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健货币政策下商业银行的风险应对

在经历了2009年的保增长和2010年的调整期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定调2011年的工作重点是“稳物价、调结构”，在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基础上，将货币政策由“宽松”向“稳健”转变。金融改革以来的实践经验表明，与紧缩型政策与产业结构调整相伴的必然是商业银行信贷资产质量的下滑，而日趋严格的国际、国内监管要求也不断增加银行经营的难度，因此，国内商业银行有必要未雨绸缪，加快转型，推进风险管理改革，积极应对新形势、新问题、新环境。

对近期国内经济金融形势的总体判断

复苏势头进一步巩固，通胀压力不减，转型是大势所趋

2010年，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环境，中国经济依然实现了较快增长，全年GDP增速达10.3%，较2009年加快1.1个百分点，特别是在学界普遍预测经济将在岁末年初达到“波谷”时，四季度经济却实现了超预期增长，当季GDP增速为9.8%，较三季度加快0.2个百分点，宏观经济提前跨越低谷。综合各种因素，预计2011年中国GDP增速将在9.5%左右，从全年走势看，经济增长将逐季提高，经济复苏的势头进一步巩固，增长的趋势也更加明确。但受发达国家推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等影响，全球流动性泛滥，国内输入型通胀压力持续不减，根据2010年CPI基数、农产品市场的供求关系变化、原材料等大宗商品价格变动趋势以及翘尾因素等，预计2011年CPI将呈“前高后低”态势，各月CPI都可能保持在4%以上。

从发展看，伴随着中国经济逐步走过“刘易斯拐点”，劳动成本、土地成本、环境成本、资源成本等将快速攀升，人民币升值加速，传统的低成本竞争优势下的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特别是国内许多行业都面临着能耗高、污染重、产能过剩等问题，在全球需求疲软、产能过剩的大背景下，国内“两高一剩”行业不可能通过出口消化，经济转型和产业结构调整是大势所趋，投资、出口、消费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将发生翻转，传统优势产业面临被淘汰的风险，新兴产业大量涌现，但由于存在技术、投入、体制等方面问题，其竞争优势在短期内难以体现。

宏观经济政策将以“宽财政、紧货币”为主基调

虽然国内经济复苏的前景已经非常明确，经济“过热”的苗头日益显现，但由于对于地方财政紧张、银行不良贷款增加等不确定因素的担忧，使得宏观政策不会过度收紧。在这种情况下，宏观政策将会呈现逐步收紧的态势，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作用和重点将发生微妙变化，总体表现为“宽财政、紧货币”，即：货币政策受制于流动性冲击，财政政策将发挥更大作用，财政政策的重点将是落实“十二五”规划的重点项目建设。

由于当前经济运行中最主要的风险是资产价格上升、通胀风险上行，因此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是有效管理通胀、控制流动性泛滥。但通胀压力并非来源于内需过旺，而是基于流动性泛滥及输入性通胀，因此，无需过度依赖价格型货币政策（如加息）来控制通胀。更为重要的是，由于价格型货币政策将加重企业负担，影响经济复苏，因此也应尽量避免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的使用。因此，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如存款准备金、公开市场操作）将发挥更为重要的角色。预计2011年上半年可能会出现2～3次加息，累计调整50～75个基点。此外，根据商业银行贷款增速和资本充足情况采取动态差别准备金率也将是监管机构可能频繁使用的工具。2011年1月14日央行宣布上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此前一周通过短期正回购加大公开市场操作力度，以及1年期央票发行利率上行，均说明为抑制商业银行信贷投放冲动，央行正通过数量型工具大量回收流动性。

对商业银行的监管指标不断增多，监管要求日趋严格

金融危机后，监管部门对商业银行的监管力度显著加强，传统的监管要求，如资本约束、拨备率等管控将继续保持高压态势，一些关键指标，如存贷比等，已经从季末达标变为实时达标，监管的要求更加严格。此外，2010年底，银监会“110号文”，要求商业银行将政府融资平台贷款按照现金流全覆盖、基本覆盖、半覆盖和无覆盖进行分类，分别按100%、140%、250%和300%的风险权重计算资本充足率，贷款分类和拨备计提也更为严格。

更为重要的是，为弥补《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对金融市场系统性风险考虑不足的缺陷，以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为代表的国际金融监管组织以及各国监管当局，在对金融危机教训总结的基础上，推出了全球银行业资本新规――《巴塞尔协议Ⅲ》。《巴塞尔协议Ⅲ》在银行监管上提出了如下新要求：一是强化对资本的监管，修改了资本定义，建立了反周期超额资本要求，以缓解亲经济周期效应，并针对系统重要性银行提出附加资本要求，以降低“大而不倒”所带来的道德风险；二是引入杠杆比率作为资本充足率监管补充工具，以强化对高杠杆的金融衍生品和表外业务的风险约束；三是引入流动性监管标准，推动银行体系的稳健运营等。作为巴塞尔委员会成员国，我国全面参与了《巴塞尔协议Ⅲ》相关规则的制定，银监会也已郑重承诺将全面接受并实施《巴塞尔协议Ⅲ》，执行比巴塞尔委员会更严格的监管标准，并拟推行具有中国特色的动态拨备监管标准。

政策转向与商业银行信贷资产质量

国外金融发展实践表明，宏观政策变化与商业银行资产质量有着高度的相关性，特别是在经济不确定性增加，宏观政策趋于收紧的情况下，商业银行的收益增长存在被不良侵蚀的可能性。因此，从商业银行稳健经营的角度考虑，有必要认真对待本轮经济转型和宏观政策调整的变化趋势，预防其对银行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

经济转型使微观主体风险加大，并传导至商业银行

由于经济学界普遍预测，无论是2011年还是在未来10～20年内，中国经济都将保持平稳增长势头，整个经济活动依然表现活跃，宏观经济的周期性和震荡幅度可能较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的表现更为显著，但也不会出现特别明显的经济衰退。这就意味着仍存在大量的金融市场机会和增长空间，对商业银行个体而言，只要不出现重大的合规事件和运营安全事件，资产质量也不大可能出现严重的问题。商业银行更多需要关注的是，由于经济转型使得部分企业的违约风险加大，从而给银行资产带来负面影响。

经济转型的第一层含义是，传统产业由于技术含量低、成本优势逐渐丧失，在产能过剩压力下，市场空间逐步缩小，盈利能力下滑，再加上国家对这些产业的调控力度日益加大，增加了企业的融资难度，进一步加剧其生产经营压力，企业主动违约和被动违约的风险都在增加。根据统计，近年来“两高一剩”行业的银行贷款质量大都呈下滑趋势，截至2010年二季度末，全部金融机构船舶制造业不良率为1.04%，航空业关注类贷款比例达到10.69%，钢铁行业损失类贷款余额同比增长了6.55%。商业银行如果不能及时对这些行业的贷款进行处置，相关资产质量将会被进一步拖累。

经济转型的另一层含义是，一些新兴产业逐步被纳入经济发展的重点，但是新兴产业大多尚处于培育探索阶段，规模小、成本高，与传统产业相比经济优势尚不明显，抵御经济波动的能力有限，且银行尚不熟悉这类行业的运营规律，贷款的风险管理难度较大，不适于大规模介入。从国际经验看，在新兴产业发展的过程中，融资手段一般要经历从内源性融资到投资基金再到传统融资的过程，在研发阶段和试生产阶段，其融资来源主要为自有资金、种子基金、政府投资、公司留存收益和风险投资，只有在完全商业化以及实现市场扩张和渗透后，才适用私募股权、银行贷款等融资方式。若商业银行过早地、贸然进入新兴产业，将面临与新兴产业同样的风险。

货币政策收紧将给企业和银行带来双重压力

长期以来，存贷利差是商业银行的主要利润来源，伴随着央行通过数量型工具大量回收流动型，金融机构超额准备金率迅速下降，商业银行（尤其是中小商业银行）流动性压力加大，贷款投放规模受到限制，将影响其利息收入。在信贷总量受限的情况下，为了继续保持收益增长，维持其股票价格，商业银行必然增加高收益业务比重，而高收益就意味着高风险，这将导致客户的平均信用等级下移，整体风险水平相对上升。

在流动性收紧的大环境下，中小企业的融资环境会进一步恶化，一方面，企业获得信贷资源和直接融资资金的难度加大，面临资金链断裂的风险；另一方面，在流动性宽裕时企业运营中被掩盖的矛盾和问题会逐步暴露，上述双重因素叠加使中小企业的风险空前加大。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本轮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中，东南亚国家和欧美国家中小企业大量破产倒闭，给不少商业银行造成了巨额损失。在这种情况下，商业银行必然会将有限的信贷资源集中到少数大客户手中，这样，一方面会导致信贷集中度风险上升，对优质大客户资源的竞争更加激烈，营销成本上升；另一方面，中小企业的融资环境将进一步恶化，从而形成恶性循环。

紧缩型的价格工具，如调高利率等，也将提高企业的融资成本，降低其融资能力，增加其资金紧张程度，导致其企业违约风险上升。同时，消费者融资成本增加，也必将限制其杠杆融资消费能力，这两方面作用相互交织，将进一步放大风险。此外，为对冲输入性通胀压力，预计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人民币汇率将处于渐进升值阶段，出口导向型企业必将受到显著影响，再考虑到出口退税政策的调整，那些生产低成本、低科技含量和低附加值产品的企业将面临着巨大压力。

新的监管指标在提高银行抗风险能力的同时也增加了其运营成本

收紧资本要求和增加风险权重，一定程度上将约束商业银行资产规模膨胀速度，降低商业银行盈利水平。动态拨备监管的实施也将降低商业银行，尤其是对于那些经营良好，不良贷款率低的商业银行的资产收益率水平，对商业银行通过增加留存收益提高资本水平的能力形成了制约。杠杆率监管指标也对商业银行优化资产组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流动性监管指标更是对中小商业银行提出了巨大的挑战。

政策转向中的商业银行风险管理应对之策

在经济转型、政策收紧的形势下，商业银行除了做好传统的信贷资产质量管理与合规管理外，应借鉴《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和COSO全面风险管理体系的总体要求，借鉴国际国内风险管理先进银行的最佳实践，大力提升全面风险管理水平，实现银行风险管理的六大转变，即：从“单一信用风险管理”转向“全面风险管理”；从“控制风险”转向“主动管理与经营风险”；从“资产负债管理”转向“资本管理”；从“简单关注风控指标”转向“全过程风险管理”；从“经验定性管理”转向“定性与定量结合的管理”，从“静态创利与不良考核”转向“动态风险调整后收益（RAROC）和经济增加值（EVA）考核”。

完善风险治理架构，强化对风险的全方位防控

新的经济金融环境下，商业银行资产规模不断扩大，面临的风险点日益增多，复杂性持续加大，因此，必须从根本上健全风险管理组织框架，构建风险管理的“三道防线”。其中，各业务经营单位是风险管理的“第一道防线”，直接控制本经营单元每笔业务和每项操作环节的风险；各级风险管理部门是“第二道防线”，负责制订风险管理基本制度和政策并监督执行；内部审计部门是“第三道防线”，负责以风险和合规为导向，通过审计监督，对风险管理进行事后评估并反馈调整。“三道防线”是建立覆盖全机构、全业务、全风险、全员、全过程的风险管理体系的基础，是在复杂环境下实现对各类风险进行全面、有效防控的前提。

调整风险偏好，重塑风险管理流程

风险管理的流程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从业务战略、风险偏好、风险战略到风险政策的传导流程，二是从风险识别、计量、控制、监测、处置到补偿的管理流程。

在风险传导流程方面，应当建立由董事会制订业务发展战略，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根据业务发展战略确定风险偏好，银行经营层根据业务发展战略和风险偏好编制风险战略和风险政策的流程。在宏观经济政策收紧和银行经营风险加大的背景下，商业银行在确定发展战略、明确风险偏好时，都必须在风险与收益之间进行平衡，如果更加注重风险控制，风险偏好就应相对保守，不良率、资本充足率的要求则更高，并在风险政策中对风险控制提出更加严格的管理原则；如果更加注重收益，风险偏好就要作相应调整，不良率的要求则适当放宽，在风险政策中更加注重“收益覆盖风险”，进一步明确各类业务的定价标准和管理要求。

在风险管理流程方面，应充分借鉴《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理念，建立涵盖所有风险的识别、分类、计量、监测和控制机制。首先，在风险分类的基础上，识别、计量和汇总每一项风险，将所有风险转化为对资本的需求，并结合资本供给状况，评估资本充足率水平，以满足监管要求和战略需要；其次，以资本为基础推进风险计量结果在风险管理全流程的应用，如通过资本分配和风险限额控制整体风险暴露，通过引入前瞻性的预警指标和建立差异化的监控方案，进行有效的风险监测和预警，通过建立独立于业务操作的信贷管理机制，实施全流程信贷质量管理，等等。

特别地，要针对某些特定业务，建立与之相适应的风险管理流程，例如，前面提到，中小企业在经济转型和政策转向背景下面临的风险更大，因此，应针对中小型企业融资需求“短、频、快”的特点，重塑中小业务管理流程。在量化模型开发、IT系统建设的基础上，建立面向中小企业的“信贷工厂”作业模式，采取集中化处理模式，营造中小企业金融服务的大后台，以量化模型应用和精细化管理为基础，采用工厂化、流水式审批，自动化处理和工单式管理，从而简化作业流程、降低营运成本，提高作业效率，形成规模经济，有效控制风险。

加强风险政策的调控作用，加快信贷结构调整步伐

商业银行应积极配合政府各项宏观调控政策，加强信贷政策与财政政策、产业政策的协调配合，把握好信贷投放节奏，优化信贷结构，严把“两高一剩”贷款闸门。通过改进经济资本配置机制和调整行业、地区信贷政策，引导银行更好地坚持“区别对待、有进有退”的原则，积极发展符合国家政策导向、经济资本回报率高、风险与收益匹配度好的信贷业务，推进信贷行业结构、客户结构的优化调整，完善区域信贷资源配置，坚持追随优质市场做业务，支持具有区位优势市场的开发，推进各区域信贷业务的协调发展，积极推进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降低商业银行经营风险。应通过资产转让、资产证券化等方式对现有业务结构进行优化，将低收益、低质量的客户和业务替换成高收益、高质量的客户和业务，降低资本消耗，提高资本收益，以应对新的监管标准下对资本的更高要求。

强化风险管理对产品创新的支持，大力拓展中间业务收入

在央行收缩流动性，信贷增长受限的形势下，商业银行应尽快调整发展战略和经济思路，开展综合化经营，大力发展代客理财、基金和保险买卖等中间业务，大力开展债券承销、境外上市等投资业务，加快产品创新，积极谋求手续费、佣金和非信贷资产及收益的增长，不断提升银行收入的多样化，降低对信贷业务的过度依赖，提高非利差收入，增加银行盈利的稳定性。但我国金融产品创新和制度规范之间存在时间距离较长、空间差异较大等问题，这种不规范的管理状况，使得产品创新在一定范围内具有较大的随机性，带有一定的风险隐患。因此，商业银行在加大金融产品创新的同时，提高产品创新风险的认知水准十分重要。建议成立专门的产品创新风险监测部门，承担起对金融创新产品各种可能的风险进行事前的评价，对市场、客户状况进行具体的调查和评价，对创新产品的风险特性进行测试并提出应对措施。在此基础上，树立产品买卖的止损点和风险预警线，以便有效地管理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在对创新产品风险有了较为深入了解的基础上，积极协助业务部门推进新业务开展。

提升风险量化能力，推进精细化管理

目前大多数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工作仍停留于传统的粗放模式，商业银行识别、计量风险的能力十分有限，我们说，在经济转型和政策转向的背景下，银行和企业的风险都存在加大的趋势，而如果不能对风险进行准确的计量，就不可能对其进行科学、有效的管理。《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则为商业银行推进量化管理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因此，应加快推进其在中国银行业的实施，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创建适合于国内商业银行的风险计量方法和模型，并将风险量化成果全面应用于贷款定价管理以及信用审批、贷款定价、贷款损失准备计提、经济资本占用等风险管理的全过程，更加精确地平衡风险与收益。应在准确计量每笔资产的风险成本和经济资本占用的基础上，建立以RAROC（经风险调整后的资本收益率）、EVA（经济增加值）为基础的考核评价体系和限额管理体系，不断加大经济资本收益的考核比重，引导内部各经营机构按照风险与收益相均衡的原则拓展低风险、高收益的业务，实现经风险调整后的资本收益最大化。

强化数据基础，加强风险管理信息系统建设

从国际先进银行实施新资本协议的经验看，数据是推进量化管理的灵魂，也是内部评级法工程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商业银行应加强对违约和损失数据的收集和积累工作，尽快建立起符合《巴塞尔新资本协议》要求的完整、严格、一致的数据标准和数据处理平台，确保数据的及时性、准确性和全面性。

管理信息系统是实施《巴塞尔新资本协议》最重要的基础设施，内部评级体系及风险计量模型的效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信息系统运行的稳定性和效率。因此，就需要进一步强化信息系统对风险管理决策的支撑作用，根据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的风险管理工作需要，有效整合银行内信息系统资源，使各级风险管理部门能够及时、完整、便捷地获取全行各类主要风险管理信息，不断提升全面风险管理的信息化水平。

（作者单位：中国民生银行风险管理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