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巨额贸易逆差根在美国

今年，美国围绕着人民币汇率问题屡屡发难中国，认为中美之间长达十多年的贸易逆差正是肇始于此。但中美之间的逆差真如美国所说吗?

美国的统计方法显然不正确

在美方的统计中，他们将中方出口到第三方，而后又经过第三方转口到美国的中国商品，均列为从中国的进口。而中国海关将这些产品都统计作对第三方的出口，并不计入对美国的出口。中国的统计显示，中国对美国出口的60％是经过以香港地区为主的第三方转口的。美方的统计资料也表明，中国的货物只有20％直接运往美国，其余80％通过第三方转口到美国。

以原产地规则作为统计标准，是造成中美两国贸易差额大的重要原因。虽然原产地原则作为各国实施贸易管理的工具，在世界贸易发展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至今在国际多边贸易协定的执行和各国贸易政策措施的实施中仍然被广泛应用，但对如何判定货物是否发生“实质性的改变”，至今没有统一的实施细则。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谈判制定了《原产地规则协议》，确定了协调各成员非特惠制的原产地规则，并委托世界海关组织承担协调规则技术标准的制订工作，但至今仍未完成。由于缺乏国际统一的原产地规则，各国在制订自己的原产地规则时，往往从本国需要出发，标准不一，宽严各异，在判定进口货物原产地时往往存在随意性。

随着世界经济发展和经济格局的巨大变化，原产地原则的局限性愈来愈清楚地暴露出来。过去国际贸易和投资数额不大，各国之间商品交换关系比较简单，按原产地统计大致可以反映国与国之间的分工、贸易关系以及相应的利益格局。现在由于世界各国经济贸易关系迅速发展，跨国投资日趋增加，国际贸易所交换的已经远不是单个国家生产的产品，而是跨越国界的“世界性产品”。按现行原产地统计进出口贸易的办法，显然难以准确。

近二三十年来，一些国家和地区加工贸易的迅速发展，更增加了这一问题的复杂性。加工贸易是指一国从国外进口主要原材料、零部件，加工装配后又出口的一种贸易方式。由于货物在该国发生了实质性改变，按原产地统计，便将该国列为原产地。但由于主要原材料、零部件来自进口，该国从中获得的实际收益往往并不高。中国的加工贸易是由于美国、日本、韩国、香港地区、台湾省等国家和地区为降低生产成本，转移产业而发展起来的。其产品依赖原有的销售渠道，主要经中国香港等地转口到美国等传统市场。但是，按照美国的“原产地统计”规则，这些转口的加工贸易产品都作为中国内地对美国的出口额。

当然，美方统计的所谓对华贸易巨额逆差还有其他客观方面的诸多原因。例如汇率折算，总贸易与专门贸易的不同统计被认定、贸易术语含义的不同解释等等，都可以被美方用来夸大对华贸易逆差。

其实是美国贸易逆差来源地的转移

随着全球产业结构的深刻调整和我国改革开放的推进，我国逐步成为国际直接投资的重要目的国。2002年，外商对我国的直接投资总额达到527.4亿美元，我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吸收国外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与之相适应，我国的对外贸易业在发生深刻的调整，中美经贸关系也不可避免会受到这一进程的影响。

1984年，美国贸易逆差的最大来源地是日本，贸易逆差为339.6亿美元，占当年美国货物贸易逆差总额的33.1％；其次是加拿大，为149.3亿美元。此外，中国台湾、德国、墨西哥、中国香港、巴西、印尼、意大利和韩国也都是美国贸易逆差的重要来源。我们不难发现，这一时期，美国贸易逆差来源地集中在东南亚、北美自由贸易区和欧盟。其中，东南亚有5个国家和地区是美国贸易逆差的前10个来源地，欧盟占2个，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加拿大和墨西哥都是美国的十大贸易逆差来源地之一。

这种情况在2002年发生了变化。这时，美国贸易逆差的最大来源地是中国，为1031.1亿美元，占当年美国货物贸易逆差总额的21.9％，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0.99％。居第二位的是日本，贸易逆差为700.6亿美元，加拿大、墨西哥和德国分别是美国的第3～5位的最大逆差来源地。

与1984年美国贸易逆差的前10个来源地比较，我们不难发现，虽然美国的贸易逆差状况没有发生大的变化。但是，逆差来源地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了转移，中国取代日本，成为美国贸易逆差的最大来源地。虽然，美国对中国贸易逆差的绝对量超过了1984年美国对日本贸易逆差的绝对量，但是，2002年，美国对中国的货物贸易逆差占美国货物贸易逆差总额的比重(21.9％)，并没有超过1984年美国对日本的贸易逆差占美国货物贸易逆差总额的比重(33.1％)。

通过对比还发现，美国对其他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贸易逆差状况有所改善。虽然，中国台湾、马来西亚和韩国仍然是美国贸易逆差的重要来源，但是它们的地位，已经相对下降，分居美国贸易逆差来源地的第八、九和十位。而且，美国对中国香港的贸易平衡状况，由1984年的逆差转变为2002年的顺差。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亚太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引起的美国贸易逆差来源地转移的结果。

20世纪60年代以来，亚太地区形成了分阶段的、梯度较为明显的产业转移，逐渐形成了产业间分工和产业内分工兼而有之的国际分工体系。美国产业结构升级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其特点是工业主导部门从轻工业转向重工业，从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工业转向高技术加工工业。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是推动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根本动力。美国在亚太地区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的显著特点是，将美国的资本和高技术与当地廉价而熟练的劳动力相结合，生产正处于成熟阶段或由成熟阶段向标准化过渡的产品。与此同时，美国形成了相关产业的相对空缺，客观上形成了美国与亚太地区互补性贸易产生的基础。同期，日本开始向亚洲“四小龙”转移以纺织品生产为代表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或边际生产工序，而该类产品是日本50年代对美国出口的主要产品，生产地转移了，出口市场却未变。这一政策产生了东亚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雁行模式”。

70年代，亚洲“四小龙”大力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并向泰国、马来西亚、印尼等东盟国家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80年代后期的日本又向东盟和亚洲“四小龙”转移电子装配产业，后者相应发展以电子业为代表的相对技术密集型产业，同时又向中国大陆进行劳动密集型边际产业或边际生产环节的转移。在中国所利用的外商直接投资中，80%来自上述亚太国家和地区。

因此，中美贸易平衡的产生是在国际体系下，产业结构深刻调整的必然结果，中美两国有着各自的优势，美国着重发展高科技产业和服务业，中国也能够充分发挥劳动力资源优势，两国都能够从这一合理的国际分工中受益。

美国贸易逆差根在美国自身

其实，美国贸易逆差最大的单项商品是石油产品。美国虽然拥有丰富的石油、木材资源，但美国政府实行自然资源保护政策、环保政策、“空气清洁法案”，同时也为防备未来可能发生的能源危机等，限制了石油、木材的开发，并鼓励大量进口石油、石油制品及木材。因此，这一部分巨额贸易逆差完全是其国家政策造成的。

1983年以来，工业制成品的贸易逆差规模决定美国贸易逆差的大小。而工业制成品贸易逆差中最大的两个部门是“杂项制成品”和“机械及运输设备”，其中，“杂项制成品”是美国对发展中国家贸易逆差最大的部门，“机械及运输设备”是对发达国家贸易逆差最大的部门。工业制品贸易逆差是美国经济结构性逆差，是其在产业内分工及跨国公司内贸易的必然反映

美国是一个资本雄厚、技术先进的国家，这种资源禀赋决定了其必然在国际分工中处于出口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而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地位。美国在服装及衣着附件、鞋靴类产品上的巨额逆差，以及在专业、科学及控制用仪器和装置、特种工业专用机械上的高额顺差，正反映了这种经济结构。另外，为了在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美国的跨国公司也通过大量对外直接投资将本国已不再具有优势的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而后再进口该产品。美国在“自动数据处理设备与配件”对发展中国家的大量进口，正说明了这一情况。

美国对发达国家的贸易体现了高科技产品之间激烈的竞争，以及跨国公司相互投资所导致的产业内贸易的趋势。美国与发达国家进出口贸易额最大的前五种商品中(sITC细分到3位)，进口额最大的“汽车及其他机动车”在出口额中则排名第四，进口额第二的“机动车零部件及配件”则在出口额中排名第一。

在全球竞争日益加剧的驱动下，美国跨国公司加强其对外直接投资，在中间产品、基础产业、电子等行业增长率尤其高!而对外直接投资的增加反过来对美国的贸易逆差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如1992年美国在其国外的投资中，运输、电话、电报、电气及卫生设备均比1989年有较大提高，而1992年美国在电信产品、陆路车辆方面的贸易逆差为873亿美元、134.91亿美元，分别在当年单项商品贸易逆差中列第二和第五位。1996年，美国是全球国际直接投资最活跃的国家，其对外直接投资流入与流出额均为850亿美元左右。足见产业内直接投资及贸易对美国贸易逆差的影响。

因此，除非美国做经济结构性的大调整，否则，其贸易逆差不可能锐减。

同时，7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结构向服务业转移，服务业在美国就业、国内生产总值、贸易、投资中的比重不断上升。90年代，美国已成为世界上服务贸易竞争力最强的国家，其服务贸易顺差规模不断扩大。服务贸易顺差抵消了部分商品贸易的巨额逆差，使美国贸易逆差增长减缓。2000年，美国服务贸易顺差780亿美元，抵销了美国货物贸易逆差4522亿美元的17.2％。而这780亿美元的顺差，并没有完全反映美国的服务贸易顺差的情况，美国实际从服务贸易中得到的顺差远远大干这个数字。服务贸易顺差的扩大将进一步改善美国贸易逆差。

贸易逆差仅仅是其在外贸方面竞争力的一个指标，并不能说明其国际化程度或国内经济水平的高低，也不能反映各国在经济与贸易方面分工的深度、广度及相互依存、依赖。美国与加蓬、厄瓜多尔在石油方面的贸易逆差为19.28亿美元和7亿美元。它说明美国与这两个国家之间的国际分工仅仅限于石油领域，处于较低级的状态。

而且，在经济全球化、一体化、国际化及自由化的环境下，传统的贸易统计方法不能客观反映国家间的贸易关系。世界范围内的投资自由化以及各种生产要素的相对自由移动使得各国经济上的国界逐渐模糊，跨国公司凭借其自身雄厚的经济实力在世界各国间建立其全球战略体系，组建其“国中之国”，国际贸易已不完全是原来传统意义上的“国家间”的贸易了。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很难区分哪些商品的进口是真正为国内企业所需要的，或者只不过是跨国公司内部的产品转移。

因此，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进一步加深，这种建立在原产地规则基础上的海关进出口统计数字已经逐渐丧失了其经济意义，而其所能起到的最大的作用，恐怕就是作为美国挥舞贸易制裁大棒，实行贸易保护的借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