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虚》《上林》赋的分篇及其学术意义*

摘要：梁昭明太子萧统在编纂《文选》时，将《史记》《汉书》所载之《天子游猎赋》分为《子虚》《上林》两篇，后人多从之。自宋人王观国以来，不少学者认为《子虚》《上林》实为一篇赋，不宜加以割裂，所论不无道理。但从本质上讲，《子虚》《上林》赋的分篇是一种值得关注的文化现象，它不仅使赋题与内容的对应更为准确，而且有效地遏制了《天子游猎赋》在先唐时期异名繁多、指称混乱的局面，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古代的文学创作与学术研究从混沌走向精确、从含糊走向明晰的历史进程。《子虚》《上林》之名行用已久，自然不宜M行更改或抛弃。

关键词：《子虚赋》；《上林赋》；分篇；意义

中图分类号：I20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7）02-0139-07

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是汉代散体大赋的代表作品，也是中国文学史上影响深远的名篇。对于该赋的分篇问题，学术界尚存有争议。本文拟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

一、旧说析议

《子虚赋》之名最早见于《史记・司马相如列传》：

司马相如……以赀为郎，事孝景帝，为武骑常侍，非其好也。会景帝不好辞赋，是时梁孝王来朝，从游说之士齐人邹阳、淮阴枚乘、吴庄忌夫子之徒，相如见而说之，因病免，客游梁。梁孝王令与诸生同舍，相如得与诸生游士居，数岁，乃著《子虚》之赋。①

可见《子虚赋》是司马相如在梁孝王门下创作的，该赋专言诸侯之事。本传又云：

居久之，蜀人杨得意为狗监，侍上。上（引者按：即汉武帝）读《子虚赋》而善之，曰：“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马相如自言为此赋。”上惊，乃召问相如。相如曰：“有是。然此乃诸侯之事，未足观也。请为《天子游猎赋》，赋成奏之。”上许，令尚书给笔札。相如以“子虚”，虚言也，为楚称；“乌有先生”者，乌有此事也，为齐难；“无是公”者，无是人也，明天子之义。故空藉此三人为辞，以推天子诸侯之苑囿。其卒章归之于节俭，因以风谏。奏之天子，天子大说。②

以下便全文载录《天子游猎赋》，始“楚使子虚使于齐”，迄“谨闻命矣”，凡4500字。《汉书・司马相如传》同。可见《天子游猎赋》是司马相如在汉武帝朝廷上创作的。该赋假设子虚、乌有、无是公（《文选》作“亡是公”）三人之问答，先言诸侯之猎，再言天子之猎，结尾归于节俭，寄寓讽谏之意。

降至南朝梁代，昭明太子萧统等人在编纂《文选》时，将《天子游猎赋》一分为二，从开头到“何为无以应哉”题为《子虚赋》，约1500字；从“亡是公听然而笑”到结尾题为《上林赋》，约3000字。由于《文选》的巨大影响，这一分法为古今学者所普遍认同。但是，萧统的分割是否妥当？《文选》之《子虚赋》与《史记》《汉书》所记载的《子虚赋》是否为同

收稿日期：2016-06-09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历代赋学文献考”（10BZW061）。

作者简介：踪凡，男，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100089）。

一篇作品？却引起了不少学者的思考与讨论，直到今天。论者大都认为萧统的分法是错误的，但立足点并不一致。约而言之，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第一，认为《文选》之《子虚》《上林》实为一篇，其名当为《子虚赋》。宋人王观国《学林》卷七“古赋题”云：“司马相如《子虚赋》中，虽言上林之事，然首尾贯通一意，皆《子虚赋》也，未尝有《上林赋》。而昭明太子编《文选》乃析其半，自‘亡是公听然而笑’为始以为《上林赋》，误矣。……《子虚赋》始终一意，不可析其半以为《上林赋》，则意遂中绝，不可读矣。”③王观国最早对萧统分篇提出质疑，目光独具，极有启发意义。清人严可均编纂《全汉文》时，便将《天子游猎赋》题为《子虚赋》，只是在“何为无以应哉”之下以小字注曰：“案，《文选》以此下为《上林赋》。”④可视为对王观国观点的响应。今按：称《子虚》《上林》本为一篇，“首尾贯通一意”，不可分割，所言甚当。但将其定名为《子虚赋》，说“未尝有《上林赋》”，则未免有些武断。其实，《上林赋》之名早已有之，并非萧统杜撰。东汉张衡《东都赋》云：“相如壮《上林》之观，扬雄骋《羽猎》之辞”，此处将《上林》与《羽猎》对举，显然皆为篇名。又，东汉荀悦《汉纪》卷十《孝武皇帝纪》云：

相如作《子虚赋》，上得读而善之，曰：“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或对曰：“司马相如所作也。”上惊，乃召相如，复奏《上林赋》，拜为郎。《子虚》《上林》皆言苑囿之美，卒归之于节俭，因托以讽焉。⑤

这段记载与《史记》《汉书》略同，但却将《天子游猎赋》称为《上林赋》，并且将《子虚》《上林》二赋合而论之。张衡、荀悦的论述证明，《上林赋》之名早在汉代就已经得到史学家和文学家的认可。

第二，认为原本《子虚赋》已佚，《文选》之《子虚》《上林》实为一篇，当正名为《天子游猎赋》。清人阎若璩《潜邱札记》卷六云：“真《子虚赋》久不传，《文选》所载乃《天子游猎赋》，昭明误分之而标名耳。”⑥龚克昌先生光大此说，他从《史记》的记载、文学创作的规律、赋本身的结构、该赋创作的背景等方面加以论证，认定“《子虚赋》与《天子游猎赋》是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写的不可混淆的两篇赋：一个是在梁孝王的门下写的，一个是在汉武帝的朝廷上写的”，“萧统的分法是不科学的”。⑦这一观点在学术界影响巨大，颜昌新、吴蓉章、张峰屹、韩晖、余江、富世平、鲁红平等皆赞同此说。鲁红平认为，“将本来是一个整体的《天子游猎赋》分为两篇是不科学的”，主张恢复《史记》《汉书》里面的称呼――《天子游猎赋》⑧。龚先生在其所撰《全汉赋评注》一书中，就直接将此赋题为《天子游猎赋》，而不使用《子虚》《上林》之名。今按：此说与《史记》的原始记载相合，因而极有说服力与可信度。不过，尽管《史记》本传载司马相如语“请为《天子游猎赋》”（《汉书》本传作“请为《天子游猎》之赋”），但自汉代以来，历代学者皆称此赋为《子虚》《上林赋》，几乎无人使用《天子游猎赋》之名。检核古代文献，除了征引《史记》《汉书》的记载之外，只有宋代刘昌诗《芦浦笔记》卷三“仁频”条、清代鲁琢《赋学正体》卷三等少数文献使用过《天子游猎赋》或者《游猎赋》之名。所以，将废弃两千余年的旧名重新启用，其合理性与可行性都是值得商榷的。

第三，认为《子虚》《上林》原本就是一篇赋，《史记》所载汉武帝读《子虚赋》而叹不同时，杨得意趁机推荐相如，相如又作《天子游猎赋》云云，皆出自相如所作赋序，是虚构的情节，不可信。清末吴至父（吴汝纶）曰：“《子虚》《上林》一篇耳。史曰‘空藉此三人为词’，则亦以为一篇矣。而又谓《子虚赋》乃游梁时作，及见天子，乃为《天子游猎赋》。疑皆相如自为赋序，设此寓言，非实事也。杨得意为狗监，及天子读赋，恨不同时，皆假设之词也。”⑨近人高步瀛称“先生此说，可以解诸家之惑”，又加按语：“《史记・司马相如传》殆本相如《自叙》”，并征引《隋・儒林传》《史通・序传篇》为证。⑩曹道衡先生从之。今按：此说较为复杂，因为高步瀛与吴汝纶结论虽同，但出发点并不一致。吴氏认为天子“叹不同时”云云“疑皆相如自为赋序”，即司马相如写在《天子游猎赋》前面的“赋序”。自作赋序，一般认为始于扬雄为其《甘泉》《羽猎》《河东》《长杨》所作之序，介绍作赋之时间、背景、目的，无不真实可信。汉初未有赋序。吴汝纶着一“疑”字，说明他对相如自作赋序说并不肯定。其实，后代流行的各种版本的《子虚赋》《上林赋》之前都没有这段所谓的“赋序”；就连喜欢摘引史辞充作赋序的萧统在编录《子虚》《上林》时也没有引录这段文字。相如作赋序之说，纯属臆测。再看高步瀛说，此说涉及另一桩学术公案，即司马相如《自叙传》的问题。相如是否作过《自叙传》，《史记》《汉书》皆未记载，六朝人也不曾提及。唐代魏徵等《隋书・儒林传》引刘炫语曰：“通人司马相如、扬子云、马季长、郑康成等，皆自叙风徽，传芳来叶。”这是关于相如《自叙传》的最早记载。嗣后刘知几在《史通・序传篇》中云：

盖作者自叙，其流出于中古乎？案屈原《离骚经》，其首章上陈氏族，下列祖考，先述厥生，次显名字，自叙发迹，实基于此。降及司马相如，始以自叙为传，然其所叙者，但记自少及长立身行事而已。逮于祖先所出，则蔑尔无闻。至马迁又征三闾之故事，放文园之近作，模楷二家，勒成一卷。

倘若司马相如确实作过《自叙传》，司马迁在写作《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时必然会加以参考、利用，只要不是全篇抄录，似乎也不必像《汉书・扬雄传》那样注明“自序云尔”之类的话。但是，《史记》的创作原则是“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汉书・司马迁传赞》），成为历代史学家的楷模。倘若他发现司马相如《自叙传》中有虚构成分，必然会加以抛弃，不会采之入史。事实上，司马迁与司马相如皆生活于汉武帝时代，其父司马谈与司马相如曾经同在朝中任职，又有同宗之谊，因而对司马相如的立身行事了如指掌，当然不难发现《自叙传》中的任何不实之词，并且创作《司马相如列传》时，相如已殁，但另一当事人汉武帝尚在，作为大史学家的司马迁，绝对不会误记“天子叹赏”一类的重大事件；作为大文学家的司马迁，当然也不会对当代文坛巨匠的代表作的创作经过信口雌黄，人云亦云。所以，不管司马相如是否有《自叙传》，不管其《自叙传》是否有虚构成分，《史记》的记载都是严肃的，可靠的。其实，高步瀛误解了刘知几的论述，刘氏所谓“马迁又征三闾之故事，放（模仿）文园之近作”，是说司马迁仿效屈原《离骚》和司马相如《自叙传》的写作方法，创作了《史记・太史公自序》，勒成一卷，而不是说其《司马相如列传》取自相如《自叙传》。总之，《史记》中关于汉武帝读《子虚赋》而惊叹以及司马相如创作《天子游猎赋》的记载，皆为史家之笔，是真实可信的史料，而与司马相如“赋序”或《自叙传》无关。号称严谨的班固照录此传，曾无改夺，亦可证司马迁所记不误。

第四，认为《子虚》《上林》本为一篇赋，一次性完成，司马相如精心设计，分两次进献给武帝。日本学者泷川资言在《史记会注考证》中说：“《子虚》《上林》原是一时作，合则一，分则二。而‘楚使子虚使于齐’，‘独不闻天子之上林乎’，赋名之所由设也。相如使乡人奏其上篇，以求召见耳，正是才人狡狯手段。”金国永先生激赏此说，以为“不仅《文选》分一赋为二赋之疑可冰释，且谓本传所言此赋为武帝所知的过程并非全是假设，似更合情理”。今按：泷川所论甚精，但“使乡人奏其上篇”说显然不合情理。今本《子虚赋》中天子的代言人亡是公虽然在场，却一言不发，如同哑人，岂不令汉武帝生疑？倘若如此，非但不能讨好武帝，反而会惹其恼怒；并且献赋奏赋并非狗监之职，随声附和、借机推荐才是他们的长项。所以，汉武帝读到的《子虚赋》并非杨得意所奏，其内容亦与今本《子虚赋》有所不同，我们姑且称之为原本《子虚赋》。

二、原本《子虚赋》与《天子游猎赋》创作探赜

原本《子虚赋》创作于梁孝王门下，时间大约在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阎若璩所谓“真《子虚赋》久不传”，余江所谓“《子虚赋》，佚”的说法都是正确的。不过，既然名为《子虚赋》，该赋必然也是以假设主客问答的方式结构全文，因系反映诸侯之事，所以人物只有两个――子虚使者、乌有先生，而没有天子的代言人“亡是公”。梁苑前辈作家枚乘所创作的汉赋名篇《七发》，亦是虚构出两名主人公――楚太子和吴客――来结构成文的（据有关考证，该赋作于吴王刘濞门下）；与相如同时的蓼侯孔臧作有《谏格虎赋》，赋中主人公“亡诸大夫”与“下国之君”，亦为虚拟的人物。可见假设两名人物问答以组织成篇，乃是汉初诸侯王及其门客们创作辞赋的一种范式，他们为散体大赋的形成做出了历史性贡献。相如自言“此乃诸侯之事，未足观，请为《天子游猎赋》”，不难推知《子虚赋》亦以游猎为题材，其重点应为楚王之猎。此外，赋末必定没有乌有先生斥责子虚的言论“是何言之过也”云云。今本《子虚赋》中，乌有先生的话极为严厉，斥责子虚的言论“章君恶，伤私义，二者无一可，而先生行之，必且轻于齐而累于楚也”，并且盛赞齐国海滨的游猎场巨大无比，“吞若云梦者八九于其胸中，曾不蒂芥”。乌有之言虽不多，但是气势凌人，足以长齐国志气，灭楚国威风。相如所在的梁国，在战国时属于楚地，如果赋中有此言论，梁王必定会认为是在影射自己，打击自己。史载相如为人圆滑，明哲保身，他不可能冒着杀头或者丢饭碗的风险，去揶揄自己的主人。所以，最大的可能是，在原本《子虚赋》的结尾，乌有先生听了子虚之言，其言行像《上林赋》结尾那样：“愀然改容，超若自失，逡巡避席曰：‘鄙人固陋，不知忌讳，乃今日见教，谨闻命矣。’”这样恰好可以与开头子虚对齐王的言论相呼应。总之，《子虚赋》采用主客问答方式，对于楚王在云梦泽田猎的盛况进行铺陈、藻饰，文辞华丽，音韵铿锵，颇受汉武帝喜爱。《战国策・楚策》中有关于楚王猎于云梦的记载，所以当汉武帝读到《子虚赋》中关于楚王狩猎的精彩描述，便误以为是战国时楚国人的作品，惊叹：“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当然，司马相如并没有见过楚王之猎，而梁孝王“出入千乘万骑，东西驰猎，拟于天子”（《史记・梁孝王世家》）的奢侈、放纵生活，正是相如创作《子虚赋》的鲜活素材。

不难看出，原本《子虚赋》虽佚犹存，我们从《天子游猎赋》中仍可以看到它的影子。

《天子游猎赋》（即《文选》所录之《子虚赋》《上林赋》）创作于汉武帝朝廷，时间在建元六年（前135）到元光元年（前134）之间。刘跃进先生认为：“《史记》中所说的《子虚赋》，作于游梁时期，似为初稿；而《上林赋》（引者按：即《天子游猎赋》）则在此基础上加上天子游猎的场面，加工润色，遂成定稿。”富世平先生认为：“司马相如前145年创作的‘子虚之赋’，就是现在《天子游猎赋》的前一部分的部分初稿，或者更具体地说，就是前一部分中子虚所对的那一部分。其内容主要描写了诸侯游猎之盛。”这些观点都是十分精辟的。追溯渊源，金人王若虚就已在《滹南集》卷三十四《文辨》中指出：“相如《上林赋》（即《天子游猎赋》）设子虚使者、乌有先生以相难答，至亡是公而意终，盖一赋耳。……岂相如赋《子虚》自有首尾，而其赋《上林》也，复合之为一邪？不然，迁、固亦失也。”今按：相如《天子游猎赋》前半部，显然是对原本《子虚赋》的改编。鲁红平先生认为，原本《子虚赋》中的人名和题材内容都被《天子游猎赋》所因袭，但这绝对不是原封不动的照搬，而是经过了“司马相如的修改、甚至于再创造才能完全融入重新设置的情节结构中，子虚言楚才能成为向天子之事过渡的一个铺垫，才能为新的思想主题服务，《天子游猎赋》也才会结合得那么紧，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此说颇有道理。其改动最明显者，乃是于“子虚过诧乌有先生”之下增加“亡是公存焉”5字（《史记》作“而无是公在焉”，是为6字），为后半部分亡是公出场埋下伏笔。此外，在子虚发言之后增加乌有先生责备子虚、夸耀齐王海滨之猎的言论，使楚、齐二国旗鼓相当，不分胜负，以便为下文亡是公盛赞天子之猎做好铺垫。

先秦两汉时期，不少作品没有篇名。余嘉锡《古书通例》卷一云：“古书多摘首句二字以题篇。”所言甚是。原本《子虚赋》以“楚使子虚使于齐”开篇，取其2字，故名《子虚赋》；《天子游猎赋》仍然以“楚使子虚使于齐”开篇，故仍可以名为《子虚赋》，姑且视为《子虚赋》扩充版；而该赋后半部分主要铺陈天子在上林苑的狩猎情况，篇幅约占全篇的三分之二，是该赋的主体内容，据此，则该赋亦可以称为《上林赋》。明代焦f《笔乘》卷三曰：“相如游梁时，尝著《子虚赋》，为武帝所善。其著《天子游猎赋》，复借子虚三人之词，以明天子之意，故亦名《子虚赋》。赋中叙上林，故亦名《上林赋》，其实一也。”焦氏揭示了一段长期被人忽略的事实，发蒙解惑，令人惊叹！

亦有学者对此提出质疑。清人孙志祖《读书脞录》卷七曰：“此赋以子虚发端，实非《子虚赋》本文。《子虚赋》帝已读之矣，何庸复奏乎？”近人高步瀛亦云：“若别有《子虚赋》赋诸侯游猎，而《上林赋》前半仍赋诸侯游猎，不嫌相复乎？”其实在上古时期，文学作品在题材上的因袭与语句上的借鉴，乃是司空见惯的事情。比如战国时宋玉作有《大言赋》（见《古文苑》卷二），西汉东方朔亦有《大言赋》（见《永乐大典》卷一二四三），内容、语句皆大致相同；宋玉撰有《登徒子好色赋》，司马相如又有《美人赋》，对美人的描写极为相似；屈原有《九章》，其《离骚》中有不少语句来自《九章》，甚至《离骚》内部亦有雷同的句子反复出现。以上种种，古人并不以重复为嫌。司马相如创作《天子游猎赋》时，前半部分来自原本《子虚赋》，在人物设置与个别语句上稍作调整，也就不足为怪了。其实，《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全文载录了相如的7篇作品，除了《天子游猎赋》《大人赋》《封禅文》之外，还有并没有引起汉武帝惊叹的《哀二世赋》《谏猎疏》《谕巴蜀檄》和《难蜀父老》，唯独不收《子虚赋》，这不能不令人生疑。其实，《子虚赋》不仅使人主惊叹，亦使司马相如一步登天，引起朝野震动，士人艳羡，它比相如其他任何作品都更符合“尤著于公卿”（《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的标准。唯一的解释是，《子虚赋》的主体内容已经融入了《天子游猎赋》中，不必重复编入。当然，《天子游猎赋》大肆铺陈天子在上林苑狩猎的场面，从气势上压倒齐、楚二国，旨在歌颂汉天子对诸侯王的征服，这与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削弱诸侯王势力的政治主张一拍即合，堪称是“文学为政治服务”的典范，因而大受武帝赏识；而作为该赋之“草稿”的《子虚赋》，不仅语言上不够丰赡，内容上也与汉帝国的现实需要相脱节，因而很快便失传了。

三、《子虚》《上林》赋的分篇及其学术意义

《天子游猎赋》完成后，或称之为《子虚赋》，或称之为《上林赋》，或干脆名之为《上林子虚赋》《子虚上林赋》，指称十分混乱。追根溯源，这种现象是由相如本人引起的。《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载，汉武帝召见相如时，相如自言：“请为《天子游猎赋》，赋成奏之。”据此，该赋当名为《天子游猎赋》。但下文又言：“天子既美《子虚》之事，相如见上好仙道，因曰：‘《上林》之事未足美也，尚有靡者。臣尝为《大人赋》，未就，请具而奏之。’”细绎文意，这里的“《子虚》之事”与“《上林》之事”所指相同，都是《天子游猎赋》中的铺陈描写。可见，汉武帝与司马相如在谈及此赋时，称名都比较随便，或“子虚”，或“上林”，或“天子游猎”。这就是后人指称混乱的根源。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云：“《子虚》之事，《大人》赋说，靡丽多夸，然其指风谏，归于无为。”此处的“子虚”显然指《天子游猎赋》，因为《史记》并没有载录原本《子虚赋》，自然也无需在此评说；王充《论衡・书解篇》云：“司马长卿不预公卿之事，故能作《子虚》之赋。”此处的“子虚”当然也指《天子游猎赋》。但是，正如上文所言，东汉张衡《东京赋》与荀悦《汉纪》卷《孝武皇帝纪》，又都称此赋为《上林赋》。晋代文学家左思《咏史诗》八首其一云：“著论准《过秦》，作赋拟《子虚》。”此处《子虚》即指《天子游猎赋》，因为原本《子虚赋》早已不传；而左思《三都赋序》又云“相如赋《上林》，而引卢橘夏熟”，却称此赋为《上林赋》。晋代人晋灼撰有《子虚甘泉赋注》1卷（吴士鉴《补晋志》），其中“子虚”应该指《天子游猎赋》。晋人葛洪《西京杂记》卷二云：“司马相如为《上林子虚赋》，意思萧散，不复与外事相关；控引天地，错综古今，忽然如睡，焕然而兴，几百日而后成。”又称此赋为《上林子虚赋》，并且认为该赋是作者花费几百日的辛苦构思与锤炼琢磨，一次性完成的。至于《隋书・经籍志》所著录的“梁有郭璞注《子上林赋》一卷”，则又称此赋为《子虚上林赋》。此外，《文选》卷一班固《西都赋》“琳珉青荧”李善注：“郭璞《上林赋注》：‘珉，玉名也。’张揖《上林赋注》曰：‘珉，石次玉也。’”所引郭璞、张揖注，其实出自二人对《天子游猎赋》上半部分（即今本《子虚赋》）的注释，而引者称其为《上林赋注》，可见此处乃是以《上林赋》涵盖《天子游猎赋》的全部内容。这种指称混乱的局面，十分不利于读者对该赋的阅读和研究。

《文选》将《天子游猎赋》上半部分命名为《子虚赋》，下半部分命名为《上林赋》，结束了先唐时期对此赋指称混乱的局面，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天子游猎赋》是一篇完整的赋作，原原本本地载录于《史记》《汉书》之中，博学多闻的昭明太子萧统不会不知，也不可能不知。那么，萧统为什么还要将其一分为二，引起后人争论呢？笔者以为，原因或许有以下几点：其一，此赋篇帙过大，长达4500字，将其分为两部分，前篇《子虚赋》1500字，后篇《上林赋》3000字，更便于编者的编录。其二，从内容上看，此赋上半部分为子虚、乌有先生二人的争论，皆言诸侯之猎；后半部分为亡是公的言论，夸饰天子之猎，并寄寓讽谏之意。两部分皆有一定的独立性，将其分为上、下两篇，十分自然、妥帖。其三，《天子游猎赋》前半部分以楚王云梦之猎为重点，据其内容，似乎可以名为《诸侯游猎赋》或《云梦赋》；但是，由于汉武帝读《子虚赋》而惊叹，慧眼识人，发现了一位文学巨匠，成为中国历史上君臣相知相遇的楷模，《子虚赋》之名也因此而名扬天下，妇孺皆知。既然原本《子虚赋》早已不传，《天子游猎赋》的上半部分又以《子虚赋》为蓝本，情节、人物、语言皆大致相同，萧统取旧名以当之，以慰天下士人读书怀古之渴望，亦为情理中事。其四，汉魏学者大都将《天子游猎赋》称为《上林赋》，但此赋前半部分专言诸侯之猎，并未涉及上林，所以，无论是“上林赋”还是“天子游猎赋”之名，都不能涵盖该赋的全部内容。萧统将铺陈诸侯之猎的前半部分命名为《子虚赋》，将专言天子上林苑之猎的后半部分命名为《上林赋》，可以使赋名更准确地对应赋的内容。这样也就可以避免前人称《子虚》而兼指《上林》、称《上林》而兼指《子虚》的情况，使学者的研习更为方便，指称更为准确。

从某种程度上讲，《子虚》《上林赋》的分篇是一种值得关注的文化现象。从小处言之，它结束了先唐时期此赋异名繁多、指称混乱的局面；从大处言之，它反映了中国古代的文学创作与学术研究从混沌走向精确、从含糊走向明晰的历史进程。六朝时学术门类增多，文体分类趋于细密，文学创作时题写篇名、作者名的现象已经十分普遍，文学研究和评论也走向细致和规范。对于早期的文学作品，称名则逐渐趋于统一。事实上，先秦两汉时期许多文学作品的文体归属乃至题名选定，大都因《文选》的处理而得以明确并固定下来。《子虚》《上林赋》如此，司马相如的其他作品如《谕巴蜀檄》（入“檄”类，不取《谕蜀檄》或《谕蜀文》之名）、《难蜀父老》（入“檄”类，不取《谕难蜀父老书》《与蜀父老诘难》之名）、《上书谏猎》（入“上书”类，不取《谏猎疏》《上书谏武帝》之名）、《封禅文》（入“符命”类，不取《封禅书》之名）也是如此。“考文定篇”的学术风尚，使《子虚》《上林》之名深入人心，广为接受。因而在六朝隋唐时期，竟无一人对分篇问题提出异议。

需要说明的是，将《天子游猎赋》分为《子虚》《上林》两篇，并不是萧统的“创举”。其实，上引荀悦《汉纪》卷十《孝武皇帝纪》之语“《子虚》《上林》皆言苑囿之美，卒归之于节俭，因托以讽焉”中，着一“皆”字，显然视《子虚》《上林》为两篇；倘若此语未经后人窜乱，则可以视为东汉时《子虚》《上林》已经分为两篇的证据。据《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等典籍记载，六朝时期产生的各种赋集起码有20余种，估计有些赋集已经将此赋一分为二。晋人郭璞撰有《子虚上林赋注》1卷（《隋志》、丁国钧《补晋志》），司马彪撰有《上林子虚赋注》1卷（《隋志》、吴士鉴《补晋志》），二书皆不使用《天子游猎赋》之名，而称之为《子虚上林》，显然已经将其分为上下篇标目，分别进行注释。这说明在晋代，《子虚》《上林》之篇名已经确定下来。至萧统编纂《文选》，沿袭了这一分篇之法，两赋指称混乱的局面便得到了彻底扭转。梁代以后的士人读到了指称明确、界线分明的两篇赋。当然，这两篇赋分则为二，合则为一，任何人都会明白它们是内容上前后相继、文气上“一意贯通”的姊妹篇，而不会视为两篇互不相关的赋作。

无独有偶，班固《两都赋》、张衡《二京赋》亦皆在晋代完成了分篇问题。班固《两都赋序》云：“故臣作《两都赋》。”可知该赋原本为一篇，题为《两都赋》；而西晋人左思《三都赋序》云：“班固赋《西都》而叹以出比目。”称该赋前半部分为《西都赋》，说明该赋至迟在左思的年代已经被分为《西都》《东都》两篇。又，《后汉书・张衡列传》载：“衡乃拟班固《两都》，作《二京赋》。”可知张衡原赋题名《二京赋》，是完整的一篇赋；而左思《三都赋序》又云：“张衡赋《西京》而述以游海若。”证明此时该赋亦被分为《西京》《东京》二篇。左思自己撰有《三都赋》，自序云：“余既思摹《二京》而赋《三都》。”说明其赋虽洋洋万言，而本为一篇，题为《三都赋》；其后不久，“张载为注《魏都》，刘逵为注《吴》《蜀》。”（《晋书・文苑传》）注释者由于分工的需要，而将其划分为《蜀都赋》《吴都赋》《魏都赋》三篇。张载、刘逵皆为西晋末年人。又，晋人綦毋邃撰有《三都赋注》3卷（《隋书・经籍志》），从卷数可知，该书亦是分为《蜀》《吴》《魏》三篇分别加以注释的。

合而观之，我们不难发现一个关键时间：晋代。在魏晋时期，由于文献注释的兴盛，不少文学名篇得到注释家的青睐，但注释文字与正文连在一起，篇幅自然加长。为了分卷的方便，注释家们将本为一篇的长篇巨制分为数篇，分别进行注释。《天子游猎赋》如此，《两都》《二京》《三都赋》亦是如此。三国时傅巽曾撰《二京赋注》2卷（《隋书・经籍志》），当然也是分为《西京赋》《东京赋》二篇加以注释的。但他们并没有将这些名篇完全“平均”地划分，而是以内容为据，照顾到各自的完整性和独立性。例如《天子游猎赋》凡4500字，被郭璞、司马彪分为两篇：上篇《子虚赋》仅有1500字，下篇《上林赋》则长达3000字。魏晋人的做法在萧统编《文选》时得到了继承和光大，这是时代风气使然，是学术发展的必然结果。

所以，我们今天应该尊重萧统的分法，将《史记》《汉书》所载录的《天子游猎赋》，分为《子虚》《上林》两篇对待。尽管这种分法违背了《史记》的原始记载，似乎也有割裂原赋之嫌，但在特定的时代，却有效遏制了指称混乱局面的延续，并且使赋题与内容的对应更为准确。《子虚》《上林》之名沿用了一千多年，已被学术界广泛接受，不宜更改或抛弃。在《四库全书》所收典籍中，“子虚赋”一词出现432次，“上林赋”则出现622次，尚不计简称“子虚”或“上林”者，可见其行用之广。至于本名《天子游猎赋》，在汉代就几乎无人使用，如今已经废弃了两千余年，当然也不宜重新启用。本文使用这一历史旧名，纯粹是为了论述与比较的方便，在以后的研究中，自应尊重传统，使用《子虚赋》《上林赋》的名称。

注释

①②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第2999、3002、3056、3317页。③王观国：《学林》，中华书局，1988年，第219页。④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华书局，1958年，第242页。⑤荀悦、袁宏撰，张烈点校：《两汉纪》，中华书局，2002年，第163页。⑥阎若璩：《潜邱札记》，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⑦龚克昌：《〈天子游猎赋〉辨》，《文学遗产》1983年第3期。⑧鲁红平：《司马相如〈子虚赋〉与〈天子游猎赋〉辨》，《中国文学研究》2003年第1期。⑨徐树铮：《诸家批点古文辞类纂》，1916年都门印书局铅印本，卷六五《子虚赋》“诸家评识”。⑩高步瀛：《文选李注义疏》，中华书局，1985年，第1624―1625、1624页。王琳：《魏晋“赋序”简论》，《山东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魏征：《隋书》，中华书局，1973年，第1722页。刘知几著，浦起龙通释：《史通通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256页。刘跃进：《秦汉文学论丛》，凤凰出版社，2008年，第71、72页。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868页。金国永：《司马相如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2页。龚克昌：《汉赋研究》，山东文艺出版社，1990年，第147页。韩晖：《〈文选〉所录〈子虚赋〉〈上林赋〉及〈洞箫赋〉创作时间新考》，《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富世平：《〈子虚〉〈上林〉的分合及其相关问题新探》，《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王若：《滹南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鲁红平：《司马相如〈子虚赋〉与〈天子游猎赋〉辨》，《中国文学研究》2003年第1期。余嘉锡：《目录学发微》（含《古书通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98页。焦f撰，李剑雄点校：《焦氏笔乘》，中华书局，2008年，第170页。孙志祖：《读书脞录》，续修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1151册。葛洪撰，周天游校注：《西京杂记》，三秦出版社，2006年，第93页。萧统编、李善注：《文选》，中华书局，1977年，第26页。关于诸赋分篇之原委，可参黄伟豪：《〈文选〉姐妹篇及其分卷分合问题》，《文学遗产》2013年第4期。又，《隋书・经籍志》著录的“《五都赋》六卷并录，张衡及左思撰”，显然将张衡《西京赋》《东京赋》、左思《魏都赋》《吴都赋》《蜀都赋》各编为1卷，另加《目录》1卷，方为6卷。

The Separation of Zixu Fu and Shanglin Fu and Its Academic Significance

Zong Fan

Abstract：Most people agree that the Collected Essays compiled by Xiao Tong in Liang Dynasty divided the Emperor Hunting Fu which was recorded in the Record of History and the History of Han Dynasty into two distinct texts： Zixu Fu and Shanglin Fu. This view changed until Song Dynasty when a scholar Wang Guanguo viewed that Zixu Fu and Shanglin Fu should be known as a whole instead of being driven apart， and a lot of scholars followed his opinion as a reasonable version. Thus in essence， it′s a sort of cultural phenomenon worth mentioning， which enhanced the accuracy of connections between titles and contents and efficiently prevented a chaos of the title variations in Emperor Hunting Fu during the Former Tang Dynasty. It also reflected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lassical literature creation and academic researches from being blurry to accuracy to some extent. It had been a long time for Zixu Fu and Shanglin Fu to be used as titles， obviously， changing or abandoning them is not right.

Key words：Zixu Fu； Shanglin Fu； the separation； academic significance中州学刊2017年第2期论吕本中与其《江西宗派图》2017年2月中 州 学 刊Feb.，2017

第2期（总第242期）Academic Journal of ZhongzhouNo.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