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中国时代下的顽主青春断代史

【摘 要】作为当下中国现实主义的影像缩影，《老炮儿》在2016年贺岁档所引发的观影热潮不仅是单纯的电影现象，更是当前中国社会文化现象的集中性反映，影片借助“老炮儿”这一民间主体形象所映射出的多重社会寓言更值得审视与解读。影片不但以历史记忆勾连起了新经济时代下顽主的悲剧宿命，更折射出了以管虎为首的第六代影像逆子对于父权最终的皈依与重述。

【关键词】资本寓言；顽主时代；现实主义；民间景观；父权重构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7）11-0125-02

伴随着千禧年一袭炽烈的焰火，中国电影瞬时在市场狂潮中成为一个喧嚣热闹又繁复多端的公用空间，抑或一份为无穷票房盛景的乐观话语所包裹的尴尬文化现实，中国电影似乎拥有丰富的“影片的事实”，却无形中失落了“电影的真实”。而2016年贺岁档的《老炮儿》无异于一声“现实之战”的凌厉惊雷，改变了近几年国产电影叫好不叫座、叫座不叫好的尴尬窘境，影片以最终超8亿的票房激活了现实主义萎靡的节点，北京大学戴锦华教授指出：“《老炮儿》无疑是2015年度中国最现实的原生作品，尽管剧情稍显断裂，但观众毫不介意，甚至对最后之战有了更大的认同。只能说影片恰到好处地、偶然降落在社会整体的无力感之上，成就了某种喜剧悲情。”①

一、资本寓言：从顽主到老炮儿的断代史

新时期或曰邓小平时代的临降，作为“思想解放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历史的重写：那是一次规模壮观的补白与钩沉，旨在暴露红色年代意识形态遮蔽性的同时，完成一次红色革命时代后的中国意识形态实践――后中国时代。1988年，王朔的四部作品被同时改编成电影，在一片痞气的江湖侠情间中国电影骤然闯入了“王朔电影年”，而此时的中国社会也在一群边缘者的谵妄与戏谑中“遭遇激情”：当革命舞_沉没于资本冰海中时，这群纵乐的顽主们沦为地位卑微的老炮儿，而顽主激情也成为老炮儿最后的呐喊，舞台其间匆匆轮演的历史剧目正是后中国现实社会的凄楚寓言。

从顽主到如今的老炮儿，青春断代史正是以它巨大废墟的意象，忠实地体现出本雅明意义上的寓言存在――后中国时代的悲剧。《永失我爱》中的爱情蜜语“她是我命中注定的爱人，即便在死后也是如此！”在《老炮儿》中成了六爷一声轻蔑的“女人”，顽主时代热烈的爱情与理想成为老炮儿胡同里被践踏、被蹂躏的残雪的齑粉，青春成为一片陡然割裂的断代史，新时代成为葬埋老炮儿理想的坟冢。《老炮儿》作为历史寓言以此确立艺术与时代、社会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成为对历史逻辑质疑的力量：民间自我救赎的力量。

学者朱永嘉在《再谈打工诗人之死》谈到：“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民间队伍被肢解为各种阶级的雇佣工。民间阶层的劳动力价值由两种要素共同构成，一种是纯生理的，那就是活下去。另一种是历史性社会要素，即民间阶层的沦丧，而资本无论以何种形式都可以在民间身上攫取一份远超城市职工的超额利润。”因此由资本出发，六爷对话匣子的轻蔑不仅是出于一种虚伪的男权主义，更深层次源自对资本的恐惧与疏离。话匣子交友广泛，甚至连小飞的背景也是她通过熟人所知，这是话匣子的隐性资本：广泛的人际关系，而她的震颤酒吧则以显性资本出现，晓波出事以后，她屡次提出资金相助都被六爷拒绝，六爷拒绝的不仅是爱情，更是话匣子不自主流露出的优越感――而正是这种不对等的资本倨傲意识刺痛了六爷的自尊。吕新雨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指出：“现今中国民间阶层是以社会主义形式出现的现代性悲剧，今天的中国引进外资和工业化指标成为对地方官员政绩的考察，这导致了悲剧重演。”②

正如本雅明寓言存在的意义，如今民间寓言的悖论在于，当“经济革命”以计划经济的形式完成之后，顽主追逐的财富梦却破碎了，六爷从来就不是社会价值创造的主体，他们成为被资本放逐的对象，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时代降临了。

二、欲望之眼：视线凝视间的民间抗争

欲望是民间介入中国社会化进程中的重要关隘，它在折射民间失落情绪之余，也构成了弥散于中国现实裂谷间的血色雾障――民间在欲望缺席下，只能借助凝视、窥探与迷恋抵达最终欲求，而一旦欲望镜像被现实撕裂，民间瞬间被政治/资本推向屈辱卑微的残酷边缘而再次沦为城市幻景下的牺牲品，等待他们的是更为严苛血腥的惩罚。

当六爷焦灼奔走于街头时，摄影机有意识以仪式般的平视视角赋予我们一种进入，对中国社会内部淤疤的窥视，而这种叠加于六爷主体视角上的窥视视角恰恰构成我们界定民间与都市距离之间的准绳，在视角叠映之间，城市作为新经济/阶级的傀儡面具被再次戳穿。六爷为晓波借钱而疲于奔走时，他常常在奔走间隙停于一处犄角歇息。而他的身后则是川流不息的高速公路与鳞次栉比的摩天高楼。而隔绝在六爷与城市之间的，则是一处用于防护城市道路的高大的铁网，铁网无形中构成一种囚禁，六爷时常通过斑驳的网孔向城市张望。而作为囚禁意义的铁网在影片中反复出现构成强化性的视觉效果，这张铁网究竟是囚禁了民间的六爷？还是不断疯长的城市？趣味性的是，这种窥视机制并非源自劳拉・穆尔维女性主义式的“视觉图谱”的建构，更近乎于都市仿像系统与民间欲望之间一场身份假想的合谋。六爷对铁网外的城市凝视显然基于民间的好奇与艳羡，如果说对城市的欲望更多源于外来人口对于新兴都市的渴念与期冀，那为何“城里人”六爷也最终沦为这群张望者的一员呢？这显然是老炮儿无法回答的问题，也是触及身份敏感的民间社会不愿回答也不能回答的问题。聂伟教授将张望的人群比喻为都市“离心人”，他们迫切渴望参与都市，然而一旦其生命本能释放方式与都市的运转系统发生微小的抵牾，就会在某一个切点上被迅速抛离出去，成为失散于都市物质文明图景之外的“离心人”。于是，在欲望与都市的合力作用下，六爷们如一群盲从的鲇鱼，不断游向城市，然后又不断遭遇新一轮更为血腥残酷的“离心”排异。

三、以父之名：父亲的幽灵

戴锦华在接受北京青年报采访时，曾敏锐谈到现今中国电影中的“失父情结”：“现今电影中，流淌着某种精神分析式或伪精神式的叙事基调，人物现实生命的困顿，会引申到童年创伤、家庭的破碎、与父亲的分离焦虑与创伤上去，当历史和社会都宣告无效时，似乎只剩下个体生命、个体成长史来作为阐释和解决，于是电影或社会流行文化中存在对父亲形象的渴望和呼唤：爸爸去哪了？”

《老炮儿》似乎对此社会询唤进行了价值重构与文化映射，六爷这位“落后”老炮儿成为抚慰现今社会焦虑的一个别样的、想象性的理想之父。颇为吊诡的是，第六代初登影坛时是以“集体失父”的“新文化寓言”面貌出现的，管虎们文化寓言中的父亲从不强势，要么缺席（张元《妈妈》），要么无能（张扬《向日葵》），因此管虎们在“失父”困境中急需寻找另一位精神之父，父亲如幽灵般参与其成长。在这些“头发乱了”的青春故事里很少上演弗洛伊德式的俄狄浦斯家庭惨剧，他们一直在秩序外努力寻找拉康意义上的以父之名的身份命名准则，只有在父亲的重新指认中，他们才会获得成长的庇护并最终在父性镜像中对自我/青春/社会进行二度指认。这种父性情结在贾樟柯新作《山河故人》中获得延续，而与《山河》同年上映的《老炮儿》则以“现实主义”重新昭示了父亲临降的可能，一个在海外寻找“精神之父”，一个在家园归赎父亲肉身，从贾樟柯到管虎可以清晰梳理出第六代对父亲、对主流意识的分野与重述。

从社会性来看，管虎的“父亲”为弥合断裂的家庭关系提供了一片人文想象空间，对颓靡的中国电影来说更是一次现实情怀的演练。在张扬的《昨天》里，摇滚青年在酒桌上打了父亲两个耳光，让“农民父亲”明白他这辈子活得如丧家之犬般卑贱，这种第六代初期极端的“精神弑父”行径在《老炮儿》中获得缓解，并首次在银幕上出现第六代与父亲达成妥协并融合的人文景观：酒桌上，酒过三巡之后，六爷潸然泪下，卸下了强硬的父亲姿态，“我其实就想看着你啊，好好给我找一媳妇儿，再生一小子”让晓波终于明白了六爷滚烫的父亲的心，第六代影像中父亲绝情的撵骂（《小武》）、辛辣的巴掌（《人山人海》）与冰冷的想象（《长大成人》）最终在六爷的老泪中获得和解，父亲成为重新浮现的幽灵，而现实中的家庭在幽灵浮现中达成理解与凝聚。因此，承载导演人生投影的晓波与六爷的和解具有社会喻示性，它将两代人再次内化于并置时空中，晓波重认生身之父呼应着中国社会葬埋精神之父而重构传统伦理意识的一次价值指认与身份皈依。

注释：

①援引自戴\华教授接受公众号《海螺社区》的采访，在《海螺社区》刊载，发表于2016年3月1日。

②吕新雨：《铁西区》：历史与阶级意识[J].读书，2004：3-15.

参考文献：

[1]戴锦华.雾中风景[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2]陈晓云.中国当代电影思潮与现象研究（1979-2009）[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13.

[3]吕新雨.青春断代史：从《人生》到《小时代》[J].电影艺术，2015：61-66.

[4]朱永嘉.打工诗人之死-读剪报的一点杂感[J].乌有之乡，2016.6.

[5]埃・弗洛姆.为自己的人[M].孙依依译.上海：新知三联书店，1988.

[6]聂伟.第六代导演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

作者简介：

李逸飞，南京师范大学戏剧影视文学专业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