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资本与法律

[摘　要]劳动法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法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马克思的一系列著作当中，他深刻阐明了劳动及其社会化的历史发展趋势，同时，明确指出随着劳动力成为商品和资本的出现，近代公私法的理论和体系划分已经难以适应社会经济基础的变化。劳动法的产生正是基于这一社会现实基础之上，尽管作为劳动立法来讲，其发展过程充满着艰巨性和缓慢性，但是，以保护劳动者利益为宗旨的劳动立法显示出了其极为广阔的发展前景。

[关键词]劳动；资本；法律；马克思；劳动法

[中图分类号]F09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70(2010)01―0048―05

在马克思的一系列著作当中，关于劳动法这一新兴部门法的论述是十分系统和完整的，从早期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得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雇佣劳动与资本》、《共产党宣言》等，都涉及到劳动法的阐述，特别是在马克思最主要的著作和毕生的研究成果《资本论》中，马克思对于劳动法起源、历史与内容、本质等都进行了精辟的分析和阐述，这些阐述和分析在以往马克思主义法哲学研究中多被忽视。对于这些问题的深入研究，既能够使我们对于马克思主义法哲学及其部门法思想更进一步加深理解，又可以指导我们进一步建立、健全劳动法体系。

一、劳动及其社会化

劳动价值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伟大贡献，它是在批判古典经济学思想的理论基础上，以英国工业革命为典型，通过对社会经济基础的深刻分析所得出的科学结论。

(一)劳动的社会化

劳动的社会化是马克思著作中经常提及的一个概念，它是同简单的私人劳动相对应的。这是马克思运用唯物主义历史观对于劳动发展的一个科学阐述。随着社会分工与交换的发展，特别是大工业革命的出现，传统的小手工业等逐步地退出历史舞台，机器工厂开始改变这个世界。在本质上讲，劳动社会化是一个历史发展的必然，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趋势。显然，在古代社会和封建社会中，劳动依附于奴隶主和封建主，不存在社会化的经济基础。正是在劳动分工协作和商业交换不断发展的前提下，劳动社会化才能够得以产生和发展，劳动本身由于协作、分工以及劳动和自然科学的结合而组织成为社会的劳动。

尽管劳动社会化的产生和发展，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但是，在劳动社会化的社会环境下，以自己的劳动为基础的产品所有权丧失了其存在的社会经济基础，生产者逐步丧失了对其社会关系的控制，劳动产品转化为商品，而所有权和劳动也分离了。伴随着劳动的社会化进程，是商品普遍化的历史发展，即使作为劳动力也不例外。不仅如此，普遍的商品化也使得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逐步表现出来，当然，这也为在现代社会条件下国家对于社会经济生活进行更深刻和全面的干预，提供了社会经济基础。而随着大工业的兴起和发展，作为劳动主体的个人却日益成为大机器的附庸，成为资本所能够加以支配的“客体”。从封建社会束缚中解放出来的人，现在却又成为被奴役的对象。正是基于劳动的社会化，人成为“社会化的人”，社会科学研究视野中那种单个的、原子式的个人，已经逐渐融入社会化更加复杂的社会环境之中。

(二)劳动力成为商品

劳动社会化的重要后果之一，就是劳动力成为商品。随着商品社会的发展，马克思的分析指明，一方面是社会财富作为庞大的商品形式出现于市场上，另一方面是劳动力作为商品。马克思反复强调，劳动力并不向来就是商品，而劳动也并不向来就是雇佣劳动。劳动力成为商品是资本产生的历史前提，也正是由此开始，资本走上了征服世界的路程。随着商品经济的逐步发展，“雇佣劳动以前是一种例外和辅助办法，现在成了整个生产的通例和基本形式；以前是一种副业，现在成了工人的唯一职业。暂时的雇佣劳动者变成了终身的雇佣劳动者。”马克思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一文中指出，雇佣工人出卖劳动力的缘由，就是为了生活，他是为生活而劳动的。这里，马克思已经指明了雇佣工人的生存权利问题，这一生存权显然具有丰富的经济内涵和基础。劳动者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这一事实，本质上就是以自由换取生存。因为，劳动力是雇佣工人的唯一的所有物。对此，卢卡奇曾经评论说：“人的功能变为商品这一事实，最确切地揭示了商品关系已经非人化和正在非人化的性质。”

劳动力成为商品，一方面标明了在商品社会条件下人的一种“异化”现象，人降低到商品的世界，降低到物的层次；另一方面，近代民法中的契约自由原则也因劳动力成为商品而产生诸多社会问题，劳动契约尽管也表现了双方当事人的法律地位上平等和自由，但是近代私法基于一种抽象的人格基础而过于注重法律形式，忽视了契约的经济基础改变所带来的实质上的重大变化。在商品社会中，等价物交换等价物是一项基本规律。劳动力成为商品，同样要遵循这一市场交换规律。但是，劳动力作为商品，毕竟是一种不同于其他种类的特殊商品，工资作为劳动力价值的表现形式，掩盖了劳动价值的创造源泉。马克思正是从商品流通领域转向生产领域所进行的研究，揭示出了剩余价值理论；如果从法学的角度上讲，这一理论也为我们深刻理解和把握近代民法理念和体系的转向提供了一种经济学和社会学上的解释和说明，劳动法的兴起和发展正是这一转向的主要结果之一。

二、资本是一种社会权力

(一)劳动成为资本的附属

资本和劳动最初是同一样事物，随着商品社会的发展才加以分开。劳动起初只是作为农业劳动出现，后来才作为一般劳动得到承认。马克思阐明，资本最初是在历史上既有的技术条件下使劳动服从自己的，因而它并没有直接改变生产方式。劳动力成为商品，就已经使劳动成为资本的附属品。而且，在生产过程中，资本发展成为对劳动即发挥作用的劳动力或工人本身的管理权。“作为他人辛勤劳动的制造者，作为剩余劳动的榨取者和劳动力的剥削者，资本在精力、贪婪和效率方面，远远超过了以往一切以直接强制劳动为基础的生产制度。”劳动成为资本的附属，在更深层次上讲，就是资本对于人的一种支配力量，显现了物的一种“异化”现象。这一异化的结果，就是人成为资本的附庸。在这种条件下，资本具有了独立性和个性；而活着的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只要雇佣工人仍然是雇佣工人，他的命运就取决于资本。“雇佣工人在经济上的隶属地位，是通过他的卖身行为的周期更新、雇主的更换和劳动的市场价格的变动来实现的，同时又被这些事实所掩盖。”从本质上讲，劳动成为资本的附庸，也就是劳动主体即人成为资本的附庸。拉德布鲁赫是当时极少数能够认识到这一点的法学家之一，他明确指出：“只要所有权是对人的力量，只要所有权是力量借贷债务关系的经济重心，那么它就是资本，无论是劳动契约中的要获取劳动的资本，还是借贷契约中的要用诸劳动的资本。”

从另一方面来讲，所有权原本是一种对于物的全面支配性的权利，是一种人与物的权利关系问题。显然，通过契约自由这一近代民法基本原则和制度安排，财产所有权随着商品社会的逐步发展，形成一种支配人的巨大力量。马克思在阐明剩余价值理论的过程中，指出资本不仅仅是像亚当・斯密所说的那样是对劳动的支配权，从本质上讲，资本是对于无酬劳动的支配权。在这一条件下，商品社会的所有权规律就转变为资本的占有规律，这一占有方式，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一种否定。马克思尖锐地指出，近代法学家依然把资本主义以前世界的法的观念和所有权观念应用到这个已经完成的资本世界中，显然是把封建社会的法律贴在了货币经济的关系上。

(二)资本的社会权力

发展社会劳动的生产力，是资本的历史任务和存在理由，资本也正是基于此而不自觉地创造着一种更高级的生产形式的物质条件。但是它毕竟是一种相对性的，而不是一种绝对性的生产方式。资本的产生和发展，使得人及其劳动成为资本的附庸和工具，并以普遍化的形式成为世界历史性的一种磁坏性力量。

很早以前人们就已经注意到了财产权本身所具有的权力问题。霍布斯在《利维坦》一书中，就开始意识到财富是一种权力，“在这方面权势的性质就像名誉一样，愈发展愈大；也像重物体的运动，愈走得远愈快。”显然，霍布斯的理解只是一种初步性的认识。孟德斯鸠在《法的精神》一书中，进一步指出了财富与平等的关系问题，“财富产生权力，但是一个国民不能用它为自己服务，如果用它为自己服务，便不能平等了。”因此，从他的观点看，为了限制人的占有欲望，应当提倡简朴之风，对于家庭必需之外的剩余，都应当归于国家。对于财产的权力问题，在古典经济学家那里得到了比较深刻的阐述。亚当・斯密指出，财产对于所有人来讲，是一种权力，即购买力，是对于当时市场上各种劳动或各种劳动生产物的支配权，“他的财产的大小与这种支配权的大小成比例，换言之，财产的大小，与他所能购买或所能支配的他人劳动量或他人劳动生产物数量的大小恰成比例。”

马克思在揭示资本的本质基础上，对于资本的权力问题进行了更深入的阐述。早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就阐明，“资本不是一种个人力量，而是一种社会力量”，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进一步分析阐明了资本的社会权利及其影响，“资本表现为异化的、独立化了的社会权力，这种权力作为物，作为资本家通过这种物取得的权力，与社会相对立。”。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曾讲，他决不用玫瑰色来描绘资本家和地主的面貌，对于理论中所涉及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资本对于劳动及其产品的支配性权力，并非是由于资本的拥有者个人的特性，而是其所拥有的资本所产生的那种不可抗拒的购买的权力。随着股份公司和信用制度的发展，使得单个资本家对社会资本拥有了支配权，达到了对社会劳动的一种支配权。而且，资本的运动是没有限度的，马克思曾多次强调，资本只能被理解为运动，而不能理解为静止物。与此相适应，资本的社会权力也伴随着资本积累的增长而增长。另一方面，商品社会本身由于资本的增殖和扩张本质，以及竞争和垄断的辩证发展，这一切使得社会生产处于一种无政府状态。

资本的社会权力所产生的弊端和破坏力，难以从狭隘的或个人的视角来进行规范。无论是劳动的社会化，还是资本所具有的内在的社会权力，必须要从全社会的高度来进行，而这也预示着传统的公私法理论与体系都必然面临着变革。尽管从单纯的法律意义上说，所有权是权利人对于所有物的一种绝对支配权，但是从社会经济基础的角度上看，这一法律理论上的抽象并没有完全包涵所有一切东西，尤其是它对于社会的巨大影响。日本学者我妻荣讲，“资本的所有权，并不拘泥于它的私法法律性质，它有关事项是社会的、公共的，而它的作用是权力的支配。”

所有权绝对被视为近代民法的基本原则，尽管到1919年的《魏玛宪法》中才提出一种理念上的修正，即所有权附有义务，并将其上升为一项具有宪法地位的基本原则，“从这里可以反映出人们对于所有权，尤其是对土地所有权和生产资料所有权的理解发生了变化。土地所有权和生产资料所有权同时意味着经济权力，而这类权力的所有人应承担在行使权力时不违反公共利益的义务。”不难看出，马克思通过对现代英国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社会经济基础的分析，早已对此进行了极其深刻的经济分析和阐述。

三、法律的成长

现代劳动法的产生，肇始于1802年英国的《学徒健康与道德法》的施行，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就以英国作为典型对此进行了深刻的阐述。

(一)劳动法的宗旨与精神

劳动法(工厂法)的产生，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指出的那样，工厂立法像棉纱、走锭纺纱机和电报一样，是大工业的必然产物，也是社会对其生产过程自发形态的第一次有意识、有计划的反作用。这一工厂立法的精神实质，就是“作为工人阶级的身体和精神的保护手段”，以此来限制和对抗资本的支配权。“资本是根本上不关心工人的健康和寿命的，除非社会迫使它去关心。”_当然，这一法律部门的兴起，已经突破了传统的公私法划分理论和体系范畴。它既是对于契约自由与资本自由的一种限制和修正，又是对于传统意义上的国家消极不干预的理论和实践所作出的重大调整。马克思在论述英国工厂法时候，以工作日为典型的工厂立法，是一个“朴素的大”，这一保护劳动者阶层的大，代替了那种“天赋人权”的抽象性的、冠冕堂皇的条款规定，是社会的一个巨大进步。

(二)劳动立法的艰巨性

劳动法的兴起，本身就是一种斗争性的结晶。这也必然预示着劳动立法过程的艰巨性和缓慢性。耶林认为，为权利而斗争，是法律的生命，也是法律的精神之所在。马克思为我们展示的英国劳动立法的发展过程，正是为权利而斗争的一种历史写照。以工作日为例，在14世纪起一直到18世纪中叶，英国的劳工法总是力图强制性地延长工作日。而现代英国劳动法则是从立法上对于劳动日加以限制，从十二小时到十小时，再到八小时工作日，工作日的正常化过程表现为对工作日界限的法律强制性规定，而这是长期阶级斗争的结果。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用很大的篇幅说明了这一正常化的详细过程，也向我们展示了一幅波澜壮阔的斗争性画卷。从1802年到1833年，虽然议会颁布了5个劳动法，但是由于缺乏相应的资金和执法人员，这些法令只是一纸空文。到1850年的工厂法，才把受其约束的工业部门的全体劳动工人的工作日都纳入法律限制之内。此时，距离第一个工厂法的颁布，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

英国劳动立法的艰巨性和缓慢性，一方面是与

劳动依附与资本的统治这一社会现实有重要关系，因为单个的劳动者是很难与强大的资本力量相抗衡的，而雇佣工人的结社权利在很长的一个时期内没有得到法律上的承认，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精辟地指出：资本家坚持他作为买者的权利，尽可能地延长工作日，而雇佣工人也要坚持他作为卖者的权利，要求把工作日限制在一定的正常量内，“于是这里出现了二律背反，权利同权利相对抗，而这两种权利都同样是商品交换规律所承认的。在平等的权利之间，力量就起决定作用。”另一方面是与当时英国社会在契约自由原则下所奉行的法理念有极大的关联性。国家坚守“看夜人”的传统角色，而立法机关也是处于一种消极的地位上。因此，英国的劳动立法时常出现反复或者倒退，推动劳动立法前进步伐的是基于劳动权基础上的斗争性，马克思对此作出了详细的阐述。

(三)劳动法的普遍性

尽管劳动法的产生与发展充满着相当的艰巨性，但是这一艰巨性并不会扼杀这一新兴部门法的成长，因为作为劳动法来讲，它是对于传统的公私法理论、观念与法律体系的一种新的挑战和突破，更是因为这一部门法的理念彰显了人性的尊严和伟大。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工厂法从一项在机器生产的最初产物即纺纱业和织布业中实行的特殊法，发展成为整个社会生产中普遍实行的法律，这种必然性，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是从大工业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产生的。”英国劳动法的发展，也显现了一种不断地由例外到规则的普遍化发展过程。在1867年的英国皇家委员会的农业调查报告中，也曾试图将工厂立法的原则应用到农业领域中去，尽管没有成功，但是马克思认为，普遍应用这些原则的趋势已经存在了。

劳动立法是在现代工业革命的发源地英国首先进行的。英国的劳动立法方式，马克思认为，“时而在这一点上，时而在那一点上被迫向环境的压力屈服，并且极容易制造出一起又一起的诉讼纠纷”，而且，以儿童、少年和妇女的名义争取来的权利，直到后来才作为普遍性的权利得以承认。后来的法国劳动立法不同，它一下子就给所有的作坊和工厂毫无区别地规定了同样的工作日界限，显然马克思还是更倾向于法国劳动立法这种概括性的立法方式的。不仅如此，资本是无国界的，正如《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的那样，“工人没有祖国”，世界贸易和世界市场在16世纪揭开了资本的现代生活史。而国际劳动法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的世界范围内的扩张而逐步发展起来。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的第一版序言中曾明确指出，随着社会经济基础的变化，劳资关系及其立法将会同英国一样明显和不可避免，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较不发达国家所展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发展景象。社会不是一个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一种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其实，马克思在一系列著作，尤其是《资本论》中对于劳动立法，已经从比较法的角度上进行了初步的阐述和分析。这不仅包括英国的劳动立法，也包括法国、德国、瑞士以及美国的劳动立法和相关情况。

(四)劳动法的作用

马克思以服饰行业为例，阐明了工厂法在所有使用妇女、少年、儿童的工业部门的推行而被人为地加速起来。并以陶器业作为个例，分析了工厂法对于技术转换和革新所产生的重要影响。此外，马克思还对工厂法的强制性规定对于古老的“商业习惯”及其生产方式的变革，也产生了重大作用。显然，马克思在强调劳动法产生、发展的经济基础时，也强调了工厂法对于促进工业革命，巩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作用。恩格斯在1890年致康・施密特的一封信中，对于法律的作用阐述到，“如果巴尔特认为我们否认经济运动的政治等等的反映对这个运动本身的任何反作用，那他简直是跟风车作斗争了。……看看《资本论》，例如关于工作日的那一篇，那里表明立法起着多么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