计的准确性，存在一定风险；其次，货物运输中可能存在水产品，这种方法没有予以剔除，因此存在高估的可能。还有，没有进出口单项物质数据，无法掌握各类物质在进出口中的份额，也无法计算进出口物质相关的隐藏流和间接流。

在上海市直接物质投入的燃料项核算中发现一个国家层次物质流核算中不存在的新问题，即从1999年开始，在《上海工业物资能源交通统计年鉴》等统计资料中记载着一次能源生产量数据，但实质上这些能源是来自于上海近海的平湖油气田，开采地并不在上海的行政边界内。因此根据《导则》，它不能算作市内开采，可是它也不属于从国外进口或从外省(市)调进。由此看来，这是一个属于地区物质流核算的有待解决的新问题。本研究把它归到进口，但是命名为“近海进口”，既不属于国外进口，也不属于外省(市)进口，这样有利于明确生态责任。

4 结 论

本研究依据欧盟统计局的《导则》，并针对地区层次物质流核算的困难和上海的实际，采用了一些估算方法对上海的物质流进行了初步核算和分析，结果表明：

(1)上海直接物质投入1990-2005年总体上呈现不断增长的态势，15年间增长了1.24倍， 2005年达到45 564.95万 t。物质自给率非常低，经济发展严重受外来资源影响，市内开采占直接物质投入的比重从1990年的10.84%下降到2005年的2.05%。

(2)当前上海的人均物质直接投入已经处于非常高的水平。2003年上海以常住人口计算的人均DMI是国家的8.38倍，以户籍人口计算的人均DMI是国家的10.69倍。1996年后以常住人口计算的人均DMI已经高于在1990-1996年发达国家中处于较高水平的德国。

(3)虽然上海的经济发展水平在我国最高，但是物质投入的生态效率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高。1995-2003年上海直接物质投入产出低于国家直接物质投入产出。与汉堡大都市区比较，2001年上海每吨直接物质投入产出约为汉堡大都市区的1/5。

由于地区物质流核算目前还没有比较成熟统一的方法，而上海目前也还相当缺乏物质流核算所需要的统计资料，因此本研究地采用了一些估算方法，这使得本研究获得结果有待进一步的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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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rect Material Input and Domestic Material Consumption of Shanghai's Economy

QIU Shoufeng ZHU Dajian2

(1. Public Economy and Finance Department, Minjiang University, Fuzhou Fujian 3500108,China;

2. School of Economics & Management, Tongj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92,China)

Abstract The method of material flow accounts and analysis is applied to investigate direct material input and domestic material consumption of Shanghai's economy with an objective to facilitate its circular economy development and management in the next five years in this study. The method used is basically in line with economywide material flow accounts and derived indicators, a methodological guide, published by Eurostat in 2001. Some estimations have to be made as there are lots of particular difficulties in regional material flow accounts and great scarcity in relevant data in Shanghai. The conclusions reveal that the proportion of domestic extraction to direct material input is very small in Shanghai while direct material input in 1990-2005 shows a growing trend as a whole, reaching to 45.56 million tons in 2005. Direct material input per capita is considerably high, and it can be seen from the fact that direct material input per capita in terms of Hukou in Shanghai in 2005 is 33.50 t/person and it has been equivalent to the higher level of that in the developed countries in 1990-1996 since 1996, and the ecoefficiency of direct material input is relatively low, which is 2 009.04 yuan RMB/t in 2005 and approximately onefifth of that in Hamburg in 2001.

Key words direct material input; domestic material consumption; Shanghai's economy; circular econom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