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分权对中国环境污染影响程度的实证分析

收稿日期： 2011-07-18

作者简介： 潘孝珍，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地方财政体制。

通讯作者： 薛钢，博士，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财税基础理论。

基金项目： 湖北省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基金项目“湖北省县乡财政体制改革研究”(编号：2010073)；武汉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武汉市企业自主创新的财税激励政策研究》”

(编号：2011037)；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我国税收征管效率研究”(编号：31541010901)。

摘要

财政分权体现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间的财政权力分配关系，它可以通过支出分权度和收入分权度两个指标进行衡量。从理论上分析，大多数研究结论都认为财政分权与污染量排放存在负激励，但是缺乏相应的实证研究。本文利用1998年到200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对中国财政分权与污染物排放规模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本文选取工业废气排放量、工业固体废弃物排放量、工业废水排放量和二氧化硫排放量作为衡量污染物排放规模的指标，选择支出分权度与收入分权度作为解释变量，选择人均GDP、人口密度、城市化水平、外商投资总额、工业化水平作为控制变量。本文还将所有省份按照地理位置划分为东部和中西部两组进行稳健性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以支出分权度衡量的财政分权指标与污染物排放规模负相关，且实证结果具有稳健性，以收入分权度衡量的财政分权指标与污染物排放规模的关系从实证的角度来讲不确定。

关键词 财政分权；污染物排放；支出分权度；收入分权度

中图分类号 F810.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2)01-0077-07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2.01.013

在我国工业化的进程中，以资源超常消耗和生态环境严重退化为代价的经济增长模式使得环境资源对经济发展的制约日益突出，排放污染物所导致的环境污染几乎成为不能回避的现象。我国中央政府制定了比较严厉、系统的政策、法规等对环境资源进行管制，但是地方政府出于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并不是积极进行污染物的排放治理，存在明显的经济行为短期化特征[1]。因此，有必要研究我国的财政分权制度究竟是激励了地方政府限制还是鼓励了企业排放污染物？

1 财政分权与环境污染的文献综述

Lin and Liu认为所谓财政分权就是指中央政府将财政控制权下放给地方政府的行为[2]；Chen认为财政分权可以被描述为中央政府通过向地方政府再分配集中的服务，以此来提高政府公共服务能力与效力的过程[3]。Marlow更倾向于把财政分权看成是上级政府和下级政府之间对于财政权利分配关系的状态本身，而非该状态演变的过程[4]。

对于财政分权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几乎国内外所有学者都主要从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行为产生的影响这一角度进行理论分析。Tiebout利用“用脚投票”理论解释了较高的财政分权体制可以激励地方政府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来满足居民的需求从而吸引更多的居民来该辖区居住，其中就包括提供较低的环境污染程度[5]，这是第一代财政分权理论的基本观点。而以钱颖一为代表的第二代财政分权理论则指出传统理论中对于政府官员的假设是存在问题的，政府官员也会为了寻求自身的利益而做出与辖区居民的愿望相违背的决策[6]。就环境质量来说，如果缺乏一套激励相容的制度，地方政府政府官员就会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出发为辖区内的居民提供最低标准的环境质量。因此，从理论分析而言，地方政府对于环境治理与污染控制的动机是存在不足的，已有成果一般均认为环境污染程度与人均地方财政能力之间呈现显著的倒U曲线关系[7]。

2 财政分权对环境污染的理论效应分析

要分析财政分权对环境污染存在的理论效应，首先必须明确财政分权的度量指标问题。借助Oates的衡量指标体系，可以分别使用收入分权度和支出分权度作为财政分权的衡量指标，其中收入分权度指的是根据政府间的财政收入关系计算的财政分权度指标，支出分权度指的是根据政府间的财政支出关系计算的财政分权度指标[8]。但是，仅仅将地方政府视为一个整体进行分析还是远远不够的，根据2010年《中国统计年鉴》相关数据，本文对我国2009年各省份财政分权度指标进行了细化，详见图1。

从图1中可以看到，我国各省份分别以收入分权度和支出分权度衡量的财政分权度指标存在较大的差异，并且同一个省份的收入分权度和支出分权度并不存在对应关系，支出分权度一般都要高于收入分权度。由于收入分权度和支出分权度对地方政府行为有着不同的影响，因此，有必要分别探讨他们对地方环境污染水平影响的差异。

支出分权度体现的是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在财政支出权力上的分配关系，一个省份的财政支出规模总是大于财政收入规模的，而其中的差额则通过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的方式解决。支出分权度越高，则表明中央政府通过财政转移支出方式对地方政府行为产生的影响越大，于是中央政府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的方式将自身环境治理上的理性传导给地方政府，而地方政府为了获得中央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在财政支出方向上需要与中央政府的目标相一致，从而使地方政府在环境治理上也趋于理性，将更多的人力、物力、财力投入到环境保护中去，从而在理论上讲，支出分权度与环境污染水平可能存在反比关系。

收入分权度体现的是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在财政收入权利上的分配关系，收入分权度越高，则地方政府获得可自由支配的财政收入的权利越大，从这个角度来讲，地方政府有动力鼓励包括污染企业在内的本辖区所有企业的发展，从而收入分权度与环境污染水平成正比。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一个地区的环境污染水平关系到该地区的社会形象与吸引力，地方政府为了吸引更多的高端企业与高端人才，往往有动力控制本辖区内环境污染水平的增加，从而收入分权度与环境污染水平成反比。因此，从总体上讲，收入分权度与环境污染水平的关系有可能并不确定。

3 我国财政分权对环境污染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我国1998年到200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对财政分权对环境污染影响上的理论效应进行实证检验。参考Keen & Marchand[9]、孙群力[10]等分析方法，建立面板数据模型：

Yit=αi+βt+γDCit+δControlit+εit

其中 i表示地区，t表示年度。Y表示被解释变量即地方环境污染水平，DC表示财政分权程度，Control表示与环境污染水平相关的一组控制变量，α表示模型存在的个体效应，β表示模型存在的时间效应，γ和δ表示系数矩阵，ε表示扰动项。

3.1 变量选择

3.1.1 被解释变量

造成环境污染的原因在于人类社会直接或间接地向自然环境排放了超过其自净能力的物质或能量，从而造成环境质量的下降。在实证分析中必须选择恰当的指标对环境污染水平进行衡量，本文以工业废气排放量（Induair）、工业固体废弃物排放量（Indusolid）、工业废水排放量（Induwater）以及二氧化硫排放量 （SO2）作为环境污染的衡量指标。

3.1.2 解释变量

本文主要选择如下两个财政分权度指标：

收入分权度指标 （DC_inc）=各省预算内人均财政收入/全国预算内人均财政收入。

收入分权度衡量了财政收入权力在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间的分配关系，基于财政分权对环境污染理论效应的分析，它的符号预期为负。此外，本文之所以选择人均财政收入的比值，是因为它相对于财政收入总量的比值而言，可以剔除人口规模因素对各省财政分权度指标的影响。

支出分权度指标（DC_exp）=各省预算内人均财政支出/全国预算内人均财政支出。

支出分权度衡量了财政支出权力在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间的分配关系，基于财政分权对环境污染理论效应的分析，它的符号预期符号不确定。正如张晏和龚六堂所指出的，收入分权度反映了传统意义上的财政分权，而支出分权度体现的是实际的财政分权程度[11]。

3.1.3 控制变量

因为还有许多因素影响地方环境污染水平，为了获得更稳健的估计结果，本文引入如下变量作为控制变量：

本文引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PerGDP）作为经济发展水平的衡量指标，预计该符号为正，即在我国的现实社会经济条件下，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环境污染水平也会越高。

因为城市生活所产生的环境污染物要远远高于农村生活，本文引入城市化水平（Unbanrate）作为控制变量，它由该地区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计算得到，预计该符号为正，即城市化水平越高的地区环境污染水平越严重。

一个地区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外来资本的投资，本文引入外商投资总额（Foreigninvest）来衡量一个地区吸引外来资本的规模。在我国现实的经济条件下，假设地方政府更倾向于引入高投资但不计环境后果的产业项目，因此预计该符号为正。

第二产业是排放污染物的主要产业，本文引入工业化水平 （Industry）作为控制变量，它由一个地区的第二产业生产总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计算得到，预计该符号为正。

此外，人口密度越高则排放污染物的规模也可能越大，本文引入人口密度 （Popdesity） 作为控制变量，并预计其符号为正。

3.2 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1998年到2009年中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所有数据均来自相应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其中PerGDP和 Foreigninves t指标以1998年为基期进行价格指数调整。表1显示了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4 实证分析结果与稳健性检验

本文使用Eviews 6.0软件对面板数据模型进行估计，为了消除不同变量绝对数值差距对模型估计造成的偏差，我们先对各个变量进行了对数变换。

4.1 实证分析结果

对模型进行Hausman检验，结果表明从模型1到模型8都适合建立时间个体随机效应模型。不同模型之间的差别主要在于改变了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其中被解释变量有工业废气、工业固体废弃物、工业废水、二氧化硫排放量四个衡量指标，解释变量有支出分权度和收入分权度两个衡量指标，从而可以得到更稳健的实证结果。

从表2中可以看到，除模型6外，其他模型中被解释变量无论是工业废气、工业固体废弃物、工业废水还是二氧化硫排放量，解释变量的符号都为负，且都在0.0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这表明以支出分权度衡量的财政分权指标与地方环境污染水平负相关，以收入分权度衡量的财政

分权指标也与地方环境污染水平负相关。以模型1和模

型2为例，支出分权度对工业废气排放量的弹性为-0.47，即支出分权度提高1个百分点，工业废气排放量减少0.47个百分点；收入分权度对工业废气排放量的弹性为-0.21，即收入分权度提高1个百分点，工业废气排放量减少0.21个百分点。

从模型1到模型8中还可以看到，各个控制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方向大体上与我们预计的相符，以模型2为例，人均GDP对工业废气排放量存在正相关关系，人均GDP每提高1个百分点，工业废气排放量增加0.75个百分点，人口密度、城市化水平、外商投资总额、工业化水平等控制变量对工业废气排放量也同样存在正相关关系。

4.2 稳健性检验

为了检验实证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对我国31个省份

① “十二五”规划纲要将我国划分为东部、东北部、中部、西部四个区域，本文将东部与东北部合并为东部组，包括河北、北京、天津、山东、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海南、辽宁、吉林和黑龙江13个省份，将中部和西部合并为中西部组，包括山西、河南、安徽、湖北、湖南、江西、内蒙古、广西、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重庆、四川、贵州、云南、18个省份。

4.2.1 东部13个省份经验数据的稳健性检验

对于东部13个省份的经验数据，Hausman检验的结果显示，从模型1到模型8都适合建立时间个体随机效应模型。表3报告了1998-2009年东部13个省份财政分权与环境污染实证分析结果。

从表3中可以看到，对于支出分权度作为解释变量的模型，无论被解释变量是工业废气、工业固体废弃物、工业废水还是二氧化硫排放量，支出分权度的系数符号都为负，且都通过了显著性水平检验，以支出分权度衡量的财政分权指标对于被解释变量的影响具有稳健性；对于收入分权度作为解释变量的模型，被解释变量除二氧化硫排放量外，其他模型中收入分权度的系数都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以收入分权度衡量的财政分权指标对于被解释变量的影响不具有稳健性。此外，控制变量中人均GDP、城市化水平和工业化水平的系数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而人口密度、外商投资总额的系数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也就是说，对于东部地区而言，人口密度和外商投资总额这两个因素对地方环境污染水平不存在影响。

4.2.2 中西部18个省份经验数据的稳健性检验

对于中西部18个省份的经验数据，Hausman检验的结果显示，除模型6适合建立时间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外，其他7个模型都适合建立时间个体随机效应模型。表4报告了1998-2009年中西部18个省份财政分权与环境污染实证分析结果。

从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影响的角度来讲，表4的实证结果与表3的相同，即在中西部18个省份，以支出分权度衡量的财政分权指标与环境污染水平负相关，且实证结果具有稳健性，而以收入分权度衡量的财政分权指标对被环境污染水平的影响不具有稳健性。此外，对于控制变量而言，只有人均GDP、人口密度和外商投资总额的系数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而城市化水平、工业化水平的系数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也就是说，对于中西部地区而言，城市化水平和工业化水平这两个因素对地方环境污染水平不存

在影响。

5 基本结论

本文通过1998年到2009年我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模型，从支出分权度和收入分权度两个方面验证了财政分权对地方环境污染的影响。经验数据表明，支出分权度衡量的财政分权指标与环境污染水平成反比，且该结果具有稳健性，收入分权度衡量的财政分权指标与环境污染同样成反比，但该结果欠缺稳健性。因此本文认为，财政分权与环境污染的实证分析结果与前文对着两者的理论效应分析结果相一致，即支出分权度与环境污染水平成反比，收入分权度与环境污染水平的影响关系不确定。此外，各个控制变量对环境污染水平的影响，在东部和中西部之间存在着地域差异。

本文的政策含义有：

（1）实证分析结果显示，以支出分权度衡量的财政分权指标与环境污染水平成反比，且该结果具有稳健性，为

了激励地方政府有更多动力从事于环境污染治理工作，降低辖区内的环境污染水平，我国有必要在维持当前相对较高的支出分权度的同时，进一步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通过建立制度化、规范化、具有导向性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引导地方政府将更多的财政资金投入到环境污染治理工作中去。由于以收入分权度对环境污染水平的影响从理论效应和实证分析两个方面来说都是不确定的，从而无法从收入分权度的角度探讨其对环境污染治理上的政策含义。

（2）表3和表4的结果显示，各个控制变量对环境污染水平的影响存在地域差异，因此从保护生态环境的政策目标出发，我国相关政策措施的出台必须考虑地域差异的影响。比如，对于东部地区而言，工业化水平与环境污染水平成反比，我国有必要采取政策措施促进东部地区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促进第三产业产值比重的增长，从而有利于降低东部地区环境污染水平，但对于中西部而言，由于工业化水平对环境污染存在的影响并不显著，则从促进经济发展的角度出发，有必须大力推进中西部地区第二产业的发展；对于东部地区而言，外商投资总额对环境污染水平的影响并不显著，其中可能的原因在于东部地区偏向于引进科技含量高、环境污染少的外商投资项目，而对于中西部地区而言，由于外商投资总额与环境污染水平成正相关，从保护自然环境的角度出发，我国有必要出台措施限制西部地区政府对相关环境污染严重的外商投资项目的引进，合理调整外商投资项目结构。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 傅勇，张晏.中国式分权与则政支出结构偏向：为增长而竞争的代价［J］.管理世界，2007，(3):4-12.［ Fu Yong，Zhang Yan.Chinese-style Decentralization and Fiscal Expenditure Structure Bias: the Cost of Competition for Growth［J］.Management World.2007，(3):4-12.］

［2］Lin J Y，Liu Z.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J］.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2000，49(11)：1-21.

［3］Chen C H.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Collusion and Government Size in China’s Transitional Economy ［J］. Applied Economics Letters, 2004, 11(11)：699-705.

［4］Marlow M L.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and Government Size ［J］. Public Choice, 1988,56（3）：259-269.

［5］Tiebout C M.A Pure Theory of Local Expenditures［J］.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56，64（5）：416-424.

［6］Qian Y， Weingast B R. Federalism as a Commitment to Preserving Market Incentives［J］.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1997,11（4）：83-92.

［7］李猛.财政分权与环境污染――对环境库兹涅茨假说的修正［J］.经济评论，2009,（5）：54-59.［Li Meng.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and Environmental Pollution:Modification of the Environmental Kuznets Hypothesis［J］.Economic Review，2009,（5）：54-59.］

［8］Oates W E. Searching for Leviathan: An Empirical Study［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85, (75)：748-757.

［9］Keen M,Marchandt M. Fiscal Competition and the Pattern of Public Spending［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1997，66（1）：33-53.

［10］ 孙群力.地区差距、财政分权与中国地方政府规模［J］.财贸经济，2009,（7）：56-61.［Sun Qunli. Regional Disparity,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and Local Government Size of China［J］.Finance & Trades Economics，2009,（7）：56-61.］

［11］ 张晏，龚六堂.地区差距、要素流动与财政分权［J］.经济研究，2004，（7）：59-69.［ Zhang Yan，Gong Liutang. Interregional Disparity、Factor Mobility and Fiscal Decentralization［J］. 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2004,（7）：59-69.］

An Empirical Analysis on the Impact of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on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in China

XUE Gang1，2 PANG Xiaozhen1

(1.School of Public Finance and Taxation，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Wuhan Hubei 430073，China；

2. Research Center of Hubei Finance and Development，Wuhan Hubei 430073，China)

Abstract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reflects the distribution financial power between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nd local government. It can be measured through the two indicators which are expenditure decentralization and revenue decentralization. From the theoretical analysis, most studies have concluded that there is a negative incentive between the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and the amount of pollutant discharge, but lacks the empirical research. Utilizing the provincial panel data from 1998 to 2009, this paper carried on the empirical analysis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s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and the scale of pollutant discharge. The industrial waste gas discharge amount, industrial solid wastes discharge amount, industrial waste water discharge amount and sulfur dioxide discharge amount were selected as the indicators to measure the scale of pollutant discharge in the paper. The paper selected the expenditure decentralization degree and revenue decentralization degree as explanatory variables, and selected the per capita GDP, population density, urbanization level, total foreign investment, and the industrialization level as control variables. The paper divided all provinces into two groups(east and midwest) in accordance with their geographic location to carry out robustness test.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indicator which was measured by the expenditure decentralization degree was negatively related to the scale of pollutant discharge. And the empirical results were of robustnes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indicator which was measured by revenue decentralization degree and the scale of pollutant discharge was uncertain from the empirical point.

Key words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pollutant discharge; expenditure decentralization degree; revenue decentralization degre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