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反垄断法适用惩罚性赔偿制度研究

【摘 要】我国《反垄断法》有关民事责任的规定十分原则性，并且该规定并不符合《反垄断法》所应当体现的立法价值。《反垄断法》具体条款的制定应当以“社会本位”为出发点，在民事责任领域，从惩罚性赔偿制度本身所固有的价值角度探析，这两种价值理念不谋而合。在反垄断领域引入惩罚性赔偿制度，对其进行立法完善，是上位价值理念指导立法实践的必要方式。

【关键词】立法价值；反垄断法；惩罚性赔偿制度

一、问题提出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以下简称《反垄断法》）第50条：“经营者实施垄断行为，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这是我国《反垄断法》法律责任中唯一一条涉及民事责任的条款。对于该民事责任的原则性立法规定，一些学者认为反垄断法民事诉讼具有不同于一般民事诉讼的特性，提出反垄断法民事诉讼模式应当学习美国、台湾等做法，实行惩罚性赔偿的激励型制度。

关于反垄断民事责任立法的争论，归其本质是立法环节的价值选择冲突。立法者制定法律是承载一定价值追求的，规范性的法律文本只是一种表象，其所体现的内在价值才是法律的本质。不同的立法主张之间的冲突也就透露着法的价值冲突。这种不同主张可能首先表现在对于某些法律问题应当或者不应当制定上；在赞成制定某一法律时，也可能是基于条件是否成熟的考虑，在这种考虑之中，也是无法排除价值因素介入的，面对共同认为不成熟的条件，依然有的立法者会主张制定，有的立法者会反对制定，这里同样有对于相关价值的认识和选择问题；立法上的不同主张也可能是针对某一个具体的规定而产生的。在具体的法律制度设置上，经常都会发生不同价值观念和价值选择上的冲突。[1]例如，关于是否要在反垄断领域适用惩罚性赔偿制度，以及如果适用，该如何适用等问题设置的争论，实际上也是不同价值认识的冲突体现。这就需要研究惩罚性赔偿和反垄断法各自体现的价值，寻求最适合我国目前《反垄断法》立法价值的民事赔偿规定，“建立起一种最大限度地满足需要的价值准则”并“通过经验来发现并通过理性来发展调整关系和安排行为的各种方式，使其在最少障碍和浪费的情况下给予整个利益方案以最大的效果”。[2]

需要说明的是，当英美法系国家，特别是美国成熟的惩罚性赔偿制度过渡到大陆法系国家，我国也在各类立法中呈现了相应的惩罚性赔偿制度，透露着对生产经营者等社会主体更加严格的社会责任理念。1994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消法》）第49条规定了经营者在产品或服务欺诈时的“双倍赔偿”，1999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113条再次强调了产品或服务欺诈时可以适用《消法》的“双倍赔偿”。2003年6月1日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8条、第9条规定了买受人可以要求出卖人承担不超过已付购房款一倍的赔偿责任的某些情况，以及第14条第二项规定了出卖人双倍返还买受人部分价款的赔偿责任。2009年6月1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正式实施，其中的第96条规定了食品安全领域的“十倍赔偿”责任制度。2009年12月2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正式通过，其中第47条规定了产品责任侵权领域的相应惩罚性赔偿制度。以上是我国目前关于惩罚性赔偿制度的相关规定。我国近些年在借鉴国际立法实践的基础上结合国情在某些特殊领域作出了惩罚性赔偿的立法尝试，并且取得了一些立法效果，得到较多的正面评价，维护了特定领域消费者的权益，也促进了私力救济的盛行。一些学者提出需要增加惩罚性赔偿制度的适用领域，其中包括反垄断民事责任领域的适用。对此，笔者将从法律规范最本质的上位概念，即立法价值的角度分析惩罚性赔偿制度适用于《反垄断法》中的可行性。

二、价值概述

（一）反垄断法的立法价值理论基础

经济法就其性质而言属于公法。国家通过对社会进行干预、调控和管理，克服市场经济自由发展产生的市场竞争失效、收入及消费上分配不平和资源不合理利用等弊端，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促进社会经济协调，以此实现稳定的增长。经济法是国家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制定的一系列法律规范的总和。

反垄断法（这里所指的“反垄断法”是理论上的统一称呼）为经济的各个部门和各个方面的立法提供一般性的依据，以原则性规定弥补了各个部门和各个方面的不足，从整体上维持了国家市场经济发展，因此它是经济市场国家确立其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调整各种社会关系的经济宪法。[3]作为经济宪法，也应当是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对市场进行宏观调控的，即反垄断法应当是以社会为本位的经济立法。通过对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经营者集中、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等行为的规制，维护公平的竞争秩序，使得经营者拥有良好的竞争机制来谋求生存发展，使得消费者能以一定价格得到自由竞争环境中产生的产品价值，最终维护社会整体利益。

我国《反垄断法》第1条规定的立法目的强调了维护“消费者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出于公共利益的考虑依法对基本权利加以克减和限制，公共利益的受益范围一般是不特定多数的受益人，而且该项利益需求往往无法通过市场选择机制得到满足，需要通过统一行动而有组织地提供公平补偿，这种救济主要表现为法定条件下的公平补偿和事先补偿，它体现了现代法治的基本要求——实体正义。[4]我国《反垄断法》立法价值选择的是选择维护“消费者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那么在确立民事赔偿这一法律责任上，应当遵从法律规范的统一性，首先考虑这一基本价值选择。那么，是补充性赔偿制度还是惩罚性赔偿制度更能维护这样的利益，体现这样的立法价值呢？

（二）惩罚性赔偿制度的价值理论基础

在各国反垄断法法律规范有关民事责任的立法模式中，以不同的方式赋予垄断行为受害者提起民事诉讼的权利1。而通过特殊措施，即惩罚性赔偿激励型制度，鼓励私力救济的代表主要是美国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美国的“绝对三倍损害赔偿”制度赋予私人救济的诉讼权，人可获得三倍于其损害的赔偿，而且行政罚金责任不能免除违法者的民事损害赔偿责任。台湾地区《公平交易法》则建立了“酌定三倍损害赔偿”制度，法官根据垄断行为人的主观过错及侵害情节等，在损害的三倍范围内酌情决定行为人承担的损害赔偿的数额。

惩罚性赔偿（punitive damages）又称“报复性赔偿”（vindictive damages）或“示范性赔偿”（exemplary damages），是指法庭判定的赔偿数额超出实际损害数额的赔偿，即损害赔偿金不仅是对权利人的补偿，同时也是对故意加害人的惩罚。[5]与惩罚性赔偿相对应的概念是补偿性赔偿，在反垄断民事救济中以德国为代表采用的是补偿性赔偿方式。补偿性赔偿与传统的民法理念不谋而合，奉行的最高指导原则是填平损害，损害赔偿之最高指导原则在于赔偿受害人之损害，俾于赔偿之结果，有如损害事故未曾发生者然。[6]而惩罚性赔偿制度在英美法系国家（特别是美国）得到广泛承认并适用，适用的目的除了补偿受害人，更在于惩罚、遏制严重的违法行为，在于维护社会的公正，保障法律的实施。惩罚性赔偿制度适用于反垄断法领域，相比于补偿性赔偿制度，势必更能够通过发挥其自身所具有的惩罚和遏制的功能，更好地保证反垄断法的实施。

按照罗尔斯的正义学说，正义分为形式正义和实质正义。传统民法追求的主要是形式正义，这正是补偿性赔偿制度所提倡的。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填平补偿方式难以很好地惩治一些违法行为。法律本位的转化，特别是权利本位向社会本位的转化[2]，体现民法根本价值要求“社会本位”的实现。以社会整体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即为“社会本位”，法律规制追求社会整体利益的实现，也使得法律对正义价值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民事损害赔偿从追求形式正义转向实质正义，而惩罚性赔偿制度顺应了这种发展和要求，体现的是法律本位是“社会本位”。惩罚赔偿制度的设置虽使加害人承担的赔偿超出其应当的范围，但这只是形式上的不公平。从社会整体利益角度考虑，惩罚性赔偿制度所特有的补偿、惩罚和遏制功能，不仅通过法律事先设置补偿了消费者损失，加大力度惩治了加害人，而且预防其他主体从事类似行为，很好地发挥了法律延续性和衍生性的效果，顾及了社会秩序的维护，是实质公平和“社会本位”理念的体现。惩罚性赔偿制度从设置之初就所具有的价值，与反垄断法以“社会本位”为法律规范设置出发点的要求不谋而合，也与我国《反垄断法》第1条维护“消费者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社会公共利益”所体现的基本价值（即实体正义）不谋而合。

三、我国《反垄断法》立法价值选择

如前文所述，从立法价值判断，反垄断民事领域奉行的应当是同经济法这一社会法相统一的以“社会本位”为主导的价值取向，而惩罚性赔偿制度本身所具有的价值理念契合了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的社会本位观的价值要求。笔者认为以立法价值为出发点，应当在我国的反垄断领域加以适用惩罚性赔偿制度，但需在借鉴美国和台湾地区等立法实践基础上，结合我国法律实务特征和我国市场经济的本土因素对此进行完善。特别是关于体现惩罚力度的倍数问题，既需要符合市场实际发展状况又需要达到惩罚性赔偿制度应有的效果。

美国实务界和理论界对“绝对三倍损害赔偿”制度的存废展开了激烈争论。从美国立法实践来看，“强制性三倍赔偿”虽然很好地维护了正常的市场竞争秩序，却可能削弱被告在履行判决之后的竞争能力，特别是美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美国在近些年废除了部分产业的“绝对三倍损害赔偿”，以保证这些产业的国际竞争力3。我国市场经济发展仍处于初级阶段，《反垄断法》“社会本位”的立法理念不仅要考虑社会威慑作用，也要顾及市场经济发展的现状，因此笔者认为“绝对三倍”的数额缺乏灵活性，为保证中国企业的竞争力，不建议设定“绝对三倍”的过度威慑倍数。而台湾地区的“酌定三倍损害赔偿”虽有《公平交易法》第32条“依侵害情节酌定”为依据，但因缺少一个统一的自由裁量判定标准容易造成法律适用的分歧，甚至造成一倍和三倍的较大差距。笔者建议，设置反垄断民事领域同于《消法》的“双倍赔偿”制度，这既可以恰当地威慑垄断行为人，又可以有效发挥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功能。当然，这还需要立法明确《反垄断法》民事领域适用强制性双倍损害赔偿的适用条件，例如归责原则、构成要件等，以保证更好地实现既能制裁非法垄断行为，又不至于损害市场经济良性发展的目的。

四、结论

法律的制定首先应当符合其所应体现的立法价值。惩罚性赔偿制度本身所固有的价值理念刚好契合我国《反垄断法》需要的立法理念。因此，在反垄断领域引入惩罚性赔偿制度，并且对此进行本土化完善是十分必要的。这也是我国在反垄断日益严峻的形势下，加强对非法垄断行为监管的有效途径之一。

注释：

①一些学者认为，反垄断法民事责任模式有损害救济性激励型（以美国为代表）、损害赔偿和危险排除并重型（以德国为代表）和私人诉讼需“行政前置”型（以日本为代表）。

②我国学者在其《中国民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中论述：“法律的本位即指法律的中心观念或法律的立足点；按其发展，可分为三个时期，即义务本位、权利本位和社会本位。一般认为从罗马法至中世纪为义务本位时期，从中世纪至19世纪中期为权利本位时期，19世纪中期以后，由于权利本位的极端化，引发了许多的社会问题，法律应顾全整个社会的利益，法律本位也开始倾向于社会本位”。

③这些法律包括：1984年的装运法免除了受联邦海事委员会规制的所有协议与活动的反垄断责任。在未经海事委员会允许签订秘密协议的情况下，被告也许将承担反垄断刑事责任，或面临禁令救济，但不会招致三倍损害赔偿诉讼；1982年的出口贸易公司法免除了出口贸易协会与出口贸易公司的反垄断法责任，只要它们的活动没有限制美国境内的贸易，没有限制国内的竞争者，没有实际减少美国国内的竞争；1984年的国家合作研究与开发法规定，如果司法部从联营开始就收到了联营通知，反垄断损害只限于实际赔偿。

参考文献：

[1]卓泽渊.法的价值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598-599.

[2]庞德著.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M].沈宗灵，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71.

[3]尚明.反垄断—主要国家与国际组织反垄断法律与实践[M].北京：中国商务出版社，2005：8-9.

[4]杨东升.关于社会公共利益的理解[EB/OL].，2011-5-9.

[5]戴维沃克.牛津法律大词典[M].李双元，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1158.

[6]曾世雄.损害赔偿法原理[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杜，2001：15.

作者简介：

董娟（1964-），女，天津人，天津大学文法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经济法。

邱伟玲（1990-），女，天津人，天津大学文法学院法学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