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药文化翻译刍议

中医药文化翻译是加深了解、学习及掌握中医药技能的必备知识。本文将从近十年中医药文化翻译主要集中的四个方面进行研究。中医药术语英译标准化研究中医药翻译过程中，大量承载文化意义的术语成为翻译的障碍之一，故此术语标准化研究也就成了中医药文化翻译过程中的热点。中医药术语国际标准化的制定，大量词典的问世都彰显出国内外学者对中医药术语英译标准化研究不懈的努力。1980年由谢竹藩，黄孝楷主编在北京医学院内部发行的《汉英常用中医药词汇》是第一本中医英语词典，标志着中医名词术语英译标准化的开始。在WHO协助下，经过各国学者不断努力《针灸经穴命名国际标准》于1991年1月1日开始实施，为中医药术语英译标准化奠定了基础。《传统医学名词术语国际标准》和《中医基本名词术语中英对照国际标准》于2007年颁布实施，这标志着中医名词术语英译规范化、标准化工作的广泛开展。但目前国内外学者对中医药术语标准化的态度各不相同。GiovanniMaciocia认为中医术语翻译的研究应该注重术语内涵的解读，而不应围绕字词本身论争不休。不同的译法丰富了对中医的理解。核心概念的翻译必须一致(如阴阳、五行、脏腑等)，一般术语的翻译则不必强求统一［3］。李永安比较早期西医名词统一的历程和目前的中医名词英译标准，以古今对比的形式，从多方面探讨了中医名词术语标准化过程中应该向西医名词标准化过程借鉴的内容［4］。李照国认为术语翻译固然很重要，但显然不是中医翻译的根本问题。

《黄帝内经》五部译本译名均不相同，体现出在中医药典籍翻译过程中不同译者对中医药文化具有不同的理解。除了对《黄帝内经》进行翻译之外，国内多位学者还对其英译版本进行评述性研究、描写性研究和语料库研究。2002年施蕴中对Veith翻译的《黄帝内经．素问》作出客观的评述性研究，她详细剖析了该译本的结构、举例说明译者处理难译问题的手段、并分析了该译著存在的问题［8］。肖平也给予了该译本高度的肯定。他认为该译本贴近原作，保持风格;层次分明，逻辑连贯;表达确切，生动传神;译笔灵巧，大胆创新［9］。兰凤利对《黄帝内经•素问》采用多元系统理论及相应的描写性翻译批评方法论进行研究，运用这一全新的方法对跨越近80年、产生9种译本的《素问》英译事业进行了描写性研究，包括不同时期译本的全面历时性描述以及对翻译历程脉络的勾勒。她认为用多元系统论的描写性翻译批评方法能够有效地解释一些由历史语境影响和决定的翻译现象，尤其适用于多年以前产生的翻译作品或是同一原作在不同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不同译本进行研究。这一翻译批评的新方法可以弥补规定性翻译批评方法的局限性［10，11］。施蕴中对于建立汉英中医语料库的模型进行了构想，对其意义、知识结构、语言材料的选择、语言材料单元的构建及功能特征、智能结构等进行了详细描述［12］。至此，中医药古籍翻译以《黄帝内经》为主要研究对象，进入全方位多层次的研究阶段。

中医药语言特性研究中医药语言特性概括为哲学性、抽象性、恒久不变性、模糊性、文学性，高度概括性［13～17］。李照国对中医语言特性分别从比喻(明喻、暗喻、借喻)、对比、比拟、代称、避复、复用、分承、举隅、避讳、连珠与双关等十个方面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并以大量实例进行分析比较，内容详实。但暗喻仍然作为一种语言修辞进行研究［18］。赵阳以音韵为切入点，对《素问》中的音韵修辞格进行了整理，并运用英汉音韵对比的研究成果，对《素问》英译本中的音韵现象进行了分析，指出中医典籍英译应兼顾其科学性与文学性，在确保译文内容正确的前提下，要利用音韵等修辞手段，增强译文的可读性［19］。傅灵婴指出中医语言是典型的模糊性语言，是中医模糊思维在语言上的体现，并且从术语、修辞以及数词三方面对中医模糊语言的英译进行探讨［20］。产生中医语言模糊性、哲学性、高度概括性、文学性和抽象性的原因，仍局限在对不同修辞格的深入研究中。中医药思维方式研究早在1986年德国慕尼黑大学医学史教授UnschuldPaul就在其巨著《难经》前言中提出中医语言具有隐喻的作用，并强调中医用语隐喻形象对中国人接受中医理论具有决定性意义。指出如果想最大限度的再现其原文信息和内心感受就不能忽略中医用语的社会和生活关联性［21］。直至2008年，闫舒瑶在其文章中提出以已知喻未知、以熟悉喻陌生、以简单喻复杂、以具体喻抽象、以通俗喻科学为思维手段的隐喻是中医语言的特征［22］。至此，隐喻作为中医药理论构建的思维手段才摆脱修辞格研究的束缚，逐渐受到国内学者重视。汤思敏指出隐喻是中医语言非常普遍的现象，中医语言的病因、病症、治疗、用药等术语中存在许多隐喻［23］。甚至可以说“唯象”的中医语言“无譬，则不能言”［24］。中医学是在古代中医典籍的基础上系统化形成的;绝大多数代表中医学专门知识的概念在中医典籍中首次通过隐喻(metaphor)、以类比(analogizing)的方式命名、形成，体现着中医学特有的取象比类的思维模式［25］。谢菁认为中医文化是基于隐喻的文化，深深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医学具有其自身的语言特点，即在援物比类的背景下中充斥了大量的隐喻式思维模式，她将《黄帝内经》中普遍存在的隐喻思维表达方式进行归类，将其分为自然型、社会型、哲学型隐喻，并提出相似性是中医药理论中普遍存在的战争隐喻构建的认知基础，体验性是战争隐喻构建的哲学基础［26，27］。肖建喜对建构针灸学经典理论的阴阳、五行、藏象、精气学说到针灸学经典理论体系中的经络、输穴、刺法灸法、治疗学等子系统进行全面深入分析，认为隐喻是无处不在的。可以说，隐喻从根本上建构了针灸学经典理论体系［28］。殷平善、贾春华、屠金莉还根据莱考夫和约翰逊在1980出版的《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中提出的概念隐喻对中医药理论中的隐喻思维模式以及文化进行分析，对比［29～31］。对中医药理论中隐喻思维模式的研究，有助于翻译过程中最大限度地为作者和读者建立起尽可能接近的心理空间，有助于揭示先祖在与疾病抗争过程中认知客观世界的心理过程。

综上所述，通过回顾中医药文化的概念、研究范围、研究目的和中医药文化翻译相关文献，总结出中医药文化翻译主要集中于中医药英译术语标准化、中医药典籍翻译、中医语言特性研究以及中医药思维方式研究四个方向。翻译过程中对中医药文化的界定，研究范围有待进一步完善和拓宽。

作者：王雨艳 张斌 单位：南京中医药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