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诗歌心理的自我观照·自我审判·自我解构

摘 要：本文以意象批评理论、形式主义新批评理论为主，并结合女性主义、存在主义、心理学等文论，从女性诗歌意象心理的生成转换、内涵阐释、艺术特性三个方面，对当代女性诗歌的“主题语象”做比较全面的本体批评。

关键词：女性 诗歌 心理 自我

诗歌批评界对“女性诗歌”现象及概念的有效性把握“明显立足于翟永明的诗歌与许多女诗人的诗歌具有重大差异的事实上”[1]。这一“重大差异”集中体现在翟永明那篇公认的写作宣言《黑夜的意识》，即鲜明的女性性别意识。当此文的第一句话“现在才是我真正强大起来的时刻”洪亮宣告时，其寓涵的深刻觉醒和自信不能不令人顿生神游一番女性诗人“智力的自由”（伍尔夫语）空间的冲动。

冰心这样讲：“上帝创造女性，目的就是叫她来爱，来维持这个世界。”若没有这种爱，“这世界至少要失去十分之五的‘真’、十分之六的‘善’、十分之七的‘美’”[2]。然而，女性寻爱的过程最终在戏谑中破灭。“男子汉”只是男性中心文化制造出的一个理想人格，可望却不可即。

面对现实面对男性，女性们感到的是深深的失望。她们发现，“女人比山羊胡子更容易憔悴”，而且“被什么魔力所束缚，失去了语言”，正逐渐成为“一个虚构”（伊蕾《山顶夜歌》）；“那枚戒指，一副手铐/无期徒刑”（苏白宇《囚》），对社会硬派角色造成的典型的女性困境，有着痛切的体验；“生活是/蔓延着细胞的/靛篮子宫头/在瑰烂繁丽的中心/徐徐缺血坏死”（谢昭华《晨妆》），以女性生理疾病的意象道出妇女爱情生活的悲哀。伍尔芙早就指出：“多少世纪以来，妇女都是作为一面镜子，映照出两倍于正常大小的男人形象，具有神奇和美妙的作用……如果（妇女）开始讲真话，镜子里的形象就缩小。”[3]对男人的失望使女性遁入了“女性之躯”，这也正是女性“在寻找男子汉（心目中的——作者按）失望之后转而‘自我抚摸’”[4]。

在现代社会，躯体是女性的最后领地。当今女性以躯体面对人的机器化、陈腐理性和男权话语这三座大山，在女性诗人看来，躯体写作既是反叛男性压抑、唤起女性生命欲求的手段，同时又是间接地反抗绝对理性挤压、唤起人性复苏的手段，具有双重意义。“如果说写作中的女人（尤其是写诗的女人）比别的女人更容易感到她们的身体，这是因为她们无路可走，此时的欲望是被语言调动起来的，是被编入语言的网络之上的，供奉在词语的圣坛上的。”[5]

求诸于自身躯体的女性自恋神话，拆动了男性为女性设置的镜像：“男性观察女性，女性注意自己被男性观察”[6]，女性不再认同男性的目光，而是自我观察、自我审视，并不忘自我解构。这是对男性窥视的彻底背叛。返回诗歌意象，女性在黑夜中对镜揽照映射出的躯体意象主要反映了三类心理内涵和隐喻意义：

首先，女性对躯体流连忘返，暗含水仙花情结。女性诗歌经常遭受自恋的纠缠，我们能明显感到自恋是女诗人写作的主要内驱力。对大多数女诗人来说，自恋不只是一种心理状态，而且也是一种诗歌素材的便捷源泉。女性对自己躯体内外所发生的一切都具有感性经验，同时还具有自己特定的感情、愿望和目的。所以当躯体被作为艺术媒介使用时，它的一切特征和行为全由自己的表象和行为来展示。躯体书写的闸门打开，“身为女人”的发现，在女诗人那里呈生命奔突状态。“漆黑的夜晚我站在梦里/有着人的形状我自己的身体/……我年轻窈窕的四肢富有弹性/在天空下的房间游行”（翟永明《称之为一切》），七岁的女孩像发育好的女性那样注意自己的躯体，已经有了微妙的性心理。“全身镜里走来女娲/走来夏娃/走来我/直勾勾地望着我/收腹，再收腹/乳峰突起”（林祁《浴后》），体验返回到本质的、原始的、动物性的层级，追求一种躯体的在场感。“四肢很长，身体窈窕/臀部紧凑，肩膀斜削/碗状的轻轻颤动/每一块肌肉都充满激情/我是我自己的模特/我创造了艺术，艺术创造了我”（伊蕾《土耳其浴室》），这种对自我身体的内在理解和深刻认同显示出自我生命更新的诗美取向和创造个性。“玫瑰，玫瑰/我在黑夜里看见你/你是一切的阴影/比黑夜还要黑/你/黑色的火焰/蜷曲而坚硬/犹如马的鬃毛/在草原上飞奔”（林白《玫瑰，玫瑰，在一切之上》），女诗人不是从视觉效果去“看”，而是用心去“感”，更注重写神、写内在感受。米考特曾经说过：“对于作为现象而存在的身体来说，运动是最重要的，而姿态动作却是在它的运动到达最终阶段时才向我们显示出来。”[7]更有甚者，似乎超越了“隐喻”和“象征”词汇：“一条女性的腿/晾在夜里/镜子里/月亮的屁股真白 如/镀亮的白铁勺”（月牙儿《寂寞》）。

其次，女性反观自身，躯体成为一面反思之镜。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中说：“人的身体是人的灵魂的最好图画。”无论是政治奴役身体的时代，还是商品奴役身体的时代，用身体去思考在一定程度上衬托出了人的灵魂的某种贫乏与无力。一百年前，尼采在《权利与意志》中声称：“要以身体为准绳。……因为身体乃是比陈旧的‘灵魂’更令人惊异的思想”。在女诗人笔下，这便是在黑暗之中的身心一体。“传说继续写道——现在/她已站在镜中，很惊讶/看见自己，也看见阳台上摊开的书/整个夜晚风很大/……但她觉得一切很熟悉，像读自己”（翟永明《夜境》），镜中人非照镜人本身，而是后者的影像，无头无尾的自我缺失感令人质疑“她”的完整和叙事的欠缺。“水壶上，蒸汽上升着，一年中的午夜/……水流到身体下面/……我根据地理和轨道/用不可弥补的空虚让手臂凉下去/奴隶，奴隶，我饮水时看见一个漂亮的奴隶”（海男《漂亮的奴隶》），水、镜子帮助女性叙事者自省。“漂亮的奴隶”的自我定位是一种微妙的反讽，暗示叙述者不仅仅是容颜的奴隶，也是女性身份的奴隶。具体说，是（“水流到身体下面”）的奴隶。“我刚刚挂出我的床单/有人敲打楼板/说什么黄水流下去/我又专门看了一次/是最纯正的蓝色”（王小妮《定有人攀上阳台，蓄意暗中篡改我》），普拉斯有一首《发烧103°C》，其中有诗句“床单重得像者的吻”，以床单隐喻女性的躯体。同样，王小妮用床单隐喻着女性躯体的被渎指。“以百倍温情抚你面颊/而你深深沉入夜色之中/……春去秋来/一遍遍开过镜中的花，最终/我看见自己，是一枚/经不起撞击的精美瓷器”（小叶秀子《美人瓷》），诗人以别无选择的女性身份敏捷地体验人生，感知女性的社会角色。“镜中的女人通体透明/满怀一件心事就暗渡自身”（潇潇《气候中的女人》），隐秘使躯体成为巨大的意义增殖场——“诗是许多经验的集中，集中后所发生的新东西”（艾略特语）。

再次，躯体使女性黯然神伤，看时光流逝、青春不再。自恋倾向之一就是自顾自怜自惜。所谓“如花美眷，似水流年”，青春短暂，红颜易老。“今夜我的爱人羁旅他乡/门扉紧缩，可怜的伊人窥镜自视/开花的季节就要过去了”（海男《花园》），爱人远离偏偏加速了青春的易逝，以鲜明的现代倾向著称的海男，却让古典的闺怨情调惊鸿一现。“她已不能像爱婴儿一样/爱她女儿的身体/她已年老，萎缩和缓慢”（陈鱼《在深夜呼吸，旁边是我母亲》），女儿从她母亲的躯体预见了她的将来。相比之下，尹丽川则过分自信地张扬：“所有的摸上去都是一双/……你永远不会老/……你痛恨一朵憔悴的花儿”（《花儿与少年》），意识的自我抚慰也无法抵挡时间在躯体上的印痕。

梅洛·庞蒂说：“世界的问题，也可以从身体的问题开始，就在于一切均现存地存在着。”然而，一旦镶嵌在躯体肌体上的事物（意义）呈现碎裂，那么，女性躯体——独有的符号也将随之“献祭”。

寂静的黑夜给女性的个体经验是破碎的感觉。“岁月把我放在磨子里/让我亲眼看着自己被碾碎”（翟永明《母亲》），以身体的破碎与黑色相通，为的是打破历史曾经的象喻。“砸碎死水河那幽暗的夜晚/砸碎/砸碎/把我砸得粉碎吧/我灵魂不散/要去寻找那一片永恒的土壤”（伊蕾《黄果树瀑布》），抒情主人公发出的一往无前的勇敢呼叫、荡气回肠的恢宏气势和淋漓尽致的情绪宣泄，强烈而诗意地渲染出现代女性昂扬的精神个性和顽强的生命意志，使我们看到了一颗无可名状的、被扭曲成苦难阴影的破碎的心灵。“黑色大海想到噩梦想到大海就是噩梦/袭击我/我没有被它压碎、挤碎、撞碎、粉碎……/可我就要碎裂了，有时我渴望碎裂”（宇向《我就要碎裂》），诗人怀着毁灭“旧我”的欲望，渴求着凤凰涅槃后的再生。“装满爱和信仰的躯体/有时就像一个散发着稻香的/玻璃杯 外表晶莹剔透/却在一个瞬间粉碎”（池凌云《春天的第二十九个夜晚》），女性独特的身体感知促成心灵的顿悟。躯体的破碎感十分类似于拉奥孔将死未死之前唏嘘长叹的临界状态，这种临界状态生发了最富有张力、最富有想象的空间。

女诗人将身体作为诗意世界的主体，或者将身体作为存在的依据，甚而将身体作为诗的书写来涂鸦，身体的“在”意味着女性的“在”。然而，身体的破碎带来“在”的隐匿，女人何为？“我的眼睛不由自主地流出黑夜/流出黑夜使我无家可归/在一片漆黑之中我成为夜游之神”（唐亚平《黑色沙漠》），身体留在黑暗之中，心灵找不到归属，无所皈依。生存的困境迫使诗人思考：我是谁？从何处生？到何处去？我为何而来，又因何而去？

女性意识觉醒的问题中应有之意便是“我是我自己”，那么，“自己”又是谁？女诗人的自我讲述越是强烈与真实，自我分裂与反讽色彩就越是明显，常常不是肉身与灵魂的背叛就是自我对自我的背叛。女性诗歌中“我是谁”的追问是否决男性认可后的迷茫。“谁曾经是我/谁是我的一天，一个秋天的日子/谁是我的一个春天和几个春天/谁？谁曾经是我？”（陆忆敏《美国妇女杂志》），切入具体诗歌文本，我们看到一种强烈的、甚至有点反讽意味的、复杂的女性性别认同感。这种性别认同感决定了性别差异存在的现实和历史的女性心理依据，它并不抽象，而是完全建立在普通的日常观察和想象之中。“我是谁/谁是谁/我的朋友，你为什么还不来/来看看我现在是谁”（伊蕾《被围困者》），既叩问“我是谁”，又觉得自己“无边无沿”，最后发现原来“我的意义不确定”，追寻的结果是“我把我丢失了”（《被围困者》）。追索不得，唯有一声“人生在世”（翟永明语）用以解嘲，以此来掩饰沮丧、疲惫的心态。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结果呢？这恰恰是女性诗歌的一种自反。

总之，就意象本体而论，“女性诗歌”是“无仿本的”（德里达语）诗学。

注释：

[1][4]陈旭光：《凝望世纪之交的前夜——“当代女性诗歌：态势与展望”研讨会述要》，诗探索，1995年，第3期。

[2]冰心：《冰心全集·自序》，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页。

[3]弗吉尼亚·伍尔芙：《自己的房间》，见张京媛：《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89页。

[5]崔卫平：《苹果上的豹：女性诗卷·编选者序》，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6]余光中：《掌上雨》，台湾文星书店，1964年版，第154页。

[7]转引自鲁道夫·阿恩海姆：《艺术与视知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564页。

（石中晨 海口 海南政法职业学院 571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