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信息文化的社会功能

摘　要：本文从社会学的角度，从文化的高度去研究手机文化及其对社会所产生的各种影响，明确手机信息文化特征以及对手机信息文化的建构模式，以期进一步丰富与之相关的理论知识。

关键词：手机媒介；载体；手机文化；建构模式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2.03.07 文章编号：1672-3309（2012）03-15-02

一、研究背景

手机是继20世纪80年代的电视、90年代的因特网媒体革命以来的又一次革命，甚至比前两次更深入和久远。手机文化是一种崭新的文化，作为媒介，一种信息文化的“传送器”。手机信息文化发展、传播正处于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时期。手机文化作为一种大众文化的亚文化形式，构建了我们的日常生活和意识形态。它在功能上呈现出的是情感交流的娱乐化，在生产方式上突显了民众参与的普适化，在文化风格上体现的是与时俱进的时尚化、个性化。手机重新制约了社会资源的配置和市场的规则，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有着重要的影响。在当下时期，它反映出的是现代性的消费主义、交流型的时尚文化、市民文化和大众文化等意识形态。总之，手机文化顺应传播与文化的动力学过程，将每一个体的生长和发展融于其中。因此，手机变成我们当代日常生活人人必备之物，手机文化也成为一种时尚和景观，这就是我们所面临的新的文化世界。

二、手机信息文化的产生

手机信息文化在中国的出现是伴随着手机的产生和发展而来的，它是媒介文化的一种新形态，是一种新的媒介方式。手机信息文化的产生和普及，是信息时展的必然结果，它以个性化的文化内容愉悦人们的精神，在公共服务、公益事业等方面影响颇大，更值得一提的是，它推进了信息化进程，从而带来新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和价值观念。在技术和业务的创新之下，通过与主流媒体合作，产生了新型的媒体形式，如手机文学、手机广播、手机微信、手机报、手机游戏、手机音乐、手机电视、手机微博等，手机作为新型媒体所产生的作用得到了广泛的发挥，并将健康、正版的艺术作品引入移动信息服务领域，开展各种活动，运用各种技术支持广大手机用户进行乐于欣赏的、绿色的、科学的、有益的、健康的、娱乐的信息内容创作，“绿色手机文化”对于引导社会舆论导向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并引导人们积极建设、发展精神文明，从而深入影响社会文明。

手机信息文化与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深刻并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人类社会的生产、生活和交往方式，对于改变人们的思想、观念、道德素质和内心精神世界也有着深刻的影响。手机信息建设是宣传科学理论、体验社会情感、传播先进文化、增加社会交流、塑造美好心灵、方便工作生活、弘扬社会正气的新平台，所以要确定明确的手机信息发展方向。手机及手机信息文化己成为当今社会的热点，它不仅会影响我们的生活习惯、生活态度、生活方式以及交往方式，甚至会影响中国的社会文明、社会的稳定和谐。认真关注、努力研究手机信息文化，推进“中国特色手机信息文化”建设，对于繁荣社会主义文化、规范市场竞争行为、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手机信息文化的社会功能

（一）手机信息文化拓展了社会交往的广度

1、手机信息文化使各种复杂的社会关系有可能越来越疏远现场互动交流，使它们有可能在无限的时间和空间的间隔中重构组建起来。手机互动把空间扩展的有效性同时间的即时性紧密联系起来，它不仅“使人们以口头方式进行传播交往，而且可以不受共处一个地点的限制而确立、保持和发展社会互动的形式”[1]。换句话来说，手机跨越以共同在场为基础的群体认同，创建了许多与物理场所没什么关系的新的联系和交流的形式，这使得另外一种新形式的社会交流互动、情感体验成为可能，从而有助于重新构建现有的社会关系。

2、伴随着手机的移动接连不断地生成了新的社会关系。有一种古老的组织技术是电话树。它是指你打电话给几个你的朋友，他们再打电话给几个他们的朋友，这样就可以无限延续下去，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一传十、十传百。在手机时代，手机可以充分发挥电话树的原理和作用。在生活中你可以发几条短信给几个朋友，他们可以发同样的短信给他们电话号码簿上的人。特别是节日里在某个特定的关系网中不同的人发来的却是相同的短信。最重要的是，手机的传播把他们从有线电话和台式计算机上解放出来。人们随身携带着手机，可以在真实世界里自己组织传播开来。

3、手机短信造就了交往形式的多元化。手机短信在中国的广泛普及带来了通信时代不同于传统社会的另一种社会交往方式。“手机短信是一种延长时间而不是缩短时间的传播方式，它对社会和日常生活产生的冲击力不是来自信息交换的内容，而是来自发送它的数码技术、发送方式这些形式主义的要素[2]”。

（二）手机信息文化消解了社会交往的深度

手机媒介的出现及普及，无疑扩展了社会交往的广度。当代社会人际关系的建立和消除加速度进行，快到从素不相识、相遇、分离后依然陌生这一过程不过延续数分钟，就像原子在参与化学反应时，以相对独立的个体形态融入，经过短暂的聚合重组，接触以后迅速分离，重新回归个体形态。人际关系消亡的速度也显示了这种关系的浅层次性、短暂性和临时性。群体社会中的个体越来越表现出个别、疏远和淡薄的交往关系。“人们不再是传统的各种道德和法规的奴隶，而是高度自由意志的个体，彼此间没有约束，也没有相互承诺[3]”。

（三）手机信息文化组建了共享信息的便捷传播渠道，助公共事务管理一臂之力

发送手机短信便捷、快速，大众往往能够得到来源于官方权威机构认证且比较可靠的信息。在危机事件、社会突发事件中这一点表现得特别突出。在特殊环境中的信息传播要求同时具备广泛性、便捷性、强制送达性、及时性，当下只有手机媒介的短信形式是能够同时满足这4个条件的传播媒介，目前它具有不可替换性。在突发事件、危机事件等重大事件中，如果国家权力机关能充分利用手机媒介将权威、可靠、真实的信息在第一时间传递给社会的每一个成员，对于公众情绪的安抚、社会的稳定团结有着重大的影响，对于团结整个社会的凝聚力来应对突发事件也有着积极的作用。手机媒介在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出现及普及意味着中国政治生活更加宽松，更加和谐，更加团结，社会更容易实现民富安康。

（四）手机信息文化能够开放话语平台，话语权开始草根化，实现沟通民意

一方面，政府积极发挥手机媒介快捷、传播面广等特性传递权威的信息，占领舆论高地；另一方面，手机媒介的高覆盖面、操作的简易性、低廉的成本以及高度的民众参与性使中国的草根阶层可以利用这一话语平台在政治领域发出自己的声音，实现政治生活的民主参与。比如，2012年“两会”期间，人民网、政协网及数十家主流传媒全天候开通了免费的“全国两会短信平台”，以最方便快捷的方式，接收手机用户的“两会”热议、“两会”留言。假如将手机媒介长期纳入民意表达的制度性平台，普通民众可借助它来传达自己的社会意见和看法，这必然将拓宽民众的参政通道，并使政府的决策更科学合理更加符合民意。双方通过手机媒介的快速良好互动沟通，将大大有利于建设和谐社会、维护社会的稳定。

（五）手机信息文化使人们积极参与到各种活动中，具有了民主参与权

近些年，很多娱乐选秀节目层出不穷，中国公众的民主意识被手机短信投票激发出来。文化研究学者朱大可视这一现象为民众“社会参与激情的选择性投射”。可以这样说，我们第一次惊讶地发现，手机可以变成挑战反驳评委权威的武器，我们从自己的意愿出发用手机投出去的选票第一次拥有生杀大权，可以决定台上喜爱选手的去留，这种意见的被关注使民众参与的热情瞬间爆发。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不断扩宽民主参与的渠道，提高社会的宽松度、公民的民主参与意识和扩大公民的自主活动空间。现代传媒技术的发展使公众参与表达的话语空间、渠道、方式都被大范围的扩宽。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规定，公民有游行、集会、结社的自由，即通过以上公共行为表达个人意愿的自由。在数字信息时代，互联网和手机一道以极快的速度大规模组织起那些以奚落松散的姿态遍布于民间的草根力量，展示出手机隐含的巨大的社会组织动员能力。由此来看，手机与互联网的信息传播发挥了集体行动组织者的作用。史蒂文森发现，媒介越大众化，就越能被用来传递具有颠覆性和选择性的信息。当人们的手机都成为构建巩固自己社会力量的有利屏障时，一个个或临时、或固定的社会关系网就会随着手机的信息传递组建起来。

手机已实现人际传播到大众传播的转型，其组建公共领域的功能日渐明显。在哈贝马斯看来，所谓“公共领域”，首先是指我们社会生活的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像公共意见这样的事物可以形成。公共领域原则上向所有公民开放。公共领域的一部分由各种对话构成，在这些对话中，作为私人的人们来到一起，形成了公众，当他们在非强制的情况下处理公共利益问题时，公民们作为一个群体来行动。因此，这种行动具有这样的保障，即他们可以自由地集合和组合，可以自由地表达和公开他们的意见。当公共讨论涉及与国家活动有关的问题时，我们称之为政治的公共领域。公共领域是介于国家与社会之间进行调节的一个领域 。“政治公共领域是以公众舆论为媒介对国家和社会需求加以调节”[4]。总之，它是社会与国家的中介，它既可以传达民意，又能使公共权力接受来自民间的监督。

四、总结

总的来说，手机文化的更好发展需要政府、企业和个人共同的努力。但必须要指出的是，与其他大众媒介形式相比，手机媒介具有最强烈的个人化倾向。这一特殊性表明了真正能在手机文化建设中起决定性作用的还得依靠广大的手机用户。从手机用户来看，其自身就是手机文化产品的积极建设者；就运营商而言，传播什么、传播多少也得视用户的兴趣、心理而定。手机社会的媒介化交往导致的情感消解，以及手机技术对人的异化等问题，都会妨碍个体的健全人格和健康理性的全面发展。因此，从宏观层面来讲，手机文化建设的良性发展要站在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高度，由政府采用各种行政政策和经济杠杆来宏观调控、统一实施监管，做到导向科学、发展方向正确。但有一点值得注意：权力机构既不能缺位，也不能越位。文化现象的确需要精心培育，社会风气的确需要正确引导，但倡导健康文化、净化社会风气，必须充分尊重群众的信息权利和文化权利，引导群众自觉自愿地接受和积极投身到建设绿色手机文化中去，而不是什么都要管一管，帮老百姓当家作主，或是采用强制性的行政命令来净化手机文化环境。

参考文献：

[1] [英]约翰·B.汤普森著.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M].北京:译林出版社，2005:249.

[2] 陈力丹.试看传播媒介如何影响社会结构[J].国际新闻界，2004，（06）.

[3] 高宣扬.流行文化社会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83.

[4] 汪晖、陈燕谷.文化与公共性[M].北京:三联书社，1998:125-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