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身份状况考

摘要：瞿同祖的《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主要研究并分析了中国古代法律的基本精神和主要特征。笔者阅读后发现，古代法律对人的身份极端重视，无论是在家族内部，还是在社会上，不管是在日常生活中还是在法律规定上，都渗透着身份对人的思想和行为的约束，同时在法律上也体现了对不同身份的人的不同待遇。对此，笔者将围绕家族和社会这两条主线，针对古代人因身份造成的在日常生活中和法律规制上的差异作以考察和探讨。

关键词：瞿同祖；古代身份状况；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

中图分类号：D9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992（2010）11-0000-02

一 、家族身份

在古代，家是家，族是族，两者是不同的概念。“家”是指同居的共同生活的亲属团体而言，范围较小，通常包括两个或三个世代的人口。而“族”则是家的综合体，与家作为经济单位相较，族为一血缘单位，其不一定是同居的共同生活体。因此，在古代社会中，不仅在家内存在着家长与家庭成员间的身份差异，在族内也存在着族长与族员之间的身份差异。

中国封建社会以丧服规定亲属的范围，指示亲等，服制即亲属关系亲疏远近的制度。中国封建社会是由父系家族组成的社会，以父宗为重，其亲属范围包括自高祖以下的男系后裔及其配偶，即自高祖至玄孙的九个世代，通常称为“本宗九族”。在此范围内包括直系亲属和旁系亲属，为有服亲属，死为服丧，亲者服重，疏者服轻，依次递减，为五服亲，即：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五服之外，同五世祖的亲属为袒免亲；同六世祖的亲属便为无服亲了。服制制度赋予给了家族成员不同的身份，使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因服制身份行事，在法律上由服制断罚判刑。

（一）家族身份差异在日常生活中的体现

中国的家族是父权家长制的，父祖是统制的首脑，一切权力都集中在他手中，家族中所有人口――包括他的妻妾子孙和他们的妻妾，未婚的女儿孙女，同居的旁系卑亲属，以及家族中的奴婢，都在他们的控制之下。因此，父祖这一家长身份使他们与其他家庭成员相比，拥有了很多的权利。另外，在古代，夫妻身份也是有差异的。

首先，关于家长权。

第一，家长对子孙身体自由的决定权力。在日常生活中一旦发生子女不肖、不服管束、出言顶撞一类事情，家长不但可以自己惩戒，甚至达到殴杀的程度，还可以借助法律的力量将他们呈送发遣，永远剥夺其自由，放逐于边远。在这里，子孙即使在成年以后也不能获得自，可以说子孙永远是属于父祖的，永远是与家庭不能分离的。

第二，家长对于财产的决定权力。子女卑幼是没有任何财产的。历代法律对于同居卑幼没有家长许可而私自擅用家财的，是都有刑事处分的。即使是子女已成年，也不能和父母分异财产，否则将被认为是不孝。已结婚生子，已有职业的，依然不能保有私人的财产或别立新户籍，更有甚者，家长可将子女出卖于人，这不仅说明家财是属于家长的，即便是他的子孙也被认为是财产。这种身份差异所引起的后果在现在看来是很难想象的。

第三，家长对于子女婚姻状况的决定。父母的意志是子女婚姻成立或撤销的主要决定条件，他以自己的意志为子授室，为女许配，又可以命令他的子孙与媳妇离婚，子女个人的意志是不在考虑之列的。子女即使在成年以后，即使仕宦买卖在外，也没有婚姻自，除非得到父母的同意。

其次，关于族长权。

族即是家的综合体，族居的大家庭自更需一人来统制全族的人口，此即我们所谓的族长。族长对于族员而言，亦有相当大的权力。首先表现在祭祀方面，在族祭时，由族长作为主祭人率领全族拜谒先祠；其次表现在处断族内纠纷上，面对家际间的纠纷，族长实为族内的执法者及仲裁者，只有族长及合族公议才能解决这种纠纷；对于违反族规及不服仲裁的族人，族长有惩罚权，他可以自己的意志判断曲直，酌定处罚，他的话在族中即命令即法律，它可以使族员赔偿损害，赔礼道歉，甚至对族员加以身体刑，或开除族籍。

再次，关于夫妻间的身份差异。

夫妻在名义上是平等的，如《说文》中“妻与己齐者也”，古人不仅有相敬如宾的说法，且有敬妻的理论和表现，但我们不能就此推论古代夫妻之平等。女子在“三从主义”之下，自生至死皆处于从属的地位，无独立意志可言。妻不仅在日常生活起居方面服事丈夫，在家事管理和财产行使方面也都是因有丈夫的授权，对财产无所有权，无处分权，更重要的是在单纯的夫妻关系如离婚方面亦处于从属地位，“七出”可以作为夫方要求离婚的条件，离不离其权在于夫，根本无须顾忌妻的意志，而妻方是没有离婚权的，否则便属于有乖妇道。夫妻间的身份地位有如尊长与卑幼，这在现代亦是很难想象的。

（二）家族身份差异在法律适用上的体现

其一，亲属间杀伤罪的处分不同于常人。直系尊亲属对子孙有教养、扑责的权利，故不成立伤害罪，因子孙不肖或违反教令而将子孙杀死，法律上的处分也较常人间的杀伤轻得多，甚至无罪，过失杀死则不论罪。而父母被子孙殴杀，是逆伦须按重治罪，只要父母的死伤因子孙而起，不问谁是谁非，也不问有心无心或是否意料所及，便逃不了杀伤父母的罪名，按服制重办。直系尊亲属外的亲属间的伤害罪的处分亦不同于常人，刑法上卑幼殴杀尊长的责任依据不同的亲属关系而有差异，殴杀其亲尊长的罪仅次于殴杀直系尊亲属，大功、小功、缌麻依次递减；反之，尊长越亲者越有权利惩责卑幼，因此他杀伤卑幼的责任也就越轻，若尊长越疏，其殴杀卑幼的责任也就加重。可见亲属间相侵犯的规定完全是以服制上的亲疏、尊卑身份秩序为依据的。夫妻间的杀伤亦适用此尊卑规则。

其二，亲属间的盗窃罪也不同于凡人相盗。亲属间的盗窃罪是与亲等成反比例的，关系越亲则罪刑愈轻，关系愈疏则罪刑愈重。这是因为从经济的观点来看，凡属同宗亲属，不论亲疏远近，道义上都有患难相助的义务，理当周济，所以认为与盗窃本无相恤义务的凡人不同。愈是亲属关系亲近，愈有周济的义务，故大功同财，大功以上盗窃罪更轻，显然这是由于亲属间身份差异所致。

其三，亲属间的亦不同于常人，而是加重处罚，这是因为亲属间的身份不同于常人，若则属，故加重处罚。

除此之外，基于亲属间的特殊身份，法律还有一些特殊制度，使其区别于常人，比如容隐制度，亲属之间不得相互告发，也不要求亲属在法庭上作证人，特别是卑幼不得告发尊长，否则将受严格制裁，这一制度在常人间是不适用的；比如代刑制度，比如留养制度等等，这些都是亲属身份差异在法律上的体现。

二、社会身份

我国的封建社会是阶级对立的社会，有阶级就必然存在不同的身份差异，这就表现在贵贱的分野上。法律和习俗一直都承认贵族、官吏、平民和贱民的不同身份，也承认他们之间的优越与卑劣的关系。在社会生活方面，承认他们在衣、食、住、行、婚、丧、礼仪上的差异，在法律上给予贵族和官吏以法律上的特权，而贱民则是受歧视的、处于最低下地位的阶层。

（一）古人社会身份差异在社会生活上体现

第一，衣食住行方面。在饮食方面，封建社会对不同人员有不同的限制。“天子食太牢，诸侯食牛，卿食羊，大夫食豚，士食鱼炙，庶人食菜”，可见不同身份的人饮食是不同的；衣饰上的限制自古迄今都是用以区别贵贱的一种重要标识，除官吏的公服不同于常服之外，即便是常服，官吏平居的私服与士庶贱民之间亦有不同，它主要体现在衣服的颜色、质地、冠履佩饰等方面，这些都有具体规定，或因朝代不同而有变化；在房舍方面，不同身份的人房舍的大小、间数、式样和装饰，各有定制，不能随意乱用；关于行的方面，则因行的工具及其装饰上的差异来显示其不同的身份，一般说来，士大夫可以说是乘车骑马的阶级，庶人及贱民通常皆步行，或只能乘用指定的一定形式的交通工具。

第二，婚姻方面。首先，婚姻方面的差异体现在阶级内通婚上。在阶级社会，阶级间的通婚常为社会所不赞许，因此身份在婚姻中是起决定作用的。各贵族之间虽同为贵族但也最多只容许相差一级间的通婚，至于贵族与庶族之间的通婚，自是更不可能的。除士庶不通婚之外，良贱之间不通婚的要求更高。其次，婚姻方面的差异体现在婚姻仪式上，通常所谓的“六礼”实指士以上的婚礼，而对庶人则不要求，而他们有自己的一套礼，他们都须依自己的身份去遵守而不得违式僭用。这些也同样表现在礼服、车舆、仪仗等方面。

第三，丧葬方面。首先表现在对“死”的称谓上，不同人的死有崩、薨、卒、死、捐馆等不同的称谓。其次在丧葬的用器和仪式上，比如殓衣、棺木、仪仗，各种装饰也有很大的差异，华丽还是朴素全因死者身份而定。再次，在葬日、葬地的选择方面，也因身份不同而有渴葬、慢葬之说，坟地亦因身份高低决定其占地大小、坟高尺度。最后，碑碣上的题字也显示着不同人的身份，而原则上庶人是不许用碑碣的。

第四，祭祀方面。这在上古时代便有庙数的规定：“天子七庙，诸候五庙，大夫三庙，士二庙(一庙)，庶人但祭其父”，庶人不许立庙，只能祭于寝；在祭祀的代数方面亦有区别，最初庶人只能祭一代；祭品亦因身份不同而有差别，虽然历朝不同，但春秋一代便可窥见一斑：“天子祭用会(三太牢)，诸候用太牢，卿特牛，大夫少牢(羊)，士用特牲，庶人鱼”；除此之外祭服亦因贵贱士庶身份不同而有差异。

（二）古人社会身份差异在法律上的体现

首先，贵族官吏及其亲属相对于平民享有一定的法律特权。这主要表现在：第一，这些特权阶级不受司法机构及普通法律程序的拘束，法司不能依法逮捕他，审问他，更不能判决他的罪名，须先议请或经上司推问复准；即使判刑以后也有豁免的机会，可用罚俸、收赎、降级、革职等方式抵刑。第二，在贵族官吏与平民间的诉讼问题上，以贱凌贵采加重主义，加重的程度也与官品的高下成正比例。另外，官吏与平民在诉讼地位上也不平等，不使与平民对质，他也没有亲自在法官面前答辩的必要多。总之，官职在古代被视为个人的一种身份，一种个人的权利，一旦获得此种身份，便享有种种特权，同时荫及其亲属。

其次，良贱间存在着不平等。在中国历史上相对于贵贱这一范畴，还有良贱这一范畴。前者指示官吏与平民的不同社会地位，后者则指示良民和贱民的不同社会地位。若良贱间有主奴关系，又形成另一种身份关系。在这里将从两方面来讨论：其一，在良贱间，良犯贱其处分较常人相犯为轻，贱犯良其处分则较常人相犯为重。这在杀伤罪、奸非罪方面都有体现。其二，在主奴间，家奴一旦属于主人以后，便完全丧失其自由及人格，或留供劳役或当作商品转让出卖，完全由主人任意处分，他们的婚姻自也由主人决定。若主奴间相互侵犯，奴侵主较普通侵犯良人的处分加重，主侵奴则较良侵贱的处分减轻；若主人非平民而为官吏则其间的差异更为加深。

最后，种族间的不平等。在中国古代因存在契丹人、女真人、蒙古人和满洲人侵入中原，因此在他们统治时期存在着种族间的不平等。这些人因为社会身份的差异在法律上的待遇则显不同。比如元时蒙古人和色目人有许多例外特权，适用的法律与汉人、南人不同，判刑定罪的法官亦不同，若蒙汉相斗，汉人不许还手，若还手便连诉讼权也消灭；对于刑罚方面，也有单独专门适用于蒙古人的规定。

总之，通过这些我们可以看出，古代的法律对身份极端重视，结果产生了大量关于亲属及社会身份的特殊规定，与一般的规定并存于法典中。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古代人的身份制度贯穿了他们的社会生活和法律调整范畴，古代的法律可谓是一身份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