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媒介批评的效果及其发生路径

今传媒・立新论・聚经典（两篇）

主持人：王静

（今传媒杂志社总编）

主持人语：历史在发展，社会在进步，社会系统也在不断的演化，并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为促进社会系统的协调发展，社会管理自然也要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发展。当今网络的普及和其低门槛的特性，尤其是媒体技术的不断更新，决定了一个自媒体时代的来临，人们愈来愈重视自己接近、利用媒体的权利，而新闻媒体在社会管理中的作用也因此越来越凸显和重要。

在本期传媒大讲坛中南京理工大学设计艺术与传媒学院胡正强教授的《论媒介批评的效果及其发生路径》一文以《非诚勿扰》节目的形态变化为例，论述了媒介批评在规制新闻传播，规范媒介行为，进一步促进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胡正强教授认为《非诚勿扰》栏目的变化过程，充分地显示了媒介批评作为“普遍的、隐蔽的强制力量”的独特存在。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院长张昆教授的《善用新闻媒体 创新社会管理》一文中指出要创新社会管理，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则必须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的社会功能。张昆教授强调在当前这个媒介化时代，要创新社会管理，建设良好秩序，促进社会和谐，离不开新闻媒体。这是因为新闻媒体是人类这个共同体、集合的粘合剂，更是社会的公共意见平台。

两篇文章均就新闻媒体和社会管理之间的关系做了深刻的阐述，对如何发挥媒介批评和新闻媒体在媒体、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提供了新的理论指导，具有较强的现实指导意义。

以观念性生产为基本操作方式的媒介批评在促使新闻传播的变化方面作用巨大，只是这种作用的发生常常具有某种潜隐性并需要一定的条件，难以为人们直接察知，故在以往的新闻史叙述中，人们在追索新闻传播的发展道路为什么如此而不如彼的各种原因时，目光更多地聚焦在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技术等显在性因素方面，而媒介批评则往往被排除在新闻传播发展的动力机制之外，以致于无法完整地揭示新闻传播历史的全部内涵。本文以《非诚勿扰》栏目的形态变化为例，通过勾勒媒介批评与该栏目形态变化之间的对应关系，以揭示在新闻传播的演变中，媒介批评具有怎样的规制效果，以及这种效果的发生又通过哪些有效路径，从而为当下媒介批评的有效开展提供可资借鉴的样本和启示。

一

江苏卫视的《非诚勿扰》栏目是该台为适应现实社会环境和现代生活节奏而打造的一档新派婚恋交友节目，旨在为广大单身男女提供一个认识和交流的平台。自2010年1月15日开播以来，该栏目迅即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收视率节节攀升，5月16日，该栏目第27期更以4.23%的收视率刷新了省级卫视的最高收视纪录。据统计，《非诚勿扰》的收视率仅次于央视的《新闻联播》，牢牢占据卫视上星节目每周收视第一的宝座。《非诚勿扰》并非国内婚恋交友类节目的始作俑者，此前湖南卫视的《我们约会吧》已于2009年12月24日开播，但由于《非诚勿扰》的火爆，短时间内带动了全国卫视的相亲节目大潮。到2010年6月初，继江苏卫视《非诚勿扰》、湖南卫视《我们约会吧》、浙江卫视《为爱向前冲》、安徽卫视《缘来是你》之后，东方卫视也加入了相亲交友类节目的“混战”，开播了《百里挑一》栏目。根据央视索福瑞收视率统计，相亲节目成为了收视率仅次于央视《新闻联播》和天气预报的节目。一时间，中国电视屏幕上婚恋交友类节目蔚然成风，满目鸳鸯蝴蝶。

任何一种媒介和传播样式的存在，在一定的意义上都具有某种历史宿命式的必然，传播系统虽然主观上具有拓展生存空间的无限冲动，但它从来都不是孑然独立的社会存在，必然要受到社会其他系统的制约，新闻传播的发展始终都是新闻媒体与环境互动的结果。《非诚勿扰》栏目开播至今已经一年有余，经历了一个新生亮眼――火爆冲天――停播整改――平稳运行的曲折发展过程，虽然目前该栏目的人气有所回落，但仍然是国内婚恋交友类节目中的佼佼者，栏目的收视率和关注度依旧很高。节目的调整和变化本来是一种媒介常态，无可厚非，不必大惊小怪，但《非诚勿扰》“停播整改”的变化，明显地并不是媒介的一种主动行为，而在很大程度上具有被迫性。因为国家广电总局于2010年6月9日同时了《广电总局关于进一步规范婚恋交友类电视节目的管理通知》和《广电总局办公厅关于加强情感故事类电视节目管理的通知》，两个通知要求，婚恋交友类电视节目不能由演员、模特、节目主持人、“富二代”、“成功人士”等身份的嘉宾占据荧屏；不得选择社会形象不佳或有争议的人物担当主持人；不得以婚恋的名义对参与者进行羞辱或人身攻击，甚至讨论低俗涉性内容，不得展示和炒作拜金主义等不健康、不正确的婚恋观，通知要求各婚恋交友类电视节目，要把好嘉宾关、主持人关、话题关、内容关、审查关、播出关。

由于在这两个通知发出之后，江苏卫视迅即作出了“坚决拥护总局规定”的回应，并表示已经组织相关部门认真学习，仔细检查节目内容，严格对照执行。并且随后在短暂的停播之后，《非诚勿扰》节目在嘉宾选择、身份确认、讨论话题选择、录制过程审查等方面确实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进行整改，如为坚决防止导向偏差，节目组对所有已播出节目涉及话题进行了一次全面整理分析，列出容易出现偏差的话题和禁止的话题；为确保节目真实性，节目组逐步构建了确保嘉宾身份真实、表达真实的“四道防线”：包括调整嘉宾选择标准，从综合考虑外形、表达、职业、价值观等多方面因素，调整为以“真实、真诚、健康、有强烈相亲欲望”为第一诉求；规范嘉宾选择流程，通过身份证、户口本等有效证件对其所填写的个人资料予以核实；拓展嘉宾信息来源，通过对入选嘉宾所在单位或居委会、街道的实地采访或电话沟通，核实个人信息真伪，并对其生活状况、个人性格、价值观念等方面的情况深入了解；开放录制现场，邀请主流媒体共同监督节目制作流程。所以，有学者认为，导致《非诚勿扰》节目变化的直接因素，是广电总局的“行政管制”[1]行为。

其实，事情并非如此简单。笔者认为，在《非诚勿扰》节目变化的过程中，行政管制的因素固然存在，但却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媒介批评才是导致该档节目变化的决定性甚至是终极性因素，甚至广电总局上述两个通知的出台，在很大程度上也只是媒介批评的结果。在该档节目的几个发展阶段中，作为社会意见的生产和表达、本质上属于社会舆论监督范畴的媒介批评始终顽强地存在，以价值评判和理论鉴别的方式对该栏目的每个元素进行评说，并通过这种不间断地评说，逐渐在社会中积累和扩散舆论能量，最终迫使新闻传播虽然没有改弦更张，但也没有沿着一条由传播者预先设定的轨道顺畅地运行下去。《非诚勿扰》栏目的变化过程，充分地显示了媒介批评作为“普遍的、隐蔽的强制力量”[2]的独特存在。

二

江苏卫视《非诚勿扰》的火爆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栏目的幕后团队深谙传媒之道，女嘉宾、男嘉宾的选取，现场程序、话题的设置，节目主持人及专家的把持，这一切使它融合了各种电视节目形态，偶像剧、伦理剧、评论节目、大众知识讲坛、甚至悬疑剧等都有所涉及。江苏卫视总编室品牌推广部主任刘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们基本上是从2009年下半年开始策划这个栏目，湖南台正式播出《我们约会吧》之前，我们的样片和前几期节目都已经录完了。从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不想把这个节目做成简单的‘相亲交友’节目，我们把它定位为‘新派交友’，为单身男女提供一个相互邂逅、交流的平台。年轻人在这个平台相互交流自己的婚恋观、价值观。”可见，《非诚勿扰》的策划制作团队并没有把节目定位为一个简单、传统的相亲节目或娱乐节目。《非诚勿扰》制片人王刚也说道，“以往相亲节目的内核是综艺节目，而《非诚勿扰》的内核是真人秀。”该档节目以非常娱乐的方式成为年轻人展示个性、宣示价值观和生活态度的舞台，为展示转型期中国的种种生活观念和心理之变迁提供了一个最便捷的媒体窗口。节目播出之后，迅即火爆荧屏，收视率节节攀升。在收获高收视率和经济效益的同时，《非诚勿扰》也因此进入社会评价领域，成为媒介批评的客体，身不由己地接受社会各方的检视，褒贬、毁誉随之而来，如节目中嘉宾身份造假、炒作低俗内容、拜金主义倾向、挑战社会主流价值观等，一时间议论纷纷，成为人们谴责和诟病的对象。媒介批评对《非诚勿扰》进一步发展构成了强大的精神压力。

媒介批评是人类理性的显现，是社会对精神产品进行审视、反思的活动。媒介批评与人类的新闻传播活动同步产生，但并不是任何媒介和媒介产品都会引发媒介批评的启动，很多新闻传播活动及其产品在传播过程中默默无闻，转瞬即无声无息地消逝在人类的传播长河之中，并没有留下多少让人记忆的印迹。当然，这并不是说这些传播为无效传播，也不是说当时社会对这些传播活动或媒介产品没有反应，而只是说这些传播活动与媒介产品所引发的社会反应和评价可能很微弱，或者是没有行之笔墨，难以为后人明确而有效地感知。纵观人类的新闻传播史，媒介失范行为的存在应该是导致媒介批评现实启动的最常见原因。《非诚勿扰》之所以在大红大紫的时候招来社会否定性的媒介批评，原因或许不一而足，但自身缺陷则是最根本的原因。这种缺陷早在该栏目的策划之时就已经存在。2010年4月29日《中国日报》刊登了一篇对《非诚勿扰》的访谈。孟非在文中说：“电视台做任何一档节目，都不可能没有策划，策划不是阴谋，报纸需要策划，采访也需要策划。我们在节目当中呈现出来的那些社会问题并不是策划出来的，每个年轻人的择偶观不同，婚姻是社会生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在这里面婚姻能够折射出来的是整个社会的一个大的背景，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人们对婚恋当中的观念是会发生变化的，五十年代是一个样，六、七十年代是一个样，八十年代初，九十年代又是不同的样子，必然折射出一部分的社会景象和社会背景，我们既不要把这个东西忽略掉，忽视它的存在，也不要把它拔得特别高，说这场节目需要展现什么样的社会矛盾、社会心理，我们来分析它，没那么严重，就是一个特普通的人，我们展现出来的都是普通人。”[5]这段并不为很多人注意的谈话，充分反映出主持人的一种自信甚至有些自负的心态，也真实地透露出了《非诚勿扰》所存在的问题。具有某些自然主义或客观主义的倾向，缺少新闻专业主义精神，尤其是缺少当代中国媒体所必须具有的舆论导向和道德维护功能，是该档节目成为媒介批评标靶的重要原因。栏目的“诚”意最先受到强烈质疑。受众和广大网民经过人肉搜索和调查，发现节目中部分嘉宾身份造假。既然真实是新闻的生命，《非诚勿扰》亦自我定位为“真人秀”，那么，受众就有充分的理由对之作出与之相符和相关的收受期待和评价。现在作为主体的嘉宾身份都不能保证真实，那么何来“真”人秀？节目主创人员仅仅将媒体理解为一个平台，而没有充分意识到媒体所具有的议程设置和地位授予功能，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一平台能够将它传播的任何事物或宣示的观点无限放大，使之完全超出其原有的意义范畴，甚至成为某种社会风向标的功能，而以一个“普通人”自居，无异于在履行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方面，自动地放弃了把关人的功能，是对媒体责任的推卸和逃避。这在当代中国完全是不现实的自欺欺人之谈。

三

媒介批评是一种社会性评价，虽然这种批评具有强烈的主观性和倾向性，但也具有客观的现实内容，不容忽视和小觑。《非诚勿扰》火爆的同时，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除了栏目的诚信受到人们的质疑外，在节目运作方面也有很多不够成熟和规范之处，尤其是没有严格把握好话题关、嘉宾关、内容关、主持关和播出关。婚恋不仅仅关涉两人世界，毕竟还是一个社会问题，在媒体上谈论婚恋与社会的整体和谐密切相关，影响社会的公序良俗。《非诚勿扰》中的某些嘉宾尤其是女嘉宾对待婚恋的态度很不严肃，甚至仅仅视为个人生活的一种率性的选择，“雷人”语言频出，不断挑战社会的道德底线。加之主持人对于嘉宾的谈论内容和谈论行为缺乏足够的掌控力。对于不适宜电视播出的内容，编导和制片人没有能够果断删除或屏蔽，使其影响播撒于生活空间并不断扩大。于是，在对节目的一片叫好声中，社会的非议和谴责也随之俱来，“引发社会批评狂潮”。这些非议和谴责，其中固然有些是轻率的谩骂、随意的攻讦，但其中也不乏真知灼见，切中《非诚勿扰》之弊。如“《非诚勿扰》再掀风波，‘农民歧视论’遭声讨”、“‘80后’相亲舞台再遭风波，《非诚勿扰》遭批斗”等报道不时见诸媒体，可见一斑。这些报道经其他媒体的不断转播，尤其是一些网站将之置顶、众多网友跟帖，社会影响和能量也在迅速积累、扩散之中。

耐人寻味的是，在广电总局的通知出台之前，江苏卫视并没有对这些广泛流传的媒介批评作出官方的直接和正面回应，以致有些不知底里的网友开始在网上质疑甚至谩骂江苏卫视自大和傲慢。其实，《非诚勿扰》栏目组作为一个媒体人，具有强烈的新闻敏感，对这些流播于媒体之上的负面报道当然不可能充耳不闻，更不会无动于衷。因为就在社会对《非诚勿扰》批评正炽之时，在2010年5月出版的《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上，却出人意料地出现了一个《江苏卫视个案研究》专栏，专栏刊发了时统宇、尹鸿、苗棣、周星、俞虹、侍浩军等专家和来自国家广电总局官员的6篇评论性“研究”文章和张国华的1篇会议综述，专家和官员“研究”队伍的阵势颇为浩大。该专栏编者按云：“3月31日，江苏卫视携手本刊编辑部在北京召开了《非诚勿扰》栏目高端研讨会，就栏目的社会背景、生产制作、审美取向等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本期个案约请与会的五位专家和江苏卫视一线操作者分别撰文并集结发表，希冀就《非诚勿扰》所引发的社会关注以及所引领的婚恋交友节目风潮进行理性的思考。”参加会议的人均为学界知名专家，而且还有广电总局官员，他们在文章中对《非诚勿扰》作出的评价，其实就是对“社会关注”一种针对性极强的回应，虽然这种针对性较为含蓄，但细心的读者仍然从字里行间窥出端倪。因为专家们在文章中不时地论证道：“尽管马诺等人在观众中引起了许多议论甚至批判之声，但她们为节目制造的整体收视期待作用是无可否认的。”“由于一些节目嘉宾较为过激的表达和极端的性格特征，《非诚勿扰》受到诟病，观众质疑某些人有‘演员’嫌疑，是节目找来的‘托儿’。其实，对于这样一个娱乐性远远大于真实性的节目来说，嘉宾是否‘被设计’，可能并不是最重要的问题。”貌似在各说各话，其实辩护性目的极为明确。《非诚勿扰》“遭人非议”无疑是《江苏卫视个案研究》专栏面世的社会背景。

通观《江苏卫视个案研究》专栏的内容，基本上是清一色的称赞之词和肯定之音，认为其“收视率和影响力都是积极、正面的，内容和样式具有开创、创新意义，不论是对于江苏卫视的贡献，还是对于中国电视潮流的引领，都功不可没。《非诚勿扰》既好看，又主流，也代表了目前中国电视最新的制作水准和制作水平”。专家和官员们的发声支持，确实起到了“给江苏卫视带来了信心”的作用。但这并没有使杂音消除，因为专家和官员的评价与受众的感受大相径庭，霄壤悬殊。人们谴责该节目缺乏真实，愚弄观众，专家们则说“电视节目的真实性与假定性的问题是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这里不加探讨。”该节目“在尊重新闻传播规律的基础上，创新性地发展理念，用感性的入口来传播理性的主题。”人们批评一些嘉宾语言出格，挑战社会道德底线，专家们则说“其实是习惯问题而不是栏目应不应该的问题。”人们指责节目主持人疏于把关，专家们则称赞主持人主持艺术“巧妙而非生硬”。肯定与否定，表扬与批评，旗帜鲜明，各不相让。

四

江苏卫视面对社会一波接一波的批评声浪，并没有无动于衷，而是通过主动组织专家和官员研讨，借专家和官员之口，对社会上散在的媒介批评进行系统性的反批评，当然这也是媒介批评的一种应有的存在方式。与散在的受众虽然生动具体，但同时又分散芜杂的批评形态比较起来，专家和官员们的评价往往具有更多的知识和地位优势，也具有更多的话语权力，对媒介批评的发展走向常常能起到引导的作用。江苏卫视主动“携手”《现代传播》编辑部，利用该刊在学术界的影响力，发起对《非诚勿扰》栏目的高端研讨会，正是希图影响和引导社会舆论、扭转针对该栏目的否定性媒介批评。但是这一努力并没有全然奏效，来自社会的媒介批评并没有销声匿迹，反而愈发猛烈浩大，特别是一些具有较高知名度的传媒工作者如曹可凡、王小丫等，也加入到对《非诚勿扰》的批评行列中来，而且批评的语调极冷峻凌厉。《现代快报》2010年6月8日发表社论《情感游戏节目不能戏弄主流价值观》极具代表性，文章批评该节目“以拜金女、艳照门获得高收视率的炒作手段，以丑为美、以假乱真、以异端为时髦、以世俗所不容为愤世嫉俗，以扭曲甚至畸形的道德取向嘲讽、挖苦正常的道德追求”，“我们不能在一种新的价值体系还未完全建立的时候，丢弃精神故土，混迹于稍纵即逝的世俗狂欢，进入娱乐的虚无主义。”中国传统文化以伦理为本位，道德生活几乎是社会生活的全部，人们习惯于以道德的视角来观察社会生活现象。大众传播是一种具有广泛社会性的行为，从伦理道德角度对媒介行为进行评判，符合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需要，显得义正辞严，极具震撼力量。国家有关管理部门对来自社会乃至草根阶层的声音再也不能充耳不闻，视而不见。于是，有了2010年6月9日国家广电总局的《广电总局关于进一步规范婚恋交友类电视节目的管理通知》和《广电总局办公厅关于加强情感故事类电视节目管理的通知》。媒介批评此时具有了启动国家有关政策制定的巨大功能。在这种情况下，行政干预不得不走上前台，对媒介批评作出应有的回应。

微妙而又诡异的是，国家广电总局的这两个通知，在国家广电总局的官方网站上并没有公开地挂出来，有细心的观众已经注意到了这个似乎难以理解的现象，并将此发现公布到网上。2010年2月10日，新华社、人民日报都公开报道了相关新闻，并刊出了这两个通知的主要内容，但受众仍然查不到完整的通知，难免让人疑窦丛生：好像国家广电总局并不情愿让人知道通知的内容，似乎具有了某种不得不如此的敷衍意味。随后有媒体记者致电江苏卫视工作人员进行采访，不料他们对‘总局整治’一事三缄其口。随后，江苏卫视却在网上做出了官方回应，称：“江苏卫视坚决拥护总局下发的管理规定，这对于相亲交友节目的健康成长有着积极重要的作用。江苏卫视《非诚勿扰》自2010年1月份开播以来，一直以把握正确主流价值观导向作为节目的最重要准则。主持人孟非在男女嘉宾的对话交流中起到了很好的引导和把控作用，节目也受到了电视观众的欢迎。我们将认真学局的管理规定，严格要求，把好话题关、嘉宾关、内容关、主持关、播出关，进一步提高节目品质。”人们在江苏卫视的官方回应里看不到丝毫的真诚反省，而是充满了自我表扬。这似乎不像是对上级批评应有的态度――如果上级真的进行严肃批评的话。不久之后荆楚网上的一篇文章说出了人们的某种担心和猜疑：“广电总局的此次整顿，让公众欣喜地看到了主管部门积极负责的政府形象，对日趋火热的交友类节目向规范、良性的道路发展做出了制度性的约束。但通览整个《通知》，似乎只能看到官方传统的‘劝诫式’建议，对于违反相关规定之后的处罚标准和量化措施却只字未提。这颇有些像农夫用稻草人吓唬鸟雀一样，当鸟儿偶然一次啄食成功却发现安全无事后，饥不择食的它们只会变本加厉，甚至会呼唤同类来共享成果，瓜分地盘。”当人们将此与《现代传播》举行的《非诚勿扰》高端研讨会，有国家广电总局官员参加一事联系起来思考时，其中的猫腻也就昭然若揭了。

可见，《非诚勿扰》节目组并没有真正地接受批评，他们对国家广电总局有关整顿通知的回应，只是表演给受众观看的作秀，所谓“主管部门积极负责的政府形象”不由得有了几分讽刺和戏虐的意味，因为人们甚至于怀疑是广电总局在出台通知之前，就与江苏卫视达成了某些默契。此前的媒介批评似乎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

五

社会公众不会甘于被戏弄，新一波更猛烈的媒介批评风暴终于刮起。2010年6月22～24日，《人民日报》连续3天，使用专版的形式，以“谁在左右公众的眼球――相亲节目咋整顿”为大标题，刊发了该报记者署名的系列性报道和评论：“‘惟收视率’诱导逐利乱象――相亲节目低俗化，当止！”、“电视相亲节目如此走过半年”（6月22日）、“读者纷纷来信表示，要收视率，更要社会责任”、“守土失责让低俗文化趁‘虚’而入，媒体就是要当好‘把关人’”、“七成网友认为，相亲节目该‘刹车’了”、“浙江卫视调改节目内容，《为爱向前冲》不再播出”（6月23日）、“让文明健康成为文化主流”、“专家学者指出，娱乐至上必定走向企图”、“网友斥责相亲节目低俗风，炒作，终将炒掉文化精髓”（6月24日）。除此而外，6月22日，《人民日报》的“人民论坛”栏刊发了“绝不能靠低俗吸引眼球”（田冲）的评论，同日“文艺评论”版刊发了著名作家肖复兴的“浅薄搞笑到几时”的“文艺点评”，6月25日“文艺评论”版刊发了仲呈祥的“荧屏婚恋节目勿忘审美精神”的“文艺点评”。《人民日报》专版“编者的话”中说：6月4日，本版《相亲节目，谁在玩“火”》为题，重点关注了时下一些电视相亲节目开办过程中的一些不良倾向。当日“编后”中，我们提出，要警惕一些相亲交友类节目正在“成为个性张扬、搏位出名的平台，成了各种价值观甚至‘把当可爱、把隐私当噱头’这种低俗价值观放大的公共空间”。近日，本报记者就这类节目的影响程度、社会成因、时代特点等，展开更进一步的采访调查，本版与人民网联手推出“相亲类电视节目（网民）问卷调查”。希望通过这些调查，为读者的正确判断与选择提供有价值的信息，同时，对社会转型期间媒体如何肩负社会责任、公共权利如何捍卫、道德底线如何坚守等争议话题，提出我们的观点。

虽然《人民日报》对《非诚勿扰》节目的批评，是以本报记者的名义进行，但“编者的话”透露出这其实是在表达《人民日报》的观点，而大家都知道《人民日报》是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没有上层的授意，《人民日报》是不可能对一个省级电视节目进行如此大张旗鼓的讨伐。《人民日报》对《非诚勿扰》节目的批评不是偶然事件，而是目的明确、计划周详的媒介行为，其安排之周密，规模之浩大，火力之猛烈，都为改革开放以来所少见。《人民日报》或借受众之口，或直接表达观点，文章指出，互动交友类节目固然有娱乐性，但也不能把观众当猴耍，节目保持生命力靠的就是诚意二字，嘉宾作假作秀也许能获得一时的高收视和火爆话题，但真正伤害的是普通人友的热情。一些嘉宾言行的“出位”，固然展现了婚恋观、价值观的多元，但电视作为公共平台，不应该也不能放大明显不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想和行为，相亲节目可以成为价值观的辩论场，但不可成为非主流价值观的传播地。在影响力极大的卫视上一味地迎合低俗猎奇倾向，确实会对很多观众造成不好的心理暗示。媒体要加强道德自律，不可为了盲目追求收视率，而放弃社会责任。尤为引起人们注意的是，在《人民日报》对《非诚勿扰》节目进行批评的同时，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也都采取了跟进行为。几家中央级媒体这种异乎寻常的同一时间的共同行为，不能不让人产生有意义的联想。于是，《人民日报》、新华社对《非诚勿扰》的批评演变为新闻事件，其他媒体纷纷以“《人民日报》刊文批评《非诚勿扰》”为题进行报道，对《非诚勿扰》的有关人员产生巨大的精神压力，成为《非诚勿扰》节目停播整顿的最终原因。

2010年6月下旬，停播整顿后亮相的《非诚勿扰》在嘉宾选择、身份确认、讨论话题选择、录制过程审查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为坚决防止导向偏差，节目组对所有已播出节目涉及话题进行了一次全面整理分析，列出了易出偏差的话题和禁止的话题。为维护节目的真实性，节目组逐步构建了确保嘉宾身份真实、表达真实的“四道防线”，包括调整嘉宾选择标准，也从综合考虑外形、表达、职业、价值观等多方面因素，调整为以“真实、真诚、健康、有强烈相亲欲望”为第一诉求；规范嘉宾选择流程，通过身份证、户口本等有效证件对其个人资料予以核实；拓展嘉宾信息来源，通过对入选嘉宾所在单位或居委会、街道的实地采访或电话沟通，核实个人信息的真伪，并对其生活状况、个人性格、价值观念等方面情况进行深入了解；开放录制现场，并主动邀请主流媒体共同监督节目制作流程。《非诚勿扰》走入了虽非火爆但平稳运行的发展新阶段。媒介批评的理想方式是平等的对话和交流，在这种协商对话过程中达成共识，形成某种规范。在当代中国，新闻媒介是党和政府的耳目喉舌，其权威地位自不待言，随着社会的发展，媒介已经成长为一种新的权力，与传统的政治经济权力体系互相结合，在更广的范围和更深的层次上对社会施加影响。在这样的情况下，批评批评者、监督监督者就显得更为必要和迫切。相对于铺天盖地的商业化炒作和投桃报李式的无原则吹捧，理性的媒介批评就可以成为公众意见的平衡之维，成为规范媒介行为的重要推手。在《非诚勿扰》节目的形态变化过程中，媒介批评对传播实践发挥了有效的规制作用。在媒介、专家、官员、公众的多声部合唱中，在与媒体不断互动的过程中，媒介批评发生作用的路径清晰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