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考古遗址公园的探索和实践

考古遗址公园的提出主要基于两点考虑。一是考古遗址与普通意义上的公园之间存在相互契合的可能。首先,考古遗址是全民共有的文化遗产资源,其保护与展示具有公益性特征;而公园是面向全社会开放的公共文化空间,服务对象是全体大众。其次,考古遗址是存在于一定区域内相互关联的地面和地下遗存,围绕考古遗址开展的各项工作必须系统而统一;而公园是通过规划设计而形成的特定区域,其管理和运营自成一体。再次,考古遗址保护与公园的管理同属各级地方政府的职能,在管理体制和人力资源等方面可以相互衔接。二是考古遗址保护与公园建设在特性和需求方面可能存在的矛盾,通过努力可以得到化解。这种冲突主要在于,考古遗址的珍稀性、脆弱性和不可再生性,决定了考古遗址保护对措施、技术以及环境的高标准要求,考古遗址通常要在隔离状态下付诸展示;而公园作为公共文化休闲场所,人流量大,游客行为随意,客观上会给考古遗址保护带来压力。但是,这种压力与其他各类自然的和人为的影响因素一样,同大型考古遗址公园的探索与实践考古遗址受损并无必然的联系。只要建立科学的理念和目标,采取有效的措施和手段,借助先进的设施和设备,将强化保护与科学管理相结合,考古遗址保护与展示同公园完全可以实现良胜结合,相互促进。

考古遗址公园在国外早有先例。在美国,1916年由国会立法成立了国家公园管理局,美国最大的史前建筑遗址卡萨格兰德遗址,于1918年成为第一个被纳入美国国家公园管理体系中的考古遗址。

迄今为止,该体系已辖管70000处古迹遗址,其中,包含了3800处建于6世纪至12世纪的印第安人遗址的梅萨沃德国家公园,以及包括了大量的1020年至1110年间,印第安人查科文化达到鼎盛时期的遗址,所组成的查科文化国家历史公园,上述两处考古遗址群,分别于1978年和1987年被列人《世界遗产名录》。此外,列人世界文化遗产的考古遗址公园还包括哥伦比亚的圣奥古斯汀考古公园、印度的尚庞巴瓦加德考古公园、危地马拉的蒂卡尔国家公园、土耳其的戈雷梅国家公园等诸多文化遗产地。在日本,直到1965年以前,考古遗址保护方针还是以“现状保存”为主。之后,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土地开发热潮席卷全国,考古遗址保护受到极大冲击,连着名的平城宫遗址也曾一度遭到建设计划的威胁。在这种形势下,人们开始重视遗址的展示与利用,先后实施了大室公园、吉野里历史公园、飞鸟公园等大型考古遗址公园。一方面通过多种展示手段的综合运用,将考古遗址以更加通俗易懂的形式介绍给普通参观者,另一方面通过对考古类文化景观的精心塑造,使考古遗址成为令人流连忘返的游览胜地。

在我国,考古遗址公园建设也已经有多年的实践。在北京,1983年由国务院批准的《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就将圆明园遗址确立为遗址公园。

1985年,北京大兴开始建设团河行宫遗址公园,此后又相继建成了元大都城垣遗址公园、皇城根遗址公园、明城墙遗址公园等,迄今为止,北京地区名为遗址公园的考古遗址已达10个。在全国各地,也根据考古遗址的特点和保护的实际需要,陆续建成开放了一些各具特色的遗址公园。世纪之交,遗址公园这一概念正式进人文化遗产保护领域。2000年9大型考直遗址公园的探索与崖践月,国家文物局批复了《圆明园遗址公园规划》。此后,又相继批准了秦始皇陵遗址公园和大明宫遗址公园的建设。综合考察上述已经建设的遗址公园,可以发现它们各自之间的差异。就性质而言,有些是考古发掘现场或遗址保护与展示园区,为的是向公众展示考古发现或遗址保护成果;有的是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地,以保留展示典型纪念遗迹为目的;有的是围绕某一历史题材创建的主题公园,甚至是新建的旅游项目。就规模而言,有的呈现出整座古代城市或宫殿、园林遗址,有的则仅展示出考古遗址的一个部分,甚至是局部建筑元素。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它们当中只有一部分是符合文化遗产保护理念和要求的真正的考古遗址公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