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多元文化音乐研究的先行者

约翰・布莱金（John Blacking，1928―1990）这位20世纪中期崛起的英国音乐人类学家，一生都在进行着对音乐在文化中的研究以及对音乐思想和行为本质的研究。他的这些研究不仅视野宽广，同时具有跨学科的独创性特色。

他认为儿童是一个特殊的族群并有着他们自己的音乐特性，他将人的身体运动和舞蹈看作是音乐体验中的一个整体加以研究，特别是他明确倡导在英国、美国和全世界范围内通过音乐来对儿童进行教育，同时提出了在教育课程中发展世界多元音乐文化教学，这一系列的理论观念与实施原则，今天得到广泛研究和关注。这对我国的音乐研究与音乐教育学科建设，也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鉴和启示意义。

一

约翰・布莱金在音乐人类学领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创造了许多改变和扩展学术研究发展方向的思想，同时广泛且极大地影响到音乐研究的领域。”①

（一）强调音乐在文化中的研究

早在50年代初期，约翰・布莱金就认识到了音乐在文化中的重要地位。1955年美国成立音乐人类学协会的同时，他就将音乐人类学重新定义为“研究文化中的音乐”。1956―1958年，约翰・布莱金在南非斯瓦尔北部地区的文达人中进行音乐文化的实地考察，以丰富生动的实例，进一步证实了音乐人类学所强调的对“音乐中的文化”与“文化中的音乐”的研究，使人们看到了人类学在学科中的一个新的角色地位。

布莱金在他具有独创性意义的《人的音乐性》一书的前言中曾记述了，在实地调查的第一年，他是如何带着将非洲音乐看作为“他者”的偏见，而后他的态度又是如何转化的：“是南非的文达人首先打破了我的一些偏见。他们介绍我进入了一个新的音乐体验的世界，并使我对‘自己的’音乐有了一个更深刻的理解。我一直将音乐理解为一种有序音响的体系，它是由一套积累的规则和一系列不断增加的经许可的音响模式范围所构成，并由被认为是拥有特殊音乐能力的欧洲人所发明并研制出来的。”②布莱金借此所建立的文化分析方法不仅使他对自己最初的文化之外的音乐结构有了更清晰的认识，而且使得他带着对人类音乐表达的更全面的理念，从而更深刻全面地回到了他对最初的音乐的理解之中。

约翰・布莱金认为，音乐的属性是多方面的。在不同的场景之下，音乐有时是审美的，有时却是象征的。然而在具体的音乐活动中，特定的审美价值和特定的象征意义在不同的个人、不同的群体、不同的民族和国家中又是完全不同的。音乐的意义是由不同的个人经历、不同的自然环境、不同的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所决定的。

虽然今天对音乐在文化中的研究这一观点已经被建立并成为音乐人类学学科的一种基本概念，但在当时却并不被学术界所普遍认可，因此可以说，布莱金当时所提出的这些见解是一种比较前卫的学术观点。同时，它也构成了布莱金不朽的音乐人类学遗产的主要部分。

（二）对音乐研究中生物学观念的建立

布莱金通过对音乐人类学深入研究揭示了人类音乐感知的多样性，以及自然主义无法解释的人类多样化的音乐情感反映；他认为，音乐才能可以通过基因遗传，其方式和语言学习的生物潜能和遗传方式相同。例如，在对撒哈拉非洲地区和东南亚的音乐研究表明，在强调全民音乐才能的文化体系的群体中，所有正常人都精通歌唱、跳舞及器乐演奏。

基于这种事实状况并在此基础上，约翰・布莱金形成了他一系列的有关音乐创造的生物学基础理论，这也是以前音乐学还没有提出过的概念，是除了音乐的历时观察和共时观察以外的、他称之为的“音乐学的第三种观察”，即音乐的生物学观察。布莱金提出，音乐才能是所有正常人各自所持有的能力，是他们生物法则的一部分。这也说明了为什么有的人在没有接受正规教育或没有识谱的情况下，就能掌握音乐体系的某些法则，并且能在幼年时期就创造出全新的音乐③。

这一音乐生物学观点，不仅进一步充实和强化了音乐人类学研究对人类音乐才能超越普遍性的理论概括和对音乐才能种族特殊化的观点所提出的质疑，也有力地体现了音乐人类学对那种将西方音乐能力作为人类普遍性标准的概括所做出的严厉批判，以及认识到不同民族音乐能力对世界音乐教育的巨大贡献。

（三）对非西方音乐的关注

长期以来，在传统的音乐研究中，人们总是主要将注意力集中在西方音乐，尤其是欧洲音乐之上。研究者认为，只有这些音乐才是正统的、规范的人类音乐，而将西方音乐之外的所有音乐，一律视为非正统的、缺乏规范的、简单的音乐。

而约翰・布莱金却反其道而行之，通过他在非洲文达地区长达22个月实地考察和深入广泛的研究，特别是在他所写出的《人的音乐性》、《文达孩子的歌》等多篇论著中，不仅对非洲音乐做出了细致的分析和论述，而且对于在世纪之交音乐和音乐历史中所出现的一些关于音乐进化和发展的主宰性思想，如认为，“音乐历史的发展、音乐艺术的进化，乃是由音乐家天才的创造力而推动的”④，特别是认为“欧洲音乐的发展及其艺术体系高于其他音乐体系之上”⑤等，也给予了严肃的批评与澄清。

他指出，技术的进化和社会的发展不能被看作是普遍文化进化的象征或人类智力潜能的象征。非洲民间音乐作为人类的一种成就，可能比在技术化程度较高的社会语境的课堂中交响乐产品的表面复杂性更有意义，它与大师的原创作品也是可比的。布莱金认为：“民间音乐并不亚于亚洲和欧洲的所谓的‘艺术音乐’，它是由民间群众中的个人创作并继续由单个的表演者再创作所完成的。正因为如此，它使得音乐改革与进化成为可能，音乐传统得以保留，而这些民间音乐的巨大审美力量，同样在其各自的范围内影响着人们的社会生活与行为。”⑥

布莱金对非洲音乐研究的论述和对其实地调查的数据和实例，为当时那些只关注欧洲音乐研究的传统研究模式开辟了新的研究视角。

（四）对多元文化音乐的强调

在《对所有音乐的一种常识性观察》一书中，他说道：“我们总是听人说‘音乐是一门世界语’，但事实证明，今天我们欣赏和演奏的音乐，却是一种狭小的局域的艺术形式……在我看来，我们应该以开放的思想接受世界范围内的音乐，就像文学、绘画以及哲学吸收世界范围内的精华一样。我认为我们应该尽可能吸收各种各样的任何时间和角落的音乐，从而找出它们是否是我们能够感受到的人类精神的载体。”⑦他指出，到目前为止，音乐人类学家还没有发现哪一个社会没有被定义为“音乐的”行为，但却有许多社会和个体在听到其他一些人的音乐时不能将它作为音乐来看待。因为这里存在着人们对音乐的许多不同的理解和概念，因而我们有必要以人类学的观点，平等地正视人类不同地域、不同民族、民间的各种不同体制与形态的音乐。

布莱金一生都致力于批判音乐教育中的“欧洲中心论”、“文化霸权主义”与狭隘的民族主义、种族中心的偏见与理论。他强调，在多元化的音乐世界中的各种不同体制与形态的音乐中并不存在“高级”、“低级”，“简单”、“复杂”的等级差别。他认为，“‘民间’歌手和‘民间’音乐某种意义上比‘艺术’音乐的创作更加贴近自然，它们不规则节奏乃至认真的重复（并不是所谓‘简单的重复’）乃是一种文化的、习俗化的行为。”⑧因此，他认为，必须通过普遍的音乐素养教育，让人们领悟到存在着的一个广阔的外在音乐世界，以及每个人头脑中的一个丰富的体现个性的内在世界。

他提出了实施世界多元化音乐教育在理论上的一个核心思想，即既要包括发扬本国民族成员的文化遗产，并且还要向外看，走出去，努力探索与接触本土之外的没有包含在本国范围内的其他地域和民族的音乐精华所在。他说，传授世界的多元音乐同保持国家传统音乐的一体性并不矛盾。正因此，约翰・布莱金在人类音乐史上，还是一位倡导和实施世界多元音乐文化的先锋人物。

二

约翰・布莱金不仅是一位伟大的音乐人类学家，同时也是一位有独立创见的音乐教育家。

（一）对儿童音乐性和音乐教育的研究

布莱金相信，通过音乐表达含义的能力是天生的，它是人类遗传组成中固有的一种能力和一种特性。通过对文达孩子的观察，他发现，文达的孩子不受成人用“正确”方式对音乐创作予以指导的干扰，就可以下意识地创造出他们自己的音乐，并用他们自己的音乐反映出对他们周围世界的感知。他通过对自己孩子的进一步观察，证实了儿童具有“天生的”辨别来自他们的听觉环境，不论是非洲的、巴厘岛的或是欧洲的其他各种声音的能力。他们这种遗传的创作音乐的生物倾向很早就出现了。他说：“如果人类具有天生的音乐性，这些天生的能力在儿童早期就应该给以培育，为此，在现代工业社会中应将艺术的体验和音乐的实践放在教育的核心位置上。”⑨

布莱金认为音乐人类学与教育之间的关系是相当重要的，而对不同文化环境中音乐行为的音乐人类学的实地观察都毫无疑问清楚地证明，音乐能力在儿童的日常生活、文化的适应过程和非正式的训练中就能自然浮现出来，这也表明了对于音乐的理解能力乃是作为人的一种本质广泛存在于每个人身上的。如文达人从小让孩童在家庭音乐体验中接受音乐，通过音乐或在音乐中进行相关文化教育；通过亲子教育活动以及选择可供家庭成员歌唱、表演和聆听的音乐曲目，以寻求丰富儿童家庭体验的方式等等，打破了传统儿童音乐教育单一的、规定性的指导模式，挑战了必须从一开始就对儿童“从整体上学习复杂音乐”、“完全正确的程序”的传统儿童音乐教育观念。

（二）对一种生态式的教育理念的强调

在布莱金的研究中，还十分强调音乐的感知和认知与音乐表演在某种程度上与身体的运动和舞蹈的联系。

布莱金通过对文达儿童音乐表演的观察，确定了身心关系的重要性?穴而最终是对音乐的理解?雪，提出了丰富的关于运动与音乐学习相关的研究成果，即使耳、脑和身体互相融合的体态律动的实践，而提供给教师发展学生音乐性的手段。约翰・布莱金强调音乐作为一种身体体验的跨文化的特性，也更加促进了儿童音乐教育中对运动和舞蹈的融入。

特别是约翰・布莱金在对非洲音乐的考察时还发现，音乐的感知和认知与人的身体的运动和舞蹈是有着密切的联系的。布莱金认为，他们的音乐活动在伴随着身体律动的同时还具有强烈的音乐体验，在他们的音乐活动中，同伴之间往往还有着互相的合作与聆听。在对儿童音乐教育的研究中，他则发现儿童是通过对同伴、成人的模仿来学习的。当儿童发出某一声音时，成人不是去阻止他，而是参与进来和他一起表演，通过儿童自己的聆听、观看、欣赏进行音乐的学习。布莱金指出，在这样的音乐教育活动中，具有很强的生态式的教育理念：因为它强调尊重学生的自然创造能力，教师是基于学生自己的动作、声音和设计来开展的启发式教学活动的。在这种教育活动中，教师不是权威、不是发号命令的人，而是为学生提供学习中技术的支持和帮助的人，这样更有利于促使学生创造力的自然喷发。

正如布莱金指出的，在当今的艺术教育中，是将学生培养成为艺术工匠还是具有综合艺术能力和文化素质的艺术家？虽然我们不能说文达人个个都是音乐家，但是，他们的音乐教育理念却也对我们的艺术教育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的。

（三）对世界音乐和音乐人类学课程的设立与倡导

布莱金不仅在教育课程中提出了发展世界音乐重要作用的思想，同时也是倡导在公立学校和大学课程中将世界音乐纳入到学生教育中的一位重要人物。他是最早在学校提倡和开设《世界音乐》课程的人之一。不仅如此，他还是最先在大学开设音乐人类学课程的创始人。在皇后大学，布莱金首次建立了欧洲的音乐人类学研究生课程，使他的学院成为音乐人类学学科在欧洲的中心之一。他最终成为欧洲对音乐人类学的发展更具影响力的人物：来自28个国家的115名学生来到贝尔法斯特，在他的指导下学习及研究“音乐人类学”。

布莱金相信，“音乐人类学有能力在音乐和音乐教育的世界中创造一种革命”⑩。我们欣喜地看到，在当今全球一体化和强调文化多样性的世界教育发展总格局下，开设“世界音乐”课程，进行多元文化音乐教育，已经成为各国普遍关注并开始实施的重要音乐教育举措。

（四）对西方音乐之外的音乐教育体系的关注

传统的音乐教育体系乃是以欧洲体系作为教学中的统一原则，以西方音乐为参照标准所建立的定量记谱方法，将西方音乐唱名、音乐节奏、和声体系看做是客观科学的，而对非西方音乐如少数民族音乐以及生活中民间的音乐民歌、民谣都排斥在学校音乐教育体系之外。对此，布莱金作了重大的突破。

在布莱金的研究中，他不但发现到了非西方音乐的价值，同时发现了对非西方音乐的教学应与传统西方音乐教育体系区别开来，不能按统一模式去要求、照搬，而是按非西方音乐的实际制定和建立的一套音乐教育标准。例如，非洲音乐、阿拉伯音乐等，如果一味地以书写记谱法并按照西方音乐的音高标准进行教学的话，就会失去这些音乐本身的生命力和原来的音乐风格。

对于运用西方音乐的确定性评价标准去衡量非西方的不确定性音乐，就连西方音乐学者也发现了其中的局限性。例如印度音乐、中国音乐、非洲音乐等音乐的表演中，就具有很明显的不确定性，其中存在着很多的即兴音乐和口头传授的音乐，如果对这些音乐都运用学校音乐教育的西方统一的定量分析标准去进行分析，那肯定是不适合的。正是由于约翰・布莱金等人对非西方音乐教育体系的研究与关注，才使得后起的音乐教育者开始重视并加以研究，特别是它对当今“后现代音乐教育”的学科理念的建立，即强调对课程的理解，同时重视课程中的人文与理解，并将音乐课程看做是一种社会和文化的现象的观念与方法，起到了引发开导作用。

三

约翰・布莱金对音乐人类学及音乐教育的贡献与成就乃是多方面的，无论是在研究的内容或视角与观念上，都有其独特与创新之处，他那有关音乐教育和文化研究跨学科的研究视野与方法等等，也都值得我们学习与借鉴。例如，在同时代人们只是对西方欧洲古典音乐及其教育给予极大关注、认为西方人的音乐才是正统、高级的音乐时，他却独辟新径，通过对非洲北部文达地区音乐文化的实地研究与考察，发现了异文化音乐的与众不同及其独有的价值。而在对异文化音乐的研究中，他更一改当时普遍运用的音乐教育学科中的“科学主义”方法，采用了受梅里亚姆音乐分析法影响的“文化分析”的方法，同时他还吸取了文化人类学、语言学、心理学、生物学、符号学与社会学的研究，横跨了多个领域和学科，这些都为我们认识自己的音乐和世界音乐提供了一种全新观念与视角，而他从音乐人类学视野出发对音乐教育的许多独特见解，也为今天的我们开拓了音乐教育新的研究领域和发展方向――这恐怕也正是在21世纪的今天，布莱金得到愈来愈多的学界人士的研究与关注的一个重要原因。

①Reginald Byron edited．Music,Culture,and Experience．Chicago and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1995．p6．

②[英]演约翰・布莱金《人的音乐性》，马英B译、陈铭道校，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7年版，第23－24页。

③[英]演约翰・布莱金《音乐创造的生物学》，黄凌飞译、管建华校，《音乐教育》2001年第1期，第52页。

④John Blacking．A Commonsense View of All Music．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7．p6．

⑤同④，第13页。

⑥同④， 第2页。

⑦同④，第133页。

⑧同④，第54页。

⑨Patricia Shehan Campell． How Musical We are: John Blacking,Education and Cultwre Understanding． Journal of Research in Music Education,2000, Vol48,No4．p345．

⑩John Blacking． How Musical is Man?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73．p4．

（本文获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2008年青年基金项目资助，项目编号08jc760001。）

刘咏莲 安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副教授，博士（责任编辑 张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