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独者笔下的孤独

一

《十一种孤独》（[美]理查德・耶茨著，陈新宇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1月版）这样的书名，对于深谙孤独滋味的现代人，是颇有吸引力的。书的作者为美国小说家理查德・耶茨，据本书译者在译后记中介绍，在2007年前，国内还未出版过任何耶茨的作品，因此她才起意翻译此书。其间经历种种波折，译稿于2009年完成，最终于2010年出版，也算好事多磨。

据说这位风格鲜明的小说家，在美国也曾被读者逐渐淡忘，直到其小说《革命之路》2008年被改编成电影，公映后颇受好评，才使他重新进入公众视野。多年前出演《泰坦尼克号》的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和凯特・温丝莱特再度合作，把弥漫在看似平静的中产阶级生活中的孤独和绝望刻画得丝丝入扣，与《泰坦尼克号》中的浪漫激情恰成对照。温丝莱特因此获得2009年金球奖最佳女主角，迎来事业中的高峰。有意思的是，她与本片导演萨姆・门德斯的婚姻却在事业成功后走到了尽头，以现实呼应了小说中的黯淡结局。

电影让小说原著成了畅销书，《革命之路》于2009年4月在远隔重洋的中国由重庆出版社出版。而《十一种孤独》这样的原本在中国很难畅销的书，也在出版两个月后重印，或许和腰封上“《革命之路》让他重新进入大众阅读视野”的提醒不无关系。一直在孤独中生活和写作，生前作品从未畅销的耶茨倘若地下有知，面对如此热闹和成功，不知会作何感想，因为他的作品和人生，都凸现了相反的主题：孤独和失败。

小说集名为“十一种孤独”，是因为书中收录了十一篇以“孤独”为主题的短篇小说。十一位主人公构成了“十一种孤独”,其实孤独的远不止这十一位，每位孤独者背后都牵引出孤独的人群；“十一种孤独”，本质上是同一种孤独，即“人”的孤独――人与人之间是疏离的、孤独的，悲欢并不相通，唯有孤独却是共同的。耶茨在自己的人生中与其说是敏感地捕捉到，不如说是无奈地体验到了这种痛苦。但他不像卡夫卡，在变形中幻想出自己的城堡；也不像存在主义哲学家们，试图借由知性于困境中求突破。他坦然面对并冷静地记录自己和他人的孤独与失败，不逃避、不同情，描绘出铅灰色的无奈和绝望。

二

由于职业的关系，我对书中两篇以师生关系为主线的小说尤为关注。《南瓜灯博士》的主人公是一个名叫文森特・萨贝拉的小男孩。小说开始用寥寥几笔交代背景：他寄养在某个家庭，生活费由纽约市福利署支付。童年可能的种种不幸，一个孩子无法承受的孤独和伤害，都包含在这两三行文字中，任由读者去想象补充细节。文森特的老师普赖斯小姐在类似的想象中，充分意识到了一个教育者的使命感，决心用巧妙的方式、温柔的爱和包容心，去帮助这颗孤独的心灵融入集体，感受温暖。她的确努力去做了，而且用心良苦，又注意分寸，恰到好处。结果却是大大的失败：墙上的脏话和画让读者失望，让普赖斯小姐失望，更让似乎是刻意让大家失望的文森特自己绝望。

导致这种失败的原因是多样的。文森特面对的是一个不够友好的群体。他们无意努力去接纳一个贫穷而阴郁的男孩，对他的笨拙和种种愚蠢的错误，毫不掩饰地嘲笑和挖苦。群体的不友善，集中体现在这一细节中：“南瓜灯博士”是文森特晨会汇报中的口误，孩子们不但不原谅这种错误，而且将其用作文森特的绰号。值得注意的是，孩子们并非存心为恶，他们只是按照孩子的直觉，按照社会和家庭所教给他们的标准和方式行事。老师和同学眼里的好学生南茜的晨会汇报，关键词无非是新车、高级餐馆、姐姐订婚和做婚纱等――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和判断标准，已不知不觉地渗入孩子的世界；至于课堂上老师所宣讲的伦理道德，比如同情、善良等，大多成为苍白的说教，影响相当有限。

和孩子们的不友好形成对比的，是老师普赖斯小姐的种种努力。努力的最终落空似乎让人费解。关于普赖斯小姐，作者没有集中的描述，不过我们可以从小说的叙述中拼合出一个年轻优雅的女性形象：美丽的脖子、纤细的手脚、高雅的衣着品位、温和有礼的言谈举止……她对孩子富有爱心和耐心，而且注意方式，比如处处注意和鼓励文森特，同时又尽量不让别的孩子意识到这种特殊对待；鼓励文森特在晨会时发言，当文森特因一个胡编乱造的故事和种种低级的语法错误引起大家的不满和嘲笑时，她忽略这些不佳表现，并委婉地提醒他以后可以做得更好；得知文森特在墙上写下许多脏话时，她并没有急于责备他，而是动之以情，表明自己真诚的善意。难道真是文森特单方面的冥顽不化，导致了最后的悲剧结局？

事实上，孩子像小动物一样敏感，能轻易地感受和判断出行为背后的真诚度――你是真的喜欢他，还是出于所谓责任努力地喜欢他，甚至只是将爱作为某种矫饰的姿态，做出喜欢他的种种表现，他有敏锐的直觉和准确的判断力。普赖斯小姐更关心的，并不是文森特的内心，而是作为教育者的成功。她最引以为傲的晨会汇报――每周一早晨让孩子们说说周末的经历――得到了校长的表扬和鼓励：在学校和家庭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还能让学生保持镇静，增强自信。她向校长保证：每个学生都觉得有意思。而实际上，这种汇报和一切交流一样，有隔阂，有误解，学生间的亲密与友好更多地有赖于平时交流的基础和相互间的善意，短短的讲述收到的效果相当有限。颇具反讽意味的是，文森特正是听从了她的鼓励，在晨会上试图引起同学们的注意，结果弄巧成拙，落下笑柄，使自己陷入更加孤独的困境。在和文森特的交流中，她将他视为一个可以显示自己高明的教育艺术的对象，如同医生遇到一个疑难病症患者一般，表现出特别的注意和兴奋，尽管她努力地掩饰，但种种掩饰却更凸现出她的特殊用意：“这是一个特别的孩子，我们要格外小心地爱护他，同时要注意别让他意识到这种小心；看，就应该像我这样对待他。”班上的孩子都注意到了这一点，由此更加厌恶本来就不讨喜的文森特；而文森特本人则在这种“特殊待遇”中更意识到自己的与众不同和格格不入，加深了自卑感和疏离感，诱发了最后的极端行为。

其实，真诚有效的交流，不需要高深的教育理论或情理兼备的循循善诱，或许只要一个无言的温暖拥抱即可。这是高雅而理智的普赖斯小姐所不懂的，或者说是没有能力给予的。她应该爱孩子们，她也努力地去爱，很可能她也误以为自己真的爱他们，然而真相却是――她不爱他们。因此她错过了本可能有的改变一切的机会；她无奈地意识到，自己永远搞不懂孩子们的行事之道。

文森特对普赖斯小姐其实是颇有好感的。这是一个与他所熟悉的灰暗世界很不一样的美丽女性，而且努力地对他表现善意。在一次普赖斯小姐的长篇大论后，他只想张开双臂拥抱她，把脸埋在她大腿上温暖的灰色法兰绒里。这样一位兼具女性美和母爱的老师，某种意义上成为了文森特理想的女性形象。然而普赖斯小姐更关心的是自己的教育方式的合适与成功，她的言行里充满了一种未必自觉的高高在上与表演式的优雅，处处提醒着文森特自己的愚蠢与卑劣。在自己的寄养家庭、在学校、在颇有好感的老师那里，文森特都未能获得温暖，这颗受伤的心灵试图把自己隐藏在好莱坞式的硬汉形象里，可惜他并没有那样英俊硬朗的形象，同学们也用“南瓜灯博士”这样的攻击轻易地戳破了他的伪装。最后他将自己的失望和愤怒发泄在墙上的脏话和画中：他画了他所画过的最漂亮的脸，然后写下所有能想到的脏话（不久之前他刚在普赖斯小姐温柔的注视中细心地――擦去这些脏话），然后用很粗的线条画了个女人。在画的下方，他写上标题：“普赖斯小姐”。不知道高贵优雅的普赖斯小姐对此将作何感想，小说以此宣告了她的完全失败。然而陷入孤独和失败境地的又何止普赖斯小姐呢？文森特以如此粗野甚至卑劣的方式，宣泄出的正是某种深刻的、不可改变的绝望。小说以简洁的叙述结尾：“他站在那里，喘着粗气，看了一会儿，回家了。”

文森特将回到一个什么样的家？他将如何度过接下来的这个漫漫长夜？他又将如何面对日后的漫漫人生？这样一个无法从外界获得温暖，又没有力量建立起强大的内心世界的孩子，以后将经历什么样的人生，我们不能妄加揣测；但童年时如此深重的灰色阴影，将成为其人生的底色，孤独和失败将如影随形地伴随着他，却是大致可以确定的。本书中所讲述的那些孤独的成年人的故事，或许正可以看作对文森特未来的预言：经历可能迥异，但孤独和失败却是共同的。

三

同样孤独和失败的，还有《与陌生人共乐》中的斯耐尔小姐。与年轻优雅的普赖斯小姐不同，斯耐尔小姐可能已年过六十，“又高又瘦，长着一张男人脸”。较之年龄和容貌上的缺陷，斯耐尔小姐刻板乏味的性格更成为她和孩子们之间不可逾越的障碍。她浑身散发着一种如“干干的铅笔屑、粉笔灰”般的味道；讲台上那块她用了五年的橡皮擦，更是老旧灰暗，磨损严重，失去了形状和棱角，如同挥舞着它的那只手一般令人沮丧。她热衷于找出学生的种种无关紧要的小过失――讲小话、没带文具等，然后喋喋不休地长篇大论，“布满细纹、灰色的嘴唇”一张一合，一直数落到天黑，那干巴巴的、毫无新意的冗长说教，让所有学生都灰心而绝望。

奇怪的是，一向刻薄的孩子们，对斯耐尔小姐却并不憎恨。这或许是因为他们模糊地体会到了斯耐尔小姐那笨拙的外表和表达方式下的善意和努力：她想和孩子们成为朋友，可是她无能为力。她的努力和无能，使孩子们产生了某种模糊的同情和责任感：当别的班级的孩子议论她时，他们甚至会为她辩解两句。然而斯耐尔小姐辜负了他们的好意：郊游时，她继续以自己的刻板和严苛让所有学生为她羞愧――就像她的黯淡粗笨的黑色大衣一样令人生厌；全班同学满怀期待地盼来的圣诞节礼物，是一模一样的橡皮擦――不是孩子们喜欢的芳香可爱的那种，而是一半白色、一半灰色，结实耐用的那种――像送礼人一样乏味。讲台上那块用了多年的橡皮擦和孩子们手中一模一样的橡皮擦，宣告了孩子们的彻底绝望，也宣告了斯耐尔小姐的完全失败；她对此却一无所知：“站在教室前，十指紧扣，放在腰间，像是一条条干虫。她的脸融化在施予者才有的柔和而颤抖的微笑里。”终于，下课的铃声拯救了孩子们，他们急于从绝望中逃脱出去。然而一切还未结束，耶茨用他冷静至极的笔调淡淡地加了一句：斯耐尔小姐的声音从一片喧哗中冒出来，“大家能不能在走之前把纸和带子扔进垃圾篓？”

普赖斯小姐有沟通的技巧，却缺乏真正的爱；斯耐尔小姐则反之。前者的虚伪，后者的愚蠢，导致的是相同的结局。耶茨或许是想以此强调：无论故事和情节如何变化，无论人物品性如何，做出了什么样的努力，结局却是相似的――孤独和失败，是人更具普遍性的境遇。转过街角，那灰色的命运在等待我们，没有好莱坞式的奇迹或激情拯救我们和世界。是这种认识导致了耶茨在好莱坞的剧本写作陷入失败，还是在好莱坞以及后来的一连串失败使耶茨对人生如此悲观？总之，耶茨在困境里越陷越深，酗酒，精神崩溃，孤独地活着，孤独地死去。好莱坞用浪漫电影制造出一个梦幻世界，耶茨却用他冷峻的叙述揭示出世界的真相。有勇气直面真相的人很少，因为付出的代价太大，如《革命之路》中自尽的女主人公与那位清醒的疯子，因此耶茨的书很难畅销。如今的畅销，也许正构成了某种有意味的反讽：成功或失败，似乎全交由荒诞的命运决定，与人的努力无关；关注和好评，也可能是基于某种误解；人们对耶茨的兴趣，也正说明了“孤独和失败”的日益普遍化――在一个沟通交流似乎越来越便捷的时代。

《与陌生人共乐》中，还有一位着墨不多，却相当重要的人物：克莱丽夫人。这个人物不仅是《与陌生人共乐》，也是耶茨所有作品中难得一见的理想人物，是一片浅灰、深灰甚至浓黑中难得的亮色。同为教师的克莱丽夫人，如春天一般明媚活泼，处处与斯耐尔小姐构成对照。关于克莱丽夫人，耶茨没有直接的描述，全从斯耐尔小姐的学生的视角写出：在斯耐尔小姐的课堂上，被责骂的学生低低地抽泣，其余学生则痛苦而尴尬，这时，克莱丽夫人的班上却传来阵阵笑声；克莱丽夫人是他们所见过的最漂亮的女人，热情而让人愉快，在郊游时，一切无聊乏味的事，都因为她变得有趣，而斯耐尔小姐却愁眉不展，一心只关注整齐和秩序；克莱丽夫人为圣诞节派对布置了教室，准备了糖果和蛋糕，站在教室门口，喜气洋洋地迎接她的学生，斯耐尔小姐却一直上课到最后一刻，然后送出她的礼物――橡皮擦，使之成为所有学生童年的噩梦。

美丽聪明而热情的克莱丽夫人，简直如天使一般完美动人，属于好莱坞式的梦幻世界，在耶茨式的世界里，反而给人以不真实感。耶茨仅仅是出于小说的需要而虚构出这一几乎有悖他创作原则与人性认识的完美人物？也许在他动荡不安的人生中，的确有克莱丽夫人那样的美好女性曾给予他温暖，或至少让他对温暖和美好心存向往？

如果我们沿着耶茨的原则冷酷到底，克莱丽夫人会不会只是另一个普赖斯小姐呢？在别班学生的眼里，普赖斯小姐是否也正如克莱丽夫人一般完美无缺呢？那个喜欢克莱丽夫人、喜欢学校生活的小格蕾斯，或许正是《南瓜灯博士》中那个虚荣无聊的好学生南茜？如果文森特有幸在克莱丽夫人的班上，就能使他人生的漫漫长夜不再灰暗难熬？

四

喜欢从文学阅读中寻找光明和力量，寻找人生支撑点的读者可能会质疑：灰暗阴冷的耶茨作品的意义究竟何在？我想至少有以下三层意义：

耶茨是《皇帝的新衣》中那个喊出真相的孩子，是《革命之路》中那个说穿真相因而被视为疯子的男人；但他不是那种果敢的、振臂呐喊的猛士，他以一种更加谦逊朴实的方式道出真相。

认识到整个世界的灰冷色调后，如果我们有幸遇上克莱丽夫人式的温暖的人与事，我们会倍加珍惜；如果遇不上，还可以这样换位思考：我是不是可以带给别人那样的温暖？

认识到人无论如何也不能避免本质上的孤独和失败，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以写政论闻名的专栏作家刘瑜在孤独中收获了这样的智慧：“有时候，人所需要的是真正的绝望。真正的绝望跟痛苦、跟悲伤、跟惨痛都没有什么关系，真正的绝望让人心平气和。你意识到你不能依靠别人――任何人――得到快乐、充实、救赎。那么，你面对自己，把这种意识贯彻到一言一行当中。”唯有让自己拥有一个强大的内心世界，才有可能突破困境，适应孤独，超越失败――这就是耶茨的小说告诉我们的真谛。

（南京师大附中；210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