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明星:文化传播与大众传媒对接的产物

无论是“百家讲坛”易中天的迅速走红，还是余秋雨在媒体的频频亮相，“学术明星”已经成为一种现象，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突然有一天，学者开始走出书斋，积极走入现代传媒，扩展出文化传播的一个更广大的平台。于是，文化解读类的栏目收视节节高升，学者本身迅速蹿红，社会影响力也跨越了学界,吸引了大批拥护者。有人说，文化的普及时代到来了。

关于“学术明星”

在《关键概念――传播与文化研究辞典》中，约翰・费斯克是这样定义“明星”的：所谓“明星”是由于在银幕与其他媒介上的公开表演而出名，并被视为各种文化群体之间重要象征的个体①。而本文中所提到的“学术明星”是一种新兴的社会现象，是指在文化学术界有一定成就的个体，通过大众传媒接触广大受众，以其特有的表述方式传播文化知识而为大众所接受，从而具有较高的知名度与观众喜爱度。学术明星是近些年才出现的现象，它的出现是学术与现代大众传媒成功对接的结果，是市场化运作的产物。

如何正确看待“学术明星”现象

一、存在的合理性：学者、媒体、受众“三赢”局势

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向来都有“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傲人之气。在某些专家学者眼中,这股由学术明星掀起的文化热，被视为沽名钓誉，被贬为专业研究和学术文化的堕落。可是，难道一定要整天躲进书斋潜心研究，隔绝媒体信息，脱离社会群体才是“学术研究”的高雅姿态？易中天先生曾说过：“人文学科的终极目标是为了人的幸福服务，所以，除了一部分在书斋里潜心治学的学者以外，也需要有一部分人将学术转化为可以直接为社会现实服务的东西。因此必然会有一部分学者走出书斋，走向社会，走向大众，走向媒体。孔子如果生活在今天，他肯定会上电视，不然，像他那样坐着牛车四处讲学，太辛苦了。一个真正希望传播自己思想、而且相信自己的思想和研究对社会有益的学者，是一定不会放过大众传媒这个平台的②。”“书斋学者”和“学术明星”两者之间并不矛盾。那些“专注于文化发掘、不以出现在公众视野为务”的书斋学者令人尊敬，那些“在汲取先贤今学之成就的同时着力于传播文化、推进学术成果的广泛普及”的学术明星也同样令人欣悦。

这是一个全民造星的时代，“超级女声”“梦想中国”之类的娱乐选秀节目充斥着电视屏幕；这是一个浮躁的年代，报纸杂志书籍的阅读人数大量减少，电视、网络融入人们的生活；这是一个大众文化消费流于浅薄庸俗的时代，科教类节目的收视率远远比不上偶像剧那样深受大众喜爱。这时候，人们迫切需要有人担负起重任，改变这种愈演愈烈的状况，而受众也并非乐意于被娱乐事件包围着，他们需要一些有用的知性文化，这是光靠“超女”“好男儿”无法获取的。“学术明星”则既为时势所造，又为客观所需，其社会作用呈互补关系。“百家讲坛”节目的出现让人们看到了大众文化广泛传播的曙光，相比“超女”的走红，“学术明星”“超级教授”的走红更让我们欣慰。“百家讲坛”上的讲演激发了更多人了解中国文化的兴趣，也使更多层次的人有机会接触到精英的中国文史教育。学术的价值固然不仅仅在于影响大众，但学术如只是在象牙塔里供极少数的人把玩的话，它的存在价值就会被大打折扣。学术明星的出现，有利于改变目前大众文化过于媚俗的状况，促进学术和大众的互动，有利于从整体上提升大众文化的品位，打破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壁垒，既能繁荣学术，又能提高大众的文化素养水平，何乐而不为呢？我们应该看到，学术明星们借助电视这一大众传媒，依靠自身魅力赢得受众，创造了电视文化的一大奇迹，彰显了文化传播的神奇力量；电视媒体借助学者的高雅智慧和演讲艺术收获了极高的收视率，创造了经济效益；电视观众则获取了文化知识，提升了文化素养，满足了精神上的需求。学者、媒体、受众的“三赢”局势，可谓一石三鸟，皆大欢喜。

二、显现的问题：学者与媒体的浮躁淡化了学术本身

2007年3月，天涯论坛上出现了一篇《我们为什么要将反对于丹之流进行到底》的帖子，发起者为中山大学研究古诗词和古文献博士徐晋如。该帖言辞激烈地称于丹“极度无知，传播错误的、甚至有害的思想”。不久之后，北大清华等校10博士在网上联名抵制“学术超女”于丹，甚至要求她从“百家讲坛”下课。一石激起千层浪，围绕“学术明星”现象的争论也愈演愈烈。借助电视媒体的力量，“学术明星”扬名天下，但同时伴随而来了一些学术界批判的声音。精英文化向大众文化转变是进步还是倒退？是电视工业化还是学术商业化？

首先，媒体做节目，不能求全责备，它有时必定会突出一些东西，弱化一些东西，某些一笔带过的地方就显得没那么专业了。在节目的制作上，电视表现出明显的趋众化特征，使电视变得简单、浅显和平面。“明星学者”是以“浅显易懂”贴近了大众，唤起了他们对传统历史文化的兴趣，但是，如果逐渐形成了一种形式大于内容的风气，传道启蒙可能被大众的热闹互动所取代，庄重的宣讲被疯狂的签售所替代。这样一来，在大众传播中，文化传播内容本身就可能变成了虚拟的文化学术本身，类似说书式的历史传播慢慢被误以为就是历史本身，那么，学术和文化原本淳朴的内涵也就丧失殆尽，人们在电视面前变得思维懒惰、不思进取，文化基准的下滑将成为我们不得不面对的新问题。其次，电视作为大众传播机构，普及学术并不是它们邀请学者走上讲坛的唯一目的，提高收视率，吸引受众眼球，是其最终目的。因此,在“百家讲坛”中学者会倾向于去选择一些猎奇的、有争议的题材，讲述方式也全部是悬疑的、评书式的，最大程度地调动观众的兴趣。这时，矛盾就出现了。因为文化知识的传播与普及要求有较高的“专业”水平和遵守基本规范，受众也期待能建立起科学化、立体化的思想与知识体系。另一方面大众传播的技术为文化的传播发展开放了市场，而文化产品是按照供求规律作为商品提供的。在商业效益和利益的驱动下，电视媒体是否能够坚守住阵地，是否能够真正平衡好文化传播与经济效益的关系呢？再次，社会和一些人把学者当做明星来追捧是一个十分危险的信号。媒体需要专家学者，因为节目需要他们的加入才能显出品位与高度；专家学者也需要媒体，没有媒体的传播效应，满腹经纶无从述说,在这个过程中伴随着批评和争议的客观炒作，也能给媒体和学者本身带来较好的传播效果和经济效益。抛却学术的严肃性不谈，在这种氛围的影响下，学者从事学术研究的时间却被压榨得少而又少，这只会让更多的人无心做学问，开始走捷径。

当代大众文化消费时代，学术明星及其文化实践不仅任重而道远，其矛盾性也显示着当代文化的整体困境。学术的普及是“通俗化”而不是“庸俗化”，这是学者在进行学术传播时所应该肩负的社会责任,而不应一味迎合观众、迎合市场。真正的学者应该把他们的研究成果造福于广大民众，运用自身的知识去客观地普及学术见解和成果，并为大众的文化生活提供正确的舆论导向。电视作为一种大众媒体也肩负着一种教育责任，把人们引向深层思考和高尚境界的责任，因此并不是所有的节目都要像娱乐节目那样目的在于取悦观众。寓教于乐可以是为思想为知识而“乐”，却不能为收视率而“乐”。电视所涉及的学科领域可以更广泛，角度选择可以更多样，从而能给公众展现更科学化、立体化的思想与知识谱系。作为观众则应注意在学习中提高，不要盲目跟随大众时尚，不要盲从专家学者的一家之言。只有这样，才能形成专家、媒体、大众在文化知识交流沟通方面的良性互动。

注释：

①约翰・费斯克等编撰，李彬译注：关键概念――传播与文化研究辞典[M]，北京:新华出版社, 2004年1月第二版:270

②蒯乐昊、易中天：我已经上了明星的“贼船”[J]，南方人物周刊，2006年,19期:42

（作者系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新闻专业2006级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