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刑事再审对传统刑事再审制度的启示

摘要：刑事诉讼制度的发展离不开刑事再审制度。而“以审判为中心”理念下的新刑事再审是对现实中如钱仁风案与陈满案的刑事再审引发地思考，追本溯源，是源于对传统刑事再审的思考：审判监督理念的不科学、启动刑事再审主体的不完善、检察机关无再审抗诉资格以及重新审判方式的不公开四个方面。因此，我国的刑事再审制度亟待以审判为中心，借鉴大陆法系的刑事再审制度，从树立新的审判监督理念、重构启动审判监督程序的主体资格、赋予检察机关的抗诉资格以及完善刑事案件审判方式四方面探讨我国重构刑事再审制度的方法与路径。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riminal procedure system cannot be separated from the criminal retrial system. The conception of "The trial centered" under the new criminal retrial in reality is the case of Qian Ren-feng and Chen Man full criminal retrial triggered thinking. Tracing to its source， it is derived from the thinking of the traditional criminal retrial： conception of judicial supervision is not scientific， criminal retrial starting body is not perfect， the procuratorial organs without protest retrial qualification and retrial is not open to the public in four aspects. Therefore， our criminal retrial system should be centered on the trial， from to establish a new trial supervision idea， reconstruction of starting the procedure for trial supervision qualification， qualification of procuratorial organs and protest four completes the trial of criminal cases of construction.

关键词：审判为中心；传统刑事再审；公众参与；启示

Key words： the trial centered；traditional criminal retrial；public involvement；inspiration

中图分类号：D922.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7）03-0233-04

0 引言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明确厘清“以审判为中心”的合理边界，系诉讼过程中应全面贯彻证据裁判规则，严格依法收集、固定、保存、审查运用证据，完善证人、鉴定人出庭制度，保证庭审在查明事实、认定证据、保护诉权、公正裁判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落实至以审判为中心视野下的刑事再审，旨在整个再审阶段，以审判为中心衡量公、检、法在各个环节是否围绕审判中事实认定、法律适用等要求展开工作。中央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新刑事再审制度，首先，旨在从多维度治理当前诉讼制约刑事司法公正中的突出问题。其次，亦是遵循三大规律，即诉讼规律、司法规律、法治规律的应有之义。最后，更是加强人权司法保障的必然要求。[1]

诚然，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是一场事关司法方式改进、职权优化、程序重构的系统变革。这项变革并非一蹴而就。相反，更应综合考虑传统的刑事再审制度的瑕疵，结合司法实践的“洼地现象”，积极稳妥地、系统地、逐步地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新刑事再审。

1 传统刑事再审的制度瑕疵

所谓“十围之木持千钧之屋，五寸之键制阖之门”。当今的刑事再审作为司法救济程序是我们的“十围之木”，衡平实体正义与判决力。但作为“五寸之键”的以审判为中心的观念才是审判监督工作的关键，其作用犹如五寸长的门闩，控制了整个房屋的门扇。然期冀刑事再审价值的同时，反观现实中发生的案件，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再审不得不面临传统刑事再审制度带来的系列影响。

首先，审判监督理念的影响。自刑事再审程序设立之日起，就由两种不同的刑事诉讼基本价值观相互影响（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以致产生两种不同的审判理念。其一，职权主义的审判理念，旨在追求实体真实，倾向于发现事实真相。其二，程序合理主义，旨在保障程序合理的诉讼目的。所谓“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对于审判监督理念的确立，不可管中窥豹，片倾于职权主义，以新的实体真实的发现为主要再审内容。亦不可盲人扪烛，只坚定程序公正，以裁决人员在案件审理中是否违背义务为再审实质。当然，审判监督理念的确立并非易事，即要顾及判决力的稳定性而有所限制，又得为实现救济功能而具备弹性。以上述钱仁风与陈满案为例，启动刑事再审的理由皆是 “本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原判可能存在错误”。由此可知，我国现代审判监督理念受职权主义价值观影响“较深”。为什么是影响“较深”而非“至深”呢？理由有二：其一“深”的意思，即在职权主义价值观的影响下法院或检察院可能不顾当事人的权益，一心追求案件真实，以致不顾当事人可能遭受的“双重处罚”风险。其二，“较”的含义，即我国并非完全意义上的职权主义价值观。完全意义上的职权主义价值观是以新的实体真实发现为主要内容[2]，而非以原有的证据不足为由启动再审程序。

其次，启动审判监督程序的主体问题。我国《刑事诉讼法》第204以及241条对启动审判监督程序的主体作了规定：各级人民法院院长以及审判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和上级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上级人民检察院有资格启动再审程序。换言之，我国刑事再审启动模式采取的是法院和检察院并行启动型。这意味着启动刑事再审程序的主动权掌握在法院以及检察院手中。那么，法院具有主动启动刑事再审的主体资格是否符合刑事诉讼规律？那么，法院主动启动刑事再审时，是否会在很大程度上偏听自己一方的意见而难以全面听取检察机关或辩护律师的意见？那么，当事人能否具备启动刑事再审的主体资格？诚然，关于第一个与第二个问题，从司法实践角度上看，由法院启动刑事再审，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助于及时有效地纠正错案。但从“不告不理”的诉讼原则出发，法院成为启动刑事再审的主体资格已违背此精神并且法院主动启动刑事再审程序有损法院的权威。[3]关于第三个问题，当事人申诉权的重新定位。有人认为，一旦赋予当事人启动刑事再审的主体资格可能招致刑事再审被滥用之嫌。然诉讼中的“不告不理”原则并非“有告必理”，当事人作为启动刑事再审的主体提出的再审理由依旧受制于法定条件的限制。简言之，不符合法定条件的再审理由，法院有权驳回。

再次，检察机关的抗诉资格问题。主要表现在：检察机关是否应具备对刑事再审案的抗诉资格。传统的刑事再审制度尚未赋予检察机关对于再审案件的抗诉资格，理由基于刑事再审原本就是救济制度，救济之后对其抗诉，于理不合。然而，从钱仁风再审案（将原本可补正的辨认笔录证据却直接排除）与陈满再审案（再审法院认定侦查机关并无采用刑讯逼供的方式取得陈满有罪供述，却又直接排除陈满有罪供述的证据效力）看，再审案中关于案件的审判，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能会出现错误。因此，再审判决不当后，检察机关若因无抗诉资格而失去救济途径，不仅导致刑事再审丧失衡平实体正义与判决力的功能，还影响了司法的权威性。

最后，重新审判方式的影响。重新审判方式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一般分为两种：开庭审理和不开庭审理。其中，不开庭审理又分为书面审理的方式以及调查询问的审理方式。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再审案件开庭审理程序的具体规定》第5条规定应当依法开庭审理的5总情形以及第6条规定的可以不开庭审理的5种情形。这两条规定对重新审判方式有着一定的意义。但其中第五条规定 “再审抗诉案件一律实行开庭审理”的情形与其他情形不同，是根据诉体的不同来决定审理的方式。这种考量方法撇除被告人上诉或申述是否应当开庭审理的情形。其合理性与正当性，不言自明。因此，以诉体的不同来决定重新审判的方式值得商酌。

老子有云：“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刑事再审制度的上述瑕疵，难以避免地对司法制度产生诸多影响：一，影响司法的权威性。刑事再审是对已经生效的判决之否定，涉及司法公正，法律权威，启动刑事再审理应慎之又慎。然我国法律对刑事再审启动的理由规定较为宽泛，增添了刑事再审启动的随意性。[3]二，影响司法独立。《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尚未对受理申诉材料期限加以规定，导致很多案件处理遥遥无期。但一经新闻媒体或行政机关的介入，受理材料便指日可待。这种现实的反差现象不仅影响司法独立，也影响司法树立权威。[3]三，不利于人权保障。传统的刑事再审基于启动的任意性、审理申诉材期限的不可等待性以及审判方式的隐蔽性这三性，以至于当事人合法权利的保障问题受到影响。四，社会影响。刑事再审涉及司法公正、司法独立、司法权威以及当事人权利等问题，这些问题若无得到及时妥善的解决极易导致当事人上访等连锁问题的出现，从而影响社会稳定。

2 刑事再审中的以审判为中心

考虑到以审判为中心系平衡实体正义与判决力的支点，而近年发生的钱仁风投毒案与陈满故意杀人放火案是再审审判程序的典型案例。因此，为了凸显刑事再审程序中的审判问题，笔者欲提纲契领，从两个案例着手，略陈管见。

2.1 司法实践中的刑事再审

钱仁风案一审判决钱仁风无期徒刑。而后云南省人民检察院作出再审检察建议书，认为本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建议重审。再审中的争议焦点：“现有证据”能否证实原审上诉人钱仁风犯投放危险物质罪。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认定被告人钱仁风无罪。理由如下：毒物鉴定书仅有鉴定结论，无法提供内部工作文书；相关证据进行收集、固定存有明显瑕疵，且现已无法补正；辨认笔录虽留有钱仁风指纹盖章，但签名均为代签，且无说明为何代签，因此不能作为本案定罪量刑的证据。

陈满案件一审法院判决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然而，最高人民检察院作出刑事抗诉书，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抗诉，认为原裁判据以认定案件事实主要依据的有罪供诉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同时，本案原审被告人陈满有罪供述外无其他证据指向陈满作案，尤其是陈满辨认过的作案工具（平头菜刀）与钟作宽受伤的切割创口（应由尖锐凶器导致）不吻合。浙江申高级人民法院再审判决：原审被告陈满无罪。最为关键的无罪判决依据是：案发现场提取的物证在原一审庭审前均已丢失，原一、二审庭审中也无法出示上述物证，因此不能作为定案依据。

2.2 实证分析

关于查明事实、认定证据。其一，诉讼模式观念的影响。以侦查为中心的诉讼模式影响下，侦查活动中形成的现场勘查笔录、法医检验报告以及被告人的有罪供述等证据极易成为法院最后的主要定案依据。钱仁风案与陈满案一审、二审的有罪判决，属此范围。需承认，以侦查为主导的刑事诉讼有其自身独有优势，不仅能充分利用侦查成果，还能提高效率。当然，也显露了其牺牲程序正义的瑕疵，使控、辩、审三方在审判程序中难以形成有效的相互制约，使被告方的有罪供述、鉴定书认定以及勘查笔录在无互相印证的前提下，居然成为定案的关键证据，甚至出现一审前物证丢失还能继续审理判决的场景（陈满案）。其二，证据裁判原则地适用。根据刑事证据的证据裁判原则可析，对于案件事实认定，必须有“应当的证据”允予证明。所谓“应当的证据”系指证据需具有证据能力。若证据无证据资格的，要么直接排除，要么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即可补正的排除。直接排除的证据（钱仁风与陈满案中）应指：刑讯逼供的有罪认定（若证实是刑讯逼供取得的证据）直接排除；证据遗失，直接排除；鉴定意见违反了鉴定程序，直接排除。可补正的排除：钱仁风再审案审理中法院认为：辨认笔录虽留有钱仁风指纹盖章，但签名均为代签，且无说明为何代签，因此不能作为本案定罪量刑的证据。然而，根据《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诉》）规定此证据属于有瑕疵证据，可补正。补正后，仍可以作为证据使用，而非直接排除。

关于保护诉权。刑事诉讼中规定了被告享有充分权利，但结合钱仁风案与陈满案发现：其一，被告方关于启动刑事再审的申诉权。陈满律师坦言：在其申诉过程中，最高人民检察院对陈满案给予充分的保障，但其他形式案件的申诉却远比这个案件艰难[4]（钱仁风申诉再审后，杳无音信）。其二，被告方关于物证的辨认和质证的权利。我国《刑诉》对物证的辨认和质证有规定，但过于粗疏，无具体操作规则。由此，导致物证丢失的情况下，还能作为定案依据的局面；导致毒物鉴定书仅有鉴定结论，无法提供内部工作文书的情况；导致相关证据进行收集、固定存有明显瑕疵，且现已无法补正的地步。其三，未成年在讯问时享有的权利。根据《刑诉》和《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应当”通知其法定人或者是合适的成年人在场。同时，讯问对象是女性未成年人，应当有女工作人员在场。然钱仁风在被询问时，未有其法定人或合适成年人到场。其四，辩护律师的提出意见权。据《刑诉》规定，辩护律师有提出意见权，且在以下三种情况下，应当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对未成年人审查批捕、审查；审查阶段；二审不开庭。陈满辩护律师，在辩护阶段反复强调丢失的物证不能作为定案依据，然检察院并没听取辩护律师意见。

关于公正裁判。其一，根据证据责任分配，当案件事实认定不清，证据真伪不明时，检察院担负举证责任，且不可转移。结合疑罪从无原则，谁负担证明责任，谁败诉。简言之，被告方胜诉。其二，翻供的采信规则。被告人在庭审过程中翻供，应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若能相互印证可采信，若不能印证的不采纳。在陈满案中就出现翻供情形，那么法院的做法应与其他证据印证，而非以陈满的有罪供述作为“唯一”定案依据。其三，刑事再审的审理方式。刑事审判从审判方式角度而言，以公开审判为原则，以罗列不公开的情形为例外。然刑事再审的审理方式却是以罗列公开的方式来审理案件。

综上所述，钱仁风案与陈满案并非在查明事实、认定证据、保护诉权、公正裁判三方面，全面贯彻以审判为中心。相反，却深受传统以侦查为中心的诉讼模式的影响。那么，转变传统的诉讼观念，建立以审判为中心的再审模式，十分必要。

3 以审判为中心刑事再审制度的启示

纵观钱仁风案与陈满案的判决，结合传统审判监督程序的缺失，我国再审制度亟待以审判为中心，并借鉴大陆法系国家刑事再审制度，构架新刑事再审。

首先，树立新的审判监督理念――以审判为中心的审判理念。“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一个好的审判监督理念才是推动再审程序制度走向完善的利器。在法国，刑事再审只适用于已判决的案件，而对于那些判决无罪抑或免诉的判决，不得申请再审。当然，在德国，刑事再审的理念又完全不同，既允许提起有利于被告人的再审，也同意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审。简言之，无论是在法国还是在德国，其共同的价值理念是把受判决人的权益放在第一位。因此，我国为树立刑的审判监督理念，应结合本土实际情况，即我国长期以来，一直秉持着职权主义的价值观，以“纠错为目的”设计审判监督程序。当然，事实证明，一个好的再审制度不仅应考虑纠错，更应兼顾人权、秩序、法律权威以及诉讼效益等因素。因此，基于上述问题的分析，以审判为中心，综合职权主义与程序主义两种价值观，才是审判监督应有理念，具体而言：一方面，在追求实体公正的同时兼顾程序公正。目前，我国司法实践中存在大量的申请无门，再审无限、终审不终等现象。而这些现象的产生皆源于职权主义导向下的审判监督理念。因此，应从司法实践部门抓起，彻底贯彻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并重的理念。另一方面，在惩罚犯罪的同时并重人权保障。刑事诉讼法与刑法之间的关系在于刑事诉讼法对于刑法而言不仅具有工具价值：为调查和明确案件事实及使用刑事实体法活动提供保障。又具有自身独立价值：体现程序本身的民主、法治以及人文精神等。简言之，刑事诉讼法即具有打击犯罪的工具价值，又具备保障人权的独立功能。因此，以面及点，落实到刑事再审中，审判监督理念更应秉持一手抓犯罪，一手抓人权，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的价值观。

其次，重构启动审判监督程序的主体资格。从大陆法系的法条设置上看，大陆法系国家对重启再审程序规定详尽且可具有操作性，如法国、日本。[5]这样的规定，即有利于统一法律适用标准，同时，也有利于控辩双方平等启动再审权利。[5]反观我国现有的情况，笔者建议应从以下几个方面重构启动审判监督程序的主体资格。一方面，取消法院启动再审的主体资格。虽然关于法院是否能成为再审主体，有的学者持肯定说，认为人民法院作为再审程序的启动主体，体现法院“有错必纠”的司法精神。然而，基于前文所述，法院作为再审启动的主体在很大程度上会偏听自己一方的意见而难以全面听取检察机关或辩护律师的意见。同时，若法院发现生效判决确有错误，可告知检察院提起抗诉或通知当事人提出申诉的方式启动再审程序用以取代法院作为启动再审程序的主体资格。因此，应从立法角度删除法院启动刑事再审的主体资格。另一方面，当事人关于启动刑事再审权之正当化。明确当事人启动刑事再审的主体资格是基于当事人处于控辩双方的弱势地位的考虑；是基于涉及被告人的利益，有权给予被告人一定程度的权利的考虑；是基于法律没有对申诉审查期限作明文规定的考虑。当然，考虑到法院对当事人“有告必理”而导致再审滥用的担忧，对于当事人启动刑事再审的理由理应从立法层面规定法定条件，对于不符合法定条件的再审理由，法院有权驳回。

再次，赋予检察机关的抗诉资格。在大陆法系国家，由于法律体系设置的不同，并未存在检察系统，但大陆法系国家都莫衷一是地认为再审理由的适当性是成为启动再审程序的合法性事由。因此，笔者建议，结合我国现有的刑事再审情况，检察机关作为我国的监督机关，应赋予检察机关刑事再审的抗诉资格。理由如下：其一，关于检察机关通过二次抗诉提启的刑事再审。[3]检察机关通过二次抗诉提启的刑事再审系指检查机关在提起第一次抗诉被驳回后，检查机关再次提起抗诉的问题。检查机关作为监督机关，二次提起抗诉，无论法院是否觉得此案在生效判决、裁定上是否确有错误，都应进入再审程序。其二，关于检察机关对刑事再审案的抗诉资格。传统的刑事再审程序是上级人民法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审判工作依法实行监督的重要方式。虽然，从理论的角度上而言，审判监督程序的设计十分合理。但司法实践中发现，法院启动的刑事再审（法院启动型），很大程度上会偏听自己一方的意见。因此，若在不取消法院启动再审主体资格的前提下，赋予检察机关对法院启动型的刑事再审具有抗诉权。而后者（检察院启动型），由于是检察院抗诉启动的刑事再审，若在赋予其抗诉权，则自相矛盾。鉴此，检察机关的再审抗诉权仅适用于法院启动型。

最后，完善刑事案件审判方式。借鉴大陆法系的刑事再审案在再审时，采取的是公开审理为原则，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再审案件开庭审理程序的具体规定》第五和第六条分别规定开庭和不开庭两种情形分析，我国再审程序原则上采取开庭审，除非客观原因导致无法开庭审理的情况才不实行开庭审理，而采用书面审。此两条法规的规定是极具意义，利于控辩双方参与再审，有利于保障人权。但是，所谓依法公开审理，公开的程度亟待提高。具体如下：其一，涉及社会影响，应向社会公开。刑事再审涉及社会影响，公众评价问题等，在一定程度上，应对社会公开。让公众可以参与刑事再审（旁听），从实质上监督法律。因为，程序公开不仅在于让当事人亲眼见到公正的实现，更是让公众参与实施社会监督的可能。“如果公正的规则没有得到公正地适用，那么公众的压力常能纠正这种非正义。”[3]其二，涉及被害人问题，应向被害人公开，允许被害人及其近亲属旁听。刑事再审启动的每个阶段都应告知被害人，让其充分知晓刑事再审的过程。其三，向当事人公开。依法向当事人公开不仅要将具体程序依法向当事人公开，还应将诉讼结果告知当事人。避免像钱仁风案与陈满案中当事人申诉后，杳无音信。

4 结语

总之，传统的刑事再审制度已不适应现有的刑诉案件，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再审，借鉴大陆法系的优秀理念，结合本土实际，做到内外结合，标本兼治：以审判观念为中心，重构启动主体资格、赋予检察院抗诉资格以及完善刑事案件审判方式三方面着手，促进我国刑事再审的进一步发展。

参考文献：

[1]陈瑞华.刑事再审程序研究[J].政法论坛，2000.

[2]韩阳.刑事再审理由探析[J].法学研究，2005.

[3]邓思清.完善我国刑事再审启动程序之构想[J].当代法学，2004.

[4]易延友.陈满案的罪与责――虽落判但非圆满[J].法律与生活，2016.

[5]焦悦勤.大陆法系国家刑事再审例理由对中国之借鉴[J].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