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比城市居民消费水平落后10年等11则

农民比城市居民消费水平落后10年

据《中国青年报》9月7日报道：国家统计局副局长近日表示，城乡消费差距令人震惊。从总体上看，目前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只相当于上世纪90年代初城市居民的消费水平，整整落后10年。在“21世纪论坛”2005年会上还提供了这样一组数据：教育卫生方面，城镇高中、中专、大专、本科、研究生学历人口的比例分别是乡村的3.4倍、6.1倍、13.3倍、43.8倍、68.1倍。目前，全国农村合作医疗的覆盖率为42%。

评论：中国城乡二元结构从建国到现在，几十年来一直没有大的改变。从整体上讲，城乡都在发展、都在进步，但乡村的发展速度远远落后于城市，尤其是改革开放20多年来更是如此。我国的政府官员称，农村居民消费水平落后城市10年，这是平均来看，而在一些广大的中西部地区农村，远不是10年的差距问题。

要缩小城乡间的差别，提高农村的消费水平，我们认为除了国家对农业上采取的一些利农、惠农的方针以外，国家在其他方面的公共投入也必须向农村适当倾斜，如道路、环保、医疗、卫生、教育等。从本质上讲，提高农村的消费水平还要靠国家宏观政策和体制上的推动。

政府权力清单 看上去很美

据“新华网”报道：继8月末河北邯郸公布了一份拥有93项权力的市长清单之后，9月14日，河南省郑州市政府又推出了一份涉及整个政府的“权力清单”。根据郑州市公布的文件，政府共有4122项行政权力，其中包括行政许可257项，行政处罚3291项，行政强制175项，行政征收77项，行政裁决4项。

评论：现在公布“权力清单”似乎成了一种时尚。其实，从本质上讲只不过是对社会公开各行政机构、执法部门的职责范围罢了。无论你叫什么样的新名词，对于老百姓来讲，有其自己的判断标准，就是到政府部门办事，效率怎么样，是否公正，有无推诿扯皮现象发生等是他们最关心的。还有，权力与责任是连在一起的，如果公布出的仅是“权力清单”，而没有“责任清单”，应当说这样的制度是不完整的。

中国纳税300强 地产企业竟“落榜”

据《中国工商时报》9月12日报道：9月10日，国家税务总局和中国税务杂志联合公布了2004年中国纳税企业排行榜。在300强名单中没有一家房地产企业。另据《新京报》报道，这次评选纳税企业的500强中，只有一家房地产企业。

评论：从纳税500强的名单中来看，名列前茅的纳税企业，仍然集中在石油、石化、烟草、金融等行业，这是人们预料之中的。而使公众感到意外的是，在纳税榜单的前300名中，竟然没有一家房地产企业，而此前有不少媒体报道称：中国十大暴利行业中，房地产企业居首位。近期，国家税务总局在对7省市的调查中也发现，在各种涉税问题中，房地产业的问题占了90%。为什么位列“暴利行业”首位的房地产业，竟然成了纳税方面的“侏儒”？这确实需要我们从税法体系和监管制度等方面去认真思考。对此，有人向税务部门“建议”道：他们那怕拿出对街头小商贩十分之一的管理力度，房地产企业的税收就会大大增加。

北京取消高校教师的职称评审

据新华社9月21日报道：北京市属33所高校和成人高校，将全面实行教师聘任制和全员聘用合同制。这意味着教授、副教授等头衔不再是终身制。这是北京市教委、市人事局日前联合发出的《北京市属市管高等学校教师职务聘任制实施意见（试行）》中明确的。北京市高校教师职称评定从1987年开始，由市里集中一年进行一次评审 ，一旦取得教授职称，就成了终身不变的身份和资格。而实行教师聘任制后，由市里组织的一年一度的职称评审被取消，权力下放到各高校，高校根据自己的岗位需求进行聘任。

评论：在过去将近20年中，对于职称评聘我们实行的是终身制，并且与各种待遇挂钩。在实践中，人们越来越感到这种制度的弊端，虽然近年来舆论界打破职称终身制的呼吁不断，可真正能够改变的并不多。北京市在市属高校这样做了，相信能够收到理想的效果。因为这项改革把原来的“静态”变成了“动态”， 有利于竞争机制的形成，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

“贫困县”的“帽子”为何不愿意摘掉

据《新京报》9月25日报道：号称“内蒙第一县”的准格尔旗，财政实力超过一个下辖数个县旗的盟或市，但是至今仍戴着“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的“帽子”，享受着各种扶贫优惠政策和资金的支持。准格尔旗隶属鄂尔多斯市，人口27万，因盛产煤炭著名。2004年，全旗国民生产总值达95.01亿元，年财政收入完成12.5亿元，在全自治区101个旗县区中名列第一。

评论：“贫困”这个词自古以来就是贬义的。一个人“贫困”，说明这个人生活能力差；一个单位“贫困”，说明这个单位“领导无方”。但这不是规律，如果某个县能获得“部级贫困县”的资格，那么，说明这里的领导“工作能力强”。为什么现在一些地方总喜欢戴上“贫困县”的帽子，这里的关键是一旦列入贫困县名单，每年就能获得大笔的国家扶贫款以及招商、教育等当面的政策优惠。

我们的贫困县名单是1994年开展“八七扶贫攻坚计划”时确定的。从1994年到现在，已有10多年了。在这10多年间，正是我们经济发展的高涨时期，特别是一些资源产地，经济发展优势更强。因此，“贫困县”的制度多年不予调整，显然不符合实际。大家争戴“贫困县”帽子的另一个原因是，我们对领导干部的政绩考核，从晋升、处罚以及日常工作考核，没有形成一个和“贫困”或“脱贫”相联系的激励机制。争做“贫困县”的事实说明，国家对“贫困县”的管理机制应当改进。

高校教育成本应该透明化

据《国际金融报》报道，亚洲开发银行北京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汤敏在出席“从教育收费看教育改革研讨会”时提出，应该有一个更透明更严格更制度化的高校使用财政资金制度，“你只要用了国家财政的钱，你得非常严格，高校成本不能快速无限制地增加”。

评论：这些年虽然我国的高等教育发展迅速，但是高校教育成本一直是一个谜，从而造成了许多问题。现阶段我国高校教育成本的评估与分摊体系均存在问题，这是教育高收费的主要原因。到如今，“高校教育成本”如何计算，仍然没有一个清晰的标准，也没有经过任何科学论证。假如我们的高校教育成本不能做到透明化，假如没有一套科学的高校使用资金的制度，那么高校的高收费就不可能得到有效遏止，高校的腐败也不可能杜绝。

“奥肯悖论”现象的警示

据《中国经济周刊》报道，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05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为9.5%，而与此同时，中国的失业率却没有下降。劳动保障部近日透露，截止到2005年6月底，登记失业率4.2%。按照“奥肯定律”，GDP的增长与就业增长应该是同步的，在中国却出现了反常现象。

评论：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就出现了“奥肯悖论”现象，尤其是1991年以来，我国GDP增长对就业的拉动作用与前期相比呈现出下滑的趋势。之所以出现“奥肯悖论”现象，是因为我国在经济增长的同时，产业结构也在不断地调整和优化，劳动密集型产业所占的比例明显减少。一些资本密集型产业在增多，逐步替代了原来的劳动密集型的工业，就业弹性系数自然就会下降。但是，“奥肯悖论”现象也有令人不安的一面。失业是中国真正的危机，而“奥肯悖论”现象的存在，无疑将加剧这一危机。

“奥肯悖论”现象说明我们一直未能处理好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间的矛盾关系。因此，我们必须在保持经济的较快增长的同时，更多地发展劳动密集型的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大力发展服务业。从区域来讲，应该把劳动密集型产业从沿海到中西部地区扩散；产业升级的时候，要尽可能地涉足国内产业链，形成纵深的产业链延伸，使之达到中国整个产业的土壤中，这是能否破解“奥肯悖论”现象，能否解决就业的关键，更关系到中国的稳定和发展。

抽象行政行为不能游离于法律之外

据《法制日报》报道，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就李刚博士因“进津费”状告天津市市政工程局一案作出了裁决。法院认为：被告向原告收取通行费的行为不是具体行政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驳回原告李刚的。

评论：此案再次提醒我们，行政诉讼的范围应该把抽象行政行为纳入到行政诉讼的范围内，应该把行政诉讼的范围扩大。由于现行的行政诉讼法排除了对抽象行政行为的诉讼监督，其他监督机制又跟不上，致使抽象行政行为违法问题日趋严重。我国的行政机关权力十分广泛，行政机关的权力对行政相对人的影响是相当大的，如果对行政机关这么大的权力不加以约束，极易造成对行政相对人权利的侵犯。所以，应当允许相对人直接对抽象行政行为提起行政诉讼。只有将所有抽象行政行为全都纳入行政诉讼的范围，并且赋予法院撤销、确认违法抽象行政行为的权力，才能从根本上扭转抽象行政行为违法，损害大众利益的混乱局面，才能维护法制统一，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

政府信息撵不上“谣言”的翅膀

据《新文化报》报道，长春市绿园区西新镇的村民听说这里要规划拆迁才急着分户，分了户补偿就多了，于是许多村民家不约而同地闹起“家庭”，“分家”的“分家”，“离婚”的“离婚”，办理分户的人把派出所围得水泄不通。实际上，2004年夏天长春市人大常委会就出台了一个有关拆迁的解释条款，规定2004年7月30日以后再分开的房证，将不再按规定增加补偿。不管是离婚还是分户，都不能多得补偿。

评论：显然，闹“家庭”的村民最终不可能多得补偿，他们都成为谣言的牺牲品。但是，我们不应该一味嘲笑村民的无知与愚昧，而应该追问：为什么早在一年前长春市人大常委会就作出的明确规定，老百姓对此却一无所知，反而被谣言戏弄得盲目进行“家庭”？难道政府信息注定撵不上“谣言”的翅膀?

如今，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信息时代，信息公开是现代社会民主与法治的必然要求，知情权也已成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知情权是民主社会的基石，只有老百姓享有了充分的知情权，才能做出理性的选择，才能避免成为谣言的俘虏。政府应该建立让公众随时随处能够方便快捷、不受干扰地获取一切应当公开的政府信息的制度保障。这个制度一方面要保障公众的知情权，另一方面还要主动沟通政府和公众间的信息。只有这样，才能避免上演村民突击“分家”、突击“离婚”的黑色幽默剧，才能使社会越来越稳定。

自然灾害死亡人数不再“机密”

据新华社北京9月12日报道：国家保密局、民政部宣布：自然灾害死亡总人数，不再作为国家的秘密事项。过去，我们把自然灾害导致的死亡人员总数，作为国家机密事项，是基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做出的决定。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减灾事业的发展，继续把因自然灾害导致的死亡人员总数作为国家秘密，既难以适应我国救灾工作发展的实际需要，也不符合国际社会的普遍做法。

评论：台风、洪水、地震等自然灾害，每年都会发生，只不过是对人类的危害程度不同罢了。我们国家宣布对自然灾害中死亡总人数的解密，表明了政府的自信，既显示了社会的进步，也反映出对公众知情权的尊重。过去，无论发生多么严重的自然灾害，死亡总人数很少对外公布，而这一点恰恰是人们最关心的，是公众对自然灾害损失状况的第一信息需求。这方面最典型的要数唐山大地震了。有关资料表明，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发生后，死亡总人数一直是个谜，直到三年后的1979年11月17日，在我国召开的地震学会成立大会上，才首次对外公布死亡总人数是24万人。这样的事情，现在看起来几乎不可想象。

在对死亡总人数解密以后，我们期盼国家能够出台相关的政策，规范灾情报告程序，处理迟报、瞒报等违规行为，以使公开的信息更加真实、可靠。

城市生活质量细节同样重要

据《北京青年报》报道：我国首部“城市生活质量报告”在2005年中国城市论坛北京峰会上正式公布。该报告在国内首次推出“中国城市生活质量指数”。对中国国民生产总值排名前100个城市生活质量进行了排行。排行显示：深圳、东莞、上海位居前三名，北京排第四位。排行榜的指标共12项：分别是居民收入、消费结构、居住质量、交通状况、教育投入、医疗卫生、消费结构、公共安全、人居环境、文化休闲等

评论：对一个城市生活质量的考核，由专家列出一些能够量化的指标当然是必要的。但是，我们认为，既然是城市的生活质量，还应当听听生活在这些城市中的老百姓的意见，因为他们对一个城市的生活质量如何，是最有发言权的，他们感受到的都是生活中的一些细节。比如，在对某个城市的考核中，各项量化指标分值都很高，可生活在这里的老百姓整天面对的是买菜担心“农药残留”，买肉担心“注水”，门前的小胡同路不平灯不明，到医院看个感冒要花1000多元，为买一套经济适用房需排好几天队等。如果我们一方面生活在“生活指数”较高的城市里，一方面又总要与这样的“生活细节”伴随着，那样的“生活质量报告”还有何意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