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美术院校是民族美术思维的先锋阵地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的艺术学升格为门类之后，设计学单独成为了一级学科。5个一级学科，设计学是其中之一。在升门类的进程当中，曾经有一种方案是美术与设计学在一起，争论过程中还出现过一种意见，就是把设计学拿到工学里去，我当时作为学科组的一位召集人，持不赞成态度。理由是钱学森先生之所以是当代人类的第一流的科学家，而他在科学家中又高出其他科学家一大筹，高在什么地方？就高在，他是一个站在21世纪人类科学思维与艺术思维交汇的顶峰去思考人类面临的严峻课题的大学问家。从这个意义上讲，钱学森不仅是大科学家，而且是大哲学家、大思想家。在他晚年，他说为什么新中国成立以来高等学校培养不出杰出的第一流科学家？这就是留给我们的“钱学森之问”。他又回答说，“我认为要让学自然科学的人学点艺术。”他正是从哲学层面看见了人类创造性能力的生成和爆发是不能够单一地依靠抽象思维、逻辑思维、科学思维，同时要依靠人类的形象思维、情感思维才能完成。所以，他提出21世纪发展科学技术的时候一定不能忘记艺术，要同时开启人类的科学思维和艺术思维。

一般来说，人类的左脑是主智商的，是管科学思维、逻辑思维的；人类的右脑是主情商的，是发展形象思维和浪漫思维，是敢于假想的。而唯有敢于假想的人，才能够使他左脑的抽象思维发挥到极致，从而爆发出创造性的见解，钱老就是站在这样的高度看见了这个问题。大家也许知道，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每年要用重金聘请十几个世界上第一流的大艺术家，包括美术家、歌唱家、小提琴家、钢琴家等，为什么？据他们校领导说，养这些大艺术家，让他们每学期轮流办一次讲座，让所有学理工科的大学生去感受当今人类第一流的艺术是什么样的，学生的右脑得到了开发，这就够了。可以看出，他们看得比较高，是站在左右脑一齐开发、智情商共同提升的高度去看问题。

钱学森说，人类审美的最高境界是哲学。也就是说，新的时代下，人类的设计不能是单一的经济思维，而是应该自觉地注入审美思维、艺术思维、人文关怀，这样才能促进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不然，科学技术单一地膨胀发展会给人类带来灾难。所以，我们在研究美术与设计的产学研结合的时候，关键在于要聚焦于提升人的精神素质、塑造人的高尚人格，不能离开这个中心。如果一味强调经济效益而失去文化的宗旨在于化人，把人的素质化高，让高素质的人去保证社会经济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这才是科学发展观。而不是倒过来，急功近利地拿文化去化钱，化GDP，结果以牺牲人的素质为代价，造成的后果就是低素质的人会把搞上去的经济吃光、花光、消费光，这是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

由钱学森想到乔布斯。乔布斯是计算机设计家，他比同时代的任何计算机设计家高出一筹。乔布斯的苹果公司生产数量不比别人多，但占领了市场。什么原因？因为乔布斯在设计苹果手机的时候，他不是单一的科学思维、经济思维，他同时伴之以人文关怀、艺术思维在里面，所以，苹果手机在同类中一下子就被凸显了出来，这款手机的诞生是顺应了人类所处时代的召唤，所以，乔布斯比同代的计算机设计家要高明很多。现在有这样一种说法，说上帝三次掉苹果，第一次苹果掉到夏娃身上，结果让人类成为了真正意义的人，有了传宗接代。第二次让苹果掉到牛顿身上，使人类进入了机器时代。有人说，第三次就掉到乔布斯身上，使人类进入了IT时代。可以佐证，乔布斯之所以先进，就在于他的思维方式。在他晚年，他说，“我愿意用我一生靠科学与技术换来的财富的总和，与苏格拉底交换，跟苏格拉底聊半天的天就够了。”这说明，他是如此重视哲学思维的营养。例如前段时间跟靳尚谊先生聊天，我发现这些大家之所以成功，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他们都善于在自己所干的这一行业中深入进去，对本体的研究很深，能够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又能够出乎其外，故有高致。靳先生专业已经很深了，有时候讲文化问题时，完全是按文化哲学思维在行进，指出现在文化产业里有很多非文化现象，他一句话就点破了问题的要害。再如于润洋先生，他去年写的一本《悲情肖邦》就是站在音乐哲学思维、音乐美学思维的高度去写肖邦的，让我这个音盲读得热泪盈眶。他还有另一本著作——《西方音乐哲学》，我们读后就会知道他的思维层面很高。

美术同样是这个问题。为什么当年蔡元培先生一进北大就提出用美育代替宗教。宗教是左右人灵魂与精神世界和心灵世界的。当年美育主要的渠道是美术教育，当然也涵盖音乐。在一些有智慧的先辈那里，他们把美术不只看作一门术，而是看作一门学。不是只停留在技艺的层面，而是从道德层面、道技结合的层面去把握美术教育，这是一个特点。现在常见到有技无道、有道缺技，没有承载实体的空道理很多。中国文化传媒集团成立以来，刘承萱董事长作为一个金融家，把金融与文化结合的时候办了很多实体平台，就给文化人提供了一个施展才干的阵地，但是，在这个阵地上该怎么干？我的第一点体会，就是一定要以清醒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的意识去从事文化建设。

什么叫文化自觉、文化自信？这现在已经写进十七届六中全会的文件了，三篇《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合起来署名云杉的文章。很重要的一点，一定要站在哲学思维的高度统揽全局，看清楚美术与设计根本的问题，在高等学校里是育人，而不是赚钱，如果把挣钱放在第一位，事情就颠倒了。我有一个基本观点，高等学校是民族思维的先锋阵地，高等艺术院校是民族艺术思维的先锋阵地，高等美术院校是民族美术思维的先锋阵地。要考察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思维水准，也就是哲学水准、艺术水准、美术水准，首先得考察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高等院校。因为在高等院校里面，一方面聚集着这个民族在这个思维领域里水平较高的代表性学者，另一方面是承担着培养本民族思维领域里的新人的神圣任务，如果高等学校都放弃了化人而急功近利地“育”钱，将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悲哀，不仅是高教的悲哀，而且是民族未来的悲哀。

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了。从1942—2012年，70年，再回过头来看，这篇讲话是20世纪40年代中国化的、民族化的、大众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经典文献，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运用唯物史观和辩证论思维对中国的文艺问题做出的最高理论概括，其精髓是唯物辩证精神。他是把人作为思考问题的中心，“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是为人民的，是为大多数人民的，在抗战背景下首先是为工农兵的。的逻辑是非常严密的，在当时的抗战背景下，他的论辩坚持了唯物史观，是以人为中心思考问题的。在一些具体的阐述问题上，当然，时代变了要与时俱进，做出一些调整，但他的基本精神要继承。比如他的辩证思维，他讲文艺和生活的关系，首先讲生活是文艺创作的唯一源泉，他用了“唯一”两个字，当有人说经典、传统也是源泉，回答说，那是“流”，而不是“源”；另一方面他接着讲，“文艺创作应该比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六个“更”，讲得多好！更深刻的是，他还指出作家、艺术家首先有一个把立场和情感无条件地转移到人民大众一边来，同人民大众打成一片的问题。所以，他讲得既全面又辩证，三条缺一不可。我们现在强调要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贴近生活是正确而必须的，但还应该高于生活，用理想来引领人民大众，以及作家、艺术家的世界观改造，是不是讲少了些？因此，在美术界我不敢妄言，在影视界，打开屏幕，电视剧大都是婆婆、妈妈、哥哥、嫂子，都是家庭生活里面卿卿我我、斗来斗去，虽然这些也是生活的一部分，但太多之后营造了一种氛围，好像看电视剧就是聚焦“个人身边的小悲欢，并拿着小悲欢当大世界”，让人淡忘了为国家、民族的更宏大的目标。还有些电视文艺节目，这边选秀，那边相亲，娱乐得似乎有点过头了，还打着招牌说“接近群众，群众喜欢”。一个民族还需不需要用理想去引领大众？这是不是哲学层面辩证思维上出了毛病？我认为，表现出电视界在文化上还不够自觉，失去了审美批判，没有用理想的光彩去帮助人们对这些社会现象做出应有的评判。

文化如水，滋润万物，悄然无声。文化是流淌在民族机体里的无处不在的软实力，文化要靠长期积累，水到渠成，不能操之过急，违背规律。文化是要按照文化建设的规律日积月累、水到渠成，这是不能背离的。背离了文化建设的规律，空谈大发展，大繁荣，到头来是大破坏、大倒退。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要重视文化创意。创意之“意”是意义之意，是一批有识之士发现了的：人类在21世纪，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制约、影响、妨碍了人文科学和艺术思维的发展。创意，创立之意，是指任何行为在设计的时候，一定要有利于人与人、人与自然更加和谐，让整个地球生命更长，让人类更加幸福，而不是文化创钱。创意搞好了，人的素质自然提高了，就能保证社会经济全面可持续发展。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要注意保护非物质文化。“非物质”一词让英文专家去研究，意思是说人类文化传承当中有一种工艺流程是无法用笔写下来的，无法用语言去口授的，而需要实实在在的师傅带徒弟才传得下去，像这种文化、文明形式千万不要断档，否则将来这个文明就失传了。譬如乡间农妇的剪纸，她用张红纸东折西叠，几剪子下去，打开便是一幅民间艺术品。这种工艺流程是无法用文字和语言表述清楚的，只有靠师傅带徒弟言传身授，现在却片面地把这理解为“非物质文化产业”，如某地方官员把这些艺术品从电脑上复制很多，然后拿到旅游点上去卖，10元一张，就认为这是创收，是和“产业”挂钩了，殊不知，复制却是毁掉具体的工艺流程，本应保护的就是流程，没得到保护反而被破坏了，这都是因为哲学出毛病了。

现在有人直接把文化简单地直接从属于经济了。比如在电影界，一部电影好不好，就是只宣传票房，票房是否过亿；电视剧却只看收视率，收视率有多大的代表性和权威性，本身就是打问号的，出版界，印书的时候只问码洋多少，不问究竟有多少文化含金量、学术含金量。

反观我们成长的过程，如果讲“”以前艺术宝塔的塔尖，我们尊奉的偶像是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曹禺等，“”之后，我们的视野开阔了，陈独秀、胡适、钱钟书等都是文化偶像，这一批人也被推到文化宝塔的塔尖，引领我们的精神航程。原因之一是，他们知识丰富，非我辈所及，开拓我们的视野；原因之二是，他们不仅有知识，更有智慧，那是比知识层面更高、更高级的一种带有哲学意味的东西。所以，乔布斯说，他的心灵密码是哲学，其实他成功的心灵密码就是哲学。然而，我们现在一些年轻人的偶像却变成了“赵小李”（赵本山、小沈阳、李宇春）。因此，我们在高校里从事教育工作，作为民族艺术思维先锋阵地的一员，一定要重视艺术思维。

文艺思维究竟是什么思维？凡属人类的经典作品都不是单一的形象思维，更不是单一的抽象思维，文艺思维说到底是意象思维。“意”含有抽象的意味，“象”就是形象，文艺思维是以形象思维为主体，同时伴有抽象思维的复合思维，这个说法才科学。我想倡导一种学风。我看到中国文化传媒集团杭州基地有很多艺术家工作室，进行文艺创作的基地要倡导一种享受孤独、潜心治学的、默默无闻的进取精神。为什么这样说？南京艺术学院有位教授，自学成才，没有读过大学，直接考取研究生。他就是黄惇。他的书法、篆刻都是一流的。他是1982年毕业的研究生，30年干了一件事情：中国画有《画论》，搞音乐的有《乐论》，他提出中国的篆刻、印泥要有《印论》，因此他编了两大部叫《中国印论类编》，他把自宋代以来历代各家关于印说、评议的内容加以汇集、校勘、辨别真伪，而且指出谁是首创者，谁是抄袭者。中国的文字最早也就是镌刻的，按照他的“印论”之论，这一套美学体系、思维体系统摄起来，真正成为一部货真价实的工具书。这样的老师就是中国学术建设的脊梁。一个人集30年的心血干好了一件事，但他确实是实实在在地为中国的文化建设添了砖，加了瓦，而不是重复别人的。

我们这个基地除了要面对现实为人民服好务以外，要养点这样的专家，要为这样的学者提供条件。有时候有的知名校长、有眼光的校长宁肯养个教授十年八年都没有什么成果，突然第十一年冒出一部为学术建设添光加彩的力作来。确实有这样的人，这样才符合学术建设、文化建设的规律。我们要相信《资本论》阐述的真理，马克思的《资本论》是研究剩余价值的，他的第一个结论是，“资本这个东西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每个细胞都流淌着血和肮脏的东西。”他分析一切资本生产、资本运作的最大的原则只有一个：利润的最大化！然后马克思指出，“人之为人，不是单一的经济动物，人是精神动物。”因此，人类不能够只是经济地、物质地把握世界，还需要精神地把握世界。以经济的方式把握世界的同时，马克思还看重政治的方式、历史的方式、宗教的方式，还有不可或缺的艺术的方式去把握世界。他进而指出，艺术的方式把握世界，目标是坚守精神家园。艺术的方式把握世界，就是审美的方式把握世界，其最佳境界就是“超功利”。因此，马克思的结论是，“资本生产对于精神生产的某些部门，如艺术、诗歌相敌对。”我们现在总在各种报告、文献里强调，要发挥市场对文化资源配置的积极作用。这是对的，也是必要的。但忽视甚至不提市场对文化资源配置的消极作用、不重视文化的超功利性却是不辩证的。资本生产追求的是利润的最大化，审美创作需要的是超功利，这种矛盾，正如马克思提出来的“相敌对”。实践当中，我们已经看见，如果不对消极的作用提高警惕并加以防范，就不能真正“发挥积极性作用”。所以说，现在要回到马克思主义倡导的唯物辩证法上，要真正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和鉴赏导向。

在此，我给大家提个建议，美术与设计在实行产学研课题研究的时候，一定要站在哲学思维的高度上，着眼于培养人、提升人的素质，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现在有些学校挂了数不清的牌子在门口，感觉就像一家大公司，这不符合大学精神。我们面对市场条件，有很多平台，特别是政府主管部门举办的，比如我参加过几届全国艺术院校院（校）长高峰论坛，中国文化传媒集团《艺术教育》杂志搭建的这个平台就是很好的，《艺术教育》为高等艺术院校搭建了平台，我们高校的艺术教育需要一本这样的刊物。高校也应该积极地合作、使用这一平台，但应沿着办学方针很好地结合起来，才能把事情办好。

（注：本文节选自作者在“全国艺术院校院（校）长高峰论坛·2012美术院校分论坛暨首届全国艺术院校产学研合作论坛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