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商业交际差异之研究

内容摘要：随着经济全球一体化的迅猛发展，涉外商务活动日益增多，从而引起了跨文化交际这一问题。本文从四个方面分析了商务活动中影响跨文化交际的中英文化差异：思维方式、价值观念、风俗习惯和语言现象的差异。特别指出群体依存和个体自主这一价值观念的差异乃是中国和英美文化间最主要的差异。只有认识并重视这些文化差异才能在涉外商务活动中成功地进行跨文化交际。

关键词：商务活动 跨文化交际 文化差异

随着当今世界经济全球一体化的迅猛发展，对外贸易、跨国商务在经济活动中的地位日益突出。中国加入WTO，逐步与世界接轨，对外交流商贸往来日益频繁。无论是外交外贸，还是商务活动，跨文化交际这一问题实地摆在了人们的面前。所谓跨文化交际实质上是不同民族之间不同语言的交际。在涉外商务活动中影响中国和英语国家间跨文化交际的文化差异，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思维方式的差异

思维，是人脑对客观事物间接的和概括的反映，通过概念、推理和判断，从而揭示不能直接感知到的事物的本质和规律。英美人的思维模式继承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顺序，这一思维模式的特点是呈线性顺序进行演绎推理，而中国人则偏重于直观、直觉，多用意象思维方式。在跨文化语言交际中，这种不同表现在：英语国家的人着眼于对客观事实的主观看法，中国人则着眼于对对方发出的信息或表明的态度所作出的直接反应。比如，对某一产品或某一设计，不管满意与否，英美人倾向于先给予赞扬，而中国人往往更挑剔。对来自对方的赞扬，中国人和英美人的反应和回答也是不同的。英语国家的人对‘称赞语’作出的反应，往往是欣赏、高兴，认为对方的赞扬是对自己某件事的认同和认可，对待这种赞扬，英美人觉得应表达自己的谢意，所以通常用“Thank you.”，“I'm glad to hear that.”。而中国人觉得，谦逊是一种美德，得到他人赞赏时，常常表现出不好意思和受之有愧之感，往往会以“哪里，哪里”，“过奖，过奖”，“还差得很远”等作为回答，则会使英语国家的人感到迷惑不解。

价值观念的差异

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价值观念受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的影响，是与非、好与坏有时有着不同的界定和评判，同一事件，同一事物上就可能有不同的标准。中西方价值观念差异导致中国人和英语国家的人对某些事物理解不同，造成在商务活动及语言交际中不能相互沟通。中国的传统教育以儒家思想为主，杂以道家和佛教的思想，而西方人多信奉基督教，崇尚民主和自由。在价值取向和价值目标的实现中，英美文化强调个人，推崇自我，individualism是英美人普遍接受的，他们将其理解为“强调个人的独立性和创造力，任其自由发展不受或少受社会、政治和宗教势力等的钳制”，强调个体自主的价值观。而中国文化突出的是群体依存，恪守“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的教诲，强调集体的和谐和相互依赖，倡导的是集体主义（co11ectism），因而把individualism理解为汉语意义上的“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

对时间的期求和处理双方也不同。美国著名的人类学家霍尔提出人类时间观念有两种文化模式：“时间的单一性”（mono-chronic time or M-time）和“时间的多样性”（poly-chronic time or P-time）。单一性时间要求做任何事都要严格遵守日程安排，该干什么的时候就干什么，安排的时间结束，不论完成与否必须停止，不能影响下一项安排或让下一个人等候。持多样性时间观念的人却没有安排日程的习惯，也不注意遵守时间，该干什么事的时候可能没有按时去干，该结束的时候可能又不结束，不允许时间限制、妨碍事情的完成。霍尔认为，多样性时间的缺陷是一切取决于头头的所作所为，要办好一件事往往要通过一定的关系才行；单一性时间的缺陷是只关心时间表而不重视实际问题解决的情况以及与之打交道的人的需要。霍尔认为单一性时间是欧美等西方国家的时间模式，多样性时间是亚非拉地区国家的模式。

风俗习惯的差异

中国与英语国家有着不同的风俗习惯，他们在传统生活方式、生活细节、爱好、忌讳等方面体现出的风土人情都不尽相同。中国有春节、中秋和国庆等传统节假日，有历史悠久的酒文化、茶文化、建筑文化、饮食文化、服饰文化，而英美人过的却是圣诞节、复活节、感恩节和圣瓦伦丁节等，并有西方民族特色的习俗和审美情趣。英美人的称谓较为简练，熟悉的人包括亲朋好友一般直呼其名，不熟悉的、受尊重的人一般在姓氏前加上Mr.Mrs.Ms.Miss.等，对不认识的人则用Sir或Madam。但中国人的称谓则显得含蓄、复杂，较熟悉的人可直呼其名，也可“老张、小李”地呼来唤去，但有一点，对有职位的人在姓氏后加上其职衔以示尊重，如“王部长”、“陈经理”之类。

在喜好和忌讳上双方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中国人如果听到“You are a lucky dog”时，会感到不快，因为汉语中多借用狗（dog）一词来骂人，但在西方社会，人们对狗的爱甚至超出对家庭成员的爱，而“You are a lucky dog”要表达的意思是“你是个幸运儿”。中国人喜欢“666”、“888”，不喜欢数字“4”，而英语国家的人不喜欢数字“13”，若13日又是星期五，则更不喜欢举行或参加社交活动。中国人没有这一忌讳，但是在与英语国家的人交往中，就不能不注意避开这个数目了。

在接待宴请时，中国人更殷勤好客，非常注重面子，规格、档次、品味、数量，都要考虑周全；而英美人较注重礼貌、得体和实效，并给客人一定的自由空间。英语国家的人请客，饭菜一般比中国简单，习惯是每人一份，在饭馆请客也是主客各点自己的饭菜，饭后也可能各付各的账。这种分食法、AA制是西方个人独享主义在饮食文化中的典型反映，中国人却是一种共享方式。

对“女士优先”指的是男性在各种场合都给女性以优先权。女士优先在西方和国际交往场合仍是广泛遵循的原则。在跨文化商务交际中无视这一原则是严重的失礼行为。在现代各种交际场合遵循的“女士优先”的礼仪很多：走路和进出门时让女士先行；下楼时男子要走在前面保护女子，上楼时却是男子走在后面给以保护；在大街的人行道上行走时，男子走在靠马路的一侧，以确保女子不受车辆伤害，等等。

语言现象的差异

美国文化学家萨姆瓦认为，对跨文化交际产生影响的文化因素，除了中国和英美文化在思维方式、价值观念、风俗习惯等方面的差异外，还有语言形式和内涵的差异。不同的语言形式和丰富的语言内涵的客观存在影响着对语言的理解，成为跨文化交际的障碍，并造成商务活动中的误会和冲突。语言现象的差异基本上可归纳为以下三种情况：

1、某词句、某事物或某现象只存在于一种文化中，另一文化没有对应物，即存在全空缺词汇。例如，中国的道教文化中，“阴阳八卦”，在基督教文化的语言中，就没有准确的词汇与之对应。再如，汉语中的“包子、混饨、（合川）桃片、（宜宾）芽菜”等词在英语中也没有完全对应的词汇，翻译时，只得音译加解释。自70年代末，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汉语又增加了大约2700多条新词，其中如：“下海、大锅饭、两手抓、五讲四美、四个坚持、三个代表”等等，在英语中也都是空缺词汇，对这类词，只能用一组词汇或一句话来进行解释，反之亦是如此。

2、两种文化中都具有某词句、某事物或某现象，但两种文化分别赋予了不同的含义或感彩，因而影响语言的准确表达，造成误会，即存在半空缺词汇。如汉语中的“知识分子”在英语中对应词为intellectual，但它们在各自的文化背景中含义大不相同。在美国，intellectual只指大学教授等有较高学术地位的人，不包括普通大学生；而在中国，“知识分子”几乎指一切受过大学教育的人，中小学教师也包括在内，包含的范围广泛得多。又如businessman，我们常理解为“商人”，但实际上在英语国家，businessman不光指“商人”，还指“小业主”和“实业家”，其外延比“商人”要宽得多。

3、冲突词汇，指在两种语言中，那些字面意义相同，但引申意义不同甚至褒贬含义截然相反的词汇。历史文化传统的不同和各国意识形态的不同是形成同一词汇在不同的文化里所承载的内涵不同的原因，也是冲突性词汇形成的原因。如，“鹤(crane)”在中英两种语言中字面意义都是指一种涉禽。中国人称“鹤”为“仙鹤”，是长寿的象征。而在英国，它却无此引申意思，相反，它被英国人看作是丑陋的鸟。“龙(dragon)”在中国，是吉祥的象征，又是中华民族的象征，我们称自己为“龙的传人”。而西方人对“龙”没有好感，因为在他们的文化里“龙”是一种能喷烟吐火、凶残可怕的怪物。再如，颜色虽然相同，但在不同的文化中含义也不尽相同。“红色”，中英文的字面意义都是指一种颜色，但其引申意义却褒贬不同。在中国，“红色”象征“顺利、喜庆、成功、革命和政治觉悟高”，而英美却更多地把红色看作：流血的、暴力的、亏损及危险。

综上所述，中国和英美文化影响跨文化交际的差异表现在思维方式、价值观念、风俗习惯和语言现象等方面，但最主要的差异则是突出群体依存还是强调个体自主这一价值观念的不同。以群体观念为特性的中国文化认为每个人不是孤立的个体，而是群体网络上的一分子，是大集体中的一员，重视处理人际关系，建立和维护和睦相处的人际关系，外在的“礼”是内在的“仁”（爱）的体现。跨文化交际成败的关键在于正确对待文化差异，坚持不懈地排除文化优越感、文化模式化和文化偏见的干扰，正确对人，正确待已，相互尊重，平等交往。只有这样，才能在涉外商务活动中成功地进行跨文化交际。

参考书目：

1、关世杰《跨文化交流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年

2、汪榕培《实用英语词汇学》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3年

3、喻云根《英汉对比语言学》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1994年

4、《新英汉词典》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

5、王力《龙虫并雕斋琐语――劝菜》（《中国烹饪》1986年第6期)

7、毕继万《跨文化非语言交际》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99年

8 、Hall E. T. Beyond Culture Anchor Books 19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