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主义的现实

你是怎么遇到江志强的？薛晓路：我2005年写完《海洋天堂》以后找了很多投资人，但都没有下文。我辗转了快4年，有个合作过的朋友认识与江志强先生有合作关系的邓汉强先生，就和邓先生说有个剧本非常好，能不能帮忙想点办法。邓先生说江先生有一个新导演的计划，可以把剧本投过去试试。那时候我也没抱太大希望，本子在圈子里流传很广了，不介意再多投一个地方，就给他发过去了。一开始我也不知道江先生是谁，Google了一下，觉得他太有名，我基本没戏了。这中间江先生也发来过一些修改意见。大概一年时间，剧本改了三回。忽然有一天那边说，“江老板想见你”，我们就飞到香港和他还有电影公司的工作人员一起吃了个午茶，一个小时左右。我把所有关于这个项目所做的功课全说了，包括周期上、演员上的考虑，资金上的想法。当时也请了另外的公司做了预算，告诉他成本大概是多少，我想要的风格是什么等等。江先生基本没有发表意见，但他问了我两个问题，让我印象非常深：

第一，你是从哪年开始跟电影这个人群接触的？做到什么时候？都干了些什么？我觉得这个要没做过的，肯定就说露馅了。

再有一个问题，他说你的拍摄时间是怎么想的？我说我想的是40天，水上的部分比较好拍，但水下我没有经验，包括演员在水底的工作时间是有限的，时间会长点。老板说40天不可能，最多30天。这次拍《北西》他也对日子要求得很严格，38天必须拍完。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现实主义题材几乎就都意味着票房不佳，比如去年的《飞越老人院》，你的处女作《海洋天堂》也是这样。

薛晓路：电影本身的商业属性是没有办法回避的。观影人群现在主要是年轻人居多，这些年轻人所聚焦的话题，是他们买票很重要的因素，老人题材确实进不了这群孩子的视野。而《海洋天堂》一开始的时候，江老板也觉得可能会不太好卖，要求我改得喜剧一点。改完我觉得不行，改飞了，就又改回来了。《海洋天堂》是我一直坚持要自己拍的一个本子。

为什么会有《海洋天堂》，而且要坚持自己拍？

薛晓路：我1994年刚工作没多久，看杂志说“星星雨”自闭症儿童学校的故事，这学校离我也挺近，就过去帮帮忙。帮阿姨照顾一下孩子、护送一下募捐箱、帮他们拍拍东西什么的。2004、2005年的时候，我认识的那批自闭症孩子都长到20多岁了，妈妈爸爸们都50多岁、60多岁了，这群人开始很担心他们去世了以后孩子怎么办。在那个时候，很多讨论说着说着就绕到这儿，这对我来说触动很大。我跟了他们十多年，但没有看到政府对这个群体有什么帮助，或者制度上的变化，所以那个时候就特别特别想写这个东西。我觉得这个故事是我想讲的，交给别人不一定还是原来的故事了。 这部片子之所以有票房发酵作用，并不是因为它是个爱情电影，它还有普遍性的话题和对于现实的反映

所以，遇到江志强算是一个新导演非常幸运的事了？

薛晓路：对，目前我的两个电影都是和江先生合作的，我觉得他对创作者很开放、很尊重。他的这种信任与支持，对于一个片子的成功有很大的推动。他会让我觉得，这个项目跟他做能做出个样子。另外，他这几年都在跟新导演合作，新导演创作的想法、创作的激情和欲望，他也很尊重，他觉得这是新导演最有价值的地方。

和江老板合作以后，预算、演员阵容和幕后团队的档次一下子提升了？

薛晓路：对。一开始我们还在想，找谁来拍？当时我们希望父亲一角是个知名演员，儿子是个新人。后来杰老板（李连杰）经过香港，江老板把剧本给了他，让他考虑一下。我当时还觉得不靠谱，他拍打戏的，而且那么贵。大概三周以后，江老板说杰老板答应了，真的是很意外。听说杰老板当时也专门去问了“星星雨”，说有没有这个人，那时候“星星雨”是壹基金的典范工程，那边说有这个人，不是骗人的。

现在你可能也有一些选择权了，在选择老板的时候最看重的是他的什么？

薛晓路：我是拍电影的，最需要他懂电影，而且简单。我本身也并不太擅长社交，也没有这个欲望，比如来回来去吃很多次饭，对我来说都是压力。跟江老板开会一般都是半小时，比如说这次讨论到底用哪个公司的电脑动画，去了半小时就是说这些，说完就撤，我完全可以放心地去安排接下来的事。这些都会让我觉得轻松。

那这一次《北西》的票房成功，你更高兴的是验证了你拍类型片的票房潜力，还是里面的价值观获得认可？

薛晓路：我想还是价值观，因为类型片所有人都可以拍，但价值观和里面藏的私货是我的，这是我发现和传达出去的。中国的一些爱情片也都是按类型片做的，但这部片子之所以有票房发酵作用，并不是因为它是个爱情电影，它还有普遍性的话题和对于现实的反映。我要努力做成一个合格的好电影，故事完整，人物清楚，逻辑渐进，不矫情不别扭，有基本合格的电影语言和好的感觉。好电影最后能发酵，还是因为观众觉得它和现在的电影有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