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自我否定的现实根源

摘 要：《启蒙辩证法》中的政治经济学方法一直以来未被我国学者重视。这条路径已经由阿尔弗雷德・施密特、马丁・杰伊和弗雷德里克・杰姆逊等学者指出，但是他们并未进一步阐述这种经济方法是如何具体呈现的。《启蒙辩证法》中的政治经济学方法，核心就是对以等价形式、等价原则以及剩余价值等马克思《资本论》中最经典的原理的运用，这种运用体现在对启蒙与神话、文化工业、纳粹主义与反犹运动等主题之中。强调《启蒙辩证法》中的政治经济学方法，有助于我们重新思考法兰克福学派乃至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逻辑。

关键词：《启蒙辩证法》；政治经济学方法；法兰克福学派；马克思

作者简介：李乾坤，男，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柏林洪堡大学哲学系访问学者，从事国外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留学基金委“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项目编号：201506190003

中图分类号：B51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6）03-0014-08

对《启蒙辩证法》的讨论与定位，直接关系到对法兰克福学派乃至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在逻辑的判断。这里首先要提及的就是佩里・安德森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一书，此书作为第一本介绍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专著，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国学者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逻辑的判断。安德森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西方马克思主义逐渐从传统的政治经济学和政治问题的探讨，走向了哲学的和文化理论的领域。[1]（P64）然而，一个非常有趣的思想史事实是，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代表人物之一的阿尔弗雷德・施密特在其1971年写作的《历史与结构》一书中，写下了这样一个判断：“在《启蒙辩证法》中，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试图用一种经济分析的方法去说明这种现象。”[2]（P3）《启蒙辩证法》中运用了一种经济分析的方法。这一判断显然与我们以往对法兰克福学派的认识有很大不同。施密特这样一个判断又会带给我们哪些思考呢？一直以来被学界视作以“西方理性传统批判”这一哲学主题为核心的《启蒙辩证法》之中，运用的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方法论呢？本文将对此问题进行集中探讨。

一、《启蒙辩证法》中的方法：哲学还是经济学？

其实除了阿尔弗雷德・施密特这位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继承人之外，英美学界在对法兰克福学派的研究中，也蜻蜓点水般地提及了《启蒙辩证法》中与政治经济学方法相关的问题。这其中，首先以马丁・杰伊和弗雷德里克・杰姆逊为代表。

马丁・杰伊的《辩证的想象》一书在英美学界第一次对法兰克福学派进行了全面介绍。在这本书中，杰伊对法兰克福学派发展逻辑的判断大体上与安德森类似，即批判理论脱离了激进实践的同时，也最终完全背离了正统马克思主义，而深入于大众文化的整合力量的研究中。[3]（P291）因此，在判断《启蒙辩证法》一书时，杰伊也首先将之视作以一种新的历史动力学，即横亘整个西方文明的人与自然的冲突为核心[3]（P291-292），而对这一历史动力学的起源，杰伊认为《启蒙辩证法》最终落在了对西方理性传统的剖析之上。

然而，杰伊也向我们揭示了《启蒙辩证法》中的另一种阐释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在他那里并没有得到展开，这就是经济学的路径。杰伊指出了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也“可能想回到马克思主义的语言”。这里的“马克思主义的语言”是什么呢？杰伊准确地指出：“‘交换原则’这类词在他们的分析中扮演了关键作用。”[3]（P294）但尽管如此，杰伊还是认为，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已经再也不会如正统马克思主义那样在社会的物质基础之上解释文化问题了。杰伊看到的是，交换原则等一系列经济学分析方法的确是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理解西方社会的关键，这显然同马克思《资本论》中的讨论有关联。杰伊通过对《启蒙辩证法》中的奥德修斯神话的解读，精准地指出奥德修斯身上所体现的就是启蒙价值观的模范，也就是现代“经济人”的原型，他的整个经历体现出的恰恰是一种“危险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交换原则。[3]（P300）然而，在杰伊看来，这一切却不能让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理论探索与正统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更近一些，因为在杰伊所阐释的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眼里，马克思也处身于启蒙的传统之中，即马克思在“生产”之上寄托了人类解放的砝码。这一问题显然需要我们更多的笔墨去评判，受本文主题所限不在此赘述。总之，杰伊看到了从交换原则、价值形式的角度解读《启蒙辩证法》的空间，但他没有在这条线索上走下去。

相对于杰伊，杰姆逊更加关注的是阿多诺、法兰克福学派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关系这一问题。他对《启蒙辩证法》作者之一的阿多诺的同一性批判中所运用的马克思经济学的方法，解释得更为具体而深刻。在《晚期马克思主义》一书中，杰姆逊开篇便集中在阿多诺思想的核心范畴――同一性与非同一性。对这两个范畴的探讨，杰姆逊从一开始便回到了马克思的思想之中进行。他发现，阿多诺在《否定辩证法》中就已经指出了自己的主题与马克思主义的传统的密切关系。[4]（P24）这一马克思主义传统，即马克思对价值问题的探讨，也就是劳动的二重化即活劳动生产着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等政治经济学的线索。用阿多诺本人的话来讲，“不能包含在同一性之下的东西”也就是“在马克思的术语里被称作使用价值的东西”。[4]（P24）杰姆逊抓住了这个关键线索，因为这个线索恰恰构成了对阿多诺基本哲学框架，即同一性与非同一性概念的论证，这一论证就来自于《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4]（P24）《否定辩证法》中同一性和非同一性的范畴恰恰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重点探讨的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研究联系在一起。同一性，也就是交换价值，就是“交换原则”的哲学表达，马克思《资本论》中讨论商品和价值的经典章节，也就是对“同一性神秘的一个冥思”[4]（P24）。价值，等价形式，无疑是一个概念的抽象，可感世界中找不到任何具体的经验的“价值”，两个不可比价的物之间的等同，恰恰要借助于第三个抽象概念的中介，这一中介，就是价值形式，也就是同一性。故而同一性是经济事实在心理与认识论之上的“形式呈现”。阿多诺的同一性批判，就始自《启蒙辩证法》，据他自己所说，他在《启蒙辩证法》之后所有大部头的著作，都是《启蒙辩证法》的注脚。[5]（P50）这样，《启蒙辩证法》和马克思的思想继承关系，如此这般穿过多层话语的中介在深层次上联系在了一起。

抛开这些论者，如果我们仔细梳理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文本，也能够发现他们本人就曾明确承认过的政治经济学的路径。《启蒙辩证法》一书，正是霍克海默与阿多诺“辩证逻辑”研究项目的最终成果，这一研究项目始自霍克海默1937年的《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一文（这篇文章是《资本论》发表70周年的纪念文章）。霍克海默在写给格罗斯曼的信中坦言，在这篇文章中，“明确提出辩证逻辑作为逻辑结构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础”[6]（P250）。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基础的辩证逻辑，正是霍克海默批判理论建构中的核心问题。在阿多诺那里，政治经济学的角度也很早就被纳入到理论探索之中，早在1931年的就职演讲中，阿多诺就已经提及了从“商品及其交换价值的历史形象与现实形态”来追问“物自身”的可能性问题。[7]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阿尔弗雷德・索恩-雷特尔对阿多诺的影响。索恩-雷特尔在对马克思价值理论的分析中，将交换价值定义做“现实的抽象”，从而在价值理论基础上解读西方哲学传统的理论探索，在20世纪30年代给予阿多诺以很大的启发。[8]其实，当我们纵观法兰克福学派早期研究图谱，发现有波洛克、格罗斯曼、诺依曼等一系列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学者时，就不难理解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政治经济学问题上的自觉了。行文至此，我们已经迫不及待打开《启蒙辩证法》，一探究竟了。

二、等价形式与同一性

正如前面所梳理过的，《启蒙辩证法》中的经济学，就是以马克思《资本论》中的劳动价值论为基础，集中在交换价值与等价形式上的分析，并将在此之上的社会历史以及意识形态效果纳入视域之内。阿多诺的学生巴克豪斯指出，阿多诺很早就把握到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二重意义，即政治经济学不只是所谓经济学的理论，而且也是“一种真实的经济总体系――一个非人的体系（System der Entmenschlichung）”1，也就是说在马克思的客观向度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过程中，本身存在着主体的、批判的维度。在此，我们有必要首先回顾一下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

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对劳动价值理论进行了全面的批判理解。其中，对劳动的二重性，即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区分构成了其分析的第一个起点。使用价值，即满足人的直接需要的属性，是具体的、质性的、生动的，也是经验性的和无法度量的；而交换价值，则是“谜一般”存在的，以商品、货币、资本等“形式”存在，是不可直观不可度量的、作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抽象概念，马克思的重点无疑落在了远为抽象得多的交换价值之上。对交换价值的研究集中体现在了马克思1867年《资本论》德文第一版的附录“价值形式”之中。对价值形式分析是马克思全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起点，也是马克思花费大量心血进行探讨的地方。而等价形式问题，则是价值形式理论最为关键的逻辑环节。在这一章之中，马克思规定了等价形式的四个特点[9]（P759-766），这四个特点体现出在这一经济学范畴之上的社会关系以及意识形态的内涵，也正是可以同《启蒙辩证法》进行对接之处。

等价形式的第一个特点，是使用价值成为它的对立面即价值的表现形式。使用价值在等价形式的逻辑中介下，成为了价值的表现形式，价值成为“本质”，而使用价值只是价值的“现象”。等价形式的第二个特点，是具体劳动成为它的对立面即抽象人类劳动的表现形式。这一特点联系马克思《资本论》后面的论述会更加清晰，活劳动生产出对象化劳动，而抽象的对象化劳动即价值的另一重规定。等价形式的第三个特点，就是私人劳动成为它的对立面的形式，成为直接社会形式的劳动。在等价形式的社会关系中，私人劳动被扬弃为直接社会形式的劳动，而社会劳动的必要时间，就是价值。等价形式的第四个特点是其所具有的意识形态作用：商品形式的拜物教在等价形式中比在相对价值形式中更为明显。抽象、一般的价值形式（商品形式）实际上更为隐蔽，而其在社会关系中的作用则更为无孔不入，人自身一定的社会关系在人面前采取了物与物的虚幻形式。价值形式的拜物教是什么呢？就是同一性及其增殖的本性。

经济学的价值形式和等价形式的基本分析方法，首先为《启蒙辩证法》中哲学层面的“同一性”范畴提供了经济学的现实基础。而同一性问题，即除去“质”之后的“量”的问题（或者说工具理性问题），构成了《启蒙辩证法》中经济学方法的核心。接下来，我们首先具体论证一下《启蒙辩证法》中的等价形式问题和同一性问题的深层关系。1在这里，我们主要围绕“神话与启蒙”和“文化工业”这两个主题进行梳理。

《启蒙辩证法》开篇便探讨了启蒙概念的渊源，在这一讨论过程中，启蒙的历史被追溯到了古希腊那里。在这一源头上，启蒙和神话被画上了等号。这一等式是如何成立的呢？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指出，启蒙运动承袭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的古老力量，并对普遍的真理，即逻各斯顶礼膜拜。[10]（P3-4）而这一哲学层面的逻各斯、普遍的真理是什么呢？首先是一种可计算性，而可计算性的根基，首先就在于A=A的同一性前提之上。故而，在这个意义上，形式逻辑构成了科学的主要流派，也成为启蒙思想用以把握世界的公式，“数字成为了启蒙精神的准则”[10]（P4-5）。然而，这一分析绝非停留在对形式逻辑以及科学精神的观念层面的探讨之上，启蒙与神话的等同也绝非仅仅是一种观念之上的等同，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迅即将话锋转向了近代以来的经济学视野内：“同样的等式也支配着资产阶级的正义和商品交换。”[10]（P5）市民社会就是由等价原则支配的。在这里，经济学领域商品交换的等价原则这一客观社会关系，超出了其客观的结构本身而获得了理念的意义，正因此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说，在启蒙运动那里，所有不能还原为数字或者一（Eine）的，都是幻象，这一点到了近代实证主义更为极端。[10]（P5）商品交换和等价形式这一经济学事实，恰恰构成了理性的现实基础，而神话也同样是启蒙的产物：神话在启蒙的原则中被加工改造，所有的神话都是经过了启蒙中介的神话，在这一过程之中，“存在分解为逻各斯和外部的万事万物……神话变成了启蒙，自然则变成了纯粹的客观性”[10]（P5）。即便是在巫术之中，“替代物”便已经构成了逻辑推理的第一步，这一逻辑推理在启蒙之中得到了进一步抽象化，因而“作用与反作用的等价原理确定了凌驾于现实之上的再现权力”[10]（P9）。经济学上的等价原理，也就是哲学上的万物同一性。在同一性之中，一切不可度量的变幻的事物都被排除了：使用价值这一无法度量的存在让位于交换价值。正义这一范畴也在这一语境内得到了解释，不论是在神话还是在启蒙的语境之中，正义都是用等式来连接罪恶与忏悔、幸福与不幸的，也正因此法律范畴之中开始存在正义的概念。这也是神话与启蒙等同性的另一重注解：宙斯手中，恰恰端着一架象征公正性的天平，而这一天平“说到底也是一种自然的现象”[10]（P12）。交换原则、等价形式本身，就是人类生活领域中的“自然的现象”，而这种现象横跨了混沌到文明的进程，它并不能够直接展现自身，而在人的活动中通过人的意识为中介来发挥作用。然而，尽管有人的中介，“这丝毫也没有使等价原则发生改变。人与其他一切生物一样，为了这一进步而不得不崇拜曾经奴役他们的事物。在此之前，偶像是服从等价原则的，而现在等价物本身变成了偶像”[10]（P12）。神话，就是膜拜偶像的拜物教，而这一偶像，就是等价原则和等价物。神话之中蕴藏着同一性的魔咒，这种魔咒将自然与人都吞噬掉，一切不能被纳入有用性、交换性之中的自然物都是无用的，而一切不能进入到交换关系之中的人都是“无份”之人。2

故而，在《启蒙辩证法》中，启蒙等同于神话的这一等式首先就落在一种客观性的维度之上，这种客观性的维度就是等价形式、等价物、等价原则的存在，即便在商品尚未出现的情况下，礼物也扮演了商品所担负的等价物的责任：“在荷马史诗中，礼物就是买卖双方的中介桥梁。……不过，与此同时，礼物的交换也预示着等价原则的出现……”[10]（P41）这里，我们不由得想起感怀原始社会里的礼物交换的鲍德里亚，他以为“纯真的”、不为生产而进行交换的“礼物”，却恰恰体现了等价交换这一原始雏形。所以，启蒙、理性、形式逻辑、逻各斯无不与等价形式、等价物等经济范畴紧密联系在一起。

《启蒙辩证法》中对文化工业的探讨，最直接体现出等价原则和交换原则的显露和侵饬。“文化工业”这一范畴本身，不正是意识领域和生产领域的结合吗？当资本主义中生活的一切都被等价的交易原则和计算理性同一化之后，作为第二次工业革命成果的、一度作为艺术展现给大众的电影、广播也未能幸免：“电影和广播不再需要装扮成艺术了，它们已经变成了公平的交易，为了对他们所精心生产出来的废品进行评价，真理被转化成了意识形态。”[10]（P108）写作《启蒙辩证法》这一部分的阿多诺戳穿了文化工业背后的全部伎俩，不外是公平交易的现实及其意识形态。这种现实以及意识形态，也就是一种权力――一种经济的权力：“利益群体总是喜欢从技术的角度来解释文化工业……然而，却没有人提出，技术用来获得支配社会的权力的基础，正是那些支配社会的最强大的经济权力。”[10]（P108）在这种强大的经济权力的统治之下，文化工业被同质化为一种不断改进的大规模生产方式而已，成为了和“生活资料”一样的供工人再生产自己的劳动能力的一种材料，工人享用了迪士尼和BBC等等制造的文化产品之后，为的是回到生产流水线上继续做一个生产力。文化产品成了新的宗教，成为工业体系之中的文化，因此也成为了资本主义工业体系的一个无处不在的“广告”，这个广告不停地宣告着资本主义的原则，它看似无形，然而却无所不能。这样，文化就成为了这样一个充满悖论的“商品”：“它完全遵循交换规律，以至于它不再可以交换；文化被盲目地使用，以至于它再也不能使用了。所以，文化与广告便混同了起来。广告在垄断下越显得无意义，就越变得无所不能。所有这些动机显然是从经济角度出发的。”[10]（P146）文化工业的批判就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立足于与马克思所面对的社会历史境况完全不同的社会条件之下的批判。在马克思的时代里，奴役与控制还最主要表现在工厂车间之中，而到了20世纪上半叶，奴役和控制已经渗透到了文化的领域（更包括学校、医院、城市等等空间和事务性存在之中），以电影和广播为代表的文化工业就是最典型的表现。对文化工业的批判，恰恰是阿多诺资本主义批判的最典型表现。

这样，从《启蒙辩证法》最核心的两个讨论主题中，我们清楚地看到了贯穿始终、作为基本方法运用的经济学的方法。

三、剩余价值、“经济人”与大屠杀

价值形式分析是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逻辑前提。马克思通过对价值的基本规定性、价值形式的探讨，进而经由复杂的理论分析得出了形式平等背后的不平等，即剩余价值的生产问题。剩余价值的生产是交换价值的本质规定性，这一本质规定性必然永远在制造着资本主义的危机。正因资本主义的危机，便造就了法西斯主义这一历史的恶果，反犹主义与大屠杀等问题也就在这一框架内得以解释清楚。

对法西斯主义的起源的探讨是《启蒙辩证法》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法西斯主义之所以成为西方资本主义乃至西方文明的一个“Bug”（漏洞），其根本原因并不在于一竿子回溯到古希腊的西方文明、西方理性传统的症结；而是正如对启蒙和神话的探讨一样，其原因就在于现实的以“等价形式”表现出的社会关系本身。“等价形式”之所以作为“形式”，就是掩盖了其本质上的不平等，也掩盖了剥削的本质。这也就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力图证明的东西：剩余价值。经济学的方法体现在对法西斯主义本质的探讨之中是这样的：在法西斯主义的鼓吹手那里，他们所做的一切恰恰是为了反对资产阶级的剥削与统治，然而他们所推行的新的治理手段中，却将资产阶级的治理手段发挥到了极致，也就是将对劳动效率的追逐发挥到了极致，在法西斯主义的体系之中，人更加作为单纯的“劳动力”和“物”而出现。“法西斯主义拒绝一切绝对命令，因而与纯粹理性更加一致，它把人当做物，当做行为方式的集合……但是，集权制度却任计算原则畅行无阻，并且唯科学是从。它的准则就是粗暴残酷的劳动效率（Leistungsf?higkeit）。”[10]（P58）因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当希特勒在纽伦堡登上权力巅峰时，在检阅自己的麾下时，为何首先受阅的是身扛铁锹的“德国劳工阵线”（DAF）了。写作《启蒙辩证法》这一部分的霍克海默向我们指出了“劳动”这一概念的历史流变，以及资本主义对劳动的追捧。劳动，从一种被统治者强迫进行的、在《圣经》之中作为上帝降给亚当的惩罚的活动，从来是社会底层阶级进行的耻辱的活动；然而这一切到了近代突然发生了改变。“在重商主义时期，专制君主却摇身一变，成了大工场主，生产劳动也变得高雅起来。作为资产者的统治者最终脱去了他们作为贵族的华丽衣裳，换上了平民的土布衣衫。他们为了更加合理地支配人们，宣称劳动并不是下贱的事情。……不管他们怎么说，他们都是想为自己辩解；而资本家的这一生产劳动已经变成了一种意识形态，它彻底掩盖了劳动契约的真实本质以及经济体系的贪婪本性。”[10]（P158-159）资产阶级的最高意识形态：劳动创造价值，劳动光荣。因为创造着剩余价值的劳动恰恰是维系资本主义巨兽生存的根本活动。如此这般，奥斯维辛集中营大门上方钢铁焊成的“劳动创造自由”（Arbeit macht Frei）就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事情了。纳粹主义的意识形态宣传，恰恰彻底揭露了资本主义的本质逻辑。

也正是从资本主义的本质逻辑出发，作为生产力存在的人必然是被漠视的人，个人（Individuum）一定要消失在生产过程中成为“人格”（Person），这是资本主义的必然结果。在极权主义的领袖和强权的绝对地位对面，是无数成为符号的人。人成为了被纳入到计算投入与产出公式之中的“企业人”：“经济理性，这种得到了极高赞誉的工具原则，逐渐占领了经济学最后剩下的一片领土：企业和人如出一辙。”[10]（P187）在这样的结构之中，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融入了一种同一性之中，他们都是“经济人”（homo economicus），无产阶级出卖劳动力换得生活资料，通过培训技能以换取更多的回报，这一切与一个企业主的行事逻辑并无二致，工人也是在实现着“经济人”的理想类型。[10]（P188）正因如此，极权主义和自由主义天然对接了起来，身处美国的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敏锐地注意到了纳粹德国和自由圣地美国本质上的同质性：“在美国，人的命运与经济命运之间根本没有区别。人也就是由他的财产、收入、地位和前途构成的。反映经济状况的外部特征与经济的内在本质在人的意识中完全是一码事。”[10]（P195）行文至此，我们竟然发现了《启蒙辩证法》与福柯的生命政治学惊人的相通之处。1

然而，只要有人在为他人劳动，“享受”（Genu?）也便一定要与劳动剥离，奥德修斯的隐喻恰恰是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对主奴辩证法的改写。塞壬动人的歌声只可以由被束缚住手脚的奥德修斯来倾听，而被蜡封住耳朵的水手，则只是在划桨前行。换言之，被剥夺了享受的劳动，为他人而进行的劳动，雇佣劳动，就一定相伴着剥削。无论纳粹德国如何强调工人阶级的创造性地位，资本主义内在的剥削体系无法被消弭，这一原则最终在特殊的历史境遇之中，极端到造就了大屠杀。形式的平等背后是法西斯国家这一“巨兽”对一切资源的源源不断的吸收，如果这一事实无法改变，那么就只有在宣传策略上树立起一个敌人：犹太人――资本家的化身，剥削的人格化。阿多诺在1940年写给霍克海默的信里说道：“我们已经熟识的无产阶级所遭受到的一切，如今正以更可怕的程度落到了犹太人身上。”[11]（P129）《启蒙辩证法》则更进一步道出了这样的残酷真相：“犹太人实际上不只是单个人的阴谋诡计的替罪羊，而且是更广义上的替罪羊，因为所有阶级在经济上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都强加在了他们身上。”[10]（P159）正因此，作为资本主义丑恶真相的替罪羊的犹太人，便成为了资本主义极端化化身的纳粹屠戮的对象。真相就在那里，当它被谎言遮蔽时，谎言也就是它的展现。

《启蒙辩证法》中论述的主题众多，我们在这里无法一一枚举，仅仅择选了最重要的两个主题加以探讨。在《启蒙辩证法》中，霍克海默与阿多诺运用的政治经济学方法，其实并不复杂，并未逃脱马克思《资本论》中的基本原理，或者说就是在资本主义全新的发展条件下，以极具洞察力和高度智慧的方式运用和发展了这种价值学说和剩余价值学说。这种发展有其特有的价值，值得我们在当今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加以重视。

结 语

回到佩里・安德森的判断，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否真的从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和阶级理论研究“退回”到了哲学和文化理论？对《启蒙辩证法》中政治经济学方法的阐释，明白无疑地告诉我们，这种经济学方法从没有真正消失，而是以一种更为复杂和深刻的方法运用在批判理论的建构之中。而以法兰克福学派为重要部分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其发展逻辑也显然复杂得多。《启蒙辩证法》是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奠基之作，但批判理论的性质究竟如何理解？正如我们前文已经指出的，批判理论的纲领建构正是对辩证逻辑的建构，而这其中，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线索无疑是非常重要的。批判理论不是一种停留在观念层面上的哲学与文化批判，而是有着坚实的政治经济学方法的双重的结构性批判。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批判理论”才构成了法兰克福学派对马克思主义的全新发展。因此我们可以这样判断，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最深处的思想上从未脱离马克思《资本论》的话语，他们的《启蒙辩证法》就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经济分析这一基本框架之上的哲学分析，所要完成的也就是这种对交换关系、等价形式的同一性的批判。

《启蒙辩证法》中的政治经济学方法的问题，也导引出如何看待整个法兰克福学派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传统的问题。这个问题即便在西方学术界也是长期被忽视，直到近年来才被愈发重视的。这里特别需要提及的是在法兰克福学派后期，尤其是在阿多诺的学生中，涌现出一批以政治经济学研究为专长的学者。这其中，首先有我们前文提到过的阿尔弗雷德・施密特。他的博士论文《马克思的自然概念》（1962年）恰恰是建立在对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分析之上的，而他的《历史与结构》一书，也正是站在马克思《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历史主义方法基础上来回应法国结构主义的。除这两人外，还要提及的就是阿多诺另外两个以政治经济学研究为核心的学生，汉斯-格奥尔格・巴克豪斯和海尔穆特・莱希尔特，他们是西方最早一批对《资本论》及其手稿开展研究的学者。在他们的研究中，认识到马克思《资本论》手稿中的价值形式理论与《资本论》公开发表版本之间的差异，因此力图重建马克思价值形式理论，进而为批判理论奠定政治经济学批判基础。他们所开创的这种“新马克思阅读”（Neue Marx-Lektüre），在当代西方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马克思研究的凝结核，日益吸引更多学者的关注。1此外，阿多诺的学生，叱咤德国68学生运动的汉斯-于尔根・克拉尔，在生前受巴克豪斯影响写作了《论马克思商品分析的本质逻辑》的长文，同样试图解释批判理论与政治经济学的关系问题。

这样我们便发现，实际上法兰克福学派自始至终并不缺少一条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脉络。这条脉络，只是长期以来因社会历史和学术发展史的种种原因而被忽视了而已，而在今天，重新揭示这条逻辑线索，对于我们进一步推进法兰克福学派乃至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具有独特的意义。

参 考 文 献

[1] 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高、文贯中、魏章玲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2] 阿尔弗雷德・施密特：《历史与结构》，赵培杰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

[3] 马丁・杰伊：《法兰克福学派史（1923―1950）》，单世联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