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公款消费”

十以来，中国政府机关积极转变工作作风，打击“三公消费”的工作开展得如火如荼。其实，中国从古到今，“公款消费”都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历朝历代的官员们很多打着“公务”的旗号，大吃二喝，假公济私，中饱私囊，大量地消耗着民脂民膏。然而，古今“公款消费”又有什么不同呢？

古代公款消费何以得到保障

其实古代公款吃喝最突出的，是日常消费、分散型消费，如官员外出巡察，“下基层”指导工作，同僚聚会，单位聚会等等，而并不是类似当今名目繁多的宴会。在中国封建社会，允许官员随便吃吃喝喝，同时许之以高薪厚禄，实际上成为帝王维护其“家天下”统治的手段之一。

在当代，税收收入作为国家收入的主要来源，为公款消费提供了较为厚实的保障。换句话说，当今公款消费的主要资金来自纳税人。然而在古代，还没有纳税人这样的群体出现，那官员公款消费的钱又是从何而来的呢？据史料记载，最主要的方式是通过制度保障。

古代官员的公款用餐制度在西汉时已经建立。西汉时，官员“下基层”，地方上已有公款招待的规定。据《汉书·宣帝传》记载，元康二年（公元前64年）皇帝刘询（汉宣帝）曾下诏书，批评有的地方官员擅自提高过境官员的食宿标准。从这条记载来看，西汉当时是有相应的公款吃喝制度的。

南北朝时期，公款招待制度更为明确。地方官员除享有基本的“菜田”之外，还享受“杂供给”“迎新送故”等制度允许的收入。其中“迎新送故”，就是一种公款消费制度，新官上任、旧官离职，都要举行迎送宴会。除了吃喝，南朝时期的“迎新送故之法”还规定，地方官员调遣都得送礼，官员“送故”所得又叫“还资”，一般送故以3年为期，即离任后3年内，原任职所在地每年都得给前任的官员送礼，当时州郡都设有“送故”官员，称之为“送故主簿”。“迎新送故”并没有财政拨款，所以这些公款消费全都摊派到了老百姓头上。

隋唐时期，公款消费制度被完全确立，当时从中央到地方的行政权力机构都设有“单位食堂”，有包括“公厨”在内的专门厨师。当时，官员喜欢开朝会，因为会后有餐食招待。从《唐会要》记载来看，根据级别的不同，用餐地点也不一样，“朝食”是供较高级别官员享用的，“堂食”是宰丞一类大官的餐品，普通官员、一般公务人员则只提供“工作午餐”。 唐代官员的公费用餐有固定预算，主要从“公廨钱”和“俸料钱”中支出。“公廨钱”由朝廷提供，最初的目的是用于弥补办公经费的不足，实际上多被用于个人补贴和集体吃喝。

在中国古代公款吃喝之风中，制度最完善的当属宋朝，宋朝设有公费招待制度，招待费有个总称，叫做“公使钱”。宋代京官有朝会酒食、堂食，官员外出“下基层”调研、巡防或视察，也都会得到地方政府的日常例行招待。赵扩（宋宁宗）当皇帝时出台的《庆元条法事类》“公用令”中有条规定，各州知州和通判、兵官、幕职官、巡检、捉贼使臣、将副、部将、队将、押队及各军将校，“每月一赐酒食”。宋代的李心传在《韩野杂记》中记载了宋孝宗的一次发怒。发怒的缘由，是四川某官的公款招待费用严重超标，上任仅半年，又是偏远的西南，竟然花掉45万缗，1缗等于1000钱，45万缗在南宋初年如果精打细算地使用，可以建造普通农民居住的房屋13.5万间左右。13.5万间茅屋，即使一户农民住3间，也够解决4万多普通农民的居住问题。北宋大文豪坡也曾心惊肉跳地为扬州的接待规模发出感慨：“扬州‘为天下四冲，四方宾客之至者，面目不相谁何，终日还坐满堂’”。在长流水一般的迎来送往中，招待费节节攀升肯定丝毫不存悬念。仅扬州一地，每年用于馈赠的小礼品，不消说全部，单说记了账的，就价值12万缗。

宋代地方公款吃喝情况严重，大概就是“公使钱”惹得祸。宋以后，公款吃喝之风有所减弱，但公款消费仍未见减少，中央财政往往也会补贴一部分。明太祖朱元璋一度鼓励公款消费，据明代周晖在其《金陵琐事》一书中记载，当时的京城应天（今南京）建有16座豪华酒楼，为吸引食客，还专门招聘为客人助兴。官员的胡吃海喝、骄奢淫逸，为大明的灭亡撞响了丧钟。

古代是怎么治理公款吃喝的

中国封建社会带带世袭，是皇帝的“家天下”，那公款吃喝的钱也是从皇帝口袋来的，皇帝也不情愿啊，所以不时会采取措施来遏制浪费。

《汉书·景帝纪》（卷五）记载，刘启（汉景帝）当皇帝前后连年歉收，而公款吃喝、铺张浪费却并未因此减少。刘启即位后下诏：凡到地方后接受公款招待的官员，一旦被发现立即免职。后来下面反映这种处罚太重，刘启接受丞相申屠嘉等人的建议，于公元前156年阴历七月重新下诏：凡接受吃请的官员，餐费自理，吃多少赔多少，但不再免职。

宋代限制、打击公款吃喝的条例和规章制度是历朝历代中最详细、最具体的，这似乎与其同样详细具体的公款吃喝制度相矛盾。在宋代，具体到什么岗位的人不能接受吃请、什么时候不能吃请，都有明确规定。这似乎又与宋朝大吃大喝之风盛行有直接关系。

宋代的公款吃喝不是一般的酒肉可以满足的。如赵昚（宋孝宗）当皇帝时，知台州唐仲友很腐败，“亲会宴集经月，姻族内外，一文以上皆取办于公库。”每次吃喝都要召妓，动辄与之胡搞，结果遭朱熹检举揭发。宋代的《庆元条法事类·职制门》（卷七）“监司巡历”里，列出了操作性很强的条例，凡“下基层”公干、外出视察的官员，都有统一的就餐标准，一律供应“券食”，超标受罚，随同吏员也不例外。如果官员接受地方吃请，或是超标消费，将会被处分，甚至法办，即所谓“送法”。

其实，历朝历代也不乏遏制“公款消费”的先行者。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日子过得非常俭朴。一方面，朱元璋称帝之后，面临着一个在经历多年战火蹂躏之后一穷二白的大明王朝，节俭是大势所趋；另一方面，朱元璋出身贫寒，当年甚至做过乞丐，吃过很多苦。君临天下之后，对物质要求其实依然比较低。在今天，“四菜一汤”已成为勤俭的代名词，相传，这是朱元璋的发明。

正因为朱元璋提倡节俭，明代衙门公账上并没有公务接待的预算，可是为了陪送领导，却让地方官员们不堪重负。明代万历23年，刚当上吴县知县才几个月的袁宏道写信给朋友说：现在已经知道人生作吏甚苦，作县令尤苦，作吴县知县更是苦上万万倍，比牛马还不如！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上官如云，过客如雨”，来来往往都要县令早晚接待。明朝南京兵部主事管志道回忆说，他在乡里做生员时，曾经亲眼看见一位县令百般向前来视察的巡按献媚，拍马屁一直拍到马桶上，甚至到了用貂皮来装饰尿壶、将缎褥铺在厕所里的程度。

如此看来，朱元璋所倡导的“四菜一汤”也没能从根本上改变明王朝“公款消费”的现状，到了明朝晚期，贪污腐化、公款消费之严重比以往的朝代有过之而无不及。当然，也有敢于挑战潜规则者，著名的清官海瑞就是一位。他出任浙江省淳安县知县时，在公务接待方面严格照章办事。不过他铁面无私，后来上级就索性不来淳安了，这事对海瑞的仕途颇有影响，面对荒淫无道的“公款消费”行为，他最终也只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其实换句话说，在封建专制社会里，对于公款消费这种充斥整个封建官场的腐败现象，想要根除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而当今社会对于整治公款吃喝问题，也是任重而道远。因此，对于公款吃喝浪费这样久治不绝的痼疾，不仅要下猛药治理，更要立足长远，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

（作者单位：天津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