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视美国!鄙视美国!蔑视美国!

1946年7月，西南联大社会学系教授费孝通一直生活在焦虑和担忧之中。他的名字已经上了黑名单，特务开始跟踪他。

11日，李公朴被暗杀。费孝通家背后城墙上的短墙已被拆去——这意味着特务可以随时进来抓人。四天后，闻一多倒在枪口下。下一颗子弹的目标似乎就是自己。这让费孝通异常惊恐。当晚，他与潘光旦、张奚若等十几名知识分子携家人躲进美国领事馆。28日，在得到安全保证之后，他们一行才离开。

费孝通没有想到，几年之后，他与美国的这次“过命交情”竟成为他与美帝国主义交往的罪证。他自己，将要和全国人民一起对美国进行全面的谴责和控诉。

“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危难时刻获庇于美国，显示了当时的费孝通对美国的“爱慕和信托”。

在过去几年中，费孝通因在《观察》等杂志上发表了大量时事评论文章，被《纽约时报》赞为“中国最优秀的专栏作家”。他着墨最多的，就是美国。

1943年，32岁的费孝通受美国政府的邀请，访美进行学术研究和文化交流。在那一年中，他把对美国的感受以专栏形式发表在昆明的《生活导报》上。这些文字后来集结为《初访美国》一书，风行一时。

在此书中，费孝通像当时的大多数国人一样，对美国这位盟友充满了赞美之情。美国的繁荣首先给了他巨大的冲击，但他更欣赏美国文化的生机和活力。他发现，崇尚平等、爱好自由、追求独立的精神才是美国的“骨骼”，大城市、大企业只是美国的“皮肤和肌肉”。“美国的历史其实就是一部不靠祖宗余荫，靠自己，不买账，拼命、刻苦创造出来的记录”，是“从贫穷中自己打出来的天下”。

他眼里的美国并不完美：民主有被资本和财富劫持的危险。美国文化一心向前看，不尊重老人、不敬畏天命。即便如此，他仍对美国满怀信心。因为美国人“眼睛望着上帝”，有勇气承认自己的缺点，“肯不惮其烦地想在人间创造天堂”。新政以来的国家政策表明，美国的“平民世纪”已经拉开序幕。

内战后，费孝通曾一度寄望美国帮助中国走向自由民主之路。随着马歇尔调停的失败和内战的爆发，全国范围的反美思潮开始兴起，费孝通也逐渐放弃了对美国的“爱慕和信托”。从1947年开始，他不断撰文，批评美国在世界范围的政策。尤其是华莱士1948年的落选让费孝通对美国民主制度失望。他认为美国的民主已经被资本家所挟持，“民主、民主，如果其内容被一一抽调，剩下的除了名字还有什么呢？”

此时的费孝通，更像是一名时事评论员，怀着对中国命运的深切关注，以民族主义视角来观察和评论美国，但终究也还在独立、理性的范畴之中，其文风和逻辑，都与后来《白皮书的批判》一文形成鲜明对比。

1949年8月5日， 美国国务院公开发表题为《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的白皮书，承认对华政策失败，但指责政府的腐败无能是美国丢失中国大陆的关键所在，同时寄希望于“中国的悠久文明和民主的个人主义终将再度胜利”。

两周后，费孝通撰写《白皮书的批判》一文。在此文中，他首次使用“美帝国主义”“人民的力量”“统治阶级”等明显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术语，谴责美国之前的对华政策“是要中国沦为美国的殖民地”。“帝国主义与人民力量斗争的第一回合已见分晓，人民的力量胜利了，帝国主义摔了一跤”；“武松打虎，这是我们的景阳冈”。这种式的文风也首次出现在他的评论中。

文风转变的背后，是时代的巨大变革。在费孝通撰文之前，就以新华社评论员名义，连续发表了五篇批判白皮书的社论。他在批判美国的对华政策的同时，有针对性地批评那些“对美国还存在幻想”的知识分子，认为他们口头上拥护共产党，骨子里还想“看一看”，他们就是艾奇逊所说的“民主个人主义”的拥护者，是“美国所谓改组中国政府的一层薄薄的社会基础”。

费孝通此文，可谓是对和新政权的“表态”。对美国的好感，实质上是对自由主义和民主体制的推崇；对美国的批评，则意味着对共产主义和新政权的支持。意识形态竞争是一场站队游戏，要么站在新政权一边，要么与美帝为伍。费孝通选择了前者。

中共对美国态度的变化，与费孝通颇为类似。抗战期间，作为中国的盟友，美国一度得到中共的极力称赞。1944年，美国派出军事观察组到延安，中共与美国方面出现了一个密切合作的时期。但是随着美国逐渐卷入中国内战，在调停中偏袒政府，中共逐渐改变了抗战期间对美国的正面看法。1946年8月6日，在同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首次提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

从此，在中共的话语中，美国从“友邦”变为“中国人民的死敌”。新政权成立后，采用“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成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员。冷战的性质和国际环境的恶化，促使其新政权更加猛烈地批判美国。此时反美教育的重点，是清除知识分子的亲美、崇美情绪。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的突然爆发，改变了事情发展的进程。面对强大的外敌，统一广大民众的思想，进行广泛的政治动员，成为新政权的当务之急。

恐惧与谣言

战争爆发后，中国媒体对美国展开猛烈抨击，称美国是“阴险的”“有预谋的”的“强盗”和“战争贩子”，它正在有计划地实施它侵略朝鲜、侵占台湾，进而侵略整个亚洲的意图。

在官方舆论众口同声的背后，实则是群众思想的“波动和混乱”。

据当时的调查资料显示，民众中普遍存在畏战求安、漠然无谓、“恐美”、“崇美”、“亲美”心态。到美军在仁川登陆占领汉城，进入“三八线”以北，直逼鸭绿江时，这种心态发展到顶峰。

作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工业国，美国有足够多让国人羡慕的地方。美国富有，“每人都有汽车，能吃白面”；美国民主，“每个人都有一张选举票”；美国科技发达；美国文化繁荣，好莱坞的电影好看，流行音乐好听。美国货也深受欢迎，商家“卖东西给顾客总喜欢介绍‘这是美国货’，有的甚至把本国货刻上U.S.A来冒充美国货”。

有不少群众表示对美国“恨不起来”，尽管“理论上知道可恨，感情上不觉得什么恨”。因为“美国过去也是日本的死对头”，还“在中国办学校开医院和慈善事业”，提供了很多救济物资，“日本来的时候，他办了难民区，明明是救了我们，怎么说他是仇人？” 而且“美国很富，怎么会到别的国家抢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