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200年来四张牌

在过去大约120年中,尽管遭遇过战争､经济萧条和新崛起国家的冲击,但是美国在全球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一直非常稳定(1/4左右):1913年占32%,1960年占26%,1980年占22%,2000年占27%｡一个独立仅230多年的国家,凭借什么手段来维持其在世界经济中的鳌头独占地位以及持续的经济繁荣呢?

第一是军事

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尤其是强大的海军,形成压倒性的军事威慑能力是霸权国家所依赖的主要传统手段｡美国之前的世界大国,无一不是通过海外贸易发展壮大起来,因此格外重视军事力量,尤其是海上力量的建设｡美国很“好”地继承了这一衣钵,或以武力来保护其海外产权与投资收益,维护海上重要通道的航行安全,或利用强大军事势能,获取各类战略利益｡美国还有一个易于被人忽视的“特长”:人为制造地区局势紧张,将美国所依赖的国际资金驱赶进美国｡

为此,美国长期穷兵黩武,仅在亚洲就驻扎数十万军队,不断扩张国防预算｡美国的经济总量相当于紧随其后的三个国家的经济总量之和,但年度国防预算比紧随其后的14个国家的年度国防预算总和还要多｡以市场汇率计算,2002年为3485亿美元,占世界军事总开支的43%｡近年来,由于在伊拉克的军事行动旷日持久,美国国防预算持续飚升,如今已达到4500亿美元｡

由于经济全球化的演进以及和平与发展日益成为世界主题,美国对一般国家尤其是大国越来越难以使用军事威慑,因此其维护国际秩序的手段也不得不更新｡但是,长期以来在美国国内已形成了势力强大的利益集团――军工复合体以及根深蒂固的思想基础｡当前指导美国对外政策的新保守主义,就迷恋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其代表人物乔舒亚・默拉齐克强调:“我们喜欢有一支强大的军队,……我们的利益是与在世界上捍卫我们的价值观交织在一起的｡”另一位代表人物罗伯特・卡根常引用这样一句谚语:当你手里拿着锤子的时候,总会把所有问题都看作是钉子｡

第二是科技

保持科技领先优势,是维护美国军事实力独步世界的关键｡同时,可以确保美国在国际分工中始终占据有利地位,获得巨额垄断利润｡二战后,一跃成为超级大国的美国认识到了领先的科技实力是国家军事和经济强大的关键｡美国每年在科技研发方面的公共和私人投资一直在稳步增长,从1976年的1000亿美元增长到了2000年的2650亿美元｡2002年美国在科技研究开发上的投资超过日本､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以及加拿大的总和｡巨大的投入使美国的科技一直保持领先优势｡

在美国申请的专利总数中,1970年美国发明家占66%,但是到80年代中期,美国占据的份额开始下降,1989年下降到只有52%｡为此,美国采取了包括调整政策､增加投资､拓展市场､加强管理等多种措施,1980年～1988年间,美国政府颁布了九部与科技有关的法规,另外还颁布了减税和扩大贸易等其他法规,由此大大改善了商业环境,对促进科学技术的研究与开发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到1990年美国发明家申请的专利数又重新上升｡1999年,在美国新申请的专利中,美国发明家所占份额已经回升到54%｡

美国在科技领域的领先优势还体现在美国在世界技术密集型产品(即“高科技产品”)生产中的领导地位｡20世纪80年代,美国高科技产品的产量一直占到世界总产量的33%,到1995年下降到30%,日本则从1980年的20%上升到1991年的26%｡但是,到1998年美国在世界高科技产品总产量中所占的比例回升,达到了史无前例的36%,日本则下降到只有20%｡

第三是金融

金融作为一国经济核心,已成为与传统海权和陆权同样重要､影响地缘政治的战略要素｡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在制造业领域的比较优势丧失殆尽,而在金融领域的竞争优势日趋明显,并在投资银行､基金管理､信用评级､会计审计等诸多中介服务上,逐渐形成世界各国难以匹敌的垄断地位｡正是凭借金融优势,美国在财政与外贸收支“红字”不断加大的情形下却能安享经济持续繁荣,同时有效遏制其所认定的“竞争对手”的挑战｡

美国一度拥有世界最强大的制造业｡但是,到20世纪80年代,随着西欧尤其是日本制造业的迅速崛起,美国制造业出现明显衰退倾向｡

与此同时,美国经济由制造业向服务行业的转变速度更快｡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美国经济急剧增加了对金融的依赖｡金融在美国整个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从1990年的35%提高到2001年的50%左右｡

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纽约拥有世界上最兴旺发达的金融市场,由此构筑起整个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形成了以纽约为中心的国际资本大循环,使世界各国都依赖纽约金融市场进行融资与投资｡尽管伦敦的地位不容忽视,但是纽约集中了世界投资资金总量的2/3,其证券市场一直被认为是世界经济的晴雨表,因此是名副其实的全球金融核心｡2000年,美国经由纽约从世界各国吸进的资金超过1万亿美元｡

美国金融霸主地位不仅仅依靠纽约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吸引力,而且还有美元与对冲基金等金融机构的扩张力｡由于美元是世界的主导货币,美国不仅每年从中获取大量的“铸币税”与“通胀税”,而且还通过种类繁多的商品与服务的美元计价结算,获取巨额的“印花税”等;对冲基金号称金融市场的“秃鹫”,虎视各国金融缝隙,伺机发动金融恐怖袭击,对冲基金不仅从中获得巨大投机收益,也为美国其他跨国公司廉价收拾危机国的残局提供便利,而且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美国的对冲基金还不时配合美国对外政策,客观上成为美国经济强权的“猎犬”｡因此,美元与对冲基金,一个坐收渔利,一个明火执仗,巧取与豪夺成为美国维护金融强权以及保持经济繁荣的最显著特征｡

第四是“制度安排”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势下,经济利益日益成为霸权国家努力攫取与维护的最主要利益｡因此,美国不断将其所主导的国际秩序,转化为决定国际商品与服务“贸易条件”的经济规则,美国则从这些经济规则中直接“兑换”经济利益｡美国从决定国际经贸活动的“规则”中所获得的利益,远比在市场中进行企业与个人､商品与服务之间的竞争所获得的利益,来得更多更大,同时也更容易与更隐蔽｡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研究显示:美国每年从其主张并主导的全球化当中获得的收益超过1万亿美元,而付出的成本只有500亿美元｡

当然,“规则”的运用不是独立的,总是依附于特定的科技商品与金融服务,由此产生一系列的“经济秩序”与“制度安排”｡与金融相关的“布雷顿体系”就是美国精心设计与推行的规则,由此确立起美元主导地位与美国经济强权｡在该体系解体后,美国又主导形成了一系列金融规则,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华盛顿共识”,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以及“七国集团”(G7),极力推行金融自由化,以便美国极具竞争力的金融机构进入开放国家的金融市场,把开放国家卷入国际资本大循环,使开放国家的金融资本流向国际金融中心,纽约再利用这些资本到世界各地投资生利,就好像是一个从世界各地吸收资金然后又将资金分散到世界各地的庞大的“集中和分散”装置,这样便“从一头牛身上剥下两张皮来”｡

与科技相关的知识产权则是另一类重要的“制度安排”｡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以各种手段,将国内对知识产权保护植入国际公法或公约之中,如在世界贸易组织(WTO)框架下,通过了“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然后利用该协定,在全球范围内大肆进行知识产权“圈地运动”,积极拓展专利的内涵与外延,凡是能纳入专利的都被毫无遗漏地纳入,甚至将诸多依照传统理念根本不可能被授予专利的商务模式､技术方法､服务方式等纷纷纳入专利,全力构建维护先行者利益的保护屏障｡类似重要的“制度安排”还有商品制造与中介服务的“标准化”,美国(企业)的标准成为“当然的”国际标准｡

但是,随着“金砖四国”(巴西､俄罗斯､印度与中国)等新兴大国在国际舞台的崛起,对国际“话语权”(规则的制定与修改)争夺日益激烈,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正受到越来越大的冲击与挑战｡因此,经济全球化下国际竞争将越来越体现在决定整个国际经贸活动的“规则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