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代玉器的大型化

时间:2022-08-21 10:56:45

在我国悠久的玉文化史中,已知的以内蒙古赤峰市兴隆洼新石器遗址发掘出土的玉器年代最早,距今已有8000多年的历史。从那时起直到今天,玉器贯穿了中国几千年历史文化发展的整个进程,既是绵绵不绝的中国文明的重要见证者,又是华夏灿烂文化的重要载体。在这漫长的文化进程中,玉器本身也在不断地演进,经历了丰富多彩、曲折起伏的发展历程,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都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印记。

纵观几千年玉器发展的历程,除了质材、种类、用途、工艺等的探讨以外,我以为,玉器几何学上的一些特征也是应予足够重视的。

新石器时代早期的玉器,以小型饰器居多,也有少量生产工具小型玉锛、玉斧等。如兴隆洼遗址出土玉i,直径不过3―4厘米左右;河姆渡文化早期玉i与新隆洼出土玉i虽然形状上差异较大,但直径也大致相若。其他如马家浜、崧泽、大汶口、大溪等文化遗址出土的玉器也几乎是璜i、管、珠等小件玉器,偶尔有玉璧、玉环、玉镯等,大多直径都在10厘米以内,也有个别10厘米左右的玉斧、玉锛。这些器物有着共同的一些特征――片状,加工简单,小巧玲珑,而且绝大多数直径或长度在数厘米以内。新石器时代晚期,玉器的体量开始变化,如直径从十多至二十多厘米的璧、瑗、环、璜,高度在十多厘米以上的琮、斧等开始常见。如良渚文化早期、龙山的文化早期、含山凌家滩遗址中出土玉器中都可见到这一苗头。但总的说来,仍是直径(或长度)在数厘米的小件饰品居多(如红山文化等的玉器)。

到了新石器时代最晚阶段,除小件饰品外,一部分玉器已有进一步变长变大的趋势。如良渚文化晚期已出现数件高度达二十多厘米的玉琮,甚至还有长三十多厘米的琮、钺;湖北石家河文化、山西陶寺文化、广东石峡文化遗存中,都有30多厘米长的玉器;在进入文明门槛前夕的红石并用时代的齐家文化时期,直径二十多厘米的玉璧已较为常见。给人印象最深的是龙山文化晚期和齐家文化的多孔玉刀,其长一般都在二三十厘米以上,四十多厘米以上的也不罕见。

虽然在新石器时代最晚期,玉器已呈现出变长变大的趋势,但从体量上给人印象最深的,还是自二里头文化起玉器体量的突兀性变化。全国所有玉器的长度统计,目前尚无法办到,不过,2005年科学出版社出版了一部《中国出土玉器全集》(15册,古方主编),收录全国各地考古出土的代表性玉器2000多件。我认为该书的玉器,本身可以作为一个抽样调查的统计样本,以此为基础做分析讨论是可行的。由于整个新石器阶段出土的玉器,以长度(或直径)来计算,绝大多数都没超过30厘米。本统计以此长度为统计标准,达30厘米以上的,列入统计表中。因为本文重点是分析商代玉器长度,故除了商代以外,也将新石器、西周两个时代的长30厘米以上玉器列入,便于比较分析。

根据表一总共录得71件长30厘米以上玉器,可以统计出,在新石器时代的约4000多年中,长度(直径)在30厘米以上的玉器仅20件,约占总数28%,而且即使达30厘米以上,其长度也绝大多数仅在30多厘米。而从龙山文化晚期起,到二里头文化前,有增大增长的明显趋势。从二里头三、四期起至商代晚期,玉器增大变长成了普遍现象,共统计出长度在30厘米以上的商代玉器30件,约占总数的42%。长度在30厘米以上的西周玉器只有17件,占总数的约20%。从商代大型玉器所占比例看,达到其前的新石器时代和其后的西周时期2倍左右。这还没有考虑新石器有4000年,商只有600年的历史。况且,在商代玉器中,不但大于30厘米,而且大于40厘米,甚至50厘米以上的玉器也不鲜见。如三星堆月亮湾出的直径超过80厘米,三星堆祭祀坑出的长162厘米的玉璋,长90厘米以上的牙璋,黄陂盘龙城出的长94厘米的玉戈,其长度不但空前,而且在以后的时代再未见过同类器有超过者。

以上是按《中国出土玉器全集》的时代标准统计而作的分析。如果结合学术界这些年的研究成果,该书中的一些玉器的时代还可以作些调整。

神木石峁玉器:一开始有报道有人认为是新石器时代,后又断为龙山文化晚期。近些年来,已有研究者指出,该批器物从种类和风格上来看,似夏商时期的遗物。

金沙遗址:虽然从器物的风格上来看,直接承接了三星堆二号坑。但是四川的许多学者认为,其绝对年代在西周,但是从金沙出土物来看,基本是在三星堆文化影响,并且延续了三星堆文化,几乎未能发现周文化的因素,即是说它是在一个封闭的四川盆地内和封闭的文化圈中,是受商文化影响的三星堆文化的直接延续。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金沙遗存的玉器,尤其是大型玉器仍可看作是商文化的东西。

还有个别出土文物,如北京房山西周墓出土的玉戈,从其形制风格看,以视为商戈为宜。

准此,表一中,新石器时代30厘米以上长度的玉器就将减去序号8、9、10、11共4件,而商代玉器则要加上序号55、59――71,共14件,如此,表中的新石器玉器当为16件,商代玉器为44件、西周玉器为3件。

以此为依据重新计算长度30厘米以上玉器在表一总数量中占的比例,则可重新调整为:新石器约22%,商代约62%,西周约4%。

与新石器的22%和西周的4%相比,商代高达62%,如此高比例的差距是十分突出的。特别是进入西周后,玉器大型化进程戛然而止,重归小型化的现象是值得注意的。

如果说以上汉文化《中国出土全集》收录的两千多件作为抽样调查,或以为尚有些片面的话,下面再选几处地点作为个案分析。

新石器:《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与玉器精粹》(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文物出版社,1997年),共收录108件,长30厘米以上玉器为0。

新石器:《含山凌家滩》(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文物出版社,2000年),收录140件玉器,长30厘米以上玉器1件。

商代:《殷墟妇好墓》(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编著,文物出版社,1985年),一墓中出30厘米长度以上玉器7件。

商代:《三星堆祭祀坑》(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文物出版社1999年),收录243件玉石器,长30厘米以上的83件。

商代:《金沙淘珍》(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编,文物出版社,2002年),收录玉器48件,30厘米以上占16件。

西周:《三门峡虢国女贵族墓地出土玉器精粹》(河南省文物教研研究所编,众志美术出版社,2002年),收录125件组,30厘米以上0件。

还有,仅就《中国出土玉器全集》来看,江西新干大洋州一座墓中就有4件长度超过30厘米以上的玉器,黄陂盘龙城商代遗址出土的玉器也有7件长度超过30厘米的。

所以,就个案分析而言,也是支持上述抽样统计调查的结论的。

除去平谷、金沙两处特例,在西周文化遗存中实难寻觅像商代那样的大型玉器的踪影,即是说,从新石器晚期开始的玉器大型化,在商代达到顶峰后,因殷周之际的变革而突然中断,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汉代,除玉组佩、玉衣等由多件组合而成者和个别出廓璧外,玉器长度基本都在20厘米以内。

通过以上考察,似可以得出这样的初步结论:玉器大型化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已露端倪,但大型玉器的成批出现是在二里头文化晚期――商代,这一时期应当是玉器大型化最流行的时代,也是大型玉器的发展的顶峰,牙璋、边璋、戈、璧等玉器的最长记录都在这一时期。大型化是这一时期玉器的一种风格。

如果这种说法成立,对玉器的断代和文化属性分析或会有所帮助。联想到20世纪70年代在陕西神木石峁采集到一批玉器,由于没有地层关系,对其时代,有新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晚期、夏商时期三种说法。与神木石峁相类似,大洋洲、三星堆等遗址也存在过是商代、西周、还是春秋的疑问。鉴于它们的玉器种类与商玉器相同,又有那么多大型玉器,上述结论对判断它们的时代也许会有所启示吧。

最后,想附带探讨商代大型玉器流行的背景。

我认为其一,是琢玉经验的积累和工艺技术的进步。玉器是矿物,在自然界中比较稀少,获得不易,其硬度超过当时人们所用的一切工具。在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工艺技术恐怕难以琢制出大型玉器,当时制作一件玉器所耗人力、财力都非今天所能想象的。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可能是经验结果和生产力的进步,偶尔开始能生产出较大型的玉器,但真正成批地在遗址中普遍出土大型玉器是在夏商时期。大型玉器的出现与青铜金属的出现同时,应当不是巧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与杨建芳先生的古玉研究会等共同协作,台湾陈启贤先生对三星堆玉器的微痕进行观察,看到了青铜切割工具用于玉器琢制留下的痕迹(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博物馆、杨建芳师生古玉研究会,《广汉三星堆出土玉器的微痕观察》,2006,待刊)。

其二,是与商王朝强大的国力和政治文化密切相关。在夏商周三代政治文化中,商最具扩张性,推崇武力,商的疆域和影响所及也是三代中最广的,也应该是最为富强的,商的青铜器铸造就达到了三代科技工艺的最高成就。司母戊鼎一直保持着最重的青铜器的记录。商朝都城的宏大也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武官村大墓也是至今所发现的三代墓葬中最大的。受到商文明的影响,远在四川的古蜀文化也铸造出了近400厘米高的青铜神树、260厘米高的青铜人、两耳距160厘米以上的大型青铜面具。文献中记载,有的商王奢侈无度,好大喜功,讲究排场,受此影响,作为礼器和仪仗用的玉器璧、璋、牙璋、戈等朝大型化发展也就不难理解了。

商末的周人,本居西部一隅,利用了商的危机,巧取政权,立国后以农为本,崇尚节俭,力戒奢华,加之周文化和商文化本来就有较大差距,所以在西周我们见不到那种极尽奢华排场的大型礼器和仪仗用玉器,而在周边地区周文化影响不到或影响微弱的地方,尚能延续本地先前已受商影响而形成的文化传统,保持了一段时间商文化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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