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扩大问题研究

摘要：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产生和扩大，是旧的制度体系局部沉淀及新的制度体系尚未完善的制度变迁的一个结果。对过大差距的调节，包括对不合理差距的治理，应从制度创新与完善、发挥市场、政府及第三种力量的调节作用等方面多做工作。

关键词：收入分配；差距；成因；对策

作者简介：刘琪(1973－)，女，四川成都人，四川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经济体制改革与发展研究。

中图分类号：F12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07)02－0024－03　收稿日期：2006－12－11

一、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成因分析

近年来，我国居民收入分配的差距在逐步扩大，这是在社会经济全方位的转型过程中逐步形成的。这种转型不仅是简单地由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转轨，而且是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的整体经济制度的变迁(唐灿，2004)。中国的特殊国情决定了制度变迁的渐进方式的路径选择，尽管旧的制度已经被打破，但尚未完全退出历史舞台；新制度虽然已经建立，但仍不很完善。收入分配差距的产生和扩大，正是旧的制度体系局部沉淀及新的制度体系尚未完善的制度变迁的特殊过程的一个结果。另外，尽管收入分配差距表现在城乡差距、地区差距、行业差距、城市内部差距和农村内部差距等五个主要方面，但这五个方面不是各自独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的，诱导它们的原因有很多都是相同的，都与制度变迁直接或间接关联。而且，对它们的调控或治理也不可能分开进行。制度变迁及新制度的完善，仍将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初期的主要内容。

(一)制度变迁的一般效应――差距产生的根本前提

分配制度变革是差距产生的基础。随着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整体制度的变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取代了原有的单一公有制经济，分配制度也由按劳分配转变为按生产要素的贡献分配，这是收入分配差距产生、积累和扩大的一般基础。在按要素贡献分配中，劳动力、资本、管理、技术等各要素都有平等的机会参与市场的竞争，要素报酬由其在市场中的贡献大小来决定，并通过要素的市场价格来体现。要素本身的质和量的差异，及其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率的差异，自然决定其在市场中贡献的差异，也就决定了要素所有者的收入分配的差距。单从要素分配的过程本身来看，收入分配差距不过是要素占有的质、量及配置效率、使用效率差异的结果体现，是经济活动的正常现象，没有任何不合理、不公平的成分。然而，收入分配差距的不断扩大正是通过这一合理和公平的过程完成的。因为，除了各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过程，还有一个生产要素的获取过程，即非劳动力要素的占有过程和劳动力要素的形成过程。各种特殊因素导致非劳动力要素的非公平占有和劳动力要素的非均等培育，使生产要素占有的差异不断加剧，再加上市场价格的偏差，一并通过要素分配这个一般基础，导致收入分配差距的不断扩大和积累。

(二)制度变迁的非均衡――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

具有中国特色的非均衡制度变迁是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高海威，2004)。中国经济发展所选择的不平衡增长模式，决定了中国制度变迁的非均衡进行。按照不平衡增长理论(A．O．Hirschman，1958)，集中有限的资本和资源首先发展联系效应大的产业，以此为动力逐步扩大对其他产业的投资，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同时，地区发展也必须有一定的次序，不同的地区按不同的速度不平衡增长，某些主导部门和有创新能力的行业集中于一些地区和大城市，并以较快的速度优先得到发展，以形成一种资本和技术高度集中、具有规模经济效益、自身增长迅速并能对其他地区产生强大辐射作用的“发展极”。发展极地区的优先发展，最终通过技术的创新与扩散、资本的集中与输出等方式带动其他部门和地区的发展。尽管国家已开始加大中西部地区及农村的改革力度和扶持力度，但是，一方面，先发展地区各项制度趋于完善，在整体竞争中已占据很大优势，使西部和农村的改革在竞争更加激烈的外部环境中进行，受到的阻力与改革开放之初东部和城市的发展相比要大得多，其落后的制度安排和相对较慢的经济发展水平很难在短时期内发生根本性改变。另一方面，后发展地区内部传统的计划与保守的思想观念已渐趋沉淀，旧有的制度安排的惯性运作也使改革的阻力更大。因此，已存在的非均衡改革的长期积累，仍将导致收入分配差距在一定时期的继续扩大。

(三)制度变迁中的体制磨擦――差距扩大的催化因素

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制度变迁过程中，原有的制度均衡被打破而新制度尚未完全构建，必然出现新旧体制的磨擦和制度约束的真空，因此也就存在许多无序行为，产生大量非正常收入，造成不可小视的非正常差距(吴得民，2002)。而且，相关的利益获得者利用获取的非正常收入，作为要素投入市场竞争，通过正常途径又获取更多的收入，从而使差距更大，且使正常差距与非正常差距的界线变得模糊不清，增大了调控的难度。

在经济体制根本性的全面改革过程中，制度的缺位使非法收入与财产转移、灰色收入与灰色财产转移大量出现。在改革过程中，国家对公有资产的集中控制逐步放松，但并未建立有效完善的国有企业管理制度，各部门、各地区和各企业都有了对公有资产的控制权。它们往往通过内部人控制，将其所占有的国有资产的收益，转化为本部门、本地区和本单位乃至有关个人的利益。

(四)制度变迁中的调节滞后――差距扩大的治理短缺

收入分配差距的程度如何，直接源于初次分配的结果，但再分配过程中的调节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适当、适度的调节，可以降低差距的程度或延缓差距的继续扩大。然而，原有的平均主义分配制度下的再分配调节机制，显然不适应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现实，新制度构建中的调节机制又尚未完成。这样，初次分配的差距不仅没有得到缓解，而且由于调节的滞后，使初次分配的差距结果，又转变为再生产中的生产条件占有的差距，进而导致了新的更大差距的产生。

二、收入分配差距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

(一)适度收入分配差距的正面影响

任何事物都有它的两面性。适度的收入分配差距，对社会经济的发展有相当大的促进作用。收入分配差距的正面影响主要表现在：收入分配差距作为改革结果的利益关系调整的体现，收入较快和较高者多为改革的早期推动者和实践者，收入分配差距的存在是人们追求制度变革最直接和最有力的利益激励；要素在市场中的按贡献分配、要素所有者决策的差异及要素配置的合理l生的差异所形成的收入分配差距，是市场合理配置资源的有效的激励机制；收入分配差距的适度扩大导致的金融资产在少数人手中的积聚，加速了居民金融资产规模的扩大，也使直接投资能力提高，客观上为非公有制经济、非规范部

门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有利于拓宽社会就业渠道；收入差距的适度存在所形成的多层次的购买力及多层次的消费需求结构，推动了市场需求引导企业的生产投向，促进了产业结构的升级和优化，有利于提高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

(二)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负面影响

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特别是行业垄断、非法寻租等非正常途径产生的差距过大，一方面会对社会成员参与经济活动的心理产生冲击。正当的要素投入的贡献得不到合理报酬，要素所有者参与生产的积极性大大降低，甚至部分经济主体改变不公平的收入分配格局的愿望扭曲化，从而规避政府约束的经济活动及破坏社会信用和经济秩序的经济行为大量出现，使“灰色经济”和“黑色经济”有了滋生的土壤；另一方面使社会不稳定性增加。社会的稳定与否取决于许多因素，但收入不平等、特别是绝对贫困的存在，是社会不稳定的经常性诱导因素(沈伟，2004)。我国的收入分配差距具有基础薄弱和承受力脆弱的特征。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已经开始伴随明显的“两极分化”的特点，每年都有相当一部分家庭收入出现负增长，且主要集中于低收入家庭。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处于绝对贫困的边缘，社会底层成员的承受能力极度下降，从而有可能促发社会阶层矛盾激化和社会秩序恶化，使社会稳定失衡，社会动荡的自我调节能力降低。

收入分配差距的过大对社会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具有“连带效应”，会产生一系列的循环反应：由于消费的不足，使买方市场的生产竞争加剧，许多实力较弱的中小企业减员减产甚至停产破产，企业效益下降，相关利益者收入降低；由于投资信心及投资总量的减少，社会就业岗位增加受限，从而使大量贫困、失业和待业的低收入者通过就业提高收入的途径受阻；由于社会经济增长的放缓，国家财政收入增长可能随之减慢，进而财政转移力度及对低收入者和低收入地区的资金扶持力度减小，这样，又反向促成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造成恶性循环。

三、收入分配差距适度调控的对策建议

收入分配差距是在制度变迁的过程中产生和扩大的，因此，对过大差距的调节，包括对不合理差距的治理，也要在制度完善过程中加以解决。

(一)制度创新与制度完善

完善公平竞争的要素分配制度。要素分配是收入分配差距产生的一般基础，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也是通过要素分配这一形式来实现的。因此，对要素分配制度进行完善，保证初次分配的合理和公平，是对收入分配差距进行调控的首要任务。其中最主要的是分配条件的公平和分配过程的公平。分配条件的公平主要是要素所有者对要素占有过程的合理和要素在不同个体间分配的公平。分配过程的公平主要取决于市场环境的完善，即能保证要素所有者的独立性、要素流动的自由性和要素市场定价的客观性。对收入分配差距的调控，不仅仅要治标，更主要是治本。在保证分配过程公平的前提下，更主要的是保证分配条件的公平。因为，“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对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调控，不仅是对非劳动力要素的初始占有进行控制和调节，更主要的是着重保障低收入者的生存和发展的根本需求，使其人力资本的发展有平等的机会。

实施落后地区内部的再次非均衡改革。落后地区收入水平的提高是以地区整体的经济发展和劳动力人力资本素质的提高为前提的，然而要想在短期内使落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均衡快速发展、劳动力人力资本素质都得到提高也是不现实的，必然受现有的要素占有情况特别是资本要素投入的制约。使具有相对有利条件的地区和个体牵引本区位内部的改革，“先富”起来后扩充到中等收入者群体，是目前最好的选择。具体来讲，可以在西部地区加快中心城市的经济改革和发展，通过制度创新优化制度环境，通过国家财政转移增强投资力度，通过政策优惠诱发个体创新，吸引外部的资本和劳动力等优质要素向其流动，使这些城市通过超常规发展，形成西部地区的发展极，进而带动邻近地区的经济发展和收入水平的提高。在落后的农村地区，集中有限的要素资源首先发展小城镇的非农产业，扩大非农产业人口，先提高这部分人员的收入。因为农民的收入差距主要源于农民从事非农产业的机会的差异，农民从事非农产业的机会较多，收入也较高，这已被东部地区的发展实践所证明。

(二)发挥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

市场机制是现代经济运行过程中合理配置资源的一种有效机制。在市场经济中，市场运行的主体都是具有自身利益的经济主体。市场机制的作用正是通过影响经济活动主体的经济利益而实现的，也就是说，它是通过影响人们的经济利益来实现对资源的有效配置的。市场机制调节收入分配的重要作用在于，一方面，通过高效配置生产要素和劳动力资源提高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益，它能够使生产要素配置的效率最大化，最大限度地增加整个社会的收入分配量；另一方面，使高效配置生产要素和劳动资源的市场主体在提高经济效益的同时，能够获得最大的经济利益，实现最大化收入，并使由效率最大化造成的利益的最大差距，进一步激励市场经济活动主体更合理高效地配置资源。这两个方面都是在市场供求和竞争条件下通过价值规律的作用而实现的，二者的实现相辅相成。而且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主体的经济活动必然表现为一种市场行为。收入分配作为社会劳动及其成果的交换，必然表现为受市场机制调节的经济效益的交换。作为生产要素和劳动效益的分配，只有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才能在根本上得到实现。因此，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对于收入分配的四个方面的调节作用：(1)通过生产要素或资源配置，提高经济效率，调节资源收益；(2)通过市场供求，提高劳动效率，调节劳动成果收益；(3)通过劳动力市场配置，提高人力资源质量，调节劳动力资源收益；(4)通过调节分配收益，实现收入分配效率的最大化。

(三)发挥政府的调节作用

政府在调节居民收入差距中所具有的明显的重要优势就是它可以利用多种手段来调节居民收入差距。因为它作为公共权力机构，享有其他任何机构和个人都不能享有的立法权。它享有司法权、行政权，享有合法的强制力，它制定的规则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因而具有超出任何机构和个人的调节居民收入的能力。政府用来调节居民收入分配、缩小居民收入差距的主要政策手段有以下几个方面。

重新设定中国的宏观经济调控目标体系。尽管中国的宏观经济目标体系从改革开放以来为了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作了大幅度调整，中共十六大还特意从十五大强调的“总量平衡、抑制通胀、结构优化、经济增长”的目标体系转变到更符合市场经济运行要求的“经济增长、增加就业、稳定物价、国际收支平衡”的目标体系，但是，中国作为一个内部异质性巨大并且面临多重经济结构转型的大国，它不能像其他市场经济国家那样放任收入分配问题在经济增长过程中“自然”解决，而不把收入分配的转型纳入国家的宏观经济调控

目标。其实，目前中国的收入分配状况已经明显影响了其他宏观经济目标的实现。如当前比较严重的消费需求不足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占人口大多数的低收入阶层的收入远远滞后于经济增长速度的结果。因此，在新确立的中国宏观经济目标体系中，还应该加上“收入分配协调”这一目标。在近期，可以考虑将“收入分配协调”的目标值确定在把尖帽型收入分配中的上层与中层的收入差距调控在10倍的范围以内(而不是现在的12．5倍)，把中层与下层的收入差距调控在2倍的范围内(而不是现在的3倍)，把下层与上层的收入差距调控在20倍的范围以内(而不是现在的33倍)。在全国居民收入差距的调控目标中，可以考虑将基尼系数确定在0．4的范围以内。

实行“兼顾两头、带动中间”的收入分配政策。随着法律体系和依法治国社会机制的逐步完善，人们收入获得渠道的灰色地带正在快速消失，高收入中的劳动和非劳动收入的合法性和非法性的界限日益清晰。这样，社会对于因为实施企业创新、创业活动或其他正当经济活动而得到的高收入，在进行了依法监管和依法征税以后，就应该大力鼓励和依法保护。特别是对于企业家所获得的正当高收入不能实行歧视性政策，以防止中国企业创新力和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减弱，防止经济中国民收入扩大的带动力的削弱(张琼，2006)。另一方面，对于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和低收入人口，现在也需要改变传统的“勒紧裤带搞建设”的积累机制，应通过积极的扶持政策让这些人群得到越来越多的实惠，把对于他们的净税收为正转变为净转移支付为正。特别是在知识、信息、技术、市场进入、信贷、税费等等方面给予他们在创业上的扶持，尽快提高他们的创收能力。对于中间收入阶层，需要引导他们积极面向和逐步熟悉世界市场的竞争，不断更新自己的专业技能和关于现代市场经济社会的知识，提高竞争力，以能够持续地充当经济发展、收入增长和社会稳定的中坚力量。

(四)发挥第三种力量的调节作用

所谓第三种力量，是指市场力量与政府力量之外的力量，包括营利机构、非营利机构(宗教组织、民间团体等)和居民个人。居民得自这些机构和个人的收入一般为转移性收入。不过从收入调节的角度看，也可以将其视为调节的一种力量。营利和非营利机构以及居民个人通过无偿地向受援居民提供实物或货币形式的援助，会使受援居民收入增加。营利机构向受援人提供援助的来源要么是其利润，若为利润则实际上是收入从股东或所有者与职工向受援人的转移；要么是职工(雇员)捐助，若如此，则是营利机构职工的收入向受援人的转移。非营利机构所担当的角色一般是中介人。因为是非营利性机构，所以，它向受援人提供的援助的来源一般是各种机构和个人的捐助。非营利机构的活动就是使收入从援助机构和个人向受援人转移，亦即使一部分人收入减少，而使另一部分人收入增加。居民个人可基于血缘关系、姻缘关系、同情心等而向他人提供援助。这会使授援者收入减少，受援者收入增加。因此，第三种力量能够发挥收入调节作用，消减居民收入差距。应积极发挥第三种力量的作用。

(编校：沈　育)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