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滩的“亭子间作家”

一

经历了将近百年风吹雨打的石库门，斯人憔悴，朱颜已改，陆陆续续在上海街头被拆除。眼望着残墙瓦砾，我不知怎么就想起了其间曾经产生过的一种上海滩独有的文化现象：“亭子间作家”。

亭子间，可以说是石库门房子里最差的房间。它位于灶披间之上、晒台之下的空间，高度2米左右，面积6、7平方米，朝向北面，大多用作堆放杂物或者居住佣人。既是作家，又住亭子间，我一直以为旧上海的“亭子间作家”，带有贬义，专门指称小报作家，或是未入流的作家。后来发现这是我的理解错误。鲁迅先生不是有一本《且介亭杂文集》？“且”字左边加“禾”为“租”，“介”字上面加“田”为“界”，他老人家明明白白说清楚，自己是在租界的亭子间里写这本书的。这个亭子间就在虹口横浜路景云里。

1927年鲁迅从广州来沪，就住在这里，一住就是两三年。而且同住这条弄堂的邻居还有叶圣陶、沈雁冰、周建人。这又使我糊涂起来，大作家为什么要钻在亭子间写作呢？略一考查，也就明白。原来石库门房子的底层客堂时常有客来访，楼上又作卧室，似乎在亭子间里写写倒也清静。当然，时间一长，鲁迅觉得弄堂里搓麻将声音太吵，就搬到北川公寓去了。

至于沈雁冰先生1927年住到景云里，是为躲避南京政府的通辑，整日隐居，足不出户。正是在这里，他第一次用“茅盾”笔名写出《幻灭》《动摇》《追求》三部中篇小说。至于他究竟是坐在哪个房间里动笔，就不得而知，也许是亭子间，也许是客堂间，总之，不能肯定他当年不是“亭子间作家”。

二

至于巴金先生也住过上海的亭子间，那是确切无疑的。他在《谈〈灭亡〉》中就说过：“（1925年8月下旬）我住在康悌路康益里某号亭子间里的时候，常常睡在床上，听到房东夫妇在楼下打架。”

还有一位周立波，他在1935年到1936年写了不少文艺评论，后来收进一本书，书名就叫《亭子间里》，他算不算“亭子间作家”？

这么细细一分析，除了鲁迅之外，茅盾、巴金、周立波当时都很年轻，文名也不是很大，不见得有多少稿费。在旧上海这么一个住房拥挤、房租又高的环境中，石库门里住住，亭子间里写写，有什么奇怪呢？

至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以后，上海一些年轻作家变成了大作家，稿费收入多了，居住条件阔气起来的大有人在。徐志摩住在环龙路（南昌路）的一幢三楼花园小洋房里，张爱玲住在常德公寓6楼，郑振铎住在高邮路的小洋房里。茅盾和鲁迅则再次为邻，都住到大陆新村。这里是三层楼新式里弄，屋前有花园、围墙，阳台有百页窗，还有大浴缸、抽水马桶加煤气，这样的住宅在旧上海房租较高，也算不错的了。可见得 他们有所作为，也有了经济地位。循序渐进，本是一种规律。望文生义，往往是一种糊涂。

三

让我感慨的倒是上海解放后，尤其是八十年代前后，上海出现了一大批“亭子间作家”。这里说的“亭子间作家”是一种比喻和泛称，有的确实住在亭子间，有的一家三代合住一居室，有的住在狭小的阁楼上。总之，也不见得好于亭子间。这中间，有一些是五十年代尚未有大名气的工人作家，有一些是八十年代思想解放运动中大批新冒出的年轻作家。

记得八十年代中期，有位教师出身的作家朋友约我去聊聊新的长篇构思，其时他四十多岁，已经新出了几部长篇，名气也有了，可他还是住在市中心的一条狭弄里，吃饭、写作、睡觉都挤在十几平方米中，走道、桌上到处堆满书稿，我只能坐在靠窗的床沿。谈兴起来了，我也帮着凑故事，还忘乎所以地做手势，一不小心撩倒了窗沿上搁着的一大叠碗盆，斗室里乒乓作响，我闯祸了，惊慌得手足无措。

当然，现在也很容易理解了，一二十年前，在上海这个人口高度密集、住房高度紧张的城市里，当大多数市民的居住状况并不很好的时候，这些未见经传的作家，写作环境自然也好不起来。不像巴金、吴强、王西彦等大作家，住在独院小楼或高级公寓里，个别走红的工人作家，能有新村中的独用单元，他们的贡献与生活环境似乎成正比。但上海的大作家毕竟少，文名不大的作家很多。20世纪90年代初，上海市作家协会就有会员700多人，现在远远超过1000人，因此，“亭子间作家”现象一度也就成了不大不小的社会话题。

四

可以额手称庆的是，这个话题现在似乎正在淡化着。这从我手上保存的一本上海作家通讯录上得到了反映。从九十年代初开始，特别是最近五六年间，我几乎隔三差五就得改动作家的地址，一本本通讯录改得面貌全非，似乎换了三四次。这就是说，作家们纷纷迁入新居了，有的甚至三四次迁居。从二室一厅到三室一厅、四室二厅……

作家们的生存环境变化与整个城市发展同步进行。但，这里又发生了一个值得深考的问题。上海近几年花园式别墅造了不少，作家住进别墅的却鲜有所闻。虽然，现今有的少年作家，动辄收得稿酬数十万，写了一两本书，袋里装进上百万的也有人在，但毕竟大多数上海作家收入并不丰厚，他们付出的辛劳，却是常人难以理解。事关市场经济学，我不懂，还是让经济学家去研究。

（摘自《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