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革命时期的农税政策概述

作者：赵燕 单位：华东师范大学法政系

大革命失败后，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人农村。随着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巩固，苏区的财税事业也开始产生、发展起来。从19刀年10月井冈山根据地创建到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党的财税工作经历了由军队筹款自给到建立各种税收制度的转变，逐步形成了以农业税为主体的财税休制。探讨这一时期党的农业税政策的演变及特点，不仅可以拓展苏区经济史的研究广度，而且对改革开放的今天，如何减轻农民负担、完善我国财税体制，也颇具启迪和借鉴意义。

一、土地革命时期的农业税政策

早在根据地的初创阶段，党中央就开始注意到农业税问题。1927年8月3日，中共中央在(关于湘鄂赣粤四省农民暴动大纲)中指出:自耕农民及凡已取得大地主田地之佃农，对其革命政权〔农会)交纳田税，税额由农民协会规定。1927年8月23日，中共中央在给湖南省委的指示信中也指出:“土地没收后由革命政府宣布简单的田税税率法(累进的田税，至多不超过收人的百分之三十)”。翌年3月，中央对土地税做了调整，规定土地使用人须向县苏维埃缴纳农产品10一巧%的国税。政策的制定应当建立在现实可能性的基础上，由于这一时期各个根据地刚刚建立、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新旧军阀压榨而濒于破产的广大农民，迫切要求改善生活，休养生息。因此，初创时期的根据地尚不具备征收土地税的条件，财政来源主要通过战争缴获和没收地主豪绅的财产所得。最早实行征收农业税的地区是创建的乡!-冈山根据地。1哭8年，井冈山革命政权建立之后，随即开展了土地革命，广大翻身农民获得了土地，免除了地主沉重的地租和高利贷，生产热情高涨，取得了秋粮的丰产增收。为了解决红军的给养困难，工农民主政府决定开征土地税。这项工作由县、区、乡各级政府组织，应纳农户一律按分田产量征收实物税。税率在收成较好的宁冈县为20%，而“遂川、鄙县、永新各一部在割据区内，都是山地，农民太苦，不好收税”。图(卿)年底，在主持下，总结了宁冈征收土地税的经验，制定并颁布了(井冈山土地法》。其中规定:土地税按照农民分田数量分等征收，税率依照生产情形分为巧%、10%、5%三等。以第一等5%为主税率，遇特别情形，经高一级苏维埃政府批准，可分别适用第二、三种税率。但在中央苏区建立之前，各根据地的农业税的征收办法不尽相同。赣西南地区的土地税是以户为单位，具休办法是:每人分田收谷5担以下的免征土地税;分田收谷6担的征1%;7担的征1.5%，8担的征2.5%;8担以上者每担加征土地税1.5%。若遇自然灾害，可报经当地苏维埃政府批准予以减免土地税。ts](阳的因为赣西南地区是以乡为单位平分土地，在每个乡每人分得田地数额是相同的，故上述等级税率实际上是一种地区差别的比例税，对农村各阶级的收人不起调节作用。193()年4月，闽西工农民主政府颁布区内统一的《暂行税则条例》，其中规定:农民领耕田地，应向政府交纳田地税，分单季双季两种征收。闭(即)单季田(指下季不能种水稻者)的税率，分别为3担田以下抽收5%，3担田以上抽10%，5担田以上者则收巧%;双季田(指早晚季均可种水稻者)的税率标准是:分3担田以下者征10%，3担田以上者征巧%，5担田以上者则征加%。同年9月，中共闽西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修正税则条例》，对原有的土地税则依实际情形的变化进行修订。田地税按照各户田地多少，适用不同税率以产量征税:每人分5担田以下者，按产量征10%，分5担田以上者，按产量征巧%，单季征收一次，双季征收两次。田地税以收干谷为标准，按市价作价收税款，不收实物。这一规定与原来颁行的征税办法比较，税率有所提高，而且，这种征税办法，也和赣西南地区一样，实际上是地区差别的比例税率，不是统一的累进税率。

二、中央苏区农业税制的制定与执行

1931年11月，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作出(关于颁布暂行税则决议)，关于农业税问题，决议指出:“农业税只能以主要出产为收税的标准，对于一切副产品暂不征收”。[s](脱)同年12月，临时中央政府正式颁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暂行税则)(以下简称《暂行税则》)，其中关于农业税的条文，作了较大改革。(1)征税范围:只对主要农产品(谷、麦)征税，副产品暂不征税;(2)计税标准:按照农户当年的实际收获量为计税标准，定出向每人征收的最低数额和累进税;(3)起征点与税率:根据农户全家当年的收获量，按人口平均确定维持生活必需的最低数额，作为起征点.达不到起征点的不征税，超过此点的部分按全额累进税率征收。(4)减免优待:红军家属、雇农及分得田地的工人一律免税;贫农收人虽已达到起征点，但仍无法维持其一家生活的，可由乡苏维埃政府决定个别减税或免税;(5)征收手续:在农产品收获后一两个月开征，收税是按照税率规定向各户征收每人应纳人之税额。缴纳现款或实物，由应税农民自定。(暂行税则)的正式颁布，在根据地财政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它不仅标志着中央苏区新型的统一累进税制的建立，同时也表明了党的财政工作政策的转变，即由前一阶段以打土豪筹款为主要内容的财政政策转向以发展国民经济，加强税收整理来增加财政收人为重点的财政路线上来。但是，在《暂行税则)颁布后相当长的时间内，许多地方苏维埃政府对于整理税收仅停留在文件或宣传上，没有进行实际的征收工作。就农业税的情况看，1932年4月巧日，(福建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决议案》中就指出:“过去政府对土地和工商累进税，没有认真征收，以致减少政府收人”。囚(价)这种情况的出现，主要原因有三个方面:首先，在思想认识上，有些政府工作人员因憎恶反动政府的苛捐杂税而憎恶一切捐款，对苏维埃革命政权的税收性质、意义和地位认识不深，以至于不了解征税工作在苏区财政构成中的重要作用。其次，因为过去筹集财政经费的主要途径是依靠红军打土豪筹款项，税收工作很少，所以多数地方政府对财政工作重点的转变一时难以适应。再者，征收统一的累进税是中央苏区健全税收制度的一项重大改革，而苏区财税部门的工作人员大多是工农出身，文化水平较低，要很快熟悉复杂的税收业务有一定困难，所以说，“不了解税收方法也是他们忽视税收工作的原因之一。

三、中央苏区农业税政策的修订和调整

税收工作在实践中虽然进展迟缓，但随着苏区反“围剿”战争形势的日益严峻，临时中央政府在《暂行税则)颁布后不到两年时问内，连续修订和调整了以农业税为主体的税收政策，使原有的农业税制呈现出新的特征。第一次税收调整，是在(暂行税则》颁布半年之后进行的。1932年7月14日，临时中央政府公布了修改后的《暂行税则)。新的(暂行税则》比之于调整前最突出的变化是:起征点降低，征税面扩大;税率提高，负担加重。调整后的农业税，一般农民的起征点降至3担起征(原有4担起征);最低一级的税率，原有1%，调整后改为4%，负担提高了三倍;最高一级的税率，原有16.5%(人均收获量巧担以上者)现为18%，负担提高9%。据测算，农业税调整后，江西苏区农业负担加重了，一般农民(贫农、中农)负担大约增加一倍。新的(暂行税则)执行14个月后，中央苏区又开始实行第二次税收调整。1933年9月18日，临时中央政府颁布《农业税暂行条例》，27日颁行(土地税征收细则》。与前次调整相比，这次税收政策调整主要集中于农业税税率的标准改变。即由原来按人均收获量多少来确定适用的累进税率改为按两个标准来确定:第一个标准是按各人分旧多少确定;第二个标准是按分田时人口多少确定，即分田同样多的地方，农户分地人口少的税率低，人口多的税率高。例如同样每人分6担田的地方，2个人的税率为7.1%，3个人的为7.2%(一般农民);富农则分别为11，7%和11.9%。为什么要确定两个税率标准?主要是因为人口多的人家，耕种上比人口少的人家，成本更低，收获更大。若从实行累进税制的角度来看，采用这种办法有利于调剂不同农户的收人，倒也无可厚非。问题在于:比较1932年7月的税率标准，新的税率除少数例外，大多都有不同的提高。对一般农民来说，少则提高0.1%，多者提高2.2%。提高税率的目的虽然是为了保证革命战争急需的供给，但客观上无疑进一步加重了农民群众的负担。在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不到两年的时间，中央苏区的农业税政策经历了连续两次调整，较大程度地增加了苏区农民的负担。其原因何在?这一问题可以从当时的革命形势发展以及当时苏区中央对形势的分析、判断中找到答案。第三次反“围剿”战争取得胜利后，当时已占统治地位的“左”倾中央领导人对形势盲目乐观，认为很快就能夺取中心城市，完成湘鄂赣几省革命的首先胜利。于是，1932年苏区中央局作出决议，把争取江西省及临省革命首先胜利，作为中央苏区党的中心任务。为了完成这个战略任务，就要壮大革命力量，猛烈地扩大红军，急剧增加战争物资供给。面对空前增长的战费需求，依靠过去正常的财政渠道显然难以满足，不得不采取了一系列包括提高税率、发行公债在内的非常措施。不仅如此，为了完成这一战略任务，使红军用全力于决战方面，临时中央政府还于1932年6月解除了主力红军筹款的任务，改由苏区政府承担红军的全部给养，致使军需供给大增而筹款收人锐减，财政陷人更加困难的窘境。在这种情况下，苏区政府只得变更1931年12月1日所颁布的暂行税则的税率Is1御3)，连续两次调整税制。将提高税率、增加税收作为克服财政困难的主要手段之一。

四、中央苏区农业税政策的特点

从上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苏区农业税制度的建立、发展和不断调整，我们不难看出，除了税收体制所通行的一般内容外，受到特定历史条件的制约，中央苏区的农业税制还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

(一)税负政策的阶级性原则。税收历来是国家取得财政收人的一个重要手段，是为统治阶级利益服务的。在革命根据地，由于了帝国主义、封建地主阶级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了工农民主政权，工农劳苦大众当家作主，税收也转而为革命利益和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服务。党在根据地实行的税收政策，明确宣布贯彻阶级性原则，即“除将纳税的重担放在剥削阶级身上外……对于被剥削阶级与最苦的阶层群众，免除纳税的义务’，。图(份)193()年6月，中共红四军前委和闽西特委联席会议通过的(关于富农问题的决议》指出:为了斗争的财政需要，贫农不能不出相当的土地税’，但必须收得很轻;极贫的应该免税;中农出税较贫农可以多一些，但须不违背联络中农的原则;对于富农则可以抽收高于30%的土地税。简而言之，苏区农业税负担政策以保护贫农、联络中农、打击富农为原则。但是，应该指出，当王明“左”倾路线在苏区居支配地位后，在“消灭富农经济”的“左”倾思想指导下，对富农课征过重的农业税，曾一度使苏区经济产生负效应。其主要表现是在统一累进税中对富农降低起征点和另订一套较高的税率。如1931年的(暂行税则》规定一般农民(贫、中农)最高税率为16.5%，富农则为18，5%，到1933年颁布的《农业税暂行穿例》中，一般农民最高税率是18.2%，而富农则高达27.8%。在起征点上，规定富农要低于贫农、中农起征点的一半。1931年，贫农起征点为4担，富农则一律取消起征点。在计税标准上，一般农民按人口平均计算收获量与纳税标准，而富农则按劳动力平均计算收获量与纳税标准，税负自然更重。这种实际上不给富农以任何经济出路的“左”倾政策，对根据地的政权巩固和经济发展是十分不利的。

(二)鼓励发展农业生产的枕收优惠政策。在根据地的经济建设中，农业生产占有首要的地位。只有在我们把土地分配给农民，对农民的生产加以提倡鼓励以后，农民群众的劳动热情才爆发出来，伟大的生产胜利才能取得。基于这种认识，党和苏区政府在农业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中，采用税收优惠办法，鼓励农民群众努力搞好农业生产，精耕细作，改良品种，开垦荒地，增加农作物的产品产量。在前述《农业税暂行税则》中就规定:对于“因改良品种、改良耕作所增加的农业收人，可以免税’，。〔101伽l9)为了解决苏区原有耕地生产能力不足的矛盾，1933年2月，临时中央政府颁布《开垦荒地荒田办法》，鼓励农民大力开垦荒地，扩大种植面积。为此，《办法》规定，“新开垦的土地，归开垦人所有，不收回，并免收土地税三年，富农开垦的，免收土地税一年”。这种鼓励发展农业生产的税收优惠政策，在当时战争的环境中，起到了两个方面的作用:其一，缓解了革命根据地的粮食紧张状况。农民在优惠政策的鼓励下，表现出高涨的劳动热情，积极垦荒种地。仅据闽浙赣苏区的统计，“1男3年就开垦了三万多亩，增加了几十万担谷子的收获”。I川伽9)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由于频繁的战争而导致的粮食减产减收和根据地广大农民的生计问题。其二，树立了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民众中的良好形象。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农业生产的税收优惠政策，和置民众死活于不顾的横征各种苛捐杂税政策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广大民众深切地认识到了在中国两大对立的政党中，谁是人民利益的真正代表者，为中国共产党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赢得了广泛而深厚的社会基础。

(三)贯彻农民纳税的自愿性原则。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的革命根据地，随着土地革命的开展和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实现，税收的性质和目的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苏维埃政府根据税收的阶级性原则将纳税的重担放在剥削阶级身上，对贫苦的劳动阶级则完全倡导自愿纳税的原则。正如在1934年1月的“二苏大”报告中所说，“农业税依靠农民的革命热忱，使之自愿地纳税”。f’21(I侧在苏区中央政府颁布的关于农业税的各项法规政策中，要求各级政府工作人员在征税工作中，一方而要向群众广泛宣传“苏维埃政府是代表他们利益”，“只要是苏维埃政权下的公民，都应负有对国家缴纳税收的义务”;另一方面，严格规定农业税的征收，“须遵照中央的税则执行，须得上级命令和颁布收税的时期，始能征收，严禁各地违反税则的抽税捐税和扣留税款”。“农业税征收现款或农产品，依据农民的愿意而定’，在1933年1月江西省财政部的(三个月财政经济计划)中更是明确指出，对于农业税的征收，“要防止下级用命令强迫执行’，这一政策实行后，苏区政府的税收不仅没有减少，反之，由于广大翻身农民为了保卫胜利果实，支援革命战争的胜利，更加踊跃地交粮纳税，如宁冈县碧市有位邱老大爷，土地革命后，分得十多亩田，秋收得谷3500多斤，“他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交土地税……按规定，他应交土地税七百斤，结果他交了一千斤，超过规定数的百分之四十二”。在广大群众热情支持和积极要求下，许多乡政府和群众团休向中央政府提出要求多交税款，支援革命战争。如公略县店边乡贫农团等七个群众团体1932年7月20日致信临时中央政府，“为政权巩固，要求增加累进税，所以个个踊跃赞成，请求早日批准”。正是依靠广大农民这种高昂的革命热情，巾央苏区各级政府通过农业税筹集了大量的粮食和款项，保证了主力红军和政府工作人员的供给，支持了革命战争的胜利发展。