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把人变成帽子

摘要：马克思将李嘉图所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家的方法称为“把人变成帽子”，也就是把人归结为物,把人与人的关系归结为物与物的关系。与此相反，《资本论》的方法则是通过考察物与物的关系来揭示人与人的关系。对古典经济学方法的批判，实质也就是《资本论》方法的建构；但要真正理解这种批判或建构得以可能的基础,我们又必须跳出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框架，而以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新世界观的真实内涵才能够达成。

关键词：历史；古典经济学；范式；李嘉图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2)05-0035-05

在关于《资本论》方法的既有研究中，人们已经形成了两个定见：一是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有什么样的方法论：二是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决定了《资本论》唯物辩证的方法论。但实际上，《资本论》却把“从物的关系中揭示人的关系”作为总方法；辩证法作为方法同样服从于这一总方法。于是我们应提出这样的问题：“从物的关系中揭示人的关系”这一方法论与新世界观究竟是什么关系?

在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人们已经越来越认同历史唯物主义(而不是辩证唯物主义)才是马克思新世界观的立场。这种世界观理解的变化将改变我们对包括《资本论》方法在内的全部马克思主义哲学问题的看法；反言之，也只有通过对这些问题的重新思考，才能确证和深化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所以本文将立足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新世界观的立场，重新探讨马克思对古典经济学方法论的批判。结论则是，马克思所实现的经济学范式(方法)革命，只能是把“历史”作为新世界观之解释原则的历史唯物主义(而不可能是其他“唯物主义”)的理论产物。

一、李嘉图及全部古典经济学家“非历史的世界观”

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这是马克思实现理论变革的根本途径。《资本论》从物的关系中揭示人的关系的总方法，是在批判全部旧经济学和全部旧哲学的基础上确立起来的。李嘉图是旧经济学的完成者，黑格尔是旧哲学的完成者，马克思的批判锋芒就集中指向了二者的方法论。在《哲学的贫困》“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方法”一节，马克思作出如下比较：李嘉图“把人变成了帽子”，黑格尔“把帽子变成了观念”。Ⅲ李嘉图的方法论是把人归结为物，把人与人的关系归结为物与物的关系；黑格尔的方法论是把人归结为观念，把人与人的关系归结为观念与观念的关系。两者都非历史地看待人和人与人的关系，从而陷入对现实的神秘解释。就前者来说，李嘉图承袭了重农学派的自然主义世界观。恩格斯指出：“以前的经济学家，包括李嘉图,世界观是非历史的，就像18世纪的其他启蒙学者一样。”所不同的是，作为古典经济学范式的完成者，李嘉图把这一范式的原则贯彻到了最高峰，同时也就陷入了非范式转换不能解决的深刻矛盾之中，从而为经济学走出旧范式、迎来新生撕开了裂口。这种现象与黑格尔和传统哲学的关系极为相似,所以我想，马克思在理论生涯中应该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才把二者置于最重要的批判对象地位并予以并列的。

马克思的《导言》首先研究了“生产”，而在研究生产时首先就是对旧经济学出发点的批判：“个人的一定社会性质的生产，当然是出发点”，但是“被斯密和李嘉图当作出发点的孤立的猎人和渔夫，属于18世纪缺乏想象力的虚构”、“假象”。我们就从李嘉图经济学的出发点说起。在《赋税原理》“第一章论价值”中，李嘉图为了说明物化劳动影响商品价值的原理，而这样进行开端：“假定社会早期，狩猎者使用的弓箭同捕鱼者使用的器具价值相等，则狩猎者一天劳动的产品同捕鱼者恰好相等。”为什么李嘉图把单个人视为经济学的出发点呢?马克思作了如下分析：从历史事实上看来，“这种18世纪的个人,一方面是封建社会形式解体的产物，另一方面是16世纪以来新兴生产力的产物”；但是在李嘉图“他们看来，这种个人不是历史的结果，而是历史的起点。因为按照他们关于人性的观念，这种合乎自然的个人并不是从历史中产生的，而是由自然造成的。”这就是说，李嘉图从脱离了历史的世界观出发，把人、人性理解为纯粹自然的存在；与同样陷入这种错觉的费尔巴哈一样，李嘉图也把人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把许多个人纯粹自然地联系起来的普遍性。从中，我们清晰地看到了李嘉图经济学方法论的世界观基础。

李嘉图喜欢用帽子生产作为经济分析案例。马克思所谓李嘉图“把人变成帽子”或把人归结为物，其含义在于：李嘉图从资本主义社会当中只是作为交易主体而存在的、相互独立的人这一表象出发，通过自然主义的抽象人性论，把这样一种特殊的人的存在方式演绎为从古至今的永恒范畴。由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是通过物——商品、货币来存在的，而人的存在方式又是永恒不变的，所以人的本质也就化归为物。人受物统治——李嘉图对个人在商品生产这部庞大的社会机器中的微不足道地位做了生动的描述。相应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能是物与物之间的关系(真实的人的关系被李嘉图的表面上的物的关系所掩盖了)。这一幻觉必然性的价值论引申就是：历史上既没发生过人作为物而存在之前的某种其他状态，也不可能在未来发生超越于现有状态的其他状态。资本家作为剥削者的特权地位被永恒化了,李嘉图以资产阶级的本能道出了他天真的信念。马克思的批判要点则在于：人不是一个纯粹自然的存在，人是在历史活动从而社会关系中不断生成着的，所以被李嘉图当作前提的“孤立的人”只是一个假象，只是人们把具体劳动抽象化为无差别的人类劳动而对象化在物之中、把人们之间真实存在着的社会联系异化成货币形式而与自己相对立的历史产物。在“孤立化”“之前”，人们是相互依赖着的——而这要靠对古代社会实证的历史研究而不是资产阶级式的天真幻想才能得出，资本主义的单子式个人并不是古代社会的真实景象；“孤立化”又是一个个人受抽象统治的异化状态。是人被自己所创造的社会关系奴役的历史阶段，必然被未来的自由人联合体所取代。认识这一历史真相和完成这一历史任务，只能依靠在现实中处于被奴役地位的无产阶级。对于无产阶级而言，这既是客观认识，也是主体信念。更是行动要求。

二、前李嘉图经济学的世界观考察：从配第到斯密

马克思这样评价李嘉图的历史地位：“李嘉图……把交换价值决定于劳动时间这一规定作了最透彻的表述和发挥，经济学界发生的争论自然就集中到他身上”，“在李嘉图那里，政治经济学无情地作出了自己的最后结论并以此结束”。嘲刚才说到，马克思把李嘉图与黑格尔放在一起比较特别有意味。黑格尔是古典哲学的终结者，又是超越古典哲学的开端者：在这个意义上李嘉图是“经济学中的黑格尔”。在李嘉图这里，由魁奈所代表的重农学派开始，经斯密以来的古典经济学范式得以完成，同时也就陷入了理论危机。李嘉图学派的解体是古典经济学终结的标志，取而代之的是以阶级性为根本区别的两脉：继承劳动价值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以收入构成价值论为基础的资

产阶级庸俗经济学。从李嘉图与马克思的传承关系来看，李身上具有经济学范式转折的清晰印记，而这一印记是与李世界观的摇摆相印证的。作为古典经济学的“完成者”，李继承了古典劳动价值论的优秀遗产，同时也继承了“以往经济学家”“非历史的世界观”。正如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实质是对整个古典哲学的批判一样，马克思对李嘉图的批判也是对整个古典经济学的批判。

在劳动价值论方面，重农学派最先在理论事实上把价值的来源从流通领域转移到生产领域，而更早的配第则首次有意识地把价值的源泉归于劳动。配第认为：“产品自然价值的高低取决于生产自然必需品所需要的人手的多少。”明确用劳动来衡量商品的价值，这是配第的巨大贡献。从理论发生的历史条件来看，这根源于产业资本兴起而超过商业资本势力的现实；从哲学基础来看，这与配第的唯物主义高于粗浅的经验论有关。重商主义只是从“贱买贵卖”而发迹的表面经验出发，配第则挖掘“金银作为财富何以可能”的劳动根源,他力图超越粗糙的经验表象对认识的误导：“事物的发展遵循其固有的轨迹，自然规律是不可以被欺瞒的。”从“价值源于买卖”这一“欺瞒”“自然规律”的唯我的经验主义中挣脱出来,马克思赞扬他“只研究在自然界中具有可见的根据的原因”的治学态度。但从理论史的演进来看，配第这一在当时先进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也具有“非历史的”的局限性。唯物史观认为不是“自然规律决定经济生活”，而是“经济生活构成经济规律”，经济规律并不具有永恒的属性，它总是与一定历史阶段、一定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它不是自然的规律，而是属人的规律。配第看到了劳动是价值的源泉，但他不能把劳动理解为人所特有的改造世界的存在方式、从而理解为与一定社会的生产关系相适应的历史性范畴，最终不得不把劳动还原为一种纯粹的自然现象。这一致命缺陷使得他无法解释价值规律与资本增殖的表面矛盾，从而为古典经济学范式的崩溃埋下了伏笔。他的劳动价值论和唯心史观为古典经济学开辟了两个必然要相撞的航道。

斯密把配第的这两个方面都复杂化系统化了。在劳动价值论上，斯密在一些场合肯定地回答：“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然而斯密的价值论具有较此更为复杂的思想史内涵，因为他对决定价值的“劳动”给出了两种不同的解释。一是“任何一个物品的真实价格，即要取得这物品实际上所付出的代价，乃是获得它的辛苦和麻烦。”口’这是对配第的发展，把决定商品价值的劳动归结为一般社会劳动。这一观点经李嘉图的发展，继而对马克思的经济学发生了奠基作用。二是“对于已得此物但愿用以交换他物的人来说，它的真正价值，等于因占有它而能自己省免并转加到别人身上去的辛苦和麻烦……所以对于占有财富并愿用以交换一些新产品的人来说，它的价值，恰恰等于它使他们能够购买或支配的劳动量。”这样一来，斯密重新把价值问题从生产领域“退回”到流通领域，把价值生产和价值实现、耗费劳动和购买劳动、价值和交换价值混同起来。这种见解有其逻辑前提。在他看来，如果坚持“耗费劳动决定价值”的配第观点，则会发生现实交换中“耗费劳动所决定的价值”与“购买劳动所决定的价值”不相等的情况，而这是与等价交换原则相违背的。所以他最后把“劳动决定价值”的规律局限于简单商品生产，而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则持“收入构成价值论”的观点：“工资、利润和地租,是一切收入和一切可交换价值的三个根本源泉。”这一观点被称为“斯密教条”，为庸俗经济学所继承，“三种收入论”后来发展成为“生产费用论”。

斯密在劳动价值论上的倒戈与其世界观有着紧密联系。抽象人性论是斯密经济学的哲学基础，在当时的苏格兰学科门类中，《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的研究对象同属“道德哲学”范畴。在前一本书中，斯密提出了人的善恶两种“本性”，但这两种“本性”的“差异”问题及其构成的“斯密问题”，只是一个唯心史观框架内“性善”与“性恶”的争论。在唯物史观看来，它们的差异远没有它们的共同点重要——二者都把人的本质归结为一种把许多个人自然地联系起来的普遍性。斯密说：“人类相同的本性，对秩序的相同热爱……常足以使人们喜欢那些有助于促进社会福利的制度。”斯密把资产阶级的愿望普遍化为整个人类的愿望,体现在《国富论》中，就是马克思所说的，把社会过程在不等劳动间强制实行的客观的均等化，误认为是个人劳动的主观的权利平等。比如斯密断言：“等量劳动，无论何时何地对于劳动者都可以说有同等的价值。如果劳动者都具有一般的精力和熟练与技巧程度，那么在劳动时，就必然牺牲等量的安乐、自由与幸福。”按斯密的伦理学,个人的主观牺牲理应得到等量回报。但这一定律又与资本主义现实中的等价交换定律相抵触，因为资本家卖出的商品价值大于工人劳动的耗费，这里出现了一个工人劳动事实上并未得到全部补偿的危险缺口，一个让资产阶级必将感到恐惧的真相,但斯密马上抛弃了劳动价值论。为了让每个人所牺牲的幸福都能得到等量补偿这一定律与现实经济活动中的等价交换原则相容，斯密把现代历史中二律背反的表象交给古代与现代的时间分离去解决’，而不是在现代就去挖掘出这两个分裂表象的统一基础。马克思嘲讽到：“他又把这种价值规定的现实性推到亚当以前的时代。”

斯密设想在资本积累、土地私有尚未发生的原始社会条件下，价值由劳动者同时也是所有者的耗费劳动单独决定；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家出售商品换回的劳动量不仅收回了支付给工人的工资(即他所设想的劳动者在生产中所耗费的劳动量)，而且还包含利润和地租。于是决定商品价值的源泉就不仅包括工资，还包括利润和地租。但是后两者又是从哪来的呢?本来，斯密在某些地方已经从商品价值(劳动)中推出了工资和利润，但他后来又走上了相反的道路，想从工资、利润和地租的自然价格的相加来推出商品价值，进而陷入死循环。斯密在分析剩余价值的过程中“不通过任何中介环节，直接就把剩余价值同更发展的形式即利润混淆起来了。”这种方法论的错误根源于其非历史的人性——世界观。斯密把人理解为一个受超越时空的普遍性支配的存在物，这在理论深处减弱了他对人所处的特定社会关系的分析力度，即他对资本家与劳动者之间阶级差异性的分析力度。一方面他对二者的对立有着质朴的描述,另一方面又大肆宣扬富人与穷人的利益和谐。所以，他最终把现实中“耗费劳动”与“购买劳动”的不等式幻想成原始社会与现代社会的不同，同时力图用分工来说明实在劳动之转化为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即转化为资产阶级劳动的基本形式，但他不能彻底揭示工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的异化本质。如果被他误认为真理的“个人劳动的主观的权利平等”确是一个永恒的经济定律，那么这一定律连同等价交换原则一起，就必然推出工人的耗费劳动已经得到完全补偿、而商品价值在实现之后盈余的利润和地租则来自另外一个源泉的结论。对于这天上掉下的馅饼，斯密有时解释为“对工人劳动的扣除”，这就在事实上了其上述伦理假

定，而打开了通向剩余价值学说的入口；但他又摇摆不定。有时把这个源泉解释为“资本的自然报酬”，这就掩盖了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重新把资本家与工人看做权利平等的主体，而打开了通向辩护士经济学的入口。斯密的两部主要著作所具有的本质关联，为马克思向古典经济学展开的哲学世界观——经济学方法论批判提供了直观的结构说明：斯密研究方法的两面性，则被马克思把握为“从历史上看是合理的和必然的”：“一方面，他探索……资产阶级经济制度的隐蔽结构。另一方面，他同时又……按照实际卷入资产阶级生产过程并同这一过程有利害关系的人们眼中所表现的那个样子，把联系提出来。”

困扰斯密的劳动价值论与等价交换的矛盾，也就是马克思所概括的资本总公式的矛盾。斯密最后采取的策略是放弃劳动价值论，用收入构成价值论这种循环论证的、反映表面联系的方式去解决。这一矛盾在李嘉图那里获得了既前进又后退的处理：一方面，李嘉图反对斯密对劳动价值论的背离，这是前进；另一方面，他本人也回答不了这一问题,甚至提不出这一问题，这是后退。由此，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与唯心史观发生了总碰撞与双双崩溃。

三、站在范式转折点上的李嘉图

在劳动价值论方面，“李嘉图与斯密相反，他十分清楚地作出了商品价值决定于劳动时间这一规定，并且指出这个规律也支配着似乎同它矛盾最大的资产阶级生产关系。”这是古典经济学中最彻底的劳动价值论。这一彻底性由于没有唯物史观的支撑而变成了僵硬性,最终导致李嘉图学派从而整个古典经济学的破产。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包括四个要点。一是“原始社会”的价值决定：商品价值取决于生产它所必要的劳动量。李嘉图反对斯密价值论的摇摆,肯定地认为商品价值取决于其生产所必需的相对劳动量而不是支付这种劳动的报酬多少；李实质已经提出了决定商品价值的“必需的相对劳动量”即“必要劳动”概念。二是“资本”条件下的价值决定：商品价值不仅决定于生产它的直接劳动，而且也决定于生产它时使用的生产资料中所物化的间接劳动。斯密的收入构成价值论忽略了商品价值中所含的不变资本部分，而李嘉图则看到了这一点。三是“资本”变化条件下的价值决定：“投在商品生产上的劳动量决定商品相对价值的原理，由于使用机器及其他固定的和耐久的资本而有了很大的变更。”嘲四是工资变动不会引起商品价值变动的原理，由于资本构成比例不同和周转速度不同也有变更。但他最后没有对这一现象研究透彻，而是僵硬地宣称工资波动影响价值变动的幅度很小；价值变动的主要原因还是生产商品的必要劳动量的增减。

这一价值论终因他不能彻底把劳动理解为历史性范畴的世界观局限而崩溃。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分析李嘉图时，首先就是指出其世界观的两个矛盾向度——历史的向度与永恒的向度。关于前者，马克思说：“李嘉图的研究只限于价值量，在这方面他至少感觉到这个规律的实现有赖于一定的历史前提。”马克思分析到，当李嘉图说“价值量决定于劳动时间”这一规定只适用于“可以由工业任意增加，它们的生产受无限制竞争的支配”的商品时，实际上已经指出价值规律的充分发展要以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作为历史前提：“这只不过是说，资本的规律只有在无限制的竞争和工业生产的范围内才能完全实现”，“这在李嘉图那里是唯一预感到资产阶级经济规律的历史性质的地方。”马克思更是在揭示历史发展规律、阶级对立的意义上理解李嘉图劳动价值论的革命作用：“同这个科学功绩(劳动价值论)紧密联系着的”又一功绩是，“李嘉图揭示并说明了阶级之间的经济对立——这样一来，在政治经济学中历史斗争和历史发展过程的根源被揭示出来了。”李嘉图开始从社会关系的角度对工资和资本等范畴进行研究，这在古典经济学中是一个重大突破。在“论价值”一章，他直截了当地说出一个事实：“作为工资所支付的比例在利润问题上是极其重要的，因为利润的高低恰好同工资的高低成反比”。对此马克思评论到，李嘉图之前的经济学家，始终只是对工资作抛离社会关系的简单考察，工人“因而被看作牲畜”；李嘉图则分析“相对工资”即“比例工资”，并把它作为范畴确定下来，随着这一经济范畴的确立，资本家与工人阶级在利益分配上的根本对抗关系就被理论地确立起来了。李嘉图即使没有猜到，但毕竟说出了资本的本质。不是积累的劳动被工人阶级自己使用，而是积累的劳动使用这个阶级，使用现在的劳动。在马克思之前，早有一些社会主义者借助李嘉图的学说论证阶级对立，并以此为道德依据争取无产阶级的利益。而随着反映无产阶级愿望的新思潮的突起,也开始有经济学家明确把李嘉图的理论当成威胁资产阶级的“邪说”加以拒斥。

但是李嘉图解决不了资本总公式这一难题，他甚至看不见矛盾的存在。他一方面坚持商品的价值由“劳动的相对量”决定的观点，另一方面，只限于确定“用于生产某种商品的劳动量和这种商品所能购买的劳动量”“并不相等”这一表面“事实”。马克思诘难到：“劳动这种商品和其他商品有什么区别呢?……为什么规律对其中一个适用，对另一个就不适用了呢?李嘉图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他甚至没有提出这个问题。”——为什么杰出的经济学家却提不出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马克思一语中的：“他根据自己研究的整个性质，只限于证明这一点”。受“研究的整个性质”束缚而提不出问题，这就是世界观的局限。马克思只要一有机会就从根子上指出李嘉图经济学走向崩溃的世界观基础：

“李嘉图把劳动的资产阶级形式看成是社会劳动的永恒的自然形式。”

“他按照经济学家的习惯，把历史规律变成永恒的规律。”

“李嘉图等人在几乎还不存在生理化学的时期就提出关于这方面的普遍的、永恒的规律”，“他天然地倾向于到处把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作为前提，把这种关系当作既定的关系。”

受这一“非历史的世界观”支配，李嘉图不能提出“作为商品的劳动能力”这一破解劳动价值论与等价交换规律之间表面矛盾的关键范畴。难就难在李嘉图所理解的劳动是一个永恒的自然范畴，而在这一世界观框架中是无论如何也找不到“劳动能力”(作为商品的)范畴的。李嘉图把原始社会的劳动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想象成同样的过程，即纯粹的人与自然进行物质能量交换的过程。当然，他是把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赋予给了原始社会，但我们也可以反过来说，他是把原始社会中人对自然进行简单改造的劳动的非社会化特点移植到了当代社会中。只是从“劳动=物质资料生产”的永恒范畴即一般劳动角度出发，即脱离开雇佣劳动的特点而抽象考察劳动本身，就没有对“劳动”与作为商品的“劳动能力”进行区分的可能。在自然经济主导的经济形式中，比如在奴隶劳动中，“劳动”与“劳动能力”(作为商品的潜在形态)在人身意义上共同附着于劳动者，进而归属于他们所依赖的土地所有者，在这里，“劳动”与“劳动能力”的区分不可能作为一个实践的问题而出现。但在雇佣劳动条件下则不然。马克思正是紧紧抓住了资本

主义社会条件赋予劳动者的分裂处境，才解开了劳动价值论与等价交换的矛盾谜题。马克思把“劳动力”理解为一个人的身体即活的人体中存在的、每当他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这一范畴的出场是有条件的，如上所述，它只是首先作为“商品”出现，才能作为“劳动力”范畴本身出现，因为在“劳动力”尚未成为商品的时代中,“劳动力”不可能作为一个独立的范畴脱离“劳动”而存在：先有了“劳动力”商品化的实际历史，它才能够作为一个独立范畴被思想所把握。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马克思一定要对“劳动力”的产生前提进行论证,这一产生前提是“劳动力”概念的构成要件：一是劳动者必须有出卖劳动力的自由从而可以卖；二是劳动者必须自由得一无所有从而必须卖。这就是劳动力商品化的两个历史条件。与李嘉图把资产阶级社会既有范畴想象成永恒形式相反，马克思认为：“自然界不是一方面造成货币占有者或商品所有者，而另一方面造成只是自己劳动力的占用者。这种关系既不是自然史上的关系，也不是一切历史时期所共有的社会关系。它本身显然是以往历史发展的结果”。劳动力的商品化是货币转化为资本的前提。工人把劳动力作为商品出卖给资本家，资本家则支付给个人维持劳动力的工资，这是一个等价交换的过程。当工人在进入生产过程之后，他的实际劳动不仅创造出自身的工资即劳动力价值，而且通过被迫延长劳动时间而创造出超过自身价值之上的剩余价值。资本家把工人的劳动产品拿到市场上出售，换回等量的价值，依然是一个等价交换的过程。G-W和W-G’都遵循价值规律的等价交换原则。而价值本身又是工人劳动的凝结，由此就解开了困扰李嘉图学派的资本总公式的矛盾。劳动力的商品化是历史发展的结果,而这一结果的发现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成果。

李嘉图缺乏这种历史视野，所以不能彻底提出雇佣劳动的特殊性问题。不能把工人向资本家出卖的东西理解为“劳动力”。资产阶级的功利视角令他把工人出卖的劳动力与工人的实际劳动混为一谈，从而陷入了劳动价值论与等价交换的矛盾之中。李嘉图劳动价值论的破产本质上是由其唯心史观决定的，古典劳动价值论中的科学成分与古典经济学中的唯心史观是互相排斥的。拯救劳动价值论的宝贵遗产，必须诉诸于崭新的世界观即历史唯物主义。所以马克思惋惜地说：“李嘉图本来应该讲劳动能力而不是劳动。而这样一来，资本就会立刻表现为一定的社会关系了。可是在他看来，资本仅仅是不同于‘直接劳动’的‘积累劳动’，它仅仅被当作一种纯粹物质的东西”。把工人所出卖的这种特殊商品理解为“劳动力”(即在进入生产过程之前，就不得不作为商品而存在)而不是“劳动”(李嘉图认为资本家购买的是“劳动”,则此“劳动”与作为生产过程本身的“劳动”相混淆)，则意味着用以购买“劳动力”商品的资本是一个与工人劳动过程相对立的、作为前提的独立力量。这样资本就表现为资本家对工人的一定的社会关系，即凭借资本所有权迫使工人不得不“进入”生产过程的雇佣权力，表现为工人获得劳动力价值以维持自身生存的物质条件一掌握在他者手中的命运，表现为工人相对于资本家的“先天”的被动地位,表现为两个阶级出于生存条件而必然发生的依赖与对抗。反之，没有“劳动力”范畴，则资本购买的就是“劳动”本身。作为“商品”的“劳动”与作为“生产过程”的“劳动”成了同一个东西。而资本就仅仅是“积累劳动”、纯粹物质性的东西,无法表现为一种社会权力的东西，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就被物的外壳掩盖住了。在马克思看来，工人劳动决不是永恒的劳动形式，而是在雇佣制前提下的异化形式，李嘉图提不出作为商品而存在的“劳动力”范畴，正是因为他受“非历史的世界观”限制而认识不到这一劳动的异化性质：李嘉图“忘记了……个人劳动只有通过自身的异化才表现为抽象一般的、社会的劳动”，“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生产不是特定的生产方式，而是唯一的生产方式。”

所以,劳动与资本的交换问题按照李嘉图的提法无法解决，李嘉图的解释的这个弱点促进了其学派的瓦解。由于解决不了总公式的矛盾，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陷入了二律背反的困境。反对李嘉图的人以斯密拥护者的姿态，抓住李不能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说明资本和雇佣劳动的交换以及等量资本领取等量利润的矛盾，力图李的劳动价值论；而李的拥护者穆勒和麦克库洛赫则把李的学说当做完美无缺的体系来维护，结果扩大了劳动范畴，歪曲了劳动与资本相交换的实质。最后，拥护者和反对者都抛弃了劳动价值论，它们之间的分歧仅仅剩下了术语的差别。经济学的古典范式在资产阶级经济学中被萨伊发端的庸俗经济学所取代,在这一方向完成了一个范式转换，而在无产阶级的即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中则获得了新生，在这一方向也完成了一个范式转换。以上说明，古典劳动价值论的破产源于唯心史观的阻碍，古典劳动价值论的新生则植根于新世界观即历史唯物主义的地基。这就是我以古典文献重新解读(时下被称为“往前做”)的方式，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历史唯物主义转向”合法性的深化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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