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GDP:争议中前行

编者按：绿色GDP是扣除经济发展对自然和人的损害之后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净值，是建立在以人为本、协调统筹、可持续发展观念之上的新型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由于绿色GDP核算是一项全新的、涉及多部门的工作，面临着重重困难，一时呈现出“叫好不叫座”的尴尬局面。7月22日，绿色GDP项目技术组组长王金南宣布，“无限期推迟”2005年报告。

困惑：不应该敏感的绿色

当我们想采访了解绿色GDP10省市试点的情况时，恰遇各省市“谈绿色变”的敏感期，“一些省市要求退出试点”的报道，把试点省市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公允地讲，试点省市至少不应该是首先被批评的对象。试点之初，国家课题组原本设想在全国各地区选择代表省份参加，但自愿报名的结果是，西北地区省份无一参加，或者“只做不说”，这暗含一个信息：绿色GDP在有些地方并未得到完全认同。

绿色GDP意味着观念的深刻转变，意味着全新的发展观与政绩观。一旦实施绿色GDP，人们心中的发展内涵与衡量标准就要随之改变，同时由于扣除环境损失成本，也会使一些地区的经济增长数据大大下降。目前，许多地方仍然唯GDP至上，在这种观念支配下，要进行绿色GDP核算，其阻力之大可想而知。

关于没有的原因，试点省市有两种解释：一是认为公布数字并没有多大实际意义。“经过核算，某某年GDP的5％要扣除掉，这个数字能说明什么呢？”二是对于公布结果有顾虑。

困难：事非经过不知难

其实，在绿色GDP试点之前，有许多困难是可以预料到的，比如理论不完善、没有可借鉴经验、数据不全、资源环境难以估价等等。即使国家课题组提供了多方面的技术支持，在地方具体试点过程中，一个又一个现实问题还是不断摆在面前等待解决。

对于绿色GDP核算而言，取得真实、详细的数据是最基础的工作，遇到的难题也最多。“拿到一个数据很不容易，即使是环保部门下面的监测站，我们去拿数据也要做很多协商工作。按说这些数据都应是公开的。”中国环境规划院总工程师王金南感叹道。

辽宁在试点过程中反映，由于绿色GDP的基础支撑数据还不完善，难以满足调查和核算需要。比如大气健康和水农业调查的数据没有达到设想要求，为关键技术参数的确定带来很大难度，个别指标只是在省级层面，不能分解到各市，也影响了核算的质量。

大量需要直接测量的原始数据采集难度更大。一些调查方案不够细化或者不够完善，在实际工作中需要不断调整、完善，对地方调查人员的积极性有一定影响。由于“难度很大或者设计比较偏向理想化”等因素，浙江最终没有开展建筑类型与材料存量调查、水污染与人体健康效应研究、大气污染与人体健康效应研究等3个项目。“打个比方说吧，建筑类型调查即便仅在杭州进行，按照1％的样本量，大致就需要调查人员数清楚20个小区的每一个窗户、墙面等；再如人体健康效应研究，建立模型至少需要搜集到一些医疗机构近10年的档案资料，难度可以想象。”浙江省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处处长朱天福说。

各省市在试点过程遇到的另一普遍性问题是人才问题。由于统计部门的工作人员对环保领域的问题比较陌生，实际工作中感到难度很大。为此，国家课题组先后对地方工作人员进行了三次技术培训。另外，由于地方统计工作人员数量有限，人手不够也是一个亟须解决的问题。

困境：绿色GDP不能“孤军取胜”

环保是一项大战略，绿色GDP作为实施这一战略的重要手段，要发挥作用不能“孤军取胜”。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说：“除了东部各省，中国大部分地区仍然处于城市化与工业化发展的初期，让他们心甘情愿地开展绿色GDP核算不是件容易的事，这需要一系列制度政策去推动。”

绿色GDP核算的相关制度建设对保证核算的顺利实施至关重要，而现实中，绿色核算的制度安排基本空白。亟待建立的相关制度包括：资源环境统计制度、相关标准法规制度、核算工作制度，以及研究如何利用绿色GDP核算结果制定环境经济政策，如环境税收、环境补偿，尤其是领导干部绩效考核制度等。

绿色GDP是一项繁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国土资源、水利、林业、环境、海洋、农业、卫生、建设、统计等多个部门，因此部门之间的协调合作机制亟待建立。多个部门共同开展工作，合作得好，可以发挥各部门的优势；合作不好，难免相互掣肘，工作就难以开展。

绿色核算不是目的，不是通过绿色核算就可以实现科学发展，还有大量实实在在的工作需要去做。微观上，要提高公民参与资源环境保护的程度，对企业经营活动要有一个资源环境评估，提倡循环经济模式，限制破坏性生产。宏观上，绿色核算的数据和信息要及时反馈给有关部门，为经济决策提供参考，为区域发展重新定位，为产业调整、自然资源保护和环境管理提供背景资料和技术支撑。

（2007年第1期《半月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