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互望中的家园追寻之旅

[摘要]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毕飞宇自由地穿梭于城市与乡村之间，在城市与乡村的对比性书写中，以一个旁观者的立场书写城市与乡村，拷问人性，审视文化，在家园追问中突显作者对传统文化与现代化进程的反思以及执著的现实关怀，在城乡的互望中，他既看到了困境中的人们对城市或乡村的憧憬，又写出了憧憬的破碎过程，而在家园追寻悲剧的背后是对执著追求精神的肯定与赞美。

[关键词]毕飞宇；反思；批判；家园追寻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毕飞宇的小说创作由先锋转向写实，创作了众多城乡题材的作品。他写城市的时候很少单纯地写城市，同样，写乡村的时候很少单纯地写乡村，而是用城市的眼光写乡村和用乡村的视角写城市，在城市与乡村的互望中，以一个旁观者的立场书写城市与乡村，拷问人性，审视文化，突显作者对现代化进程的反思与执著的现实关怀。

一、现代化进程中的都市印象

城市化可以说是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急剧的变化。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城乡之间的差距逐渐拉大，城市逐渐取代农村社会成为当下中国社会的中心。越来越多的乡村人在城市巨大的物质生活的诱惑下，纷纷离开生活的故土，带着对幸福生活的憧憬与对理想家园的渴望离开故土，来到都市，踏上寻梦的征程，城市成为一种寻找意义的场所。

对于城市，毕飞宇始终保持着一种清醒与警惕。他多以乡村自然健康的人性为参照对象，反思在现代化进程中城市发生的巨大变化及对人的身心带来的影响。在此视角下，城市是一个物质生活极大丰富的世界，但更是一个使人异化的世界。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在根本改善人的生存条件的同时，又对人不断地进行野蛮的入侵，使人陷入被物所左右的生存困境。在现代都市中，在物欲的挤压与诱惑下，乡村中的那种自然、淳朴的人性已经离人们而去，传统的伦理道德崩溃，人们的婚姻、家庭纷纷出现危机。身为教师的乐果(《家里乱了》)迫于经济压力去做吧台小姐，阿来(《与阿来的二十二天》)对性的随意，无不表征着都市中性与爱的分离，灵与肉结合的关系早已让位给裸的金钱关系。而《生活边缘》中的汪老板、《生活在天上》中蚕婆婆的大儿子、《哥俩好》中的段图南等在得到物欲满足的同时，都无一例外地陷入婚姻的危机，在孑然独处中忍受无边的孤独。

在城市，人的生命遭到围困。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为城市人带来了便利的同时，又使得人们的生命不断萎缩与退化，生命的体验性、丰富性正面临逐渐被替代和抽空的危险。

面对充满欲望的现代都市，毕飞宇并没有沉浸在对现代都市的赞美之中，表现出对物欲都市的一种认同。恰恰相反，他笔下的人们在心中始终存在着一个明净、纯美的乡村世界，乡村世界又总是成为他们在欲望都市中浮沉的心灵栖息地。但他们又回不去，他们只能像图北一样既未在城市中寻找到理想中的精神家园，又永远地失去了乡村这块假想的灵魂栖息地。

二、文化审视中的乡村记忆

如果说在城市之中寻觅理想家园的失落表现出毕飞宇的城市感伤情怀，那么，在乡村中寻觅理想家园的无望则是毕飞宇。唱出的一曲乡村悲歌。在毕飞宇的乡村题材小说中，他既无意政治功利目标，也无意传达对田园生活的怀念与向往，更无意为乡村代言，而是着力于以城市作为参照方，从文化的角度审视传统乡村社会，突显作者的批判锋芒与启蒙意识。

在毕飞宇的笔下，作为城市人心灵归宿的现实乡村却是一个愚昧、落后之地。传统的宗法制文化观念在人们的思想中根深蒂固，还在对人们的生活产生巨大的影响。《那个夏季那个秋天》中的童惠娴从现代都市初到耿家圩子时，那“掺杂了植物的气息、太阳的气息、水的气息，以及泥土的气息’的空气与大片大片的油菜花使她“心旷而又神怡”，她似乎在此找到了理想的家园。但随后就发生了耿长喜救了她的命又了她的事件却把她推向死的边缘。值得深思的是，当耿长喜因性幻想而陷入绝境时，村民们不去追究耿长喜的恶行，反而以报恩为借口逼迫童惠娴嫁给耿长喜，变相地默认他的恶行。传统文化中的以身相许式的报恩思想还在左右人们的思想与行为。

封建社会的宗法制文化不仅决定乡村女性的命运，而且还使得她们在潜意识深处对传统伦理有一种主动的认同，在封建社会中，女性被看成传宗接代的工具，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在此观念的影响下，即使是贵为书记夫人的施桂芳(《玉米》)在一直生不出儿子之后，也低下头来，对丈夫的视而不见，而一旦生了儿子以后便有了“一股子自足，但更多的还是大功告成之后的懈怠”，她才能够站在自家的门口，倚着门框，嗑瓜子也要嗑得那样目中无人。王秀(《王秀》)也是如此，她被人后，遭到周围人的唾弃与歧视，但更为可悲的是，她的心中总是笼罩着一层挥赶不去的阴影：“被人啃过的甘蔗谁还愿意再嚼第二遍，作为一个女子自己已经很不值钱了，这个无情的事实比自我作践还让王秀难过，玉秀对自己绝望，这份凄凉，可以说欲哭无泪。”来自传统文化中观念对她的折磨与桎梏可以说是造成玉秀生活悲剧的主要原因。

在乡村，传统文化中的逐权意识还在对人们产生影响，对权力的崇拜、渴望和依附，对欲望的不择手段的追求最终泯灭的是人的自尊与良知，导致的是自我的精神残疾和人格的沦丧。

这种“人在人上”的鬼文化就是存在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逐权意识，在中国这个有着千年封建主义传统的国家，对权力的崇拜已经深入到人们的骨髓、血液之中。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思想使得国人对权力有一种崇拜、畏惧、迎合的心理：在权力光环的笼罩下，王连方在王家庄肆无忌惮，任意欺凌王家庄的女性们，而人们敢怒不敢言。而一旦不再拥有权力，他不仅不能够欺凌e人，甚至连他的女儿们都保护不了。正因为如此，人们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纷纷把拥有权力视作改变自身境遇的一个捷径，要做“人上人”的民族集体无意识与改变现状的渴望得到了奇妙的统一。《玉米》中，为了拥有权力，保住自己的地位，来到断桥镇的玉米对郭家兴又细心又巴结，床上床下都料理得风调雨顺。为了讨好郭家兴，她在因怀孕而不能让郭家兴得到满足时，甚至不惜用嘴让其尽兴。此时，她已经完全丧失了一个人起码的自尊，成了郭家兴的奴仆和泄欲的王具。而《平原》中随改嫁的母亲沈翠珍来到王家庄的端方，为了在王家庄立足，他在家里与继父王存粮争夺家庭的发言权，在家外则与佩全争夺对衬里年轻人的控制权。但在此过程中，他渐渐抛弃美好的人性，最后成为一个带菌者，在等待中走向死亡。而吴蔓玲在“前途无量”的权力憧憬之中，深受集权文化观念的影响，压抑自己作为女人的内心渴望，对美好爱情的向往与对权力的欲望在她身上交织在一起，而这永远是她不能兼顾的两极，最后，她只能在难忍的压抑中渐渐异化。

三、家园何处：不断寻觅的远方

人既然无法脱离既定的存在，那么人就会在对现实苦难与生 存之痛的体验中寻求解脱，就会在自己的内心深处眺望存在或不存在的“远方”，压抑的生存处境与对理想生活的向往，促使人们纷纷踏上寻梦的征程，在“远方”寻找自己的理想家园。这个“远方”就是他们超越现实的诗性理想，是借以对抗苦难的精神家园。而正是在对理想家园的不断追寻中，突显了生命的意义。

人们对理想家园的坚守与追寻往往是悲剧的，他们追逐梦想的旅途充满了太多的磨难与不如意，追寻的结果都是以失败或死亡而告终。为了追寻自己的理想家园，他们纷纷选择了逃离。而逃离的根本原因在于与环境或社会格格不入。在这里，逃离是作为一种与现实决裂的方式而存在的，它以不合作的姿态宣告了现存的不合理。逃离与追寻不仅成为小说的潜在主题，而且成为人们生活的主要内容，他们的人生道路大致遵循这样一个模式：逃离――追寻――逃离――追寻。从整体来看，人物始终处于追寻当中，但却永远追寻不到自己想要的东西，整个追寻注定是一场命定的悲剧。《平原》中的端方心中有着冲出乡村的理想，乡村生活的不幸与对外面世界的渴望，使他发了疯似的想参军，永远离开这个王家庄，他试图以拼命的劳动与巴结吴蔓玲等方式来博取这一切，但他总是不得要领，结果只能像一个钉子一样，被钉死在平原上，他逃不出去，他只能在等待中度过一生。《哥俩好》中的殷图北为了摆脱父亲和大哥为他规划好的为人师表的人生道路，他先以高考落榜来抗争，后又投身欲望，试图开始自己的独立人生，最后却在欲望中迷失自我，不能自拔。长篇小说《那个夏季那个秋天》也是如此。小说的主人公耿东亮一直渴望能够自由支配自己的生活，为逃避家中过分的母性与近乎蛮横的母爱，他以考上大学作为自己的生活理想，大学成为他的理想家园。他认为，当“他走出隧道的时候一定有一轮初生的朝阳和一片开阔的草场在那里等他，然后，他只要迈出去，一切就解脱了，明亮了，通畅了，自由了。目光可以驰骋，心情可以纵横，呼吸可以廓开了”。但进了大学以后，他却发现，“隧道的尽头有炳璋的理想与愿望穿过这条隧道，那里有一个被设定的‘耿东亮’在等待着他”。于是，他放弃了学业，再次选择离开，去做一名歌手。这其中，固然有外部物欲世界的刺激，但最主要的原因却是他不想做别人，只想做自己的渴望。他一生都在逃离与追寻之中，逃离与追寻就是他生命的选择。

对于城市与乡村，毕飞宇的感情是复杂的。在城乡的互望中，他既看到了困境中的人们对城市或乡村的憧憬，又写出了憧憬的破碎过程，作为一位不放弃对意义的追问的作家，对理想家园的追寻正是作者追问意义的一种具体表现。对毕飞宇而言，结果不是他的目的，不断追寻的过程才是意义所在，在家园追寻悲剧的背后是对执著追求精神的肯定与赞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